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脑袋太小，只装得下爱恨，装不下数学。”
已经有三个月没写过像样的长开头了，又是长途火车，又是卧铺上铺，不禁想起了22年的7月：火车摇曳，大梦初醒，彼时毕业，恰逢月末，花开荼蘼，艳阳高照。而今相逢离别和鸣，过往未来交响，此去经年，山水草木，惟愿梦中也能保持清醒。
（——————————————————）
仔细想想，又有多少值得写的内容呢？软弱无力，装腔作势，无病呻吟，自我感动。开年第一条的总结依然在生效，总结出的体系基底没有被冲击；仍有问题未解决，但重复地询问并不能得到答案。脑袋太小装不下数学，我现在的脑袋甚至也装不下爱恨。此谓“主观地厌恶主观，客观地难为客观”。
还是要绕回那些个目标：“有趣有用的社会评价”“全面灵活的生活方式”“朝向自身的最终自由”“不损他人的为所欲为”。它们终究还是太抽象了点不是吗？换个说法讲，或许我们其实并没有找到自己的追求，将其归于笼统而虚无的自我欺骗。迷茫的时候，我只能将动机投射到感性当中。我们并非是无追求，毕竟我们表现出的特质是永不满足，命犯贪嗔。所以这些抽象目标才是最准确的目标，必须足够抽象，才能包罗万象。
锚定于价值？那也许算上面四个“小”目标的其中一个。究竟何为感知“我之为我”的来源？锚定过往的参考价值有多大？也许是“看的太透，就看不到自己了”，我会去相信“重要的是我能留下来的”。但我同时又相信，若我所见即万象，则价值也自然就限制于其中，一人份的价值和十人份千万人份的价值又有何分别呢？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矛盾的点，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阐释。
认知在先，判断在后，并随实践修正认知。在“重要的是我能留下来的”之前有“我会去相信”，比价更前的是估。估价估价，到头来估的是人心，是人心估人心。我因我的肉体精神客观存在而生，也因我的思考和实践而活，在此基础之上，我判断更重要的是我所能留下的东西，并判断此重要性并不单独受“所能影响的绝对人数”调节。不过影响重要性的变量建模尚未完成，我是否该庆幸自己尚未被我自己的公式圈定人生？
至于不同人的不同估价标准，我觉得很难分出个雅俗高下。农民既可以选择“成色好的就近卖，赚口碑；成色差的往远卖，赚新奇”；也可以“成色好的自己吃；中等的随便卖，最差的作饲料”。谁又有错呢？赚钱或是果腹，战争财或是酒肉臭，真的存在“更高贵”的想法吗？我倒觉得只存在“更难做到”的选择罢。
若仅靠着“估价”而认定的“利益”就评价了天下和众人，那着实也太无聊了些。应当去追求“大利”以惠天下，惠天下以惠自己，这大概就是“怜悯”的来源。
（——————————————————）
珍惜这段还没有发现“能圈定自己人生的公式”的人生吧~要怎么样去真正认知一个人呢？毕竟我们连自己都还没有认知清楚。
性格or人设？有凹人设的性格or凹有性格的人设？我们要怎样去判断“一个人本来就该是这样”呢？真空中的球形企鹅才是真正的企鹅吗？一个人在独处和非独处的时候有两种表现型，能判断谁才是真正的他吗？要加多少定语才能下判断？
这就是我们说的总是在问问题，却无法通过这个询问的过程得到答案。其实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只问”，即便是对内询问，通过对资源如记忆和理论的重新整理和建构，也是能得出新结论的。我们的结论参考从前的话应该是：人被自己的需求定义，被自己需求驱使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己。那么在这结论的基础上可以推导得出：越是能清晰地认知自己的人，就越能在生活中主动地呈现出真实的自己。对吗？我觉得不应该否认那些不理智的冲动，毕竟它们在头脑中客观存在，也自然参与构成了真实的自己。但清晰认知和控制自我的欲望能降低被冲动操纵的可能性。
所以何必苛求自己不对他人造成影响呢？何必非要追求完全地不添麻烦呢？明明无法避免对他人造成影响，我们仅仅只是存在就已经在影响世界了。这不是罪孽也不是责任，这是客观现实。
我自居清醒而对所有的个人情绪报以怜悯，进而获得优越感和自以为独特的价值证明，这大概就是我主要变态和傲慢的点。这样的认知勉强算得上清晰吧，主动选择变态又有何不可呢？不求被理解，毕竟理解所有的不理解也是“理解”的份内事。我真的感情缺失吗？我觉得我的爱恨一向寓于所作所为之中，那么表达爱恨是否显得过分苍白无力？
这让我想起了3月8号的内容是真的有意思。作秀式的表演的意义并不足以支付其代价，一拳过去并不会解决问题。情绪驱使下的趁火打劫只能在未来拉长忏悔录，而没有任何正面效益。Not c loser，but a loser，so be it~
（——————————————————）
上车写，下车写，我才是故障机器人，我的破损核心何时冻结？这半年来说的最多的词儿大抵会是“此去经年”叭。连3年没抢到的音律联觉的票都能抢到，或许算是一种仪式的力量，能感觉到作为完整个体的我尚未被统计数据无限切分。
Lord I Can’t Change, Won’t You Fly High Free Bird?
