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高仿萧邦赛车系列手表划分为3个等级，普通高仿，普通精仿、顶级复刻，对应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继第二篇传奇已经快一年了，时间的流逝远比我们想象的快，而文字传播速度却总比我想象的慢。这是一个速食的时代，价值的取向总被一些显性的量化所裹挟，但作为从小就收藏怀表的我而言，钟表业的真正魅力就好像冬日里工作的钟表师，虽然眼前是皑皑白雪，但内心却充满着坚持的暖意。她虽关乎商业的成败，更彰显艺术与文化的执着，所以当笔者再次走进那座熟悉的小村庄，那座名为“百花村”的钟表圣地，第三个传奇故事已驻足在那里，并且展开温暖的臂膀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乘火车在瑞士汝拉山谷穿梭，就像在时间隧道中游走，其中一站就是百花村，离车站不远处有一栋玻璃幕墙的楼房，其上写着Chopard字样，显然这是一个新式建筑，与周边的低矮房屋形成对比。20年前当它刚刚建成的时候，卡尔-弗雷德里克?舍费尔希望在这里能够研发出兼顾技术与审美的最高品质机芯，这便是L.U.C机械机芯的由来，这位萧邦表的联合总裁为此找到了钟表大师米歇尔•帕玛强尼共同研发，就在今年的日内瓦钟表大奖赛中（简称GPHG），这两位故交所主理的品牌纷纷成为双料冠军。（请参阅《“百花村”的钟表传奇（一）》）L.U.C Calibre96.01-L机芯是工厂的第一个产品，这款双向自动上链机芯采用L.U.C Twin专利技术，确保机芯具备65小时动力储存，其微型摆陀以22K金制成，在机芯的修饰上倾注全力，令其获得享负盛名的“日内瓦印记”卡尔-弗雷德里克?舍费尔先生领取GPHG“金手指”大奖L.U.C不仅是萧邦表的一个系列，也是创始人Louis-Ulysse Chopard的姓名缩写，就是他于1860年创立了直到现在仍是独立的钟表企业，刚刚获得GPHG“金手指”大奖的就是这个系列最新的三问报时表。如果不是作为评委亲手把玩这只表，我真不敢相信其音色之美、音域之广、音量之大，虽然有些报时表在传统的温床中早已扬名立万，若面对这样创新的作品还是会相形见绌。钟表技术的钻研在百花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上半期，萧邦不仅仅延续了这种遗产，而且将濒临失传的“百花村”雕刻法也保存下来，这是让我击节叫好的所在，因为笔者收藏了一批运用这种技法的古董怀表机芯，深知手工艺术是钟表的三大核心价值之一，如果缺少了双手的温度，那又何必去收藏钟表呢？作为2016年萧邦制表工坊20周年庆祝活动的点晴之笔，它不仅是萧邦的首款三问报时表，还具备了多项世界首创功能，通过敲击开创性的蓝宝石水晶音簧来报出小时、刻钟和分钟，并凭借独创的设计结构、卓越的日内瓦印记精加工，以及其无与伦比的纯净音质成就不凡臻品。全球限量20枚这是一款独一无二的非凡创作，全手工镌刻的十二生肖栩栩如生地优雅呈现于玫瑰金表壳之上，装配了万年历、陀飞轮和萧邦专利四发条系统百花村的萧邦之旅，有两个地方是必到的。第一个位于工厂翼楼顶部的L.U.CEUM博物馆，其中有来自中国的火钟、也有本地出产的“大八件”精品，以及欧洲不同地区在制表领域的代表杰作，这里都有所涉猎。第二个是Chopard Forum，这是一座有关时间和艺术的古老建筑，在这里可以看到舍费尔先生收藏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品，也是专题研讨会、讲座的举办地，如果有缘享用当地厨师制作的私房菜，再配上舍费尔先生的窖藏，则是驻足此地的一件妙事。2006年开幕的L.U.CEUM博物馆，可谓钟表精品荟萃之地位于教堂右边的Chopard Forum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73年院落中名为“时间”的雕塑是Jean-MichelFolon的遗作位于Chopard Forum对面的就是那座著名的“中国宫”（请参阅《“百花村”的钟表传奇（二）》），继日内瓦印记之后第二个地区认证机构就在这个建筑的二楼，这是百花村地区专属的制表印记，该认证的目的在于针对以下方面提供保障：原产地（接受测试的腕表须为100%瑞士制造）、美学装饰与精准性（瑞士某某天文台COSC认证）、可靠性（Chronofiable®测试）以及耐久性（以Fleuritest仿真器为测试工具）。只有通过这些检测的表款才能具有百花村标记，意味深长的是，萧邦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日内瓦印记、百花村标记和COSC认证的品牌。左边是世界上第一款同时获得日内瓦印记、百花村标记和COSC认证的作品，这三项认证确保该表款具备超卓的性能水平、名闻遐迩的原产地证明以及最高的工艺标准。右边为百花村标记经典款百花村的三个钟表传奇终于在此划上了句点，此时我却想起了十二年前那本《明日酒醒何处》、想起了书中那篇“净心之谷”的文章——那年我第一次去瑞士、去了作者提及的百花村，当时我拿着百年前那里为中国人制造的怀表，我想让这个收藏品回家乡看看——这里的地依然很?、这里的人依然很静。
