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珍禽异兽】
在考古发掘中，有一类特殊的动物埋藏坑，被称为“珍禽异兽坑”。顾名思义，这类坑内埋藏的是珍奇罕见的飞禽走兽或这些动物造型的器物，通常见于皇家陵园。其中，西安地区考古所见的珍禽异兽坑较为典型。
出于对陵墓的保护，目前，考古工作者仅对秦汉陵园周围的从葬坑进行了发掘。诸多陵墓从葬坑中，真正称得上珍禽异兽坑的，只有长安神禾原大墓的动物埋藏坑，秦始皇帝陵外城垣东北发掘的青铜水禽坑，秦始皇陵园封土西侧、内外城垣间呈南北“一”字形排列的动物从葬坑，以及汉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的动物从葬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去世后，曾“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其所谓“珍怪”，似与珍禽异兽有关。2001—2003年，秦始皇帝陵外城垣东北的陈王村北发掘的0007号从葬坑出土一批青铜水禽，共计46件，经鉴定有仙鹤6件、天鹅及鸿雁各20件，均与实物大小相当，栩栩如生。这些禽鸟都是体态较大、身姿优雅并随季而迁的候鸟。正因这些发现，秦始皇陵区从葬坑有了“珍禽异兽坑”之说。从中也可以看出，《史记》所言“徙臧满之”，应包括陵墓内外及陵区范围。
神禾原大墓墓主人身份不详，规格亦是帝王等级。12号珍禽异兽坑的异兽包括豹、猞猁、帝国君子长臂猿、黑熊和岩羊，共计5属5种，珍禽除了秦始皇陵园从葬坑青铜水禽所涉品类，还多了绿孔雀。绿孔雀原生地是缅甸到爪哇一带，我国云南地区也有发现，现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濒危动物。坑内出土绿孔雀仅有1只，很可能是当时东南亚小国向秦王纳贡的物品。
近3年来，汉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从葬坑出土的动物，数量、种类都令人叹为观止。“汉文帝的地下苑囿”入选“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考古勘探显示，南陵区域分布有10列42排共380余座动物从葬坑。197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曾在此发掘小型外藏坑23座，出土有大熊猫头骨、犀牛骨架等动物遗存。2020—2022年，霸陵考古队发掘外藏坑55座，经初步鉴定骨骸，发现鸟类18个属种、爬行类1种和兽类（哺乳类）11种，鸟类有金雕、褐马鸡、丹顶鹤等，兽类有金丝猴、虎、鬣羚、鹅喉羚、梅花鹿、狍子等30种珍贵野生动物。其中，首次在陕西省考古中发现了爬行动物龟鳖目陆龟科的靴脚陆龟、鸟类犀鸟科的地犀鸟属。2021—2022年，考古队在霸陵区域发掘了23座动物从葬坑，发现动物种类共计11个属种，包括鸟类2种和兽类9种，均为珍稀野生动物，如绿孔雀、印度野牛、马来貘等。其中，虎、马来貘、牦牛、印度野牛在陕西省考古中属首次发现。
马来貘，亦称亚洲貘，产于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岛和泰国。貘在我国已灭绝，但历史上曾存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遗址出土过貘头骨和下颌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2号墓、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均出土过青铜器“貘尊”；山东平阴孟庄汉代石柱画像石、山东滕州西户口汉代画像石等，出现过貘的形象。霸陵出土的完整貘骨架弥足珍贵，证实了直到汉代，中国北方地区仍有奇蹄类动物貘。马来貘、印度野牛、犀牛、地犀鸟和绿孔雀的存在，证明当时气候比较湿热，现今生活在南方的动物能够在此生存。同时说明，上林苑周边森林、竹子、草原和河湖沼等多种生态系统广布，环境优美，动植物物种极为丰富。西汉以后，随着生态环境、气候的变化以及人们开垦土地造成的植被破坏，一些动物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先后在关中地区消失。
史载汉文帝特别爱好狩猎，班固《汉书·贾山传》载，“（文帝）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汉书·匈奴传》载，汉文帝中年“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霸陵和南陵珍禽异兽坑的发掘，从侧面证实了史书所载。