已经有三个月没写过像样的长开头了，又是长途火车，又是卧铺上铺，不禁想起了22年的7月：火车摇曳，大梦初醒，彼时毕业，恰逢月末，花开荼蘼，艳阳高照。而今相逢离别和鸣，过往未来交响，此去经年，山水草木，惟愿梦中也能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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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又有多少值得写的内容呢？软弱无力，装腔作势，无病呻吟，自我感动。开年第一条的总结依然在生效，总结出的体系基底没有被冲击；仍有问题未解决，但重复地询问并不能得到答案。脑袋太小装不下数学，我现在的脑袋甚至也装不下爱恨。此谓“主观地厌恶主观，客观地难为客观”。
还是要绕回那些个目标：“有趣有用的社会评价”“全面灵活的生活方式”“朝向自身的最终自由”“不损他人的为所欲为”。它们终究还是太抽象了点不是吗？换个说法讲，或许我们其实并没有找到自己的追求，将其归于笼统而虚无的自我欺骗。迷茫的时候，我只能将动机投射到感性当中。我们并非是无追求，毕竟我们表现出的特质是永不满足，命犯贪嗔。所以这些抽象目标才是最准确的目标，必须足够抽象，才能包罗万象。
锚定于价值？那也许算上面四个“小”目标的其中一个。究竟何为感知“我之为我”的来源？锚定过往的参考价值有多大？也许是“看的太透，就看不到自己了”，我会去相信“重要的是我能留下来的”。但我同时又相信，若我所见即万象，则价值也自然就限制于其中，一人份的价值和十人份千万人份的价值又有何分别呢？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矛盾的点，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阐释。
认知在先，判断在后，并随实践修正认知。在“重要的是我能留下来的”之前有“我会去相信”，比价更前的是估。估价估价，到头来估的是人心，是人心估人心。我因我的肉体精神客观存在而生，也因我的思考和实践而活，在此基础之上，我判断更重要的是我所能留下的东西，并判断此重要性并不单独受“所能影响的绝对人数”调节。不过影响重要性的变量建模尚未完成，我是否该庆幸自己尚未被我自己的公式圈定人生？
至于不同人的不同估价标准，我觉得很难分出个雅俗高下。农民既可以选择“成色好的就近卖，赚口碑；成色差的往远卖，赚新奇”；也可以“成色好的自己吃；中等的随便卖，最差的作饲料”。谁又有错呢？赚钱或是果腹，战争财或是酒肉臭，真的存在“更高贵”的想法吗？我倒觉得只存在“更难做到”的选择罢。
若仅靠着“估价”而认定的“利益”就评价了天下和众人，那着实也太无聊了些。应当去追求“大利”以惠天下，惠天下以惠自己，这大概就是“怜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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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这段还没有发现“能圈定自己人生的公式”的人生吧~要怎么样去真正认知一个人呢？毕竟我们连自己都还没有认知清楚。
性格or人设？有凹人设的性格or凹有性格的人设？我们要怎样去判断“一个人本来就该是这样”呢？真空中的球形企鹅才是真正的企鹅吗？一个人在独处和非独处的时候有两种表现型，能判断谁才是真正的他吗？要加多少定语才能下判断？
