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福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上市大师，长袖善舞啊。
吉利旗下的品牌很多，除了早期吉利燃油品牌以及沃尔沃系列，在电车投资或者合资方向搞了很多项目，单纯美股上市的就有极氪，极星，路特斯，亿咖通。A股染指的包含力帆，汉马，钱江等等。
还有和百度合作的极越，和奔驰母公司合作的smart等等。
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曹操出行（目前市场前三分别是滴滴 ，T3出行和曹操出行 ，如果未来无人出租车能再来一波浪潮，估计这些有牌照的公司还有一轮大戏）。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包括领克，几何等品牌。
极氪是目前其纯电产品系列里面20万+价格段位里销量一哥的存在，也是资源倾斜最大的一家，因为除了安聪慧这位优秀的老将执掌之外，还把非常值钱的CEVT（(吉利中欧技术研发中心)）转让给了极氪，这样极氪在车型研发上实现了真正的国际化对接。
2013年9月，CEVT投入运行。在组织架构设计上，位于瑞典哥德堡的CEVT与沃尔沃汽车和吉利汽车并列，母公司同属吉利控股。CEVT涵盖了未来吉利的所有产品开发战略，包括吉利与沃尔沃共平台开发的CMA也在这里，用“命脉”形容CEVT之于吉利的重要性绝不为过。2021年7月，极氪与吉利汽车签署收购协议，收购了吉利与沃尔沃共同成立的子公司CEVT 100%的股权。2022年2月1日收购完成后，CEVT已成为极氪的全资子公司。
目前极氪在全球拥有6大研发中心（软件互联网中心、智能驾驶中心、电子电气架构中心、智能架构中心、新能源开发中心和设计中心），超7000位全球研发人员，75%以上从事软件开发技术。在海外研发方面，极氪拥有哥德堡极氪欧洲工程研发团队，哥德堡极氪全球设计中心。为全球化做足了准备。
目前极氪使用的吉利SEA浩瀚架构，集合了吉利汽车集团在瑞典、德国、英国的车辆工程研发资源，同时搭档保时捷工程研发的力量塑造而来。拥有全球最大带宽，实现了从A级车到E级车的全尺寸覆盖，可以满足轿车、SUV、MPV、小型城市车、跑车、皮卡及未来出行车辆等全部造型需求。让吉利系列品牌在纯电系列得以大放异彩，极氪001作为SEA浩瀚架构真正落地的第一款量产车型，稳坐国产同级别纯电销冠，
极氪和领克虽然同属吉利系，但是在具体品牌定位上，领克更像是沃尔沃的子品牌。如果硬要说关系，领克最早是诞生于CMA架构的，是沃尔特体系里的车型计划，自带燃油车的基因，而CMA架构实际上又是CEVT研发的，所以在品牌定位上领克是往混电这个方向来做的。
还有个传闻是很早领克是准备推出纯电的Zero，但是后面出于品牌定位，直接把这个车型改标给了极氪001，才有了极氪这高端纯电爆款的出现。
极氪品牌2023年实现收益516.36亿元，领克品牌实现收益347.87亿元。
（如图所示，早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车型实际上是领克系的，现在成就了极氪）
吉利旗下的品牌很多，除了早期吉利燃油品牌以及沃尔沃系列，在电车投资或者合资方向搞了很多项目，单纯美股上市的就有极氪，极星，路特斯，亿咖通。A股染指的包含力帆，汉马，钱江等等。
还有和百度合作的极越，和奔驰母公司合作的smart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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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包括领克，几何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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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中量DNA鉴定机构一家集基因技术研发、基因检测，细胞储存，细胞再生医学应用，市场应用于一体的高新科技服务型企业。
石家庄国权基因DNA亲子鉴定中心在石家庄市范围内均可上门采集隐私鉴定户的样本，旗下的鉴定所机构有；在石家庄国权基因DNA鉴定中心旗下所有鉴定所办理的客户所出具的结果报告在全国具有法律效力，网站司法鉴定平台可查询结果，鉴定结果全国认可。出具的基因检测报告同医院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出来的结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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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联大通过决议，但巴勒斯坦“入联”仍有拦路虎】当地时间5月10日上午，联大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决议，以压倒性优势表决通过了相关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应当被接纳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
尽管未来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将继续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挑战，尤其是美国可能再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出“否决票”，否决巴勒斯坦的联合国成员国申请，但是联合国大会的相关决议象征着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现实意义。
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坎坷之路
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是巴勒斯坦实现国家独立的夙愿。1974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3237号决议，邀请“巴解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会议。而就在1974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受邀参加并发表讲话，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我拿着枪和橄榄枝而来”。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流亡在外的“巴解组织”领导层希望进一步推动政治独立。1988年11月“巴解组织”主持召开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将“巴勒斯坦国”这一名称应用于联合国的文件之中。
1993年开启“奥斯陆和平进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巴勒斯坦对通过与以色列和平对话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秉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因此这一时间，国际社会公认的“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暂时搁置了加入联合国的进程。
但是在2010年前后，局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从2000年之后，巴以和平谈判已陷入停滞，原本应当在1999年结束，但最终未能实现政治突破。与此同时，以色列不断加强对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建设力度。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以色列有意纵容犹太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大肆建设，侵蚀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自2000年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者人数迅速增长，从1999年的19万人，激增至2023年的45万人。大量迁入的犹太定居者，通过建设犹太定居点，严重挤压了200多万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犹太定居点往往建设在重要的水源、战略要地和文化遗址附近，同以色列军警部署在约旦河西岸的检查站一起，割裂了巴勒斯坦人聚居区的日常联系，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正在一点点被犹太定居点蚕食
其次，巴勒斯坦派系斗争，尤其是哈马斯的快速崛起，使得法塔赫只能通过外交手段获得政治支持。“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启后，遭到以“哈马斯”为代表的巴勒斯坦本土政治和军事团体的反对。
从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哈马斯”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增加，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流派系“法塔赫”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法塔赫”被“哈马斯”击败，以及2007年“法塔赫”和“哈马斯”发生火并，造成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裂。因此，“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外交机构，希望通过国际平台获得更大的支持。