西安地区秦汉时期的珍禽异兽坑，呈现了当时皇家苑囿中豢养动物的场景。秦始皇陵园0007号坑发现的陶俑，有向河塘水域禽鸟投掷食物的体态，亦有涉及乐器的遗物，疑似与演奏驯鸟有关，还有模拟河道的地下建筑形式，显见与养殖有关。汉文帝霸陵和薄太后南陵部分动物坑有陶俑和陶罐各1件，象征饲养员和盛放动物食物的器皿。这些珍禽异兽坑，体现了当时关中地区的丧葬观念，再现了历史场景。
（原刊《人民日报》，作者胡松梅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图为貘及霸陵出土的完整貘骨架）
在考古发掘中，有一类特殊的动物埋藏坑，被称为“珍禽异兽坑”。顾名思义，这类坑内埋藏的是珍奇罕见的飞禽走兽或这些动物造型的器物，通常见于皇家陵园。其中，西安地区考古所见的珍禽异兽坑较为典型。
出于对陵墓的保护，目前，考古工作者仅对秦汉陵园周围的从葬坑进行了发掘。诸多陵墓从葬坑中，真正称得上珍禽异兽坑的，只有长安神禾原大墓的动物埋藏坑，秦始皇帝陵外城垣东北发掘的青铜水禽坑，秦始皇陵园封土西侧、内外城垣间呈南北“一”字形排列的动物从葬坑，以及汉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的动物从葬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去世后，曾“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其所谓“珍怪”，似与珍禽异兽有关。2001—2003年，秦始皇帝陵外城垣东北的陈王村北发掘的0007号从葬坑出土一批青铜水禽，共计46件，经鉴定有仙鹤6件、天鹅及鸿雁各20件，均与实物大小相当，栩栩如生。这些禽鸟都是体态较大、身姿优雅并随季而迁的候鸟。正因这些发现，秦始皇陵区从葬坑有了“珍禽异兽坑”之说。从中也可以看出，《史记》所言“徙臧满之”，应包括陵墓内外及陵区范围。
神禾原大墓墓主人身份不详，规格亦是帝王等级。12号珍禽异兽坑的异兽包括豹、猞猁、帝国君子长臂猿、黑熊和岩羊，共计5属5种，珍禽除了秦始皇陵园从葬坑青铜水禽所涉品类，还多了绿孔雀。绿孔雀原生地是缅甸到爪哇一带，我国云南地区也有发现，现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濒危动物。坑内出土绿孔雀仅有1只，很可能是当时东南亚小国向秦王纳贡的物品。
近3年来，汉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从葬坑出土的动物，数量、种类都令人叹为观止。“汉文帝的地下苑囿”入选“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考古勘探显示，南陵区域分布有10列42排共380余座动物从葬坑。197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曾在此发掘小型外藏坑23座，出土有大熊猫头骨、犀牛骨架等动物遗存。2020—2022年，霸陵考古队发掘外藏坑55座，经初步鉴定骨骸，发现鸟类18个属种、爬行类1种和兽类（哺乳类）11种，鸟类有金雕、褐马鸡、丹顶鹤等，兽类有金丝猴、虎、鬣羚、鹅喉羚、梅花鹿、狍子等30种珍贵野生动物。其中，首次在陕西省考古中发现了爬行动物龟鳖目陆龟科的靴脚陆龟、鸟类犀鸟科的地犀鸟属。2021—2022年，考古队在霸陵区域发掘了23座动物从葬坑，发现动物种类共计11个属种，包括鸟类2种和兽类9种，均为珍稀野生动物，如绿孔雀、印度野牛、马来貘等。其中，虎、马来貘、牦牛、印度野牛在陕西省考古中属首次发现。
马来貘，亦称亚洲貘，产于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岛和泰国。貘在我国已灭绝，但历史上曾存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遗址出土过貘头骨和下颌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2号墓、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均出土过青铜器“貘尊”；山东平阴孟庄汉代石柱画像石、山东滕州西户口汉代画像石等，出现过貘的形象。霸陵出土的完整貘骨架弥足珍贵，证实了直到汉代，中国北方地区仍有奇蹄类动物貘。马来貘、印度野牛、犀牛、地犀鸟和绿孔雀的存在，证明当时气候比较湿热，现今生活在南方的动物能够在此生存。同时说明，上林苑周边森林、竹子、草原和河湖沼等多种生态系统广布，环境优美，动植物物种极为丰富。西汉以后，随着生态环境、气候的变化以及人们开垦土地造成的植被破坏，一些动物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先后在关中地区消失。