这就是我们说的总是在问问题，却无法通过这个询问的过程得到答案。其实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只问”，即便是对内询问，通过对资源如记忆和理论的重新整理和建构，也是能得出新结论的。我们的结论参考从前的话应该是：人被自己的需求定义，被自己需求驱使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己。那么在这结论的基础上可以推导得出：越是能清晰地认知自己的人，就越能在生活中主动地呈现出真实的自己。对吗？我觉得不应该否认那些不理智的冲动，毕竟它们在头脑中客观存在，也自然参与构成了真实的自己。但清晰认知和控制自我的欲望能降低被冲动操纵的可能性。
所以何必苛求自己不对他人造成影响呢？何必非要追求完全地不添麻烦呢？明明无法避免对他人造成影响，我们仅仅只是存在就已经在影响世界了。这不是罪孽也不是责任，这是客观现实。
我自居清醒而对所有的个人情绪报以怜悯，进而获得优越感和自以为独特的价值证明，这大概就是我主要变态和傲慢的点。这样的认知勉强算得上清晰吧，主动选择变态又有何不可呢？不求被理解，毕竟理解所有的不理解也是“理解”的份内事。我真的感情缺失吗？我觉得我的爱恨一向寓于所作所为之中，那么表达爱恨是否显得过分苍白无力？
这让我想起了3月8号的内容是真的有意思。作秀式的表演的意义并不足以支付其代价，一拳过去并不会解决问题。情绪驱使下的趁火打劫只能在未来拉长忏悔录，而没有任何正面效益。Not c loser，but a loser，so be it~
（——————————————————）
上车写，下车写，我才是故障机器人，我的破损核心何时冻结？这半年来说的最多的词儿大抵会是“此去经年”叭。连3年没抢到的音律联觉的票都能抢到，或许算是一种仪式的力量，能感觉到作为完整个体的我尚未被统计数据无限切分。
Lord I Can’t Change, Won’t You Fly High Free Bird?
#林更新[超话]##30天安利林更新#
Day1 入坑原因？
那肯定是因为与凤行才入坑上桌的，之前也有看到关于他的一些消息，然后就觉得他很有趣，嘴很碎还翻了很多他怼人的话哈哈哈哈哈，当时就在想我有这嘴就好了我直接就是一个无所畏惧。[春游家族]
上桌了以后考古了他的综艺，影视作品，采访各种东西，发现他长得好看，很耿直，很温暖，很善良，很可爱，也有感性的一面，演技很好，又很努力，不在意别人说什么，大大方方做自己，双商也在线，可能同为水瓶座他比较吸引我一整个爱住了，而且我们生日就差一天哈哈哈哈，适于颜值，忠于人品，最后希望他快乐和幸福。[比耶]
Day1 入坑原因？
那肯定是因为与凤行才入坑上桌的，之前也有看到关于他的一些消息，然后就觉得他很有趣，嘴很碎还翻了很多他怼人的话哈哈哈哈哈，当时就在想我有这嘴就好了我直接就是一个无所畏惧。[春游家族]
上桌了以后考古了他的综艺，影视作品，采访各种东西，发现他长得好看，很耿直，很温暖，很善良，很可爱，也有感性的一面，演技很好，又很努力，不在意别人说什么，大大方方做自己，双商也在线，可能同为水瓶座他比较吸引我一整个爱住了，而且我们生日就差一天哈哈哈哈，适于颜值，忠于人品，最后希望他快乐和幸福。[比耶]
#世上神马研究都有#
一篇论文，关于医美。
郑叶昕,李婷,杨阳.“医美热”何以持续？——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J].当代青年研究,2024(02):75-88.
