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大臣访华后感慨日本太落后#：许多日本人还活在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富有了】当地时间5月14日，日本著名政治新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在日本经济杂志《钻石》网站上的专栏更新了对前厚生劳动大臣，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的专访，与这位刚刚结束中国访问行程的老牌政客，花费了大段篇幅讨论他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他亲历的中日差距。#日本前大臣感慨中日差距#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日本前大臣访华后感慨日本太落后#：许多日本人还活在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富有了】
当地时间5月14日，日本著名政治新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在日本经济杂志《钻石》网站上的专栏更新了对前厚生劳动大臣，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的专访，与这位刚刚结束中国访问行程的老牌政客，花费了大段篇幅讨论他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他亲历的中日差距。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当地时间5月14日，日本著名政治新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在日本经济杂志《钻石》网站上的专栏更新了对前厚生劳动大臣，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的专访，与这位刚刚结束中国访问行程的老牌政客，花费了大段篇幅讨论他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他亲历的中日差距。
对话中，舛添聊起在中国看到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多次感慨日本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而许多日本人的时钟却“停在了30年前”，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富有起来”的事实，仍基于旧的认识看待中国。
现年75岁的舛添要一，早年留学法国和德国，专攻国际政治，并长期活跃在日本媒体和政坛。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动大臣。其后脱离日本自民党，被选为“新党改革”代表，并于2014年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当选两个月后，舛添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东京的友好城市——中国北京。当时，他也成为18年来首位应北京市邀请、来京正式访问的东京都知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其到访给予积极评价。曾接待过舛添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评价其总体上是一个“对中国有好感、有平衡感和国际大局观的人”。
根据这篇专访，舛添最近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而说起这次的经历，他直言，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美国的单极统治很有可能终结，下一个接管世界的将是中国”。
舛添还提到，中国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20%，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已经完全输给了中国”。
在被问到具体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舛添着重提到了中国的数字化普及。
他举例说，在中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情。“在餐厅吃饭，你可以用手机预订、下单和付款。中国智能手机的使用普及速度非常快，甚至在偏僻的农村，二维码支付都得到了普及，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在使用现金。我认为日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倒是听说过中国游客发现日本还没有实现数字化，到处都需要现金，感到不方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国的情况。”
他还说到，中国大街上到处是电动汽车，人们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系统，如汽车导航系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人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开着过时的燃油车。”