史载汉文帝特别爱好狩猎，班固《汉书·贾山传》载，“（文帝）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汉书·匈奴传》载，汉文帝中年“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霸陵和南陵珍禽异兽坑的发掘，从侧面证实了史书所载。
西安地区秦汉时期的珍禽异兽坑，呈现了当时皇家苑囿中豢养动物的场景。秦始皇陵园0007号坑发现的陶俑，有向河塘水域禽鸟投掷食物的体态，亦有涉及乐器的遗物，疑似与演奏驯鸟有关，还有模拟河道的地下建筑形式，显见与养殖有关。汉文帝霸陵和薄太后南陵部分动物坑有陶俑和陶罐各1件，象征饲养员和盛放动物食物的器皿。这些珍禽异兽坑，体现了当时关中地区的丧葬观念，再现了历史场景。
（原刊《人民日报》，作者胡松梅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图为貘及霸陵出土的完整貘骨架）
在考古发掘中，有一类特殊的动物埋藏坑，被称为“珍禽异兽坑”。顾名思义，这类坑内埋藏的是珍奇罕见的飞禽走兽或这些动物造型的器物，通常见于皇家陵园。其中，西安地区考古所见的珍禽异兽坑较为典型。
出于对陵墓的保护，目前，考古工作者仅对秦汉陵园周围的从葬坑进行了发掘。诸多陵墓从葬坑中，真正称得上珍禽异兽坑的，只有长安神禾原大墓的动物埋藏坑，秦始皇帝陵外城垣东北发掘的青铜水禽坑，秦始皇陵园封土西侧、内外城垣间呈南北“一”字形排列的动物从葬坑，以及汉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的动物从葬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去世后，曾“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其所谓“珍怪”，似与珍禽异兽有关。2001—2003年，秦始皇帝陵外城垣东北的陈王村北发掘的0007号从葬坑出土一批青铜水禽，共计46件，经鉴定有仙鹤6件、天鹅及鸿雁各20件，均与实物大小相当，栩栩如生。这些禽鸟都是体态较大、身姿优雅并随季而迁的候鸟。正因这些发现，秦始皇陵区从葬坑有了“珍禽异兽坑”之说。从中也可以看出，《史记》所言“徙臧满之”，应包括陵墓内外及陵区范围。
西安地区秦汉时期的珍禽异兽坑，呈现了当时皇家苑囿中豢养动物的场景。秦始皇陵园0007号坑发现的陶俑，有向河塘水域禽鸟投掷食物的体态，亦有涉及乐器的遗物，疑似与演奏驯鸟有关，还有模拟河道的地下建筑形式，显见与养殖有关。汉文帝霸陵和薄太后南陵部分动物坑有陶俑和陶罐各1件，象征饲养员和盛放动物食物的器皿。这些珍禽异兽坑，体现了当时关中地区的丧葬观念，再现了历史场景。
出于对陵墓的保护，目前，考古工作者仅对秦汉陵园周围的从葬坑进行了发掘。诸多陵墓从葬坑中，真正称得上珍禽异兽坑的，只有长安神禾原大墓的动物埋藏坑，秦始皇帝陵外城垣东北发掘的青铜水禽坑，秦始皇陵园封土西侧、内外城垣间呈南北“一”字形排列的动物从葬坑，以及汉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的动物从葬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去世后，曾“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其所谓“珍怪”，似与珍禽异兽有关。2001—2003年，秦始皇帝陵外城垣东北的陈王村北发掘的0007号从葬坑出土一批青铜水禽，共计46件，经鉴定有仙鹤6件、天鹅及鸿雁各20件，均与实物大小相当，栩栩如生。这些禽鸟都是体态较大、身姿优雅并随季而迁的候鸟。正因这些发现，秦始皇陵区从葬坑有了“珍禽异兽坑”之说。从中也可以看出，《史记》所言“徙臧满之”，应包括陵墓内外及陵区范围。
西安地区秦汉时期的珍禽异兽坑，呈现了当时皇家苑囿中豢养动物的场景。秦始皇陵园0007号坑发现的陶俑，有向河塘水域禽鸟投掷食物的体态，亦有涉及乐器的遗物，疑似与演奏驯鸟有关，还有模拟河道的地下建筑形式，显见与养殖有关。汉文帝霸陵和薄太后南陵部分动物坑有陶俑和陶罐各1件，象征饲养员和盛放动物食物的器皿。这些珍禽异兽坑，体现了当时关中地区的丧葬观念，再现了历史场景。
秦汉时期的珍禽异兽
在考古发掘中，有一类特殊的动物埋藏坑，被称为“珍禽异兽坑”。顾名思义，这类坑内埋藏的是珍奇罕见的飞禽走兽或这些动物造型的器物，通常见于皇家陵园。其中，西安地区考古所见的珍禽异兽坑较为典型。