♀本文以北京市某口碑较好、中高档定位的医疗美容机构为田野， 采用参与式观察、自由访谈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 筛选规律性、周期性进行医美维护的消费者， 探索他们持续进行医美消费的动因。最终， 共10 位消费者进入深度访谈。
接受访谈者的年龄范围在21~56 岁， 跨越多个年龄层次。医美花费与个体年收入总体成正比， 但也存在学生、全职太太等依赖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以及医美顾问因职业需求而产生较大的医美开销。
♀以美貌为交换物的向上婚：
安安拥有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作为生意人的妻子， 安安闲适的、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被认为是同其容貌相匹配的生活状态。
然而，对于“美”的定义并不掌握在安安的手中。一次看相， 安安被风水先生认为“面相不好”， 会破坏丈夫的财运。为留住丈夫的财运， 安安遵照风水先生的意见， 不时通过医美进行面部调整。这是在家相夫教子、维持体面生活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失衡的家庭内部权力关系， 使得丈夫的喜怒成为安安关注的重心，也赋予其影响安安身体决策的力量。
“风水先生说我面相不够饱满， 不算旺夫相。我老公做生意的嘛， 就很信这个。我也觉得女生的容貌会招财， 所以就不能破坏掉这种风水。每次微调完， 我都会请风水先生帮我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 然后把风水先生的意见反馈给医生。我原来嘛， 就很担心我老公会抛弃我。但是现在老公生意越做越好，对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医美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大！”（AA20210806）
♀以身体改良为代价的两性权力扭转：
在最初的医美诊疗中， 娇娇的医美动机是希望借由身体外表的改良挽留住丈夫出轨的心。但努力无果后， 离婚的娇娇意外地发现医美带来身体资本的提升，以及在社交关系中两性权力的转向。
“我现在发现形象的提升带给自己的不仅是自信， 更多的是幸运！虽然成为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在进行医美项目的一年时间里， 我完成了形象大蜕变， 公司里有同事夸我越来越漂亮， 也有几个成熟男性开始追求我。变美是一件让人上瘾且愉悦的事情， 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坚持做医美。”（JJ20210415）
良好的外貌被娇娇认为是自我营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是她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得男性青睐的重要资本， 但这恰恰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表现， 即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外界评论的客体。
正如既有研究所批评的， 女性为了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 首先需要拥有一个符合主流男性审美的身体。即女性已经前置性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欲望所需，以身体改良为代价去换取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主动权”。这种女性对身体更加严格的自我审查与规训，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更加隐秘的男性凝视与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
♀资本主导的身体挑选与行业规则：
璐璐是一位独自在影视行业闯荡的“北漂”演员， 对于容貌的维护是她例行之事。面对行业内部跨度极大的薪酬和面容姣好的后辈竞争， 她一度焦虑得难以入眠， 担心“因为不够漂亮而选不上角色”， 也担心自己“还没出名就老了”。然而面对极不确定的筛选标准， 个体容易被动地陷入茫然与焦虑中。
尽管璐璐深知， 自己可以掌握的晋升途径是苦练演技与提升基本素养， 但是面对行业内“人均水光针”的颜值竞争， 她害怕落后；面对已经打拼多年的赛道， 她不愿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医美被纳入她为发展自己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尽管她也无法定义医美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不作为。
“演员这一行靠脸吃饭，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演员， 收入并不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跟自己抢饭碗， 我的容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圈内的女明星都会花大价钱在脸上， 自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LL20210425）
♀可购买的职场晋级券：
在更加日常的职场中，“美貌溢价”也并未缺席。
女性的外貌被视为可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 由资方权衡打分。在东亚社会， 女性的身材与外貌容易被频繁地打量与评价， 这增加了女性对自我物化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也产生了更多的身体耻辱感与社交焦虑。
孙娟就是一位这样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
“在医美前我不喜欢照镜子， 因为丑陋的痘印像标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的不完美， 我始终不够自信。我用过化妆品， 但是常年用底妆遮盖皮肤反而加重了皮肤问题。我购买了点阵等一整套医美项目，皮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而且效果很稳定。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 水光针、皮秒等项目成为我定期要做的保养项目。我感觉医美‘照亮了我’， 它使得我和他人交谈更加自信了， 在上班销售过程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更饱满了。”（SJ20210315）
“审美劳动”被用于描述劳动力群体中愈发可见的对于容貌的关注。伴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外貌作为个体“软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企业筛选、劳动安排与消费者期望下的市场环境所共同赋分。
