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读读张中行】读张中行先生的书，曾经是世纪之交前后非常“时尚”的事，不仅限于学术界、文化界，甚至可以辐射到广义的读书人，而且影响深远。但是不过二十年，读书变化迭代竟如此之大，前一阵想网购几本他的书，却发现没有新版本，只能去旧书平台购买。张中行代表的价值取向，还有母语表达的语体、文体的原创意义就这样退居到少有人关注的位置，难免令人心生慨叹。
最早让张中行成名的是他的“负暄”系列——对红楼往事的追念，对师长友朋的缅怀。虽然文章多用春秋笔法，惯于不露声色，然而在对旧事的回忆中仍然难以掩住其内心深处的几丝萧瑟、几点黯然。写文化名人、大师、巨匠的文章，数量那么集中，质量又如此之高，一时之间成为一种现象，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已然成为绝响——识见之深、笔法之妙是其一，亲历者身份特有的写作角度亦是其一，而且由其文化价值、思想价值敷衍出的审美意义、语体意义也因斯人已逝而成了斯世难再的空谷之音。
因为这些文章写的是文化名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读者的好奇心。但若只是这样读张中行的文章，不仅是低估，而且是错解。对所有大师巨匠，他都是站在平视角度着笔，不但是学识上的平视，更是人格上的平视。他首先把这些名人当作“人”来抒写，其次是把他们当作“常人”来刻画，而且是当作真实的“常人”来描摹，不因为是大师就神化溢美，也不因为是师长就隐去白璧微瑕。比如写胡适，对他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时解聘林公铎一事，如实陈述自己的看法，认为他有“公报私仇”之嫌；写梁漱溟，既大力颂赞其风骨，“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同时又认为他的理想放在概念里更合适，是理想主义者或者空想主义者；写周氏昆仲，他认为鲁迅“趋于信”，而周作人“止于疑”。其实，胡适解聘林公铎之事说法不一，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若干年并不算空想主义者，而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论者，但套用牟宗三评价梁漱溟的观点来说，张中行文章立论未必准确，可是却十分深刻。
张中行写人，绝不铺张扬厉，秉承辞达而已原则，然而寥寥几笔人物风神立现，鲁迅说《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张中行记人可谓达到了这一境界。比如写朱自清，结尾不直接写其风采，却写在朱先生仙逝二十多年后，遇到了他的公子：
说来也巧，与朱先生告别，一晃过了二十年，一次在天津访一位老友，谈及他的小女儿结了婚，问男方是何如人，原来是朱先生的公子，学理科的。而不久就看见他，个子比朱先生高一些，风神却也是谦恭而恳挚。其时我老伴也在座，事后说她的印象是：“一看就是个书呆子。”我说：“能够看到朱先生的流风余韵，我很高兴。”
借自己和夫人对朱公子的观感，侧面写朱先生的流风余韵，看似不假雕琢，实际匠心独运，远胜某些散文作者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下笔千言而言不及义。
其实，张中行记人最为真切的还是那些“市井小民”，平视普通人，同样是他的基本价值倾向。虽然腹笥丰赡、学识渊博，但是他的生存状态始终处于“小人物”状态，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以文化人、名人自居。他写起普通人体验丰富、得心应手。《王门汲碎》记述邻居王铁珊女儿李太太的豪侠正直，《汪大娘》描写李家佣人“汪大娘”的淳朴耿介，《凌大嫂》书写凌大嫂坚守传统之礼，一生为他人默默奉献的罕见美德。张中行写他们不是站在启蒙高度，而是感同身受，同时自然含有悲天悯人的情感，其文深挚朴厚，扣人心弦，回响悠远。孙郁在《张中行别传》中说张中行的文化价值彰显的是一种“小民的分量”，故他写普通人自带“悲悯”，是“情感自觉”而非“文化自觉”，“他用一生的平凡，造就了一个精神的奇迹……也因此，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所代表的思想模型，在我们的文化谱系中极为罕见，值得珍惜与弘扬。
