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莱恩: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列宁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转移到依附性的殖民地国家。他将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政治组织学,以及关于社会结构的社会学相结合,推动了一种创新性的革命实践。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将自身的社会政治矛盾转移到了那些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国家。列宁对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力量的评价是正确的。但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瓦解作出了过于乐观的预测,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做了部分分析。如果要“重塑”列宁的政治方法,就需要重新定义对抗力量和阶级联盟,并将革命重心从半边缘地区转移到资本主义链条中的“最强大环节”。“回到”列宁并不是意味着全盘吸收他的政策,而是要借此重塑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学视野。
https://t.cn/A6HArnOZ
列宁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转移到依附性的殖民地国家。他将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学、政治组织学,以及关于社会结构的社会学相结合,推动了一种创新性的革命实践。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将自身的社会政治矛盾转移到了那些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国家。列宁对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力量的评价是正确的。但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瓦解作出了过于乐观的预测,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做了部分分析。如果要“重塑”列宁的政治方法,就需要重新定义对抗力量和阶级联盟,并将革命重心从半边缘地区转移到资本主义链条中的“最强大环节”。“回到”列宁并不是意味着全盘吸收他的政策,而是要借此重塑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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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有门课,叫政治经济学,考试采取的方式是一页开卷。什么叫一页开卷呢?就是给你一张学校盖章后的a4纸,你可以把你认为的重点,写在纸上,但是不能复印,而且你只有那一张纸,但写多少,字的大小全靠自己本事,那我偷偷复印不就好啦,那可不行,因为监考老师会在考试前一个一个检查你的纸,是否有复印,是否是那张规定的纸。怎么评价这种考试形式呢,开卷的形式,实则是闭卷的考法。一本书的内容太多,你能正好找到老师要的概率还是很小,而且出卷老师默认这是开卷,题目相对闭卷来说,又要灵活很多。
然后我特意去QQ空间找到了那张照片
密密麻麻是我的……
然后我特意去QQ空间找到了那张照片
密密麻麻是我的……
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
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竟然接触过《道德经》,
而且深受老子“无为”思想的影响。
以至于我都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吴伯凡在其开设的专栏“吴伯凡讲透《道德经》”里提到一个叫魁奈的人。
以下是吴老师的讲述:
读过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人都知道魁奈这个人。
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第一人”,
现代政治经济学其实是从他开始的,
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派“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
所谓的重农学派它的直译就是自然统治学派。
这个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
魁奈这个人是法国宫廷的首席医生(大概就是中国的太医)。因为太医经常会接触国王,他对经济问题感兴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他也可以被称为国王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国王的周围还有一些顾问,国王的顾问当中有一个是传教士,这个人跟一般的传教士不一样的是,他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他认识的一个从中国回到法国的传教士,他回到法国的时候他带了一本书叫《道德经》。
这个传教士跟魁奈说,你们只知道中国有一个孔子,但是你们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这本书比孔子的思想还要伟大。因为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概念,这个概念用法语来说就叫laissez-faire。
学经济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词,laissez-faire通常的意思叫自由放任,最通俗的翻译就是懒得管,魁奈就是用这个法语词来翻译《道德经》中的“无为”,就是不干预、自由放任。
(后面发生的故事见附件图文)
吴伯凡老师讲述的这个故事涵盖古今中外。尽管跨越了如此时空,但这些先哲们都殊途同归地得出一个在《道德经》里称之为“得一”的道理,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性原理”:
亚当·斯密发现,表面上每个人去追逐自己的利益,但是最终它就会自动涌现出一种力量。促成它自发地去运行的那种力量,找到这种力量,国民的财富就自然会出现。
而老子原文的表述则极其简洁: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这让我再一次想起郭伯伟爵士(香港前财政司)“积极不干预哲学”。
后人在怀念这种治理哲学时由衷地感叹:
“太美好的事总难长久……”当年香港媒体报道的原文如下:
“郭伯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是他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怕数据只会让官僚有更多藉口去作出更多干预。香港的积极不干预太美好,但太美好的事总难长久。这个政策理念违反政府官僚花费和干预成性的本质。”
事实上,深圳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事,其实也是尽可能地不去干预市场,让市场要素在法律框架内自行地进行自由配置。
但是,
同样的,
众所周知,
这些年我们都看到了“太美好的事总难长久……”
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竟然接触过《道德经》,
而且深受老子“无为”思想的影响。
以至于我都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吴伯凡在其开设的专栏“吴伯凡讲透《道德经》”里提到一个叫魁奈的人。
以下是吴老师的讲述:
读过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人都知道魁奈这个人。
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第一人”,
现代政治经济学其实是从他开始的,
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派“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
所谓的重农学派它的直译就是自然统治学派。
这个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
魁奈这个人是法国宫廷的首席医生(大概就是中国的太医)。因为太医经常会接触国王,他对经济问题感兴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他也可以被称为国王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国王的周围还有一些顾问,国王的顾问当中有一个是传教士,这个人跟一般的传教士不一样的是,他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他认识的一个从中国回到法国的传教士,他回到法国的时候他带了一本书叫《道德经》。
这个传教士跟魁奈说,你们只知道中国有一个孔子,但是你们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这本书比孔子的思想还要伟大。因为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概念,这个概念用法语来说就叫laissez-faire。
学经济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词,laissez-faire通常的意思叫自由放任,最通俗的翻译就是懒得管,魁奈就是用这个法语词来翻译《道德经》中的“无为”,就是不干预、自由放任。
(后面发生的故事见附件图文)
吴伯凡老师讲述的这个故事涵盖古今中外。尽管跨越了如此时空,但这些先哲们都殊途同归地得出一个在《道德经》里称之为“得一”的道理,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性原理”:
亚当·斯密发现,表面上每个人去追逐自己的利益,但是最终它就会自动涌现出一种力量。促成它自发地去运行的那种力量,找到这种力量,国民的财富就自然会出现。
而老子原文的表述则极其简洁: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这让我再一次想起郭伯伟爵士(香港前财政司)“积极不干预哲学”。
后人在怀念这种治理哲学时由衷地感叹:
“太美好的事总难长久……”当年香港媒体报道的原文如下:
“郭伯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是他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怕数据只会让官僚有更多藉口去作出更多干预。香港的积极不干预太美好,但太美好的事总难长久。这个政策理念违反政府官僚花费和干预成性的本质。”
事实上,深圳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事,其实也是尽可能地不去干预市场,让市场要素在法律框架内自行地进行自由配置。
但是,
同样的,
众所周知,
这些年我们都看到了“太美好的事总难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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