与此同时， 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美”的定义， 因此也延续了社会中充满阶级、性别不平等等诸多领域的歧视性规范。例如，在我国存在外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女性会因为不漂亮和太漂亮受到惩罚，但不变的是父权文化下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审查（郭继强等，2017）。
国内外研究发现， 身体的优势使得女性更可能成为临时工作的员工， 但在管理岗位上则不那么多见（费舒澜，2016）。
当前， 随着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学劳工”（Aesthetic Laborers）的范围正在扩大， 这些职工们的身体与人格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共同在市场上出售。
♀美丽理想与“完美人生”：
何丹曾是一名狂热的医美爱好者， 她曾渴望成为明星——一个理想中的她者。然而医美行业的良莠不齐，使她获得的却是一张不符合人体美学的脸。那时的她感到晴天霹雳。
“我当时特别希望整成某某（明星）那个样子， 但是第一次面诊就被顾问‘打击’得觉得自己不换脸都没法好好生活下去，开眼角就成为我人生第一台医美手术。从18 岁开始整容至今，开眼角、垫鼻梁、磨骨……几乎所有的整形项目， 我都做过。但那次隆鼻之后， 我的脸开始各种移位。当医生宣布我整容失败需要进行多次修复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HD20210214）
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到身体的纤瘦、皮肤的紧致与光滑等理想形态， 除非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美容干预。美丽理想如此地具有强制性， 以至于随着越来越严格的身体实践成为常态，愈发难以被抗拒， 继而带动了个体对身体管理标准的提高。当前， 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理想， 成为个体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此， 当身体无法满足个体的理想自我时， 医美成为何丹追求理想自我以及“完美人生”的方式。
在何丹整容失败后， 丑陋的脸与失去价值、遭人厌弃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了一起， 并最终指向了个体发展机会的被剥夺。这种遭受社会不认可、失去地位和自尊的风险， 使得何丹感到高度的紧张。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尽管医美修复又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但她依然选择接受。
“我不敢面对父母， 每次找他们要钱做手术， 都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我停不下来了， 不修复我就会越来越丑， 真的变成个大怪物， 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 更无法接受自己再也不进入医美机构。”（HD20210214）
♀形象重塑与自我营销：
45岁的晓岚试图通过重塑身体的方式重新定义外界眼中的大龄未婚女性。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家里人）说40 多岁还没结婚时， 脸上露出的那种尴尬的表情。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捯饬自己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样子， 就觉得我特别可怜、特别辛苦。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希望可以通过医美的保养改变大家（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 我过得真的很好。”（XL20220129）
医美成为晓岚中产生活方式的一环， 以身体塑造的方式重新打造个人气质， 彰显个体品味， 从而与年轻、流行的大众风格所区隔（Bourdieu，2002）， 并将这种外貌管理同自律、勤奋的道德认知关联起来。
“自然风格是我喜欢的， 虽然要专门定制、价格昂贵， 但是我能承担得起。我会觉得外表本身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向外投射， 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 一种对忙碌混乱生活的掌控。”（XL20220129）
在晓岚的观念中，理想的外貌体现了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应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象征。这些都非常符合当前新自由主义下将身体作为资本并加强自我管理的话语形态。
无论是何丹对身体的自我责备， 还是晓岚精细化的身体管理， 实际上都围绕着美丽理想所带来的错觉——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极可能交付即破灭的、对于生活的可控、向上流动的可能以及来自外界的尊重与认可。
这种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承诺的借由医美所达到的竞争优势， 本质上是虚构而危险的， 因为它煽动了身体处在非完美状态下的恐惧与焦虑， 并且以时间、精力与资源的自我耗费为代价，但永远抵达不了期望的终点。
♀医美仍然是一种性别化的身体实践， 医美中的女性实践格外凸显。但“残酷乐观主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微观层面个体所做出的努力及局限，并引导我们最终关注宏观层面社会歧视性规则的再造。
残酷的乐观主义指的是个体所执着的对象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持续、赖以生存的感觉， 尽管这一对象本身会危及主体的幸福， 或其本身实则是一种幻想。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医美实践的逻辑。
一方面， 虽然能动性存在大小差异， 但医美者的医美动机主要源于自我改善的内在需求。无论是婚恋、职场还是更加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对于医美的追求无非是提高自身的身体资本，应对现有的生活困境， 改善当前的生活处境， 或是投资于某个充满想象的未来。
这些充满期待的行动具有主动性和策略性， 也恰恰呼应了更为“残酷”的一面。即便个人能够理解医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略显冒进、收益难定的行为， 但仍然无法完全放弃它， 因为她们恐惧医美所承诺的种种好处的最终破灭， 或者是一旦失去了对于医美实践的期望， 自己的希望也将破灭。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前后， 也印证了不同研究对于医美类实践的定性——既吸引人，也让人无能为力。
一篇论文，关于医美。
郑叶昕,李婷,杨阳.“医美热”何以持续？——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J].当代青年研究,2024(02):75-88.