张中行写过《顺生论》，但并不单维突出“顺应”，他仍然强调“怀疑”；他也写过《横议集》，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他针对冯道提出自己观点，批评欧阳修、司马光的正统史观，并引发与黄裳的争论；他对吴起从人性角度提出思辨性观点，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专制残暴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虽然黄裳批评他所谈多是常识，但是常识的力道往往重于整个世界，自带锋芒与春秋笔法其实都是张氏散文的本色与风格。
张中行被誉为“杂家”。以传统作为坐标，他处世做人风格和温柔敦厚的文风属于儒家，他讲“顺生”有道家一面，他也精通佛学，编过刊物；对标西哲，他对康德、罗素哲学有独到理解；他是“沙滩红楼”的北大学子，与“五四”先哲及那个年代的各界巨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更为关键的是，他出入其中，兼通儒释，亦中亦西，融通古今，同时又不执着于一家一论，于事于人于天，他都以自己的慧眼去观察，以自己的心灵去辩证，以自己的妙笔去呈现……他所展示出的这种现象理应深刻地渗透在文化血脉基因中，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年代，我们更要重视“人”自身的价值，将这文脉、这精神赓续传承下去。 （作者：刘笑天 系济南外国语学校教师、《中国教育报》2020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最早让张中行成名的是他的“负暄”系列——对红楼往事的追念，对师长友朋的缅怀。虽然文章多用春秋笔法，惯于不露声色，然而在对旧事的回忆中仍然难以掩住其内心深处的几丝萧瑟、几点黯然。写文化名人、大师、巨匠的文章，数量那么集中，质量又如此之高，一时之间成为一种现象，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已然成为绝响——识见之深、笔法之妙是其一，亲历者身份特有的写作角度亦是其一，而且由其文化价值、思想价值敷衍出的审美意义、语体意义也因斯人已逝而成了斯世难再的空谷之音。
因为这些文章写的是文化名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读者的好奇心。但若只是这样读张中行的文章，不仅是低估，而且是错解。对所有大师巨匠，他都是站在平视角度着笔，不但是学识上的平视，更是人格上的平视。他首先把这些名人当作“人”来抒写，其次是把他们当作“常人”来刻画，而且是当作真实的“常人”来描摹，不因为是大师就神化溢美，也不因为是师长就隐去白璧微瑕。比如写胡适，对他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时解聘林公铎一事，如实陈述自己的看法，认为他有“公报私仇”之嫌；写梁漱溟，既大力颂赞其风骨，“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同时又认为他的理想放在概念里更合适，是理想主义者或者空想主义者；写周氏昆仲，他认为鲁迅“趋于信”，而周作人“止于疑”。其实，胡适解聘林公铎之事说法不一，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若干年并不算空想主义者，而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论者，但套用牟宗三评价梁漱溟的观点来说，张中行文章立论未必准确，可是却十分深刻。
张中行写人，绝不铺张扬厉，秉承辞达而已原则，然而寥寥几笔人物风神立现，鲁迅说《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张中行记人可谓达到了这一境界。比如写朱自清，结尾不直接写其风采，却写在朱先生仙逝二十多年后，遇到了他的公子：