黄金发飙、有色大涨，是先导信号！一轮顺周期行情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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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金股和铜股带动下，有色板块近期涨势喜人。铜是重要的工业材料，应用非常广泛，与经济周期及很多经济指标紧密关联，号称“铜博士”。铜作为商品，主要受市场供需的影响，与其它大宗商品一样，对美元潮汐也会有所反应。
经济上行周期中，铜的需求剧增，铜价就会上涨；经济下行周期中，铜的需求下降，铜价就会下跌。但商品价格的变化常常领先于经济表现，主要是市场预期强弱转换的结果。
比如，当市场对随后的经济形势充满信心，大量企业就会趁铜价尚未大涨时提前补库存，而不是等到经济全面复苏之后再来以更高的价格补库存。这样的话，就会推动铜价先于经济而上涨。因此，铜的大涨常常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先行信号。最近，有色板块已经启动行情，对这一信号应高度重视，一轮顺周期行情有望中线走强。
有色板块月线图上，每次KDJ跌到25以下，都对应着历史性大底部区，之后MACD低位金叉，后市则走出月线级别的上涨行情。如今是第4次出现这一信号，要提防有色板块走出新一轮的月线级别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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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财经##投资[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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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诛九族了，但是不想死怎么办？那些远房亲戚们真的没法逃吗？】
“诛九族”，一个听了让人不禁胆寒的名词，作为历史上特有的一种残酷刑罚而广为人知。所谓的“九族”，涵盖了犯罪者的父系、母系和配偶系家族，具体包括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和妻族两代，统称为九族。然而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面对如此广泛的惩罚范围，那些被牵连的族人为什么不设法逃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诛九族”制度的形成讲起了。其实株连制度在中国出现时间较早。夏商时期就开始出现了这种制度的雏形，《尚书·甘誓》中记载了夏启讨有扈氏的军令状，其中写道，发生战事而不遵号令者，或私逃叛敌者，一旦被拿获就需连同其父其子一并受刑处死。
夏启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提出了“夷三族”的刑罚，这一制度在《史记·秦本纪》中有所记载：“（文公）二十年，法初有夷三族之罪”。关于“三族”具体指的是哪些亲属，史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在汉代，张晏对《史记·秦本纪》的注解中提出，“三族”指的是“父、兄弟及妻子”。而东汉的郑玄在对《周礼》的注解中则认为“三族”是指“父、子、孙”。三国时期的如淳在《史记·秦本纪》的注解中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三族”是指“父族、母族及妻族”。历史上就有名人因犯下重罪而遭受“夷三族”的极刑。例如，秦末时期被处决的丞相李斯“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很明显就成了这一制度的受害者。汉朝初期，刘邦为了稳定人心，一度废除了“夷三族”的刑罚，但不久之后又重新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株连制度逐渐变得更加系统和完善。比如曹魏时期，按照《晋书》记载：
“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以严绝恶迹也。”
这一条算是正式规定了“夷三族”的规模，对这一刑罚的具体对象进行了明确。特别是，已婚妇女被排除在“夷三族”的范围内，她们仅因夫家的罪行而受株连，不再因父母的罪行而受牵连。这一改变有效地限制了“夷三族”刑罚中被处决的人数。到了西晋时期，“夷三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缩小。那时，被判“夷三族”的罪犯中，父子同族的男性成员无论年龄大小仍会被处死，但女性无论婚否都不再被处死，而是被降为奴婢。但在后来的历史中，“夷三族”的规模又有所扩大。南北朝时期，北魏发生了“国史之狱”事件，导致出身清河崔氏的重臣崔浩遭受了“夷五族”的严惩。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
“帝命允为诏，诛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