♀本文以北京市某口碑较好、中高档定位的医疗美容机构为田野， 采用参与式观察、自由访谈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 筛选规律性、周期性进行医美维护的消费者， 探索他们持续进行医美消费的动因。最终， 共10 位消费者进入深度访谈。
接受访谈者的年龄范围在21~56 岁， 跨越多个年龄层次。医美花费与个体年收入总体成正比， 但也存在学生、全职太太等依赖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以及医美顾问因职业需求而产生较大的医美开销。
♀以美貌为交换物的向上婚：
安安拥有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作为生意人的妻子， 安安闲适的、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被认为是同其容貌相匹配的生活状态。
然而，对于“美”的定义并不掌握在安安的手中。一次看相， 安安被风水先生认为“面相不好”， 会破坏丈夫的财运。为留住丈夫的财运， 安安遵照风水先生的意见， 不时通过医美进行面部调整。这是在家相夫教子、维持体面生活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失衡的家庭内部权力关系， 使得丈夫的喜怒成为安安关注的重心，也赋予其影响安安身体决策的力量。
“风水先生说我面相不够饱满， 不算旺夫相。我老公做生意的嘛， 就很信这个。我也觉得女生的容貌会招财， 所以就不能破坏掉这种风水。每次微调完， 我都会请风水先生帮我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 然后把风水先生的意见反馈给医生。我原来嘛， 就很担心我老公会抛弃我。但是现在老公生意越做越好，对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医美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大！”（AA20210806）
♀以身体改良为代价的两性权力扭转：
在最初的医美诊疗中， 娇娇的医美动机是希望借由身体外表的改良挽留住丈夫出轨的心。但努力无果后， 离婚的娇娇意外地发现医美带来身体资本的提升，以及在社交关系中两性权力的转向。
“我现在发现形象的提升带给自己的不仅是自信， 更多的是幸运！虽然成为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在进行医美项目的一年时间里， 我完成了形象大蜕变， 公司里有同事夸我越来越漂亮， 也有几个成熟男性开始追求我。变美是一件让人上瘾且愉悦的事情， 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坚持做医美。”（JJ20210415）
良好的外貌被娇娇认为是自我营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是她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得男性青睐的重要资本， 但这恰恰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表现， 即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外界评论的客体。
正如既有研究所批评的， 女性为了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 首先需要拥有一个符合主流男性审美的身体。即女性已经前置性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欲望所需，以身体改良为代价去换取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主动权”。这种女性对身体更加严格的自我审查与规训，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更加隐秘的男性凝视与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
♀资本主导的身体挑选与行业规则：
璐璐是一位独自在影视行业闯荡的“北漂”演员， 对于容貌的维护是她例行之事。面对行业内部跨度极大的薪酬和面容姣好的后辈竞争， 她一度焦虑得难以入眠， 担心“因为不够漂亮而选不上角色”， 也担心自己“还没出名就老了”。然而面对极不确定的筛选标准， 个体容易被动地陷入茫然与焦虑中。
尽管璐璐深知， 自己可以掌握的晋升途径是苦练演技与提升基本素养， 但是面对行业内“人均水光针”的颜值竞争， 她害怕落后；面对已经打拼多年的赛道， 她不愿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医美被纳入她为发展自己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尽管她也无法定义医美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不作为。
“演员这一行靠脸吃饭，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演员， 收入并不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跟自己抢饭碗， 我的容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圈内的女明星都会花大价钱在脸上， 自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LL20210425）
♀可购买的职场晋级券：
在更加日常的职场中，“美貌溢价”也并未缺席。
女性的外貌被视为可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 由资方权衡打分。在东亚社会， 女性的身材与外貌容易被频繁地打量与评价， 这增加了女性对自我物化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也产生了更多的身体耻辱感与社交焦虑。
孙娟就是一位这样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
“在医美前我不喜欢照镜子， 因为丑陋的痘印像标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的不完美， 我始终不够自信。我用过化妆品， 但是常年用底妆遮盖皮肤反而加重了皮肤问题。我购买了点阵等一整套医美项目，皮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而且效果很稳定。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 水光针、皮秒等项目成为我定期要做的保养项目。我感觉医美‘照亮了我’， 它使得我和他人交谈更加自信了， 在上班销售过程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更饱满了。”（SJ202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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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美”的定义， 因此也延续了社会中充满阶级、性别不平等等诸多领域的歧视性规范。例如，在我国存在外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女性会因为不漂亮和太漂亮受到惩罚，但不变的是父权文化下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审查（郭继强等，2017）。