说来也巧，与朱先生告别，一晃过了二十年，一次在天津访一位老友，谈及他的小女儿结了婚，问男方是何如人，原来是朱先生的公子，学理科的。而不久就看见他，个子比朱先生高一些，风神却也是谦恭而恳挚。其时我老伴也在座，事后说她的印象是：“一看就是个书呆子。”我说：“能够看到朱先生的流风余韵，我很高兴。”
借自己和夫人对朱公子的观感，侧面写朱先生的流风余韵，看似不假雕琢，实际匠心独运，远胜某些散文作者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下笔千言而言不及义。
其实，张中行记人最为真切的还是那些“市井小民”，平视普通人，同样是他的基本价值倾向。虽然腹笥丰赡、学识渊博，但是他的生存状态始终处于“小人物”状态，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以文化人、名人自居。他写起普通人体验丰富、得心应手。《王门汲碎》记述邻居王铁珊女儿李太太的豪侠正直，《汪大娘》描写李家佣人“汪大娘”的淳朴耿介，《凌大嫂》书写凌大嫂坚守传统之礼，一生为他人默默奉献的罕见美德。张中行写他们不是站在启蒙高度，而是感同身受，同时自然含有悲天悯人的情感，其文深挚朴厚，扣人心弦，回响悠远。孙郁在《张中行别传》中说张中行的文化价值彰显的是一种“小民的分量”，故他写普通人自带“悲悯”，是“情感自觉”而非“文化自觉”，“他用一生的平凡，造就了一个精神的奇迹……也因此，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所代表的思想模型，在我们的文化谱系中极为罕见，值得珍惜与弘扬。
张中行写过《顺生论》，但并不单维突出“顺应”，他仍然强调“怀疑”；他也写过《横议集》，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他针对冯道提出自己观点，批评欧阳修、司马光的正统史观，并引发与黄裳的争论；他对吴起从人性角度提出思辨性观点，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专制残暴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虽然黄裳批评他所谈多是常识，但是常识的力道往往重于整个世界，自带锋芒与春秋笔法其实都是张氏散文的本色与风格。
张中行被誉为“杂家”。以传统作为坐标，他处世做人风格和温柔敦厚的文风属于儒家，他讲“顺生”有道家一面，他也精通佛学，编过刊物；对标西哲，他对康德、罗素哲学有独到理解；他是“沙滩红楼”的北大学子，与“五四”先哲及那个年代的各界巨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更为关键的是，他出入其中，兼通儒释，亦中亦西，融通古今，同时又不执着于一家一论，于事于人于天，他都以自己的慧眼去观察，以自己的心灵去辩证，以自己的妙笔去呈现……他所展示出的这种现象理应深刻地渗透在文化血脉基因中，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年代，我们更要重视“人”自身的价值，将这文脉、这精神赓续传承下去。 （作者：刘笑天 系济南外国语学校教师、《中国教育报》2020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劝君读读张中行】 读张中行先生的书，曾经是世纪之交前后非常“时尚”的事，不仅限于学术界、文化界，甚至可以辐射到广义的读书人，而且影响深远。但是不过二十年，读书变化迭代竟如此之大，前一阵想网购几本他的书，却发现没有新版本，只能去旧书平台购买。张中行代表的价值取向，还有母语表达的语体、文体的原创意义就这样退居到少有人关注的位置，难免令人心生慨叹。
最早让张中行成名的是他的“负暄”系列——对红楼往事的追念，对师长友朋的缅怀。虽然文章多用春秋笔法，惯于不露声色，然而在对旧事的回忆中仍然难以掩住其内心深处的几丝萧瑟、几点黯然。写文化名人、大师、巨匠的文章，数量那么集中，质量又如此之高，一时之间成为一种现象，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已然成为绝响——识见之深、笔法之妙是其一，亲历者身份特有的写作角度亦是其一，而且由其文化价值、思想价值敷衍出的审美意义、语体意义也因斯人已逝而成了斯世难再的空谷之音。