隋唐时期，法律体系正式确立了“十恶”罪行的标准，其中只有犯下“大逆”罪者才会遭受族刑。这一标准也成为后世施加株连族人罪名的基本依据。比如历史上的杨玄感就被诛了九族。《隋书·刑法志》的记载：“及杨玄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不过这件事也导致杨广的声望受到重大打击。唐代继承隋朝之后，李唐王朝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训，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法律。按照《唐律疏议》规定：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
也就是说，家中15岁以下的男孩会被免除死刑，以保留家族的血脉。
宋元时期，这一制度基本上得到了沿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到了明清时期，尽管口头上强调“严刑峻法”，但在成文法律中并未明确出现“诛九族”的条款。例如，《大明律·刑法·盗贼》规定：
“谋反、谋叛，同谋者，不分贵贱，一律凌迟处死。祖父、父亲、儿子、孙子、兄弟、室友，不分异姓，儿子的叔伯、兄弟、姐妹，不分同籍，年满十六岁以上，不分轻重，一律除名、斩首；年满十五岁以上，以及母女、妻妾，以及儿子的姐妹、妻妾，一律交由家族有功之臣为官为奴。”
而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方孝孺的“诛十族”。不过此事也有争议，《明史》中只记载 “以祖宗之怒......四肢城令杀孝友弟孝儒，章奏而死”，并未提及所谓“诛十族”。这个说法更多来自民间和一些非官方的记载，这可能是因为方孝孺案中被牵连处死之人众多，使得人们相信确有其事。
然而，其实不论是明代还是清代的法律条文中，都找不到“诛九族”或“诛十族”的正式法律依据。可见，所谓的“诛九族”更多情况下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命令，而并非成文法律的一部分。
动辄打击面如此之大，自然会引发人们的疑问：那些即将遭受处罚的人就不能在被杀之前跑路吗？然而事实就是，不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古代社会的通讯手段远不如现代发达。在那个没有广播、手机、电视和互联网的时代，消息的传播非常有限。因此，当家族中有成员被判处株连之罪时，远离家乡的亲属很难及时得知这一噩耗。相比之下，朝廷命令的下达速度可是快得很。早在秦代，中国就有了较为成熟的“驿传”或“邮驿”来为朝廷传递文书、转运物资，而且官办官用。到了汉代，“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善，设立了“邮、亭、驿、传”四个级别，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传。为了保证消息传递的速度，邮传人员必须以最快速度传递消息，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比如《唐律疏议》规定：
“诸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凡不应遣驿而遣驿者，杖一百。”
由于朝廷对消息传递的严格掌控，一旦有人要被“诛九族”，那么京城中的亲属肯定首先会被控制，随后，朝廷的命令会通过高效的邮政系统迅速传遍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京城中有人想要提前通知远方的亲戚逃跑，也很难在时间上抢得先机。往往等到消息传到远方时，那些远房亲戚们已经无法逃脱。以李善长为例，他在被抄家之前，就没有任何消息流露出来。李善长是当时的重臣，文官集团的领袖之一，且以精明能干著称。即便如此，他也无法提前得知消息，提前做出应对。
此外，即使有人在搜捕中侥幸逃脱，他们也很难找到愿意帮忙传递消息的人。因为在株连制度下，任何帮助传递消息的人都可能成为被诛杀的对象。对于这点，《唐律疏议》中规定：
“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别说给犯人通风报信了，就是传递重要消息时不小心泄密都可能面临死刑，轻者也可能被判处长达一年半的徒刑。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冒险传递消息，以免招致杀身之祸。
即便有人历经重重困难，成功躲避追捕逃出京城，并设法通知了其他亲戚，他们也必须在官府的逮捕令到达之前逃离。更重要的是，在古代实行的“保甲法”制度下，如果一个人犯罪，而周围的邻居知情不报，他们也会遭受与罪犯相同的惩罚。牵连的邻居数量可能多达十户。在这种连坐制度的威慑下，很少有人敢于对抗官府，包庇或掩护犯人。
此外，即使这些“亲属”能够侥幸逃脱，他们也会面临另一个问题——难以逃远。明朝就规定了“离家百里者”必须有当地政府授予的“路引”。没有这个通行证，无论逃到何处，都会被拦截并接受仔细盘查。而且，假借路引并非易事，以明万历年间刑部侍郎吕坤设计的路引为例：
“要求若州县为远行，照得本州县某百户某人，年若干岁，身长几尺，无须有须，方面亦或瓜子脸，面白或黑或紫等色，有无麻疤……”
可见路引对持有人的照相式文字描述非常详尽，假借路引的难度很大。
明缎地刺绣“路引”袋。来源/南京博物院
就算真有哪些“亲属”神通广大，能够巧妙地规避追捕，准备周全，他们也仍然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逃往何处？