他直言不讳道一些日本人的时钟停在了30年前，这些人仍然基于旧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种刻板想法令人尴尬，“日本已经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发现日本许多人还不愿接受中国已经变得富裕起来的事实。”
在舛添看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是由于美国的《广场协议》导致的，但它无法“东山再起”则是因为日本对于战后“意外”获得的快速经济增长太过理所当然，在关键行业没有“革新动力”，沉迷于“啃老本”。
他说，日本曾经在汽车行业站在顶峰，但他们不愿意放弃成功经验，迟迟不转向汽车电动化，充电技术也慢人一拍；在手机3C产业也是类似的情况，日本从业者执着于翻盖手机，缺乏转向智能手机的革新动力，错过了时代巨变，等回过神来，苹果和谷歌已经主导了市场。
对此，田原也深有感触。他说起自己曾与索尼公司已故创始人盛田昭夫多次交谈，对方常常念叨必须要挑战自我，做没人做过的事，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哪怕为此失败三四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纷纷失去后劲，转而追求“不失败的经营”，不允许失败也就不会接受挑战，自然也无法创造新生事物。
两人还谈论了对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看法。舛添说，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必须指出的是，归根结底是美西方先对俄罗斯做出了“过分”举动。
他在自己最近新出的一本书中深入探讨了俄乌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西方做的事无异于在伤者伤口上撒盐……北约承诺过不会向俄罗斯扩张哪怕一寸，所以责任在于美国。”
田原补充道，相比起对俄乌问题的“立场鲜明”，很多日本人很难判断本轮巴以冲突中谁该被指责。舛添则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用 “谁对谁错”的二元论来讨论，但两者相同的是，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巴以局势的发展都被美国选举深度“捆绑”。
“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取决于选举中的选票，而民主的弱点就是必须照顾选民的利益。”
舛添说起过去他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段谈话。约翰逊通过推动“英国脱欧”得以获得民心拿下首相宝座，但舛添回忆称，他曾询问约翰逊对脱欧的看法，对方却回答道“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说我们要脱欧，我就能得到选票”。
根据英国《独立报》今年2月的报道，英国脱欧导致每年出口出现近1000亿英镑（约合1260亿美元）的缺口，使得英国的经济状况比留在欧盟更糟糕。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发现，“英国脱欧对经济造成了缓慢累积的拖累”。
舛添将约翰逊描述为一名“典型的民粹主义者”，“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可怕之处。乌克兰和加沙的命运都取决于政客的受欢迎程度。”
#游乐场正在被时代抛弃#【游乐场，被时代抛弃】#你喜欢去游乐场还是主题乐园#据新品略财观报道：你有多久没去游乐场了？相信很多人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直接回答：很久很久了。曾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游乐场，正在加速消失，游乐场被时代抛弃了！
01 正在消失的游乐场
《新品略财经》关注到，日前，据广州日报等媒体报道，讲不出再见，陪伴了许多广州街坊长大的他，宣布停业。
这一媒体报道很快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热议，原来是位于广州荔湾区的醉观公园游乐场，即将于2024年5月19日正式停止营业。
这家游乐场表示，因为合同到期，将不再继续营业，提醒消费者合理充值消费，还可以办理退款。
很多市民关注到这一消息后，感叹全是满满的回忆。有一位市民表示，我就是在这个游乐场玩大的，现在我带着孩子来，感觉一切都还是那么亲切。
更有很多市民还特意带着家人来这家游乐场，希望在停业前在这里留下更美好的回忆。
广州醉观公园游乐场只是最新停摆的一家游乐场，最近几年，全国各地一个又一个的游乐场正在加速消失。
2023年10月，经营了18年，陪伴很多深圳人的布吉求水山游乐场关闭了，当时很多深圳人，特别是在深圳长大的朋友尤为感叹。
《新品略财经》记得五六年前，当时还和朋友一起去过这家游乐场，玩项目都得排队，体验了第一次过山车，惊险感至今难忘。
对于很多70、80、90后来说，小时候、青春时代，常和同学、朋友、家人等一起去公园里的游乐场玩，是最开心的事情，是儿童和青春时代的快乐回忆。
这些游乐场几乎是全国各地很多公园的标配，也是人们去公园必玩的项目。
相信很多朋友一定能记得当年去游乐场游玩时的场景，而现在这些公园里的游乐场很多都关闭了。
倒闭的游乐场有的游玩设施还在，场景已经成废墟。比如，南宁的南湖公园游乐场停业后，现在成了网友拍摄“废墟风”、文艺风的取景地，令人惋惜。
最近几年，陪伴了很多人成长的游乐场正在加速消失，被遗忘，被抛弃。
02 游乐场为何被抛弃？
那为何公园里的游乐场，甚至是一些大型游乐场都成了时代的泪滴？游乐场为何被抛弃？
在过去经济不发达，人们收入有限的年代，人们通常是会就近游玩，逛逛公园，去游乐场玩，游玩项目也很丰富。