第三，作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巴斯对外交事务更为熟悉，其外交经验丰富，是“巴解组织”内较早一批呼吁同以色列展开对话的高层人物，属于主张对话和沟通的温和派。
1993年阿巴斯曾访问沙特阿拉伯，是海湾战争后首位方位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巴解组织”高级官员，极大修补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同年，阿巴斯参与同以色列的“奥斯陆和平协议”谈判，随后多年一直代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同以色列展开对话沟通。2003年3月阿巴斯被阿拉法特任命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并于2005年1月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当选后，阿巴斯一直希望压制巴勒斯坦内部号召袭击以色列的“激进派”，试图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促使巴以问题实现突破。
最后，外交突破，尤其是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唯一可行的方案。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是更加务实且有效的路径。
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无法同以色列直接对抗，巴勒斯坦各个军事派系，也都难以挑战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一味的暴力可能给巴勒斯坦民众带来更大灾难。
同时，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的海关，能够左右巴勒斯坦的财政体系；美国的各类资助和捐赠，对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因此，通过外交手段而非暴力手段“倒逼”以色列和美国，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重要选择。
从“观察员国”到“会员国”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于2011年9月首次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请求，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援引了联合国1947年通过的“181号决议”，即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和阿拉伯人国家希望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最终在表决环节，巴勒斯坦成员国资格未能获得9个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因此未能成功。
不过，在2012年11月29日第65个“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通过第“67/19号决议”，宣布将巴勒斯坦升级为“观察员国”地位。尽管巴勒斯坦仅获得“观察员国”并非正式会员国，但仍可以被视为巴勒斯坦的重大外交胜利。
对于巴勒斯坦来说，获得“观察员国”资格，提升了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组织机构中的重要性。除了不能在其主要机关和机构（从安理会到联合国大会及其六个主要委员会）对决议和决定草案进行表决之外，联合国的“观察员国”有权有参与该组织所有活动。
成为“观察员国”之后，巴勒斯坦可以在国际刑事法院启动针对以色列的诉讼程序，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国际压力；巴勒斯坦也凭借“观察员国”资格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此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保护巴勒斯坦人的文化和历史遗迹，反对以色列人将巴勒斯坦地区历史和文化“犹太化”的企图。
2011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比如冰岛（2011年）、泰国（2012年）、瑞典（2014年）、梵蒂冈（2015年）、哥伦比亚（2018年）等。2024年之后，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表示将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既无法制衡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又在国内民众压力之下需要做出表态，因此如能在国际层面获得更多支持，就可以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外部压力。在此背景下，申请加入联合国，从“观察员国”升级为正式会员国，成为巴勒斯坦几乎唯一的政治选择。
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
由于今年4月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让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未能成功。但在加沙冲突仍然延续、人道主义危机愈发严峻的背景下，巴勒斯坦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同情，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政治”更加暴露无遗，遭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反对。
2024年5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优势表决通过了相关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应当被接纳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但未来巴勒斯坦的“联合国之路”恐怕仍面临不少挑战。
一方面，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美国，使用“否决权”可能难以避免。美国一直认为，巴以和平问题的解决，应当通过美国主导的巴以和平谈判实现，而非通过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单方来实现。但在现实中，美国往往无力或者无意约束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也不愿意制止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因此单方面约束巴勒斯坦，显示出了美国的霸权主义。
另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会对巴勒斯坦施加更大的压力，比如对巴勒斯坦进行制裁。从现实层面看，美国和以色列的制裁，会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带来较大影响。美国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经费的重要支持者，像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装备，很多是美国援助和购买的；以色列则一直把控着巴勒斯坦的海关，可以通过“暂停转移海关税收”等手段来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施压。
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是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政治独立夙愿的重要体现，也是其面临现实政治压力和困境下的重要反制措施。尽管未来巴勒斯坦人民的“联合国之路”会遭遇诸多挑战，但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正义呼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文/西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 王晋）
尽管未来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将继续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挑战，尤其是美国可能再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出“否决票”，否决巴勒斯坦的联合国成员国申请，但是联合国大会的相关决议象征着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现实意义。