在古代，人们通常按照族群聚居，一个外来者的突然出现很容易引起当地里长或宗族的怀疑，甚至官府也会派遣人员进行调查。一旦被拦截并确认身份为逃犯，他们将被立即拘捕并送回京城。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确保安全，逃犯甚至可能被当场处决。当然，也可以选择逃往荒郊野外，但在古代尚不健全的治安环境下，不被盗匪杀掉就已经烧高香了，更别提外面的野兽会不会把他给“生吞活剥”了。
不过，也并非完全逃脱不了，特别是那些拥有功名和名爵的人，在面临此类重罪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往往能够为他们带来生机。西汉时期就规定这类死罪可以拿爵位和钱豁免。到了魏晋时期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晋书·文帝纪》记载：“成济弑君，大逆不道，千刀万剐，诛灭三族！”然而《晋书·荀勖传》却又记载：“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乃免佑为庶人。”
钱镠铁券，目前中国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唐代铁券实物。上嵌金字诏书333字。诏书内容包括钱镠的爵衔、官职、邑地和据以受封的功绩，还特别说明对钱镠本人可以免除9次死罪，其子孙后代可以免除3次死罪。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可见有很多人就算是被判了“夷三族”之罪，也有获得豁免的机会。最典型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北魏 “国史之狱”事件，清河崔氏崔浩既然受到了“夷五族”之灾，那么到了唐朝时期怎么又冒出来那么多清河崔氏名人，如崔群，崔颢，崔元综，崔国辅……可见虽然是导致灭顶之灾的“夷五族”之罪，依然还有很多人可以得到豁免。这么想来，“诛九族”应该也是同理。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株连罪的反对声音不断增强。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法学界开始着手修订传统法律，以期与现代法制接轨。在沈家本、伍廷芳等人的推动下，1905年修订的《大清新刑律》正式宣布废除连坐制度，至此，这项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残酷刑罚，正式被废止了。
参考文章：
【1】《史记》 司马迁 中华书局。
【2】《晋书》 房玄龄 中华书局。
【3】《资治通鉴》 司马光 中华书局。
【4】《唐律疏议》 长孙无忌、褚遂良等 中华书局。
【5】《明史》 张廷玉等 中华书局。
图一：方孝孺“诛十族”剧照。来源/电视剧《洪武三十二大》截图
图二：“驿使图”壁画砖。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图三：明缎地刺绣“路引”袋。来源/南京博物院
图四：钱镠铁券，目前中国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唐代铁券实物。上嵌金字诏书333字。诏书内容包括钱镠的爵衔、官职、邑地和据以受封的功绩，还特别说明对钱镠本人可以免除9次死罪，其子孙后代可以免除3次死罪。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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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
“诛九族”，一个听了让人不禁胆寒的名词，作为历史上特有的一种残酷刑罚而广为人知。所谓的“九族”，涵盖了犯罪者的父系、母系和配偶系家族，具体包括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和妻族两代，统称为九族。然而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面对如此广泛的惩罚范围，那些被牵连的族人为什么不设法逃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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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启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提出了“夷三族”的刑罚，这一制度在《史记·秦本纪》中有所记载：“（文公）二十年，法初有夷三族之罪”。关于“三族”具体指的是哪些亲属，史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在汉代，张晏对《史记·秦本纪》的注解中提出，“三族”指的是“父、兄弟及妻子”。而东汉的郑玄在对《周礼》的注解中则认为“三族”是指“父、子、孙”。三国时期的如淳在《史记·秦本纪》的注解中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三族”是指“父族、母族及妻族”。