因为这些文章写的是文化名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读者的好奇心。但若只是这样读张中行的文章，不仅是低估，而且是错解。对所有大师巨匠，他都是站在平视角度着笔，不但是学识上的平视，更是人格上的平视。他首先把这些名人当作“人”来抒写，其次是把他们当作“常人”来刻画，而且是当作真实的“常人”来描摹，不因为是大师就神化溢美，也不因为是师长就隐去白璧微瑕。比如写胡适，对他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时解聘林公铎一事，如实陈述自己的看法，认为他有“公报私仇”之嫌；写梁漱溟，既大力颂赞其风骨，“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同时又认为他的理想放在概念里更合适，是理想主义者或者空想主义者；写周氏昆仲，他认为鲁迅“趋于信”，而周作人“止于疑”。其实，胡适解聘林公铎之事说法不一，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若干年并不算空想主义者，而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论者，但套用牟宗三评价梁漱溟的观点来说，张中行文章立论未必准确，可是却十分深刻。
张中行写人，绝不铺张扬厉，秉承辞达而已原则，然而寥寥几笔人物风神立现，鲁迅说《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张中行记人可谓达到了这一境界。比如写朱自清，结尾不直接写其风采，却写在朱先生仙逝二十多年后，遇到了他的公子：
说来也巧，与朱先生告别，一晃过了二十年，一次在天津访一位老友，谈及他的小女儿结了婚，问男方是何如人，原来是朱先生的公子，学理科的。而不久就看见他，个子比朱先生高一些，风神却也是谦恭而恳挚。其时我老伴也在座，事后说她的印象是：“一看就是个书呆子。”我说：“能够看到朱先生的流风余韵，我很高兴。”
借自己和夫人对朱公子的观感，侧面写朱先生的流风余韵，看似不假雕琢，实际匠心独运，远胜某些散文作者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下笔千言而言不及义。
其实，张中行记人最为真切的还是那些“市井小民”，平视普通人，同样是他的基本价值倾向。虽然腹笥丰赡、学识渊博，但是他的生存状态始终处于“小人物”状态，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以文化人、名人自居。他写起普通人体验丰富、得心应手。《王门汲碎》记述邻居王铁珊女儿李太太的豪侠正直，《汪大娘》描写李家佣人“汪大娘”的淳朴耿介，《凌大嫂》书写凌大嫂坚守传统之礼，一生为他人默默奉献的罕见美德。张中行写他们不是站在启蒙高度，而是感同身受，同时自然含有悲天悯人的情感，其文深挚朴厚，扣人心弦，回响悠远。孙郁在《张中行别传》中说张中行的文化价值彰显的是一种“小民的分量”，故他写普通人自带“悲悯”，是“情感自觉”而非“文化自觉”，“他用一生的平凡，造就了一个精神的奇迹……也因此，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所代表的思想模型，在我们的文化谱系中极为罕见，值得珍惜与弘扬。
张中行写过《顺生论》，但并不单维突出“顺应”，他仍然强调“怀疑”；他也写过《横议集》，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他针对冯道提出自己观点，批评欧阳修、司马光的正统史观，并引发与黄裳的争论；他对吴起从人性角度提出思辨性观点，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专制残暴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虽然黄裳批评他所谈多是常识，但是常识的力道往往重于整个世界，自带锋芒与春秋笔法其实都是张氏散文的本色与风格。
