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百万庄：新中国第一住宅区的前世今生by 陈瞰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2020年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值得关注的技术】
每年Gartner发布的技术成熟度曲线（The Hype Cycle）报告都备受市场瞩目，也成为政府及企业做出重大投资决策的风向标。其原因在于，它不仅能够让CIO了解到年度最备受瞩目和极具商业前景的新技术，同时还能呈现新技术的市场热度和现实发展的偏离程度，从而帮助企业和政府的战略规划者更好地评估应用和价值感知、商业效益、采用率和未来创新方向，以及利用成熟技术和寻找潜在机遇。
随着国家与各省市"十四五"规划均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心，Gartner也在今年八月更新并发布了最新的 “2020年中国智慧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的成熟度曲线”。本文将详细介绍最新更新的技术，以便政府和负责城市生态系统建设的CIO更好地评估与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倡议相关的新兴趋势和技术。
2020技术成熟度曲线四大议题评估背景
Gartner每年在更新技术成熟度曲线时，会重点观察过去一年中与市场相关的宏观环境，包括技术、法律法规、政策、特定事件产生的综合影响，进而评估调整上一年技术成熟度曲线上所覆盖的技术点。
本次调整的依据主要来自四大议题。
第一是标准化。2020年比较典型的事件包括，雄安新区关于智能城市建设标准体系框架的正式发布。该框架涉及基础设施感知体系、智慧化应用、信息安全等诸多方面。虽然雄安智能城市建设模式很难被其他城市全盘复制，本次标准体系框架的发布为其他城市构建智慧城市的在数字版本城市构建标准化方面也有一定参考意义。另外，2019年杭州发布了城市大脑和政务数据安全管理两项地方性的标准规范；并于2020年，由杭州司法局开始进行立法工作，推动城市大脑的立法。如今在国内，地方政府构建城市大脑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和方向，以立法的方式来规范城市大脑建设，对其他城市的城市大脑推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二，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对于智慧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政府因抗疫需求加速了新兴技术的使用，如人工智能、机器视觉、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或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追踪类应用等，新冠疫情从某种程度上为新兴技术提供了特定的应用场景，为政府和整个智慧城市生态提供了一些现实性的用例，并展现和验证了新兴技术的价值。其次，疫情也是对当下智慧城市数字化水平的一次摸底。比如很多城市在推进健康码，但速度快慢不一，由此反映出城市本身的数字化水平和数据打通程度上的差异。同时，疫情也会改变智慧城市在下一阶段的优先级，如城市韧性、社区、市民服务、构建智慧城市生态等。
第三，智慧城市运营商角色的出现。代表之一是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地方国资委全资公司，其成立提供了智慧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另一种模式，即以公司化的形式负责智慧城市的运营，包括资本的筹措、规划、建设、运营等。目前一些相对成熟、构建较早、已从建设阶段向运营阶段发展的城市，如北京、上海，都在关注类似的趋势。公司化的趋势便于提升民间资本的参与，也会规避政府在流程、组织架构等方面的一些局限，加速不同模式的创新。
第四，新基建。城市是新基建落地的一个核心场所， 5G、新能源、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从覆盖的角度考虑，一定优先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发展。在一些偏工业型的城市中，工业互联网从某种程度上会成为整个智慧城市生态的一部分。当然，高铁、城市轨道是必不可少的实现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流动的基础设施。
2020技术成熟度曲线新增或调整的重点技术
新增技术
有两项新增技术需要重点关注，一是“孪生市民（citizen twin）”，二是“政府区块链”。
两年前Gartner在曲线图上增加了“数字孪生政府”，主要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和政府特定业务流程的数字孪生。2020年，曲线上新增了“孪生市民”，主要驱动源自于新冠疫情引发的现实应用场景，比如健康码。事实上，数字孪生市民此前已有用例，如基于金融征信和社会行为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视为特定维度的孪生市民应用，但这并非完整的孪生市民概念。随着在疫情期间健康码的应用，更多更为丰富的画像维度被纳入到市民的孪生版本中，如健康、轨迹、位置，甚至生物识别信息等。未来孪生市民会出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促进更多个性化、情境化市民服务和体验的产生。但其发展前提建立在数字孪生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隐私保护、安全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操作规范的完善。在此之前，规模化的应用将局限在一些特定的、和社会普惠相关的领域。
