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泰山[超话]#中国绿发拿到“体育资质”的消息，在泰山球迷圈内迅速刷屏。正值山东泰山俱乐部遭遇资金链困难、球队前景未卜的节骨眼儿上，这条消息就像一支强心剂，顿时让为子弟兵生存窘境忧心忡忡的泰山球迷们激动和振奋起来，在社交平台上奔走相告，似乎大金主终于降临，俱乐部回归“鲁能时代”指日可待。

绿发拿到体育资质肯定是个好消息，其前身鲁能对泰山足球的特殊贡献，以及作为股改后俱乐部三股东之一，这家主营“三产”的央企，一举一动都令泰山球迷牵肠挂肚。尽管近两年来俱乐部深受资金紧张之累，泰山球迷圈内期待比大股东更有实力的新投资方入主的呼声此起彼伏，省内多家大型国企的名字被轮番提及，不过，比较之下，如果当年喊出“百年俱乐部”口号的“鲁能”得以回归，同时解决俱乐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在泰山球迷心目中，那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

那么，这一美好愿望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大？恐怕只能说，理论上可能，真正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者说，回归当年鲁能那种独资供养模式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若能成为俱乐部股东构成里份量更重、出资比例更大、资金保障更稳定的那一个，就是最好的结果；退而求其次，假如明年泰山首次股改五年合约到期，绿发能留下来继续成为俱乐部股东，再跟电网那边一起支持俱乐部五年，就值得泰山球迷特别是山东足坛烧高香了。

为啥不能彻底回归当年的“鲁能模式”？很简单，时代不同，大势变了。大环境和小环境都今非昔比。26年前鲁能接手泰山时的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发生了质变的不仅是中国足球，更是中国足球乃至中国社会的大背景、大趋势。鲁能把俱乐部股权转交给地方所依据的国家政策，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股改本身就与单个国企独资控股模式相悖。目前仍由单个国企独资运营的俱乐部仅剩上港一家，其股权结构变化只是时间问题，久事则属于控股申花而非独资运营。其他顶级俱乐部无论国资还是民资，股本多元化都是大势所趋。

一句话，中国足球的生存逻辑变了。随着投资足球能得到的非足球附加值的消失，投资人必然回归市场理性，赢利可谓民间资本投资的唯一目的，虽未必是国企投资目的之唯一，但一定是多个目的里排名最靠前的那一个，只为“公益”目的大手笔烧钱，早已成为过去式。何况，比足球更具备“公益”属性、更亟待国资投入的领域，太多太多了。经济下行、民生艰难，国企“做公益”的优先选项，很难轮得到足球。

从投资足球的角度，绿发运营泰山俱乐部，比电网更符合行业特质和市场规律。当初国家电网向济南移交泰山俱乐部股权，理由就是央企“剥离非主业”，电网主业是带有垄断性质的供电，足球显然是非主业，而绿发主业即为“三产”，拿到体育资质后，运营职业俱乐部，就是在做主业。然而，电网投资泰山俱乐部可以不以赢利为目的，国家只考核它的供电，绿发却不行，它经营任何“三产”项目，都必须有赢利指标。当然，绿发家大业大，足球赔点儿，其他也能补回来，可身为央企，做职业足球不寻求经济回报，逻辑上说不通，实际上更不可行。

这或许正是泰山俱乐部股改这四年，两个小股东里，电网不讲条件到点就给钱，而绿发一直盯着大股东，你给了我马上给，你不给我也不给，这种局面形成的深层原因。钱的来源不一样，钱花出去效果的评价体系也不一样。不难想象，即使如泰山球迷们所愿，绿发拿到体育资质后确保乃至扩大给泰山俱乐部的投资，甚至成为控股股东，俱乐部也不会回到当年财大气粗有钱任性的那个年代去了。

因此，泰山球迷的美好愿望，应该建立在期待俱乐部各家股东都能依约履行职责，资金按时到位，成本合理控制，在股东输血渠道通畅的前提下，自身造血机能不断发展，达到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该花钱的时候有钱可花，而且能花到刀刃上。哪怕真是平民之身，也依然会有一颗冠军之心！