张中行被誉为“杂家”。以传统作为坐标，他处世做人风格和温柔敦厚的文风属于儒家，他讲“顺生”有道家一面，他也精通佛学，编过刊物；对标西哲，他对康德、罗素哲学有独到理解；他是“沙滩红楼”的北大学子，与“五四”先哲及那个年代的各界巨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更为关键的是，他出入其中，兼通儒释，亦中亦西，融通古今，同时又不执着于一家一论，于事于人于天，他都以自己的慧眼去观察，以自己的心灵去辩证，以自己的妙笔去呈现……他所展示出的这种现象理应深刻地渗透在文化血脉基因中，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年代，我们更要重视“人”自身的价值，将这文脉、这精神赓续传承下去。
（作者 刘笑天系济南外国语学校教师、《中国教育报》2020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阅读##教育##教师##一起家庭教育#
最早让张中行成名的是他的“负暄”系列——对红楼往事的追念，对师长友朋的缅怀。虽然文章多用春秋笔法，惯于不露声色，然而在对旧事的回忆中仍然难以掩住其内心深处的几丝萧瑟、几点黯然。写文化名人、大师、巨匠的文章，数量那么集中，质量又如此之高，一时之间成为一种现象，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已然成为绝响——识见之深、笔法之妙是其一，亲历者身份特有的写作角度亦是其一，而且由其文化价值、思想价值敷衍出的审美意义、语体意义也因斯人已逝而成了斯世难再的空谷之音。
因为这些文章写的是文化名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读者的好奇心。但若只是这样读张中行的文章，不仅是低估，而且是错解。对所有大师巨匠，他都是站在平视角度着笔，不但是学识上的平视，更是人格上的平视。他首先把这些名人当作“人”来抒写，其次是把他们当作“常人”来刻画，而且是当作真实的“常人”来描摹，不因为是大师就神化溢美，也不因为是师长就隐去白璧微瑕。比如写胡适，对他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时解聘林公铎一事，如实陈述自己的看法，认为他有“公报私仇”之嫌；写梁漱溟，既大力颂赞其风骨，“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同时又认为他的理想放在概念里更合适，是理想主义者或者空想主义者；写周氏昆仲，他认为鲁迅“趋于信”，而周作人“止于疑”。其实，胡适解聘林公铎之事说法不一，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若干年并不算空想主义者，而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论者，但套用牟宗三评价梁漱溟的观点来说，张中行文章立论未必准确，可是却十分深刻。
张中行写人，绝不铺张扬厉，秉承辞达而已原则，然而寥寥几笔人物风神立现，鲁迅说《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张中行记人可谓达到了这一境界。比如写朱自清，结尾不直接写其风采，却写在朱先生仙逝二十多年后，遇到了他的公子：
说来也巧，与朱先生告别，一晃过了二十年，一次在天津访一位老友，谈及他的小女儿结了婚，问男方是何如人，原来是朱先生的公子，学理科的。而不久就看见他，个子比朱先生高一些，风神却也是谦恭而恳挚。其时我老伴也在座，事后说她的印象是：“一看就是个书呆子。”我说：“能够看到朱先生的流风余韵，我很高兴。”
借自己和夫人对朱公子的观感，侧面写朱先生的流风余韵，看似不假雕琢，实际匠心独运，远胜某些散文作者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下笔千言而言不及义。
其实，张中行记人最为真切的还是那些“市井小民”，平视普通人，同样是他的基本价值倾向。虽然腹笥丰赡、学识渊博，但是他的生存状态始终处于“小人物”状态，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以文化人、名人自居。他写起普通人体验丰富、得心应手。《王门汲碎》记述邻居王铁珊女儿李太太的豪侠正直，《汪大娘》描写李家佣人“汪大娘”的淳朴耿介，《凌大嫂》书写凌大嫂坚守传统之礼，一生为他人默默奉献的罕见美德。张中行写他们不是站在启蒙高度，而是感同身受，同时自然含有悲天悯人的情感，其文深挚朴厚，扣人心弦，回响悠远。孙郁在《张中行别传》中说张中行的文化价值彰显的是一种“小民的分量”，故他写普通人自带“悲悯”，是“情感自觉”而非“文化自觉”，“他用一生的平凡，造就了一个精神的奇迹……也因此，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所代表的思想模型，在我们的文化谱系中极为罕见，值得珍惜与弘扬。