今年将“政府区块链”加入曲线图，主要原因是区块链市场在近年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区块链分为两个圈：币圈和链圈。“币圈”引领了早期的热度和机会，通过炒数字货币获利。而“链圈”——通过区块链赋能其他行业的技术提供商都面临规模发展的挑战和困境：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明确需求、可以进行规模化部署的应用场景；另一方面，区块链还未建立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技术地位。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并且去年Gartner总结十大新兴技术时，也特别提到了实用性区块链（Practical Blockchain），我们认为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区块链开始得到发展。
针对政府和智慧城市的区块链，Gartner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向：
一是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应用，如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以及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
二是区块链底层技术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结合，尤其是在数字化技术赋能的基础设施层面，比如智慧交通、能源电力等。
三是数据共享。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城市之间的数据流动，如在信息、资金、人才、征信等方面实现更大规模的互联互通，保障数据在城市之间高效有序的流动。另一层面是城市内部，包括跨政府内不同部门，以及跨行业，形成数据在在整个智慧城市生态之内，以及更大的范畴的交换和利用。
命名调整
命名调整主要针对“智能网联基础设施”，此前被称为“智能交通管理”。调整的原因是，2019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强调大力发展智能交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超级计算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和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以及新型载运工具的研发（包括智能汽车、自主驾驶、车路协同等）。而政府在智慧交通上的角色也从智能交通管理者拓展到了交通生态构建者。Gartner将命名调整为“智能网联基础设施”，以强调政府在构建交通基础设施时需要充分考虑未来的交通路网和基础设施与路面各类交通承载工具和元素之间的交互，突出未来交通生态发展的必要性。
“智能网联基础设施”集合了人工智能、物联网、云、数据分析、自动驾驶、通信等多方面技术，而这些技术成熟度参差不齐，因此Gartner将其调回至“萌芽期”的位置点。同时，考虑到构建智能网联基础设施需要调动生态的力量，所以未来的标准，以及协同、数据交换都会成为决定智能网联基础设施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
实现规模部署时间点调整
规模化部署的时间点主要调整了两处，都从五到十年变成两到五年，因为随着部署速度的提升，时间会缩短。
第一是隐私。近年来不论是网络安全，还是隐私保护，国内的法律法规都在加速且强有力地推进。工业领域和政府层面都在落实数据开放，一些政府已经在进行数据交换，甚至在构建数据交易中心。无论在中央政府层面还是行业层面，都会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结合海外实践经验，隐私安全是智慧城市应用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是落实应用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调整是数据向善（data for good）。Gartner对数据向善的界定是：超越组织边界，利用数据以及数据产生的洞察去改善社会。数据向善最终将以公益和普惠为目的去改善社会。此前的参与者对于自身的定位及如何参与没有明确概念。疫情期间，溯源、健康码、防疫地理空间分析等不同应用帮助不同的参与者意识到在数据向善过程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和可行的模式，如数据提供商、技术工具提供商，或是服务提供商等。后续数据向善的实践具有更大潜力，可面向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流行病的预防和控制，绿色出行、食品安全等多方面的公众服务。
曲线上位置调整
在曲线位置上调整较大的主要有四项技术。
第一是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法》的进一步细化普及，对企业及政府构建安全和风险管理机制提供了指导。但由于中国企业在安全和风险管理机制的构建方面相对落后，所以Gartner认为网络安全的成熟时间点会超过十年。与此同时，安全通常和新兴技术相辅相成，其概念和范畴是不断演进的。如早期IT安全、网络安全，到移动安全云安全、AI安全、IoT安全、以及IoT、OT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相结合所衍生出的Cyber Physical Security。因此，安全规模化部署的时间点会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变化，总体处于相对不成熟的水平。