那些年，游乐园受欢迎的原因是当时人们可选择性的游玩项目不多，而且那时候的快乐消费也很简单。
一些有名的游乐场还成为了当地的游玩名片，比如前文所说已经闭园的深圳求水山游乐场，曾被誉为深圳的“小欢乐谷”。
虽然那时候有一些知名的大型游乐场也很吸引人，但这些小游乐场的项目收费要低很多，自然很受人们青睐。
随着后来时代变迁，经济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提高了，能供人们可选择的游玩和休闲项目越来越多，人们就不愿意去游乐场了。
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的购物中心，很多购物中心都会有儿童消费楼层，里面有很多可供小朋友游玩的项目，比如卡丁车、钓鱼、积木、画娃娃等项目，方便了很多家长带小孩子去玩。
以前的年轻人都会去逛公园，玩游乐场，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早就不喜欢去游乐场，一般愿意去逛购物中心，喝奶茶，喝咖啡，去网红景点打卡等，能选择的休闲游乐项目越来越多。
更为重要的是，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过去人们愿意去游乐场玩，充卡或者是单次消费，让当时经营游乐场的企业们赚得盆满钵满。
随着后来去游乐场的人越来越少，这些游乐场的收入大幅减少，很多游乐场亏本经营，这样迟早会倒闭，说白了：游乐场生意不挣钱了。
不仅很多小型游乐场经营不下去，就连一些大型游乐场经营商的日子过得也不快乐。比如，去年出现过山车相撞事故的深圳欢乐谷，其运营商华侨城业绩承压，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旅游景区业务需求萎缩，经营效益下滑。
经过多年游乐场的经营，很多游乐场的设施设备已经老旧，出现安全事故被媒体报道后，也让一些人不敢去游乐场了。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游乐场被抛弃，人们有了更好的游玩选择，比如上海迪士尼、北京环球影城、广州长隆等知名大型主题乐园。
在《新品略财经》看来，传统游乐场消失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更是中国消费不断升级的真实写照。
03 主题乐园时代已来
当传统游乐场被抛弃，人们纷纷涌进各大知名主题乐园，游玩的主题乐园时代早就来了。
现如今，人们去一个城市游玩，除了逛知名景点外，还有很多人会开启旅游式游玩，主题乐园就成了必玩项目。
说起主题乐园，就不得不说上海迪士尼和北京环球影城，这两座主题乐园已经不仅是游玩目的了，更是一座城市的旅游名片，一座城市的经济引擎之一。
2016年6月开业的上海迪士尼，总投资达340亿元人民币，开业一年就实现盈利，接待了超过1100万游客，成为迪士尼历史上第一个开园首年即实现收支平衡的主题乐园，公开资料显示，上海迪士尼每年狂赚80多亿元。
2021年9月开业的北京环球影城，同样也在开业一年内，在2022年第三季度就实现首次季度盈利。按照现在的热度，北京环球影城的营收应该在持续增长，堪称“印钞机”。
上海迪士尼和北京环球影城，门票几百元，玩一趟花费过千元，甚至是几千元，全国各地很多人都还是愿意飞过去玩一趟，甚至去北京旅游，环球影城是必去项目。
当然，广州长隆欢乐世界、深圳欢乐谷、北京欢乐谷、珠海长隆海洋王国、融创冰雪乐园、华强方特等国内知名主题乐园，也很受消费者欢迎。
但从整体盈利能力上来看，国内主题乐园的盈利还是无法与迪士尼、环球影城相比，国际品牌乐园都有完整的独家文化IP体系。
作为旅游城市的深圳也在全力发展主题乐园产业，位于深圳大鹏的深圳乐高乐园度假区计划2024年开业。深圳乐高乐园曾预测，投入运营后，首个完整年度入园人次应达到200万人次，投入运营后5个完整年度内能达到400万人次/年的入园人次。
就连潮玩头部企业泡泡玛特也进入了主题乐园赛道，开了泡泡玛特主题乐园，想通过自己的IP，打造中国版的迪士尼。
全国多个城市都在加码建设主题乐园，而背后的主题乐园是大产业，国际知名主题乐园正在扎堆进入中国市场。
据美国Research and market对中国主题公园的预测，未来5年预计将以7.2%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发展，2027年我国主题公园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00亿元。
主题乐园产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还是人们对主题乐园游玩有旺盛需求，虽然人们不去游乐场，接棒的是主题乐园等新游玩项目。
不过，完全不用担心游乐场会消失，会有更多的新型游乐场项目出现。比如，现在有一些游乐场进了购物中心，这门生意还继续存在。
《新品略财经》认为，人们的游玩需求永远存在，只是时代环境变了，传统游乐场的经营者也应该转变思维，与时俱进，进行更多探索。
01 正在消失的游乐场
《新品略财经》关注到，日前，据广州日报等媒体报道，讲不出再见，陪伴了许多广州街坊长大的他，宣布停业。
这一媒体报道很快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热议，原来是位于广州荔湾区的醉观公园游乐场，即将于2024年5月19日正式停止营业。
这家游乐场表示，因为合同到期，将不再继续营业，提醒消费者合理充值消费，还可以办理退款。
很多市民关注到这一消息后，感叹全是满满的回忆。有一位市民表示，我就是在这个游乐场玩大的，现在我带着孩子来，感觉一切都还是那么亲切。
更有很多市民还特意带着家人来这家游乐场，希望在停业前在这里留下更美好的回忆。
广州醉观公园游乐场只是最新停摆的一家游乐场，最近几年，全国各地一个又一个的游乐场正在加速消失。
2023年10月，经营了18年，陪伴很多深圳人的布吉求水山游乐场关闭了，当时很多深圳人，特别是在深圳长大的朋友尤为感叹。
《新品略财经》记得五六年前，当时还和朋友一起去过这家游乐场，玩项目都得排队，体验了第一次过山车，惊险感至今难忘。
