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安徽明光市管店镇管店村，一位母亲在女儿病逝后，将“公益筹集”到的，治病没用完的43万元通过“筹款平台”原路发还给捐助者。按照，逝者母亲的说法，女儿的病情发展太快，所以仅用掉很少一部分“善款”。但从媒体的报道态度来看，似乎对这样的事情，对这样的行为，表现出“斯多亚派”的趋向。所以，在逝者离开之后，媒体展开对她家庭的“深度报道”，以此实证关于“善良与善心”的“必然”联系。
事实上，“善心与纯善”到底有没有必然的“强关系”，或许也不是直接可以证明的事情。但是，作为较为正面的事情，媒体们喜欢在底色上赋予更高的评价，而这也是“女儿病逝退回善款事件”被聚焦的主要原因。当然，从“被救助者”层面而言，也显现出基本的“公益共识”。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于“公益共识”的遵守，本应该是有一条底线的。但是，当一些“被救助者”打着“救急号子”玩诈骗把戏的时候，如“女儿病逝退回善款”一类事件，就显得较为品格高尚。事实上，对于“退回善款”而言，也仅是一种基本达标的事情，但能被媒体聚焦“庸众”，也就说明“公益共识”在很多“被救助者”群体中，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形成。
就事论事，从公益的逻辑出发，救助者献出善意，给出实质性捐助，被救助者没有用完捐助的物品或善款，继而退还或转让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群，这本是一条很合理，很正常的逻辑路径。但是，却因很多“被救助者”的不尊底线，让本来正常的事情，显现出较为高大的形象，着实值得深思。
当然，与类似逻辑相同的事情也比较多，不如“孝子的衡量”，比如“信用的评价”等，很多事情本是基本的共识，却因多数人的不作为，不守规则，让本是底线的行为，成为最强的一种行为准则，着实显得有点尴尬。但是，就普适的观念而言，这些确实是一种普遍认同。
不过，关于“公益的底线”，着实应该被重视起来，要不然很多“命悬一线”的被救助者，很难就会因救治不及时，最终失去宝贵的生命。当然，如若没有“公益的底线”，公益的热情也会被打击，显得较为消极。所以，对于“公益的底线”的固守，这几个方面必须要搞清楚。
其一：为何公益活动的底线必须是“极端性救急”。
关于“公益底线”的讨论，在前一段时间“众筹丧葬费事件中”，其实已经有很明朗的答案。不过，我们在讨论过“公益底线”之后，还应该对其的作用和副作用，进行更进一步的明确。从直接的感受来看，公益的底线如果能守护好，公益自然是越来越有底气，相反的，如若总是出现欺骗和谎言，公益终将也只能消逝在绝望之中。
所以，惯常的认知中，公益的底线必须是“极端性救急”。如何理解“极端性救急”，或许通过“女儿病逝退回善款”就能很好的回答。病逝者在需要治病的时候，因家庭贫困而难以救治时，就属于“极端性救急”的情况，因为谁都可信有些病，治疗的晚就彻底没有希望；而病者在因救治无效离开人间时，虽然家庭依旧贫困，善款还有结余，但已经超出“极端性救急”的范畴，所以“退回善款”的过程，完全就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公益底线”的科普。
由此而言，我们就能更全面的看到“公益的底线”的重要性，而这也是媒体为何要对逝者家庭进行全面深度报读的原因。坦白讲，如若救助肉身毫无作用，总要将救助之火继续持续，而在“退回善款”的后续解读上，媒体的正面解读和渲染，显然就是一种“续火”的过程，即便存在“常识性虚高”，但目的是纯粹的，就算是一种功德。
其二：规则意识寡淡的环境中，公益事件中的“常识性”示范着实很重要。
就事论事，“女儿病逝退回善款事件”并不特别，从常识角度判断，简直就是一种“发挥正常”。但是，从整体的公益环境来看，却是较为积极的一次“公益后事处理”的示范。坦白讲，就现在的公益环境，这样的示范真的很有价值，因为太多人分不清善良该如何被正确应用。
一些认知偏狭的人，总觉得逝者已经不在，好不容易筹集到“巨额善款”，如若能有结余，这不就是很好的脱贫机会吗？只是，对于这种想法背后，有太多“不自觉”和“不自重”。如若这样，相信会有一部分人，将不再愿意把“善意”释放出去，因为自己的善意很可能成为一些投机者谋利的工具。
所以，在一个公益环境不太透明的环境中，对于公益底线的全面落实，公益底线的示范，真的很重要。虽然，“事情”看起来感觉有些尴尬和生硬，但是对于公益本身而言，着实是一种滋养和教化，有助于公益可持续发展。
其三：“公益底线”就是“前后要一致”。
过去人们总强调“宽以待人性”，就是做人要统一，才算是君子。这种逻辑拿到公益上来看，就是“筹款理由”和“用款理由”要有一致性。不能筹款一套理由，用款一套理由。比如“女儿病逝退回善款事件”中，“筹款”理由是治病，一旦病人逝去，剩下的钱款就应该退还或者转入更需要救助的人。
而那些想以此“脱贫”的想法，显然就不太符合“前后要一致”的逻辑，而这也是这次“事件”为何溢满“正能量”的主要原因。说到底，女儿已经病逝，当事家庭肯定处于悲痛的氛围之中，但是，“退款本身”关乎公益的长久发展，就显得比较重要。
于此，“女儿病逝退回善款事件”就由一个家庭的悲剧，一跃成为公共事件。它本身关乎救助者的慰藉，捐助者的爱心，以及更多公益事业的成长。同时，也告诉我们，关乎公益中的“钱款流向”，从来只是“善意的流向”，如若涉及利益勾兑，自然也就说明公益环节出现问题，而这也是救助者和被救助者最应该可信的问题。
但是，作为较为硬碰硬的事情，媒体们喜欢在底色上赋予更高的评价，而这也是“女儿病逝退回善款事件”被聚焦的主要原因。当然，与类似逻辑相同的事情也比较多，不如“孝子的衡量”，比如“信用的评价”等，很多事情本是基本的共识，却因多数人的不作为，不守规则，让本是底线的行为，成为最强的一种行为准则，着实显得有点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