出于对陵墓的保护，目前，考古工作者仅对秦汉陵园周围的从葬坑进行了发掘。诸多陵墓从葬坑中，真正称得上珍禽异兽坑的，只有长安神禾原大墓的动物埋藏坑，秦始皇帝陵外城垣东北发掘的青铜水禽坑，秦始皇陵园封土西侧、内外城垣间呈南北“一”字形排列的动物从葬坑，以及汉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的动物从葬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去世后，曾“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其所谓“珍怪”，似与珍禽异兽有关。2001—2003年，秦始皇帝陵外城垣东北的陈王村北发掘的0007号从葬坑出土一批青铜水禽，共计46件，经鉴定有仙鹤6件、天鹅及鸿雁各20件，均与实物大小相当，栩栩如生。这些禽鸟都是体态较大、身姿优雅并随季而迁的候鸟。正因这些发现，秦始皇陵区从葬坑有了“珍禽异兽坑”之说。从中也可以看出，《史记》所言“徙臧满之”，应包括陵墓内外及陵区范围。
神禾原大墓墓主人身份不详，规格亦是帝王等级。12号珍禽异兽坑的异兽包括豹、猞猁、帝国君子长臂猿、黑熊和岩羊，共计5属5种，珍禽除了秦始皇陵园从葬坑青铜水禽所涉品类，还多了绿孔雀。绿孔雀原生地是缅甸到爪哇一带，我国云南地区也有发现，现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濒危动物。坑内出土绿孔雀仅有1只，很可能是当时东南亚小国向秦王纳贡的物品。
近3年来，汉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从葬坑出土的动物，数量、种类都令人叹为观止。“汉文帝的地下苑囿”入选“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考古勘探显示，南陵区域分布有10列42排共380余座动物从葬坑。197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曾在此发掘小型外藏坑23座，出土有大熊猫头骨、犀牛骨架等动物遗存。2020—2022年，霸陵考古队发掘外藏坑55座，经初步鉴定骨骸，发现鸟类18个属种、爬行类1种和兽类（哺乳类）11种，鸟类有金雕、褐马鸡、丹顶鹤等，兽类有金丝猴、虎、鬣羚、鹅喉羚、梅花鹿、狍子等30种珍贵野生动物。其中，首次在陕西省考古中发现了爬行动物龟鳖目陆龟科的靴脚陆龟、鸟类犀鸟科的地犀鸟属。2021—2022年，考古队在霸陵区域发掘了23座动物从葬坑，发现动物种类共计11个属种，包括鸟类2种和兽类9种，均为珍稀野生动物，如绿孔雀、印度野牛、马来貘等。其中，虎、马来貘、牦牛、印度野牛在陕西省考古中属首次发现。
马来貘，亦称亚洲貘，产于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岛和泰国。貘在我国已灭绝，但历史上曾存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遗址出土过貘头骨和下颌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2号墓、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均出土过青铜器“貘尊”；山东平阴孟庄汉代石柱画像石、山东滕州西户口汉代画像石等，出现过貘的形象。霸陵出土的完整貘骨架弥足珍贵，证实了直到汉代，中国北方地区仍有奇蹄类动物貘。马来貘、印度野牛、犀牛、地犀鸟和绿孔雀的存在，证明当时气候比较湿热，现今生活在南方的动物能够在此生存。同时说明，上林苑周边森林、竹子、草原和河湖沼等多种生态系统广布，环境优美，动植物物种极为丰富。西汉以后，随着生态环境、气候的变化以及人们开垦土地造成的植被破坏，一些动物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先后在关中地区消失。
史载汉文帝特别爱好狩猎，班固《汉书·贾山传》载，“（文帝）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汉书·匈奴传》载，汉文帝中年“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霸陵和南陵珍禽异兽坑的发掘，从侧面证实了史书所载。
西安地区秦汉时期的珍禽异兽坑，呈现了当时皇家苑囿中豢养动物的场景。秦始皇陵园0007号坑发现的陶俑，有向河塘水域禽鸟投掷食物的体态，亦有涉及乐器的遗物，疑似与演奏驯鸟有关，还有模拟河道的地下建筑形式，显见与养殖有关。汉文帝霸陵和薄太后南陵部分动物坑有陶俑和陶罐各1件，象征饲养员和盛放动物食物的器皿。这些珍禽异兽坑，体现了当时关中地区的丧葬观念，再现了历史场景。
在考古发掘中，有一类特殊的动物埋藏坑，被称为“珍禽异兽坑”。顾名思义，这类坑内埋藏的是珍奇罕见的飞禽走兽或这些动物造型的器物，通常见于皇家陵园。其中，西安地区考古所见的珍禽异兽坑较为典型。