第二是数字孪生政府。从2019年起，在贵阳、上海，及其他一些城市，数字孪生概念逐渐被引入一些特定应用场景或是局部范围。虽然构建出的并非完整的三层级数字孪生政府架构（即城市元素的离散数字孪生、特定流程的复合数字孪生，全面的数字孪生政府），但也初具雏形，人们对于这些概念及其应用场景也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加速了此技术的普及。数字孪生政府真正的普及还有赖于数据上的拉通，包括数据标准、数据归属、部门之间如何集成，以及部门和生态的协调配合，其中涉及的很多非技术性因素可能会影响最终技术的实施。
第三是5G。自2019年发牌以来，中国在基站的覆盖率和终端出货方面快速领先于其他国家。通信技术高度依赖于标准，即所构建网络的承载力、功能、特性都是随着不同版本发布来界定的。单纯从技术角度出发，目前基于R15版本构建的5G网络，并非是构建智慧城市所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站在战略层面，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把5G作为智慧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Gartner认为，5G未来终会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构成，但前提是城市和供应商在其目标和时间点上达成一致。首先应关注版本的发布，其次要关注版本发布后，终端、网络基础设施，以及整个生态和应用的就绪情况。构建智慧城市不仅需要网络的连接，更需要基于网络连接的可运行的应用，而这取决于整个生态的力量，而非仅仅网络设施。
第四是政务云。国内政务云的建设重点已经开始从底层基础设施建设向信息共享、数据融合过渡，少数相对较领先的省的数据融合已发展至相对较高的水平，并开始落实应用深化以及业务创新。政务云在曲线上已经相对成熟，到了规模化部署的阶段。Gartner认为，未来推动其发展的因素不再仅仅取决于底层技术，而是依赖于技术和政策的相辅相成，来推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以及不同部门间的通力协作。
（转自中国安防行业网）https://t.cn/A65w0abB
每年Gartner发布的技术成熟度曲线（The Hype Cycle）报告都备受市场瞩目，也成为政府及企业做出重大投资决策的风向标。其原因在于，它不仅能够让CIO了解到年度最备受瞩目和极具商业前景的新技术，同时还能呈现新技术的市场热度和现实发展的偏离程度，从而帮助企业和政府的战略规划者更好地评估应用和价值感知、商业效益、采用率和未来创新方向，以及利用成熟技术和寻找潜在机遇。
随着国家与各省市"十四五"规划均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心，Gartner也在今年八月更新并发布了最新的 “2020年中国智慧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的成熟度曲线”。本文将详细介绍最新更新的技术，以便政府和负责城市生态系统建设的CIO更好地评估与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倡议相关的新兴趋势和技术。
2020技术成熟度曲线四大议题评估背景
Gartner每年在更新技术成熟度曲线时，会重点观察过去一年中与市场相关的宏观环境，包括技术、法律法规、政策、特定事件产生的综合影响，进而评估调整上一年技术成熟度曲线上所覆盖的技术点。
本次调整的依据主要来自四大议题。
第一是标准化。2020年比较典型的事件包括，雄安新区关于智能城市建设标准体系框架的正式发布。该框架涉及基础设施感知体系、智慧化应用、信息安全等诸多方面。虽然雄安智能城市建设模式很难被其他城市全盘复制，本次标准体系框架的发布为其他城市构建智慧城市的在数字版本城市构建标准化方面也有一定参考意义。另外，2019年杭州发布了城市大脑和政务数据安全管理两项地方性的标准规范；并于2020年，由杭州司法局开始进行立法工作，推动城市大脑的立法。如今在国内，地方政府构建城市大脑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和方向，以立法的方式来规范城市大脑建设，对其他城市的城市大脑推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二，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对于智慧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政府因抗疫需求加速了新兴技术的使用，如人工智能、机器视觉、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或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追踪类应用等，新冠疫情从某种程度上为新兴技术提供了特定的应用场景，为政府和整个智慧城市生态提供了一些现实性的用例，并展现和验证了新兴技术的价值。其次，疫情也是对当下智慧城市数字化水平的一次摸底。比如很多城市在推进健康码，但速度快慢不一，由此反映出城市本身的数字化水平和数据打通程度上的差异。同时，疫情也会改变智慧城市在下一阶段的优先级，如城市韧性、社区、市民服务、构建智慧城市生态等。