张中行写过《顺生论》，但并不单维突出“顺应”，他仍然强调“怀疑”；他也写过《横议集》，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他针对冯道提出自己观点，批评欧阳修、司马光的正统史观，并引发与黄裳的争论；他对吴起从人性角度提出思辨性观点，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专制残暴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虽然黄裳批评他所谈多是常识，但是常识的力道往往重于整个世界，自带锋芒与春秋笔法其实都是张氏散文的本色与风格。
张中行被誉为“杂家”。以传统作为坐标，他处世做人风格和温柔敦厚的文风属于儒家，他讲“顺生”有道家一面，他也精通佛学，编过刊物；对标西哲，他对康德、罗素哲学有独到理解；他是“沙滩红楼”的北大学子，与“五四”先哲及那个年代的各界巨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更为关键的是，他出入其中，兼通儒释，亦中亦西，融通古今，同时又不执着于一家一论，于事于人于天，他都以自己的慧眼去观察，以自己的心灵去辩证，以自己的妙笔去呈现……他所展示出的这种现象理应深刻地渗透在文化血脉基因中，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年代，我们更要重视“人”自身的价值，将这文脉、这精神赓续传承下去。
（作者 刘笑天系济南外国语学校教师、《中国教育报》2020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阅读##教育##教师##一起家庭教育#
农历四月初八 | 恭迎本师释迦牟尼佛圣诞吉日！普天同庆，共沐佛恩！
纪盛龙华会，兰汤色水揩。
众生频灌顶，三佛倍开怀。
法界祥光焕，娑婆气象佳。
净心如净体，藏垢愧吾侪。
农历四月初八，欣逢三界导师、四生慈父释迦牟尼佛圣诞。这是一年中最隆重最吉祥的佛教节日之一。
三千多年前的今天，释迦太子降生于蓝毗尼园无忧树下，于四方各行七步，步步生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界皆苦，我当安之。”
即时，十方大地六种震动，九龙沐水，地现清池，凤鸟祥飞，百狮降临。
为纪念佛陀降生，后世佛弟子于此日仿照佛陀出生的场景，以各种香汤灌洗佛像，燃香散花供佛，作浴佛法会，所以这一天又被称为“浴佛节”。
浴佛功德不可思议，《浴佛功德经》云：“诸供养中最为第一，胜以恒河沙等七宝布施。”“由作如是浴佛像故，能令汝等人天大众，现受富乐，无病延年；于所愿求，无不遂意；亲友眷属，悉皆安隐；长辞八难，永出苦源；不受女身，速成正觉。”
佛陀的前身是兜率内院的白冠天子，又叫护明菩萨，也称善明菩萨。祂悲悯五浊恶世的苦难众生，以五百大愿为基础，发愿在末法时代，在众生福报小、恶业重的时候前来教化！
白冠天子在天上经过观察，选择了当时具有悠久文化传承的地域，选择了以仁慈统领国家，以道德教化社会的净饭王和具足三十六种女德，喜欢修梵行的摩耶夫人为父母，甚至也设计了自己出场的方式。
《悲华经》记载，当佛陀前生身为宝海梵志时，在宝藏如来前发五百本愿，于未来在五浊恶世成道，其中关于入胎和出生是这样描述的：
愿我尔时从兜术天下，生最胜转轮王家，若自在王家处，在第一大夫入胎，为诸众生调伏其心。修善根故，寻入胎时放大光明，其光微妙，遍照娑婆世界，从金刚际上至阿迦尼吒天。
愿我处胎于十月中，如是等众悉令见我，虽处母胎满足十月，然其实是住珍宝三昧，结跏趺坐正受思惟。十月满已，从右胁出，我既生已，于娑婆世界所有诸天，悉令尽来共供养我。
令我生已寻行七步，行七步已，以选择功德三昧力故，说于正法，令诸大众心生欢喜，住于三乘。
我出右胁足蹈地时，复愿娑婆世界从金刚际上至阿迦尼吒天六种震动，所有众生依水、依地、依于虚空，在五道者悉得醒悟。悉令尽来共供养我。我于尔时悕求洗浴，愿有最胜大龙王来洗浴我身，众生见者即住三乘，所得功德如上所说。