#非升即走下996的大学教师们# 近年来，在网络上，高校青年教师们正陷入一种群体焦虑。他们在网络上自嘲为“青椒”，以此消解外界对这一职业的想象。职业压力巨大，面临激烈竞争，绩效困境的背后，真正的问题是知识的创新和生产究竟需要何种制度保证。 2020年，《国家治理》周刊刊发了一项对高校青年教师群体（45岁以下）的调查，结果显示，“职称评定”和“发表论文”是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主要压力来源。接受调查的3000余人中，超半数受访者（57.16%）明确表示自己的工作状态基本达到“996”，有12.2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工作状态已经不止“996”了。 对于在Z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执教的王琼（化名）来说，她的压力还不算最大，不管怎么说，她是“上了岸的人”。博士毕业后，王琼到Z大学任教，学术成果颇受认可，3年后就顺利评上了副教授。就在同一年，学校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取消“铁饭碗”，推行预聘－长聘制。新入职的教师必须先接受预聘岗位的考验。预聘岗位的聘期为3年，最多只能签订两次合同（3+3）。如果被聘者在这两个聘期内没有能够完成晋升（如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则自动解除聘用关系。 青年教师们常用一个更直截了当的说法：“非升即走。”它彰显着这套制度的残酷性：读完博士或者博士后，你在30岁甚至更晚的年龄才真正开始职业生涯，然而到了35岁左右，你就已经开始面临失业的压力了。 2014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全面推行“非升即走”，随后全国许多高校陆续开始了改革。眼看6年将毕，在绝大多数高校里，有多少人能“升”上去还是个未知数。 高校圈广为流传的一组数字是，武汉大学2015年启动聘期制教师选聘工作，2018年底首聘期到期的共69人，通过个人申报、业绩展示、学院审核、学部专家组评审和学校审定，正式申报的48人中（含42名聘期制教师），只有6人被直接聘任为固定教职副教授。 想要冲出重围，顺利“上岸”，一切都要为绩效让步。当同龄人忙于成家立业的时候，青年教师往往只能二选一。王琼认识的助理教授里没有几个人选择在预聘期要孩子，男女老师都一样。“少数几个生了娃的女老师基本都在当甩手妈妈，全靠老人，能不着家就不着家。” 在这些很拼的同事面前，“上了岸”的王琼没有丝毫安全感。她明显地感到，在大学里，论文的数量上不去，拿到的课题不够多，教授也会被边缘化。未来难料，如果不能升教授，是不是就会“转岗”？这种可能常常出现在王琼的脑海里。王琼认识一位在“985”大学拿到编制的副教授，因为“写不动”论文，已经主动要求做行政，干脆结束了学术生涯。 王琼没法这样“佛系”。“我还有没有资格待在这个岗位上？”她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徘徊。一方面，学术研究对她而言是生命里极美好、极重要的部分，她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的价值。虽然论文数量不高，但有专家私下里评价：“王琼老师是一位优秀的学者。” 但另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落伍。刚到学校的头3年，她被鼓励按照自己的步调治学，数量只是一个副产品。有一次，王琼向一位院系领导倾诉自己的烦恼，对方建议她设计一条“更明智”“更符合大趋势”的学术路径。 “承认自己不适合这个游戏就行了，出路还有一大把呢。”有时王琼会这样安慰自己，可是在新一轮考核来临的一天晚上，她再次失眠。辗转反侧中，她给在异地工作的先生发信息，通知对方做好准备接管更多家务，放她去写论文：“明年无论如何得把科研绩效冲一冲。” #南林大副教授首聘期不合格后自杀离世# 节选｜高校教师996：“青椒”们的绩效困境 主笔｜徐菁菁

全文

来自【m.weibo.cn】的分享 https://t.cn/A6Ht0Bdd

诗人拆迁日记（134）•房价暴跌，拆迁收不了场

5月14日 晴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房价暴跌，楼市实际上已经崩盘，只是官方秘不发丧而已。骤变的形势令拆迁工作也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首先拆迁单位与拆迁户的主客关系颠倒过来了，以前“钉子户”死活不签，现在基本上主动“投降”了。以我们鼓楼洞这一带为例，大概只剩下四五户没签，主要是因为产权争议这样的客观原因暂时签不了，余者全签了。另一方面拆迁单位纷纷开始叫亏喊冤了，他们说给拆迁户还是按照2020年2万多/平的评估价，而现在周边新楼盘成交价实际上已低于2万了，他们巨亏。

的确，晚签的拆迁户终于阴差阳错地赶上了房价暴跌的红利，大家都选补偿款而不是安置房了，因为房价比三年前至少跌了1/3，当然是拿钱买房划算。不过凡事皆有两面性，大家突然发现一个悲催的局面：当你愿意签愿意拿钱的时候——却根本拿不到补偿款。据了解，去年7月份以后签字的几乎都未领到钱，甚至有2022年签字没拿到钱的，整个武昌区至少有几百户在等钱！

官方的答复是：“国家不是不重视各家各户的困难，而是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无疑是房产崩盘带来的土地拍不出去造成的。地卖不出去，各编制单位工资都难发。街坊Z君告诉我，前些天他去派出所，听说那里正裁人，可见传言不虚。

这样一来拆迁工作自然也停摆了。拆迁方没钱发放，也没钱拆除征收区人去后摆在那里的空楼，政府规划里面的下一批拆迁项目更是遥遥无期。这里引出一个问题：房价一直跌下去，以后的拆迁肯定都赚不了钱了，那么赔本的买卖还会做吗？即便政府想继续，没有土地拍卖的钱来支付补偿款，又怎么拆得动？

听说有关部门正研究房票制度，发房票来去库存，只怕也是说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多多。当然这些都是国家大事轮不到咱小民操心，我们只知道现在拆迁部门的嚣张气焰至少消了一半。之前他们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看见谁家的房子都像要马上推土机压上的气势，而现在被广大拆迁户堵着要钱不得不夹起了尾巴，甚至学会了赔笑。

天道轮回啊，换言之这也是经济大趋势使然。多年来随着房地产的一路暴涨拆迁公司牛逼哄哄不可一世，而今的收敛是否正是房地产盛极而衰走向穷途末路的写照？

（图为政府的补偿决定公告上被人写上“骗子区政府”五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