国内外研究发现， 身体的优势使得女性更可能成为临时工作的员工， 但在管理岗位上则不那么多见（费舒澜，2016）。
当前， 随着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学劳工”（Aesthetic Laborers）的范围正在扩大， 这些职工们的身体与人格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共同在市场上出售。
♀美丽理想与“完美人生”：
何丹曾是一名狂热的医美爱好者， 她曾渴望成为明星——一个理想中的她者。然而医美行业的良莠不齐，使她获得的却是一张不符合人体美学的脸。那时的她感到晴天霹雳。
“我当时特别希望整成某某（明星）那个样子， 但是第一次面诊就被顾问‘打击’得觉得自己不换脸都没法好好生活下去，开眼角就成为我人生第一台医美手术。从18 岁开始整容至今，开眼角、垫鼻梁、磨骨……几乎所有的整形项目， 我都做过。但那次隆鼻之后， 我的脸开始各种移位。当医生宣布我整容失败需要进行多次修复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HD20210214）
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到身体的纤瘦、皮肤的紧致与光滑等理想形态， 除非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美容干预。美丽理想如此地具有强制性， 以至于随着越来越严格的身体实践成为常态，愈发难以被抗拒， 继而带动了个体对身体管理标准的提高。当前， 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理想， 成为个体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此， 当身体无法满足个体的理想自我时， 医美成为何丹追求理想自我以及“完美人生”的方式。
在何丹整容失败后， 丑陋的脸与失去价值、遭人厌弃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了一起， 并最终指向了个体发展机会的被剥夺。这种遭受社会不认可、失去地位和自尊的风险， 使得何丹感到高度的紧张。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尽管医美修复又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但她依然选择接受。
“我不敢面对父母， 每次找他们要钱做手术， 都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我停不下来了， 不修复我就会越来越丑， 真的变成个大怪物， 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 更无法接受自己再也不进入医美机构。”（HD20210214）
♀形象重塑与自我营销：
45岁的晓岚试图通过重塑身体的方式重新定义外界眼中的大龄未婚女性。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家里人）说40 多岁还没结婚时， 脸上露出的那种尴尬的表情。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捯饬自己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样子， 就觉得我特别可怜、特别辛苦。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希望可以通过医美的保养改变大家（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 我过得真的很好。”（XL20220129）
医美成为晓岚中产生活方式的一环， 以身体塑造的方式重新打造个人气质， 彰显个体品味， 从而与年轻、流行的大众风格所区隔（Bourdieu，2002）， 并将这种外貌管理同自律、勤奋的道德认知关联起来。
“自然风格是我喜欢的， 虽然要专门定制、价格昂贵， 但是我能承担得起。我会觉得外表本身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向外投射， 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 一种对忙碌混乱生活的掌控。”（XL20220129）
在晓岚的观念中，理想的外貌体现了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应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象征。这些都非常符合当前新自由主义下将身体作为资本并加强自我管理的话语形态。
无论是何丹对身体的自我责备， 还是晓岚精细化的身体管理， 实际上都围绕着美丽理想所带来的错觉——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极可能交付即破灭的、对于生活的可控、向上流动的可能以及来自外界的尊重与认可。
这种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承诺的借由医美所达到的竞争优势， 本质上是虚构而危险的， 因为它煽动了身体处在非完美状态下的恐惧与焦虑， 并且以时间、精力与资源的自我耗费为代价，但永远抵达不了期望的终点。
♀医美仍然是一种性别化的身体实践， 医美中的女性实践格外凸显。但“残酷乐观主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微观层面个体所做出的努力及局限，并引导我们最终关注宏观层面社会歧视性规则的再造。
残酷的乐观主义指的是个体所执着的对象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持续、赖以生存的感觉， 尽管这一对象本身会危及主体的幸福， 或其本身实则是一种幻想。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医美实践的逻辑。
一方面， 虽然能动性存在大小差异， 但医美者的医美动机主要源于自我改善的内在需求。无论是婚恋、职场还是更加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对于医美的追求无非是提高自身的身体资本，应对现有的生活困境， 改善当前的生活处境， 或是投资于某个充满想象的未来。
这些充满期待的行动具有主动性和策略性， 也恰恰呼应了更为“残酷”的一面。即便个人能够理解医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略显冒进、收益难定的行为， 但仍然无法完全放弃它， 因为她们恐惧医美所承诺的种种好处的最终破灭， 或者是一旦失去了对于医美实践的期望， 自己的希望也将破灭。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前后， 也印证了不同研究对于医美类实践的定性——既吸引人，也让人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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