出于对陵墓的保护，目前，考古工作者仅对秦汉陵园周围的从葬坑进行了发掘。诸多陵墓从葬坑中，真正称得上珍禽异兽坑的，只有长安神禾原大墓的动物埋藏坑，秦始皇帝陵外城垣东北发掘的青铜水禽坑，秦始皇陵园封土西侧、内外城垣间呈南北“一”字形排列的动物从葬坑，以及汉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的动物从葬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去世后，曾“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其所谓“珍怪”，似与珍禽异兽有关。2001—2003年，秦始皇帝陵外城垣东北的陈王村北发掘的0007号从葬坑出土一批青铜水禽，共计46件，经鉴定有仙鹤6件、天鹅及鸿雁各20件，均与实物大小相当，栩栩如生。这些禽鸟都是体态较大、身姿优雅并随季而迁的候鸟。正因这些发现，秦始皇陵区从葬坑有了“珍禽异兽坑”之说。从中也可以看出，《史记》所言“徙臧满之”，应包括陵墓内外及陵区范围。
神禾原大墓墓主人身份不详，规格亦是帝王等级。12号珍禽异兽坑的异兽包括豹、猞猁、帝国君子长臂猿、黑熊和岩羊，共计5属5种，珍禽除了秦始皇陵园从葬坑青铜水禽所涉品类，还多了绿孔雀。绿孔雀原生地是缅甸到爪哇一带，我国云南地区也有发现，现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濒危动物。坑内出土绿孔雀仅有1只，很可能是当时东南亚小国向秦王纳贡的物品。
近3年来，汉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从葬坑出土的动物，数量、种类都令人叹为观止。“汉文帝的地下苑囿”入选“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考古勘探显示，南陵区域分布有10列42排共380余座动物从葬坑。197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曾在此发掘小型外藏坑23座，出土有大熊猫头骨、犀牛骨架等动物遗存。2020—2022年，霸陵考古队发掘外藏坑55座，经初步鉴定骨骸，发现鸟类18个属种、爬行类1种和兽类（哺乳类）11种，鸟类有金雕、褐马鸡、丹顶鹤等，兽类有金丝猴、虎、鬣羚、鹅喉羚、梅花鹿、狍子等30种珍贵野生动物。其中，首次在陕西省考古中发现了爬行动物龟鳖目陆龟科的靴脚陆龟、鸟类犀鸟科的地犀鸟属。2021—2022年，考古队在霸陵区域发掘了23座动物从葬坑，发现动物种类共计11个属种，包括鸟类2种和兽类9种，均为珍稀野生动物，如绿孔雀、印度野牛、马来貘等。其中，虎、马来貘、牦牛、印度野牛在陕西省考古中属首次发现。
马来貘，亦称亚洲貘，产于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岛和泰国。貘在我国已灭绝，但历史上曾存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遗址出土过貘头骨和下颌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2号墓、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均出土过青铜器“貘尊”；山东平阴孟庄汉代石柱画像石、山东滕州西户口汉代画像石等，出现过貘的形象。霸陵出土的完整貘骨架弥足珍贵，证实了直到汉代，中国北方地区仍有奇蹄类动物貘。马来貘、印度野牛、犀牛、地犀鸟和绿孔雀的存在，证明当时气候比较湿热，现今生活在南方的动物能够在此生存。同时说明，上林苑周边森林、竹子、草原和河湖沼等多种生态系统广布，环境优美，动植物物种极为丰富。西汉以后，随着生态环境、气候的变化以及人们开垦土地造成的植被破坏，一些动物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先后在关中地区消失。
史载汉文帝特别爱好狩猎，班固《汉书·贾山传》载，“（文帝）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汉书·匈奴传》载，汉文帝中年“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霸陵和南陵珍禽异兽坑的发掘，从侧面证实了史书所载。
西安地区秦汉时期的珍禽异兽坑，呈现了当时皇家苑囿中豢养动物的场景。秦始皇陵园0007号坑发现的陶俑，有向河塘水域禽鸟投掷食物的体态，亦有涉及乐器的遗物，疑似与演奏驯鸟有关，还有模拟河道的地下建筑形式，显见与养殖有关。汉文帝霸陵和薄太后南陵部分动物坑有陶俑和陶罐各1件，象征饲养员和盛放动物食物的器皿。这些珍禽异兽坑，体现了当时关中地区的丧葬观念，再现了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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