第三，智慧城市运营商角色的出现。代表之一是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地方国资委全资公司，其成立提供了智慧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另一种模式，即以公司化的形式负责智慧城市的运营，包括资本的筹措、规划、建设、运营等。目前一些相对成熟、构建较早、已从建设阶段向运营阶段发展的城市，如北京、上海，都在关注类似的趋势。公司化的趋势便于提升民间资本的参与，也会规避政府在流程、组织架构等方面的一些局限，加速不同模式的创新。
第四，新基建。城市是新基建落地的一个核心场所， 5G、新能源、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从覆盖的角度考虑，一定优先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发展。在一些偏工业型的城市中，工业互联网从某种程度上会成为整个智慧城市生态的一部分。当然，高铁、城市轨道是必不可少的实现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流动的基础设施。
2020技术成熟度曲线新增或调整的重点技术
新增技术
有两项新增技术需要重点关注，一是“孪生市民（citizen twin）”，二是“政府区块链”。
两年前Gartner在曲线图上增加了“数字孪生政府”，主要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和政府特定业务流程的数字孪生。2020年，曲线上新增了“孪生市民”，主要驱动源自于新冠疫情引发的现实应用场景，比如健康码。事实上，数字孪生市民此前已有用例，如基于金融征信和社会行为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视为特定维度的孪生市民应用，但这并非完整的孪生市民概念。随着在疫情期间健康码的应用，更多更为丰富的画像维度被纳入到市民的孪生版本中，如健康、轨迹、位置，甚至生物识别信息等。未来孪生市民会出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促进更多个性化、情境化市民服务和体验的产生。但其发展前提建立在数字孪生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隐私保护、安全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操作规范的完善。在此之前，规模化的应用将局限在一些特定的、和社会普惠相关的领域。
今年将“政府区块链”加入曲线图，主要原因是区块链市场在近年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区块链分为两个圈：币圈和链圈。“币圈”引领了早期的热度和机会，通过炒数字货币获利。而“链圈”——通过区块链赋能其他行业的技术提供商都面临规模发展的挑战和困境：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明确需求、可以进行规模化部署的应用场景；另一方面，区块链还未建立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技术地位。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并且去年Gartner总结十大新兴技术时，也特别提到了实用性区块链（Practical Blockchain），我们认为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区块链开始得到发展。
针对政府和智慧城市的区块链，Gartner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向：
一是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应用，如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以及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
二是区块链底层技术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结合，尤其是在数字化技术赋能的基础设施层面，比如智慧交通、能源电力等。
三是数据共享。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城市之间的数据流动，如在信息、资金、人才、征信等方面实现更大规模的互联互通，保障数据在城市之间高效有序的流动。另一层面是城市内部，包括跨政府内不同部门，以及跨行业，形成数据在在整个智慧城市生态之内，以及更大的范畴的交换和利用。
命名调整
命名调整主要针对“智能网联基础设施”，此前被称为“智能交通管理”。调整的原因是，2019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强调大力发展智能交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超级计算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和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以及新型载运工具的研发（包括智能汽车、自主驾驶、车路协同等）。而政府在智慧交通上的角色也从智能交通管理者拓展到了交通生态构建者。Gartner将命名调整为“智能网联基础设施”，以强调政府在构建交通基础设施时需要充分考虑未来的交通路网和基础设施与路面各类交通承载工具和元素之间的交互，突出未来交通生态发展的必要性。
