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既有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也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纪念；既有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战胜利的纪念，也有建党纪念、建军纪念、红军长征纪念、国庆纪念、抗美援朝纪念、改革开放纪念；既有孙中山、鲁迅纪念，也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纪念和革命英烈纪念。中国共产党举行纪念活动，既要建构纪念空间，也要借助纪念符号，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重要内容。纪念活动表达了对历史的尊重，对于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强化，对于国家形象和政党形象建构，对于社会动员和各方面力量凝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回溯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演进过程，呈现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具体史实，诠释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历史功能，有利于拓宽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历史记忆建构的过程。关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创立、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延安整风、社会主义改造等历史记忆的建构，留下了大量报刊史料、回忆录、口述史料。从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建构方式、历史记忆建构内容、历史记忆建构功能等方面展开研究，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有待拓展的空间。比如，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毛泽东进行了多次历史记忆的建构，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呈现了中共一大的部分史实，还原了历史的一些真相。中国共产党历史叙述和总结的过程，也是历史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借助七一建党纪念回顾历史进程、评价历史地位、总结历史经验，形成了通过核心概念、重大历史事件、伟大历史贡献勾勒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三种话语方式。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过程，概括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方式，辨析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呈现的史实，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应当关注的内容。

文化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内涵的展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存的标语口号、宣传画、图像、年历、货币、邮票，都属于文化符号。为进行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提出了系列标语口号，如“打土豪，分田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时代烙印，蕴含丰富的历史内容，应纳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图像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围绕领袖图像的刊载或悬挂，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具体规定。如1950年9月8日，《中央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提出：在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泽东像；群众游行则应抬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五人的像。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在内蒙古可加乌兰夫像，在新疆可加鲍尔汉、赛福鼎像。为了教育群众了解中国革命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在各大城市应增加各国人民领袖的像。各报纸首页应登孙中山、毛泽东二人像片。[3]1951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庆祝国庆节办法若干事项的补充通知，对集会挂像、群众游行抬像做出明确规定。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泽东像，这一点较1950年国庆没有变化。游行时领袖像的排列顺序为：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毛泽东、孙中山；第二排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第三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下是各国人民的领袖像。[4]从文化维度对此进行研究，有利于展现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细节与内涵。

中国共产党塑造国家形象、政党形象的实践，既是文化建构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形象、政党形象的内涵进行了准确定位，并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塑造国家形象、政党形象。比如，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国际地位塑造国家形象；通过对外交往、国际援助、对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通过执政宗旨的彰显、执政能力的提升、历史成就与经验的总结塑造政党形象；通过领袖人物历史功绩、精神品格、道德风范的诠释塑造政党形象。梳理中国共产党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塑造的历史过程、基本内涵、主要方法，有助于丰富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经历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过程，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政党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显著标识。比如，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过程、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历史意义、当代价值，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广义的文化包含制度，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制定和修正，中国共产党建构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监督保障制度、自身建设制度，这些都属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容，其史实也有待建构和厘清。

三、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创新

文化本身是一个综合体，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引入多维分析框架、理论视野。

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要充分运用和借鉴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文化生成、文化传播、文化变迁、文化融合、文化创新等文化学的视域，应引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如此，中国共产党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文化传播的旨趣、方法、载体，中国共产党文化建构实践带来的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整合，中国共产党文化创新的理念、原则与方法，这些问题自然呈现出来，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既可运用文献研究，也可进行田野调查。通过整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历史档案，可以梳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文化方针、文化实践演进的历史过程，展现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概貌；通过调查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遗址、遗物，留存于各种建筑、石刻上的标语口号、图像或其他文化符号，也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应综合考察和审视。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5]文化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折射和反映，不能孤立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史，而应紧密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史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史，将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置于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背景下来分析，只有如此，才能客观评价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

总之，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史，有利于丰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内涵，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利于以史育人，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育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