对于很多70、80、90后来说，小时候、青春时代，常和同学、朋友、家人等一起去公园里的游乐场玩，是最开心的事情，是儿童和青春时代的快乐回忆。
这些游乐场几乎是全国各地很多公园的标配，也是人们去公园必玩的项目。
相信很多朋友一定能记得当年去游乐场游玩时的场景，而现在这些公园里的游乐场很多都关闭了。
倒闭的游乐场有的游玩设施还在，场景已经成废墟。比如，南宁的南湖公园游乐场停业后，现在成了网友拍摄“废墟风”、文艺风的取景地，令人惋惜。
最近几年，陪伴了很多人成长的游乐场正在加速消失，被遗忘，被抛弃。
02 游乐场为何被抛弃？
那为何公园里的游乐场，甚至是一些大型游乐场都成了时代的泪滴？游乐场为何被抛弃？
在过去经济不发达，人们收入有限的年代，人们通常是会就近游玩，逛逛公园，去游乐场玩，游玩项目也很丰富。
那些年，游乐园受欢迎的原因是当时人们可选择性的游玩项目不多，而且那时候的快乐消费也很简单。
一些有名的游乐场还成为了当地的游玩名片，比如前文所说已经闭园的深圳求水山游乐场，曾被誉为深圳的“小欢乐谷”。
虽然那时候有一些知名的大型游乐场也很吸引人，但这些小游乐场的项目收费要低很多，自然很受人们青睐。
随着后来时代变迁，经济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提高了，能供人们可选择的游玩和休闲项目越来越多，人们就不愿意去游乐场了。
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的购物中心，很多购物中心都会有儿童消费楼层，里面有很多可供小朋友游玩的项目，比如卡丁车、钓鱼、积木、画娃娃等项目，方便了很多家长带小孩子去玩。
以前的年轻人都会去逛公园，玩游乐场，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早就不喜欢去游乐场，一般愿意去逛购物中心，喝奶茶，喝咖啡，去网红景点打卡等，能选择的休闲游乐项目越来越多。
更为重要的是，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过去人们愿意去游乐场玩，充卡或者是单次消费，让当时经营游乐场的企业们赚得盆满钵满。
随着后来去游乐场的人越来越少，这些游乐场的收入大幅减少，很多游乐场亏本经营，这样迟早会倒闭，说白了：游乐场生意不挣钱了。
不仅很多小型游乐场经营不下去，就连一些大型游乐场经营商的日子过得也不快乐。比如，去年出现过山车相撞事故的深圳欢乐谷，其运营商华侨城业绩承压，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旅游景区业务需求萎缩，经营效益下滑。
经过多年游乐场的经营，很多游乐场的设施设备已经老旧，出现安全事故被媒体报道后，也让一些人不敢去游乐场了。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游乐场被抛弃，人们有了更好的游玩选择，比如上海迪士尼、北京环球影城、广州长隆等知名大型主题乐园。
在《新品略财经》看来，传统游乐场消失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更是中国消费不断升级的真实写照。
03 主题乐园时代已来
当传统游乐场被抛弃，人们纷纷涌进各大知名主题乐园，游玩的主题乐园时代早就来了。
现如今，人们去一个城市游玩，除了逛知名景点外，还有很多人会开启旅游式游玩，主题乐园就成了必玩项目。
说起主题乐园，就不得不说上海迪士尼和北京环球影城，这两座主题乐园已经不仅是游玩目的了，更是一座城市的旅游名片，一座城市的经济引擎之一。
2016年6月开业的上海迪士尼，总投资达340亿元人民币，开业一年就实现盈利，接待了超过1100万游客，成为迪士尼历史上第一个开园首年即实现收支平衡的主题乐园，公开资料显示，上海迪士尼每年狂赚80多亿元。
2021年9月开业的北京环球影城，同样也在开业一年内，在2022年第三季度就实现首次季度盈利。按照现在的热度，北京环球影城的营收应该在持续增长，堪称“印钞机”。
上海迪士尼和北京环球影城，门票几百元，玩一趟花费过千元，甚至是几千元，全国各地很多人都还是愿意飞过去玩一趟，甚至去北京旅游，环球影城是必去项目。
当然，广州长隆欢乐世界、深圳欢乐谷、北京欢乐谷、珠海长隆海洋王国、融创冰雪乐园、华强方特等国内知名主题乐园，也很受消费者欢迎。
但从整体盈利能力上来看，国内主题乐园的盈利还是无法与迪士尼、环球影城相比，国际品牌乐园都有完整的独家文化IP体系。
作为旅游城市的深圳也在全力发展主题乐园产业，位于深圳大鹏的深圳乐高乐园度假区计划2024年开业。深圳乐高乐园曾预测，投入运营后，首个完整年度入园人次应达到200万人次，投入运营后5个完整年度内能达到400万人次/年的入园人次。
就连潮玩头部企业泡泡玛特也进入了主题乐园赛道，开了泡泡玛特主题乐园，想通过自己的IP，打造中国版的迪士尼。
全国多个城市都在加码建设主题乐园，而背后的主题乐园是大产业，国际知名主题乐园正在扎堆进入中国市场。
据美国Research and market对中国主题公园的预测，未来5年预计将以7.2%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发展，2027年我国主题公园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00亿元。
主题乐园产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还是人们对主题乐园游玩有旺盛需求，虽然人们不去游乐场，接棒的是主题乐园等新游玩项目。
不过，完全不用担心游乐场会消失，会有更多的新型游乐场项目出现。比如，现在有一些游乐场进了购物中心，这门生意还继续存在。
《新品略财经》认为，人们的游玩需求永远存在，只是时代环境变了，传统游乐场的经营者也应该转变思维，与时俱进，进行更多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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