“智能网联基础设施”集合了人工智能、物联网、云、数据分析、自动驾驶、通信等多方面技术，而这些技术成熟度参差不齐，因此Gartner将其调回至“萌芽期”的位置点。同时，考虑到构建智能网联基础设施需要调动生态的力量，所以未来的标准，以及协同、数据交换都会成为决定智能网联基础设施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
实现规模部署时间点调整
规模化部署的时间点主要调整了两处，都从五到十年变成两到五年，因为随着部署速度的提升，时间会缩短。
第一是隐私。近年来不论是网络安全，还是隐私保护，国内的法律法规都在加速且强有力地推进。工业领域和政府层面都在落实数据开放，一些政府已经在进行数据交换，甚至在构建数据交易中心。无论在中央政府层面还是行业层面，都会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结合海外实践经验，隐私安全是智慧城市应用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是落实应用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调整是数据向善（data for good）。Gartner对数据向善的界定是：超越组织边界，利用数据以及数据产生的洞察去改善社会。数据向善最终将以公益和普惠为目的去改善社会。此前的参与者对于自身的定位及如何参与没有明确概念。疫情期间，溯源、健康码、防疫地理空间分析等不同应用帮助不同的参与者意识到在数据向善过程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和可行的模式，如数据提供商、技术工具提供商，或是服务提供商等。后续数据向善的实践具有更大潜力，可面向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流行病的预防和控制，绿色出行、食品安全等多方面的公众服务。
曲线上位置调整
在曲线位置上调整较大的主要有四项技术。
第一是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法》的进一步细化普及，对企业及政府构建安全和风险管理机制提供了指导。但由于中国企业在安全和风险管理机制的构建方面相对落后，所以Gartner认为网络安全的成熟时间点会超过十年。与此同时，安全通常和新兴技术相辅相成，其概念和范畴是不断演进的。如早期IT安全、网络安全，到移动安全云安全、AI安全、IoT安全、以及IoT、OT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相结合所衍生出的Cyber Physical Security。因此，安全规模化部署的时间点会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变化，总体处于相对不成熟的水平。
第二是数字孪生政府。从2019年起，在贵阳、上海，及其他一些城市，数字孪生概念逐渐被引入一些特定应用场景或是局部范围。虽然构建出的并非完整的三层级数字孪生政府架构（即城市元素的离散数字孪生、特定流程的复合数字孪生，全面的数字孪生政府），但也初具雏形，人们对于这些概念及其应用场景也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加速了此技术的普及。数字孪生政府真正的普及还有赖于数据上的拉通，包括数据标准、数据归属、部门之间如何集成，以及部门和生态的协调配合，其中涉及的很多非技术性因素可能会影响最终技术的实施。
第三是5G。自2019年发牌以来，中国在基站的覆盖率和终端出货方面快速领先于其他国家。通信技术高度依赖于标准，即所构建网络的承载力、功能、特性都是随着不同版本发布来界定的。单纯从技术角度出发，目前基于R15版本构建的5G网络，并非是构建智慧城市所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站在战略层面，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把5G作为智慧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Gartner认为，5G未来终会成为智慧城市的重要构成，但前提是城市和供应商在其目标和时间点上达成一致。首先应关注版本的发布，其次要关注版本发布后，终端、网络基础设施，以及整个生态和应用的就绪情况。构建智慧城市不仅需要网络的连接，更需要基于网络连接的可运行的应用，而这取决于整个生态的力量，而非仅仅网络设施。
第四是政务云。国内政务云的建设重点已经开始从底层基础设施建设向信息共享、数据融合过渡，少数相对较领先的省的数据融合已发展至相对较高的水平，并开始落实应用深化以及业务创新。政务云在曲线上已经相对成熟，到了规模化部署的阶段。Gartner认为，未来推动其发展的因素不再仅仅取决于底层技术，而是依赖于技术和政策的相辅相成，来推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以及不同部门间的通力协作。
（转自中国安防行业网）https://t.cn/A65w0abB
【中国智慧公交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道路拥堵问题成为我国大城市通病，影响城市运行效率，也为城市居民生活带来不便。智慧公交是未来公共交通发展的必然模式，对缓减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功能包括实时车辆指挥调度、移动视频监控、报警及转发、车载录像和电子站牌等功能。
中国大部分一线城市都已实现公交智能化。交通运输部共公布两批共37个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试点城市。其中示范城市中的10个城市的部分示范建设项目已经完成相关评审验收工作。
智慧公交发展背景：道路拥堵成“大城市病”，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是治堵重要手段