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坎坷之路
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是巴勒斯坦实现国家独立的夙愿。1974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3237号决议，邀请“巴解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会议。而就在1974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受邀参加并发表讲话，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我拿着枪和橄榄枝而来”。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流亡在外的“巴解组织”领导层希望进一步推动政治独立。1988年11月“巴解组织”主持召开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198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将“巴勒斯坦国”这一名称应用于联合国的文件之中。
1993年开启“奥斯陆和平进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巴勒斯坦对通过与以色列和平对话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秉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因此这一时间，国际社会公认的“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暂时搁置了加入联合国的进程。
但是在2010年前后，局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从2000年之后，巴以和平谈判已陷入停滞，原本应当在1999年结束，但最终未能实现政治突破。与此同时，以色列不断加强对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建设力度。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以色列有意纵容犹太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大肆建设，侵蚀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自2000年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者人数迅速增长，从1999年的19万人，激增至2023年的45万人。大量迁入的犹太定居者，通过建设犹太定居点，严重挤压了200多万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犹太定居点往往建设在重要的水源、战略要地和文化遗址附近，同以色列军警部署在约旦河西岸的检查站一起，割裂了巴勒斯坦人聚居区的日常联系，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正在一点点被犹太定居点蚕食
其次，巴勒斯坦派系斗争，尤其是哈马斯的快速崛起，使得法塔赫只能通过外交手段获得政治支持。“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启后，遭到以“哈马斯”为代表的巴勒斯坦本土政治和军事团体的反对。
从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哈马斯”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增加，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流派系“法塔赫”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法塔赫”被“哈马斯”击败，以及2007年“法塔赫”和“哈马斯”发生火并，造成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裂。因此，“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外交机构，希望通过国际平台获得更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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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阿巴斯曾访问沙特阿拉伯，是海湾战争后首位方位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巴解组织”高级官员，极大修补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同年，阿巴斯参与同以色列的“奥斯陆和平协议”谈判，随后多年一直代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同以色列展开对话沟通。2003年3月阿巴斯被阿拉法特任命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并于2005年1月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当选后，阿巴斯一直希望压制巴勒斯坦内部号召袭击以色列的“激进派”，试图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促使巴以问题实现突破。
最后，外交突破，尤其是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唯一可行的方案。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是更加务实且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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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的海关，能够左右巴勒斯坦的财政体系；美国的各类资助和捐赠，对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因此，通过外交手段而非暴力手段“倒逼”以色列和美国，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重要选择。
从“观察员国”到“会员国”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于2011年9月首次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请求，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援引了联合国1947年通过的“181号决议”，即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和阿拉伯人国家希望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最终在表决环节，巴勒斯坦成员国资格未能获得9个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因此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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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比如冰岛（2011年）、泰国（2012年）、瑞典（2014年）、梵蒂冈（2015年）、哥伦比亚（2018年）等。2024年之后，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也表示将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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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优势表决通过了相关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应当被接纳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但未来巴勒斯坦的“联合国之路”恐怕仍面临不少挑战。
一方面，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美国，使用“否决权”可能难以避免。美国一直认为，巴以和平问题的解决，应当通过美国主导的巴以和平谈判实现，而非通过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单方来实现。但在现实中，美国往往无力或者无意约束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也不愿意制止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因此单方面约束巴勒斯坦，显示出了美国的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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