历史上就有名人因犯下重罪而遭受“夷三族”的极刑。例如，秦末时期被处决的丞相李斯“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很明显就成了这一制度的受害者。汉朝初期，刘邦为了稳定人心，一度废除了“夷三族”的刑罚，但不久之后又重新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株连制度逐渐变得更加系统和完善。比如曹魏时期，按照《晋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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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这些“亲属”能够侥幸逃脱，他们也会面临另一个问题——难以逃远。明朝就规定了“离家百里者”必须有当地政府授予的“路引”。没有这个通行证，无论逃到何处，都会被拦截并接受仔细盘查。而且，假借路引并非易事，以明万历年间刑部侍郎吕坤设计的路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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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们通常按照族群聚居，一个外来者的突然出现很容易引起当地里长或宗族的怀疑，甚至官府也会派遣人员进行调查。一旦被拦截并确认身份为逃犯，他们将被立即拘捕并送回京城。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确保安全，逃犯甚至可能被当场处决。当然，也可以选择逃往荒郊野外，但在古代尚不健全的治安环境下，不被盗匪杀掉就已经烧高香了，更别提外面的野兽会不会把他给“生吞活剥”了。
不过，也并非完全逃脱不了，特别是那些拥有功名和名爵的人，在面临此类重罪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往往能够为他们带来生机。西汉时期就规定这类死罪可以拿爵位和钱豁免。到了魏晋时期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晋书·文帝纪》记载：“成济弑君，大逆不道，千刀万剐，诛灭三族！”然而《晋书·荀勖传》却又记载：“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乃免佑为庶人。”
钱镠铁券，目前中国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唐代铁券实物。上嵌金字诏书333字。诏书内容包括钱镠的爵衔、官职、邑地和据以受封的功绩，还特别说明对钱镠本人可以免除9次死罪，其子孙后代可以免除3次死罪。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可见有很多人就算是被判了“夷三族”之罪，也有获得豁免的机会。最典型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北魏 “国史之狱”事件，清河崔氏崔浩既然受到了“夷五族”之灾，那么到了唐朝时期怎么又冒出来那么多清河崔氏名人，如崔群，崔颢，崔元综，崔国辅……可见虽然是导致灭顶之灾的“夷五族”之罪，依然还有很多人可以得到豁免。这么想来，“诛九族”应该也是同理。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株连罪的反对声音不断增强。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法学界开始着手修订传统法律，以期与现代法制接轨。在沈家本、伍廷芳等人的推动下，1905年修订的《大清新刑律》正式宣布废除连坐制度，至此，这项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残酷刑罚，正式被废止了。
参考文章：
【1】《史记》 司马迁 中华书局。
【2】《晋书》 房玄龄 中华书局。
【3】《资治通鉴》 司马光 中华书局。
【4】《唐律疏议》 长孙无忌、褚遂良等 中华书局。
【5】《明史》 张廷玉等 中华书局。
图一：方孝孺“诛十族”剧照。来源/电视剧《洪武三十二大》截图
图二：“驿使图”壁画砖。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图三：明缎地刺绣“路引”袋。来源/南京博物院
图四：钱镠铁券，目前中国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唐代铁券实物。上嵌金字诏书333字。诏书内容包括钱镠的爵衔、官职、邑地和据以受封的功绩，还特别说明对钱镠本人可以免除9次死罪，其子孙后代可以免除3次死罪。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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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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