高德地图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61%的城市道路呈现拥堵或缓行状态，全天拥堵延时指数超过1.5(即距离为1小时的通勤路程城市居民实际要花费超过1.5小时)。2019年全国范围内62%的城市，对比当地上一年当地的拥堵情况并未好转。此外，截至2019年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共3.48亿辆，同比增长9%，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则突破2亿大关，我国城市交通机动化、私人化程度不断提高，道路拥堵情况持续加剧。
智慧公交对缓减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大部分一线城市都已实现公交智能化。功能包括实时车辆指挥调度、移动视频监控、报警及转发、车载录像和电子站牌等功能。
智慧公交政策利好：“新基建”助推核心技术发展，智慧公交换挡加速
人工智能是支撑智慧交通应用落地的关键技术，而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应用的发展将牵引新一轮技术融合创新，全面赋能智慧交通，实现低延时、高可靠和高速率的“人、车、路、云”协同互联。
此外，各地政府也在陆续推进“新基建”政策在公共交通领域具体落地。例如，2020年6月，北京市发布“新基建”实施方案，其中对智慧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出具体计划：三年内铺设网联道路300公里；构建北京城市大脑应用体系，汇聚并无条件开放交通以及其他领域数据共3000项以上；2020年内推进1148处智能化灯控路口等。新基建助推下，公共交通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实施将加快推进。
智慧公交发展现状：公共交通发展滞缓，用户服务与企业经营存在明显痛点
2014-2019年间，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常住人口数量有7.5亿增长至8.5亿，实现13%的快速增长。与之相反，这六年间我国公共交通运送乘客规模仅增长2%，甚至在部分年份出现负增长。也就是说，在城镇人口数量及对应的出行需求快速上涨情况下，公共交通服务的人次并未出现与之匹配的增长。
从城市居民角度，候车时间长、绕路/换乘引起行程时间过长、道理拥堵引起的行程时间过长、车厢拥挤、车辆故障频发是乘客对城市公共交通满意度较低的五大主要原因。从公共交通运营企业角度，行车调度与线网规划不科学、设备维护压力大、场站人流密集安全保障难度高、以及企业自我造血能力差，极大依靠财政补贴是公共交通行业玩家的主要经营痛点。
公共交通的智能+本质上是服务智能+，其目的提升公共交通服务体验，引导城市公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减缓小汽车的大量使用对城市有限道路资源造成的压力。
智慧公交的架构
智慧公交平台只是一种服务的机制，在车辆端加装驾驶行为检测设备(DMS)，确保驾驶员安全驾驶；加装辅助安全驾驶设备(ADAS)，增强行车安全；安装北斗定位设备对车辆进行实时定位；同时可配备电池管理、胎压检测、危险品检测等功能，实现对车辆状况全方位的管理。在公交车上，安装多个监控摄像头，这些监控画面都会有留存，保证车辆是全方位监控。
智脑是整个系统的核心，也是数据的交汇中心。它是大数据集中、分析、预测以及提供指导性优化策略的中枢。使整个智慧公交系统更加智能化。智脑不仅接收公交系统本身的感知数据，还可以接入公安数据和其它交通流量数据等。
平台就是智脑和参与者的交互，参与者包括决策领导、公交企业员工、乘客等。智慧公交最终目的是为公交系统的参与者提供更全方位的服务。
智慧公交主体及主要应用场景
智慧公交的主体包含公共交通运营商和城市交通管理平台运营者
1、公共交通运营服务商
智能化阶段与目标：公共交通运营商主要包括轨道交通运营商与公交服务运营商。对于公共交通运营服务商的智能+，首先需要关注其全触点数字化，其核心是通过各个触点的数字化、智能化达到多维度的用户需求感知、组织运营感知、生态感知。
2、城市交通管理平台运营者
智能化阶段与目标：智能交通管理平台运营者，多为头部IT企业，拥有前沿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智能+公共交通核心技术基础，近年来这些企业与北京、深圳、杭州等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达成合作，初步建立城市交通管理平台，并对其应用场景进行持续探索。对于城市交通管理平台的智能+，重点应由单点智能+向全局智能+推进。
智慧公共交通应用场景从其服务的对象角度，划分为三大类，分别为智能+乘客端服务场景、智能+运营企业端场景、智能+城市交通管理场景。
1、智能+乘客端服务场景，面向城市公众，通过智能+方式提高公共交通服务的准时性、舒适性、安全性、省时性，以增强公共交通服务吸引力。
行前服务：用户出行前，智能线路规划功能与智能出行时间规划功能，基于路况分析预测提供车辆到站时间发布、行程时间预估，帮助乘客合理安排行程，减少乘客在站点候车等待焦虑，提高用户对公共交通出行方式时间可控性认知；与此同时，基于公众出行需求进行分析预判，公共交通营运企业得以提早进行智能车辆调度，使得公共交通运力资源与潜在需求达到匹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车厢与场站人群拥挤程度。
场站服务：场站内的智能票务服务与智能安检服务，分别依托城市居民线上支付体系、线上信用体系，实现减少安检、检票等环节时间目的。此外，智能调度功能与智能场站客流分析功能结合，将实现及时增派车辆，降低场站人流拥挤度，提高公共出行舒适度。同时，智能场站消费推荐，则基于用户消费偏好与定位信息，为用户个性化推送周边消费场所，满足用户出行以外的其他日常购物需求