我为童子乘羊车时，所可示现种种伎术，为悟一切诸众生故，处在宫殿妻子婇女五欲之中，共相娱乐，见其过患，夜半出城，除诸璎珞严身之具。
为欲破坏尼揵子等诸外道师，恭敬衣服故，我着袈裟至菩提树下。众生见我处于菩提树下，皆悉发愿，欲令我速以一切功德成就三昧力，说三乘法。
由上，足见佛陀应化娑婆，事事有因缘，处处有来历，无一不是佛陀大悲心愿的化现。
祂的人间行，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一场有备而来的相逢。自此，祂参与并改变了众生轮回的轨迹，我们生命的天空，从此慧日彤彤。
佛陀告诉我们，每个人既可以成为佛、菩萨、天人，也可能堕落三恶道。所谓恶有苦报，善有乐报，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金刚经》里说：“众生非众生，是名众生。”也就是说鬼、神，非鬼、非神，是名鬼神，不是固定不变的。
比如一位天神，他的前世可能是凡夫，通过修行，积功累德修福升天，名为天神享大福报，但是一旦天福享尽，也可能堕落三恶道。
佛教承认现象的“有”，而否定本质的“有”。说有，但不是固定的有，而是辩证的有，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
很多人不相信有前生后世，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不仅不会为来生积累福报资粮，甚至还不断造恶，面对死亡时充满恐惧，未来也只能随业流转。
有佛教信仰的人，深信轮回因果，修道德，自我约束，无私奉献，不论面对怎样的境遇，心态始终是祥和的。临命终时，他们的心中也充满了光明。
不同的生命观缔造了不同的生命结局。生命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佛陀自证自知的真理光芒、流转于法界中的法音，如点石成金般，令有缘众生的命运可以当下改变。
佛教所有经典都以“皆大欢喜，作礼而去”而结束。这也预示着，生命的情节改变了，结局也必将圆满。
浴佛功德不可思议，《灌洗佛形像经》中载：“诸善男子善女子，于佛灭后当至心念佛无量功德之力，浴佛形象如佛在时，得福无量，不可称数。”
浴佛的意义在于净化身口意三业，当我们手持净水沐浴佛像时，内心应当诚恳祝祷，唱颂：
我今灌沐诸如来
净智庄严功德聚
五浊众生令离垢
愿证如来净法身
愿袪除贪欲、瞋恨、愚痴的污垢，让自身行为、语言、心意都能保持洁净；借浴佛的功德，洗去内心的污垢，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显现每个人本来具有的佛性。
典礼的仪式是为了提醒我们纪念佛性的伟大，用仪式激发我们对佛法的敬仰、修学的热忱，时刻保持身心清净，以此启发内心的慈悲智能，承续佛法慧命，让佛陀的慈光永照人间，这是浴佛的真义，也是佛陀化世的本怀。
值此殊胜日，祈愿一切众生得到佛陀的护佑，于轮回中生起出离之心，于闻法中生起智慧心，于一切行为中生起菩提心。
祈愿佛陀的光芒照至法界的每一个角落，破除一切众生的无明黑暗。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纪盛龙华会，兰汤色水揩。
众生频灌顶，三佛倍开怀。
法界祥光焕，娑婆气象佳。
净心如净体，藏垢愧吾侪。
农历四月初八，欣逢三界导师、四生慈父释迦牟尼佛圣诞。这是一年中最隆重最吉祥的佛教节日之一。
三千多年前的今天，释迦太子降生于蓝毗尼园无忧树下，于四方各行七步，步步生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界皆苦，我当安之。”
即时，十方大地六种震动，九龙沐水，地现清池，凤鸟祥飞，百狮降临。
为纪念佛陀降生，后世佛弟子于此日仿照佛陀出生的场景，以各种香汤灌洗佛像，燃香散花供佛，作浴佛法会，所以这一天又被称为“浴佛节”。
浴佛功德不可思议，《浴佛功德经》云：“诸供养中最为第一，胜以恒河沙等七宝布施。”“由作如是浴佛像故，能令汝等人天大众，现受富乐，无病延年；于所愿求，无不遂意；亲友眷属，悉皆安隐；长辞八难，永出苦源；不受女身，速成正觉。”
佛陀的前身是兜率内院的白冠天子，又叫护明菩萨，也称善明菩萨。祂悲悯五浊恶世的苦难众生，以五百大愿为基础，发愿在末法时代，在众生福报小、恶业重的时候前来教化！