在途服务：行车途中，智能车辆设备状态实时监控功能与智能司机驾驶状态监管功能，将为乘客的出行安全构筑屏障。此外，未来智能+公共交通服务将对局部易形成拥堵路段，实现基于车路协同的指挥调控，以保障相比于其他交通出行工具，公共交通车辆拥有一定的优先通过权重，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省时性。以衢州公交“智能绿波带”项目为例，衢州公交通过AI能力调整路口交通信号灯时长，实现公交车行驶完整线路所需的红灯等待时间降低，同时做到对区域内其他形式交通工具影响最小，使得车辆在途延误时间降低10%。
2、智能+公共交通企业运营场景，面向公共交通运营服务商，为其提供服务优化、安全管理、盈利探索、运营模式创新四类产业赋能，以智能+业态促进行业企业经营痛点得到改善。
服务优化：智能车辆调度功能与智能线路规划功能，凭借数字化能，对城市居民日常出行需求进行量化分析，重构供给端运力资源以最大限度满足公众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众绕路、换乘，提高公共出行直达性。
安全管理：智能设备维护功能，通过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方式，进行车辆及轨道巡检，提高检测效率、实现潜在故障及时预警，减少由于故障造成的突发性停车，保障公共出行安全可靠性。此外，智能安全管理功能，基于场站与车辆内的客流分析与全貌监测，降低公共交通场站人群踩踏等事件发生风险，实现对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事件、危害公共安全事件的提早感知与应对，提高公共出行服务的安全保障。
盈利探索：商户智能营销功能，建立场站线下商户与用户间的数字化连接，对公共交通用户采取用户分层、智能推荐、转化复购等智能化营销手段，实现为场站周边智能商业体引流，达到扩展企业盈利渠道目的。
运营模式创新：公共交通运营服务企业内部，将打通企业自身的ERP、HR、OA、财务系统、、场站管理、周边商业体等环节，实现企业日常运营决策数字化，提高企业内部运营效率。
3、智能+城市交通管理场景
智能+城市交通管理场景下，面向城市交通管理者，以智能公共交通管理平台为载体，提供智能道路交通分析预判、智能道路疏堵、智能规划决策、智能交通量化评估。值得注意的是，其“分析判断—决策定制—量化评估”动作将形成闭环，对城市交通体系服务进行持续迭代打磨，提高城市运转效率。
（转自中国安防行业网）https://t.cn/A65zi5vl
道路拥堵问题成为我国大城市通病，影响城市运行效率，也为城市居民生活带来不便。智慧公交是未来公共交通发展的必然模式，对缓减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功能包括实时车辆指挥调度、移动视频监控、报警及转发、车载录像和电子站牌等功能。
中国大部分一线城市都已实现公交智能化。交通运输部共公布两批共37个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试点城市。其中示范城市中的10个城市的部分示范建设项目已经完成相关评审验收工作。
智慧公交发展背景：道路拥堵成“大城市病”，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是治堵重要手段
高德地图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61%的城市道路呈现拥堵或缓行状态，全天拥堵延时指数超过1.5(即距离为1小时的通勤路程城市居民实际要花费超过1.5小时)。2019年全国范围内62%的城市，对比当地上一年当地的拥堵情况并未好转。此外，截至2019年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共3.48亿辆，同比增长9%，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则突破2亿大关，我国城市交通机动化、私人化程度不断提高，道路拥堵情况持续加剧。
智慧公交对缓减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大部分一线城市都已实现公交智能化。功能包括实时车辆指挥调度、移动视频监控、报警及转发、车载录像和电子站牌等功能。
智慧公交政策利好：“新基建”助推核心技术发展，智慧公交换挡加速
人工智能是支撑智慧交通应用落地的关键技术，而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应用的发展将牵引新一轮技术融合创新，全面赋能智慧交通，实现低延时、高可靠和高速率的“人、车、路、云”协同互联。
此外，各地政府也在陆续推进“新基建”政策在公共交通领域具体落地。例如，2020年6月，北京市发布“新基建”实施方案，其中对智慧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出具体计划：三年内铺设网联道路300公里；构建北京城市大脑应用体系，汇聚并无条件开放交通以及其他领域数据共3000项以上；2020年内推进1148处智能化灯控路口等。新基建助推下，公共交通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实施将加快推进。
智慧公交发展现状：公共交通发展滞缓，用户服务与企业经营存在明显痛点
2014-2019年间，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常住人口数量有7.5亿增长至8.5亿，实现13%的快速增长。与之相反，这六年间我国公共交通运送乘客规模仅增长2%，甚至在部分年份出现负增长。也就是说，在城镇人口数量及对应的出行需求快速上涨情况下，公共交通服务的人次并未出现与之匹配的增长。
从城市居民角度，候车时间长、绕路/换乘引起行程时间过长、道理拥堵引起的行程时间过长、车厢拥挤、车辆故障频发是乘客对城市公共交通满意度较低的五大主要原因。从公共交通运营企业角度，行车调度与线网规划不科学、设备维护压力大、场站人流密集安全保障难度高、以及企业自我造血能力差，极大依靠财政补贴是公共交通行业玩家的主要经营痛点。
公共交通的智能+本质上是服务智能+，其目的提升公共交通服务体验，引导城市公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减缓小汽车的大量使用对城市有限道路资源造成的压力。
智慧公交的架构
智慧公交平台只是一种服务的机制，在车辆端加装驾驶行为检测设备(DMS)，确保驾驶员安全驾驶；加装辅助安全驾驶设备(ADAS)，增强行车安全；安装北斗定位设备对车辆进行实时定位；同时可配备电池管理、胎压检测、危险品检测等功能，实现对车辆状况全方位的管理。在公交车上，安装多个监控摄像头，这些监控画面都会有留存，保证车辆是全方位监控。
智脑是整个系统的核心，也是数据的交汇中心。它是大数据集中、分析、预测以及提供指导性优化策略的中枢。使整个智慧公交系统更加智能化。智脑不仅接收公交系统本身的感知数据，还可以接入公安数据和其它交通流量数据等。
平台就是智脑和参与者的交互，参与者包括决策领导、公交企业员工、乘客等。智慧公交最终目的是为公交系统的参与者提供更全方位的服务。
智慧公交主体及主要应用场景
智慧公交的主体包含公共交通运营商和城市交通管理平台运营者
1、公共交通运营服务商
智能化阶段与目标：公共交通运营商主要包括轨道交通运营商与公交服务运营商。对于公共交通运营服务商的智能+，首先需要关注其全触点数字化，其核心是通过各个触点的数字化、智能化达到多维度的用户需求感知、组织运营感知、生态感知。
2、城市交通管理平台运营者
智能化阶段与目标：智能交通管理平台运营者，多为头部IT企业，拥有前沿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智能+公共交通核心技术基础，近年来这些企业与北京、深圳、杭州等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达成合作，初步建立城市交通管理平台，并对其应用场景进行持续探索。对于城市交通管理平台的智能+，重点应由单点智能+向全局智能+推进。
智慧公共交通应用场景从其服务的对象角度，划分为三大类，分别为智能+乘客端服务场景、智能+运营企业端场景、智能+城市交通管理场景。
1、智能+乘客端服务场景，面向城市公众，通过智能+方式提高公共交通服务的准时性、舒适性、安全性、省时性，以增强公共交通服务吸引力。
行前服务：用户出行前，智能线路规划功能与智能出行时间规划功能，基于路况分析预测提供车辆到站时间发布、行程时间预估，帮助乘客合理安排行程，减少乘客在站点候车等待焦虑，提高用户对公共交通出行方式时间可控性认知；与此同时，基于公众出行需求进行分析预判，公共交通营运企业得以提早进行智能车辆调度，使得公共交通运力资源与潜在需求达到匹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车厢与场站人群拥挤程度。
场站服务：场站内的智能票务服务与智能安检服务，分别依托城市居民线上支付体系、线上信用体系，实现减少安检、检票等环节时间目的。此外，智能调度功能与智能场站客流分析功能结合，将实现及时增派车辆，降低场站人流拥挤度，提高公共出行舒适度。同时，智能场站消费推荐，则基于用户消费偏好与定位信息，为用户个性化推送周边消费场所，满足用户出行以外的其他日常购物需求
在途服务：行车途中，智能车辆设备状态实时监控功能与智能司机驾驶状态监管功能，将为乘客的出行安全构筑屏障。此外，未来智能+公共交通服务将对局部易形成拥堵路段，实现基于车路协同的指挥调控，以保障相比于其他交通出行工具，公共交通车辆拥有一定的优先通过权重，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省时性。以衢州公交“智能绿波带”项目为例，衢州公交通过AI能力调整路口交通信号灯时长，实现公交车行驶完整线路所需的红灯等待时间降低，同时做到对区域内其他形式交通工具影响最小，使得车辆在途延误时间降低10%。
2、智能+公共交通企业运营场景，面向公共交通运营服务商，为其提供服务优化、安全管理、盈利探索、运营模式创新四类产业赋能，以智能+业态促进行业企业经营痛点得到改善。
服务优化：智能车辆调度功能与智能线路规划功能，凭借数字化能，对城市居民日常出行需求进行量化分析，重构供给端运力资源以最大限度满足公众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众绕路、换乘，提高公共出行直达性。
安全管理：智能设备维护功能，通过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方式，进行车辆及轨道巡检，提高检测效率、实现潜在故障及时预警，减少由于故障造成的突发性停车，保障公共出行安全可靠性。此外，智能安全管理功能，基于场站与车辆内的客流分析与全貌监测，降低公共交通场站人群踩踏等事件发生风险，实现对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事件、危害公共安全事件的提早感知与应对，提高公共出行服务的安全保障。
盈利探索：商户智能营销功能，建立场站线下商户与用户间的数字化连接，对公共交通用户采取用户分层、智能推荐、转化复购等智能化营销手段，实现为场站周边智能商业体引流，达到扩展企业盈利渠道目的。
运营模式创新：公共交通运营服务企业内部，将打通企业自身的ERP、HR、OA、财务系统、、场站管理、周边商业体等环节，实现企业日常运营决策数字化，提高企业内部运营效率。
3、智能+城市交通管理场景
智能+城市交通管理场景下，面向城市交通管理者，以智能公共交通管理平台为载体，提供智能道路交通分析预判、智能道路疏堵、智能规划决策、智能交通量化评估。值得注意的是，其“分析判断—决策定制—量化评估”动作将形成闭环，对城市交通体系服务进行持续迭代打磨，提高城市运转效率。
（转自中国安防行业网）https://t.cn/A65zi5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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