白冠天子在天上经过观察，选择了当时具有悠久文化传承的地域，选择了以仁慈统领国家，以道德教化社会的净饭王和具足三十六种女德，喜欢修梵行的摩耶夫人为父母，甚至也设计了自己出场的方式。
《悲华经》记载，当佛陀前生身为宝海梵志时，在宝藏如来前发五百本愿，于未来在五浊恶世成道，其中关于入胎和出生是这样描述的：
愿我尔时从兜术天下，生最胜转轮王家，若自在王家处，在第一大夫入胎，为诸众生调伏其心。修善根故，寻入胎时放大光明，其光微妙，遍照娑婆世界，从金刚际上至阿迦尼吒天。
愿我处胎于十月中，如是等众悉令见我，虽处母胎满足十月，然其实是住珍宝三昧，结跏趺坐正受思惟。十月满已，从右胁出，我既生已，于娑婆世界所有诸天，悉令尽来共供养我。
令我生已寻行七步，行七步已，以选择功德三昧力故，说于正法，令诸大众心生欢喜，住于三乘。
我出右胁足蹈地时，复愿娑婆世界从金刚际上至阿迦尼吒天六种震动，所有众生依水、依地、依于虚空，在五道者悉得醒悟。悉令尽来共供养我。我于尔时悕求洗浴，愿有最胜大龙王来洗浴我身，众生见者即住三乘，所得功德如上所说。
我为童子乘羊车时，所可示现种种伎术，为悟一切诸众生故，处在宫殿妻子婇女五欲之中，共相娱乐，见其过患，夜半出城，除诸璎珞严身之具。
为欲破坏尼揵子等诸外道师，恭敬衣服故，我着袈裟至菩提树下。众生见我处于菩提树下，皆悉发愿，欲令我速以一切功德成就三昧力，说三乘法。
由上，足见佛陀应化娑婆，事事有因缘，处处有来历，无一不是佛陀大悲心愿的化现。
祂的人间行，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一场有备而来的相逢。自此，祂参与并改变了众生轮回的轨迹，我们生命的天空，从此慧日彤彤。
佛陀告诉我们，每个人既可以成为佛、菩萨、天人，也可能堕落三恶道。所谓恶有苦报，善有乐报，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金刚经》里说：“众生非众生，是名众生。”也就是说鬼、神，非鬼、非神，是名鬼神，不是固定不变的。
比如一位天神，他的前世可能是凡夫，通过修行，积功累德修福升天，名为天神享大福报，但是一旦天福享尽，也可能堕落三恶道。
佛教承认现象的“有”，而否定本质的“有”。说有，但不是固定的有，而是辩证的有，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
很多人不相信有前生后世，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不仅不会为来生积累福报资粮，甚至还不断造恶，面对死亡时充满恐惧，未来也只能随业流转。
有佛教信仰的人，深信轮回因果，修道德，自我约束，无私奉献，不论面对怎样的境遇，心态始终是祥和的。临命终时，他们的心中也充满了光明。
不同的生命观缔造了不同的生命结局。生命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佛陀自证自知的真理光芒、流转于法界中的法音，如点石成金般，令有缘众生的命运可以当下改变。
佛教所有经典都以“皆大欢喜，作礼而去”而结束。这也预示着，生命的情节改变了，结局也必将圆满。
浴佛功德不可思议，《灌洗佛形像经》中载：“诸善男子善女子，于佛灭后当至心念佛无量功德之力，浴佛形象如佛在时，得福无量，不可称数。”
浴佛的意义在于净化身口意三业，当我们手持净水沐浴佛像时，内心应当诚恳祝祷，唱颂：
我今灌沐诸如来
净智庄严功德聚
五浊众生令离垢
愿证如来净法身
愿袪除贪欲、瞋恨、愚痴的污垢，让自身行为、语言、心意都能保持洁净；借浴佛的功德，洗去内心的污垢，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显现每个人本来具有的佛性。
典礼的仪式是为了提醒我们纪念佛性的伟大，用仪式激发我们对佛法的敬仰、修学的热忱，时刻保持身心清净，以此启发内心的慈悲智能，承续佛法慧命，让佛陀的慈光永照人间，这是浴佛的真义，也是佛陀化世的本怀。
值此殊胜日，祈愿一切众生得到佛陀的护佑，于轮回中生起出离之心，于闻法中生起智慧心，于一切行为中生起菩提心。
祈愿佛陀的光芒照至法界的每一个角落，破除一切众生的无明黑暗。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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