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和你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餐饮老板找人这么难呢？你知道吗？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去餐馆当服务员，他们更喜欢做办公室文员或者成为主播，而餐饮老板希望能雇佣年轻人，而且还要求他们综合素质高，但实际上又付不了太高的工资，这真是个死循环。
但是别担心，两个方法，至少能够帮你节约30%的人力成本，
第一个呢，合理利用兼职，你可以使用全职员工和兼职员工的组合模式，主要解决高峰期的用人需求，而且还不需要考虑住宿的问题。
第二，提高待遇，当我说提高待遇时，并不是简单粗暴地涨工资，而是通过合理的薪酬福利管理，包括绩效考核等方式，你知道吗，餐饮业中，很多九五后离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被承诺月薪5000，但最后到手只有3000，他们觉得老板的承诺不可靠。
是吧，比如面试时候就直接说一年涨五次工资，量少，次数多，更诱人哦，
所以，合理利用兼职和巧妙设计薪酬结构，不仅可以节约人力成本，还能吸引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你的团队。
#餐饮##餐饮店##餐饮招人#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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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学者发表的未来 】
01 从学报的历史说起
新京报：高校学报占据了中国学术期刊界的半壁江山，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实际上，国外学术界并不存在如此规模的学报体系。你之前曾对此做过研究，可以简单地介绍学报这种学术期刊的由来和历史吗？
仲伟民：大学学报是由高等院校主办的定期出版的学术性期刊。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于20世纪初，之后逐渐取代传统学术，而学报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学报中，有三种特别值得一提。东吴大学主办的《东吴月报》，这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1915年创办的《清华学报》是中国第一本冠名“学报”的学术期刊，对“学报”的功能和宗旨作了最早的定义，明确了高校主办以及学术性这两个核心要素。而创刊于1919年的《北京大学月刊》，文章学术性强，除研究古典学术外，还是推广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基地，最具有大学学报的形态和特征。
......
02以《清华大学学报》为例的审稿流程、时间
新京报：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大学学报的论文审稿的大致流程吗？
仲伟民：普通读者以及很多作者，都不太了解具体的论文编辑以及发表制度。就《清华大学学报》来说，我们采用“三审三校制”，同时设立了一个专门投稿的平台。作者投稿之后，就会进入这个系统流程。
论文审稿大致有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由各专业的编辑分头初审稿件，比如历史学的编辑，专门看历史学的论文。因为学报人员编制少，因此编辑分为全职和兼职两种，一般都有博士学位。在初审阶段，我们给编辑的要求是适当放宽尺度，编辑只要认为文章的选题比较有价值，论点和论证基本能成立，就可以提交二审或复审。通过初审的稿件，由副主编复审。复审通过的稿件，由主编终审。最后一关，是安排外审，请学科的专家给出最后意见。为了避免人情关系以及身份性歧视，我们采取是双向匿名评审制度。
新京报：作者在学报的平台上投稿，直到论文正式发表，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仲伟民：就《清华大学学报》来说，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因为来稿量非常大，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有限；另外，我们也无法约束外审专家的时间，只能建议他们在某个时限内返回。......
我们每年的来稿量非常大，编辑部积压的稿件很多，决定发表的文章往往要等较长时间，某些学科的文章可能要等两年以上。我们努力解决好这些问题，经常和作者联系，只能延后发表的文章，我们会通知作者，希望能取得作者的谅解。......
对于绝大多数的核心期刊来说，从审稿到发表的周期一般在半年以上，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好文章的确是要花很长时间打磨，你自己认为写得已经很完善，但可能与审稿专家的实际判断有距离，或在写作范式等方面不一定和投稿期刊相符，因此文章需要反复修改，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年轻朋友对此需要有心理准备。
新京报：你之前提到，整体而言国内高水平的论文太少，大多数学术期刊往往没有好稿件可以发。但另一方面，全国最好的论文又全扎堆在高水平的核心期刊，像你主持的《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常常遇到大量稿件堆积的情况，你怎么看待学术成果与发表的严重不均衡？
仲伟民：高水平论文向高水平期刊集中，是学术界的正常生态，而不能看作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我们需要承认，学术期刊在客观上水平参差不齐，学术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导致了这种现象。
对于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目前学术界及管理部门在破四唯、五唯的政策主导下，对“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争议比较多。但我认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有了“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的整体水准才得以提高。当然，期刊评价的确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期刊片面地追求数据，甚至个别期刊为了进入核心期刊而故意制造一些假数据。但我们还是需要对目前学术期刊的整体情况给出客观评价，即如果与20年前的学术期刊相比较，学术期刊的进步是很明显的，尤其是人文社科期刊的整体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而现行各种学术评价及期刊评价机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
03学报会更倾向于采纳本校稿件吗？
新京报：你曾经撰文指出，有些学报偏向于采纳本校作者的稿件，甚至只接受本校作者投稿，实际上违背了促进校际学术交流的初衷，也不利于真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种现象还存在吗？给你们的平台投稿需要满足什么样的资格或条件吗？
仲伟民：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过。上世纪80年代，教育部恢复一大批学报，之后又扩容了一大批学报，当时的确有文件指出，每个学报应该成为自己学校的窗口，主要反映本校师生的学术成果。......
04年轻学者发表论文困难是很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青年学者发论文难”是近年来一直被关注的话题，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仲伟民：有些人说中国学术期刊太少，在国内发表论文很难，这样的说法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近年来国内研究人群的确越来越大，面对很多的竞争压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层。
我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多年，体会很深。总体看，尽管我国研究从业人群非常庞大，但就整体的学术水平而言，比较复杂，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有2000多种，但高水平的期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所收录的期刊数量，不超过期刊总数的1/3。其中“来源期刊”收录最少，不超过期刊总数的1/4。即使是这些“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也很难保证每一期发表的论文都达到了比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他众多非核心或非来源期刊不仅较难争取到高水平的文章，甚至经常面临无米下锅的局面。好文章永远都是稀缺资源，而大量的垃圾文章则根本没有发表的价值。因此，笼统说发表论文难是不科学的。
很多年轻学者的确需要发论文通过考核、评聘职称或取得学位。但从期刊主编和编辑的角度来讲，他们也非常希望高水平的论文发表在自己的期刊上。可是好文章每年的产量是有限的，大多数好文章都被高水平专业期刊吸收了，还有一部分去了高水平的综合性期刊，比如部分“985“高校学报，以及部分社科院和社科联系统主办的期刊。此外，全国还有很多的学报也需要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而它们为了应对期刊检查、评估，以及同行之间的竞争，也希望能有高水平的论文。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青年学者发表论文难，也要看到当下的学术市场实际上很难提供很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年轻学者发表论文困难，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从硕博生到初步进入研究阶段，每个人的学术研究都会经历一个逐渐成熟的阶段。在初期写作过程中，论文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观点比较片面，对学术前沿了解不够，资料不够丰富，文字表达不够凝练等。而在比较好的学术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需要一定的学术积累。因此，在初步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段，论文被经常退，在我看来，这是很多学者都要经历的阶段，不要无故夸大。
......
05学术评价体系与学术共同体
新京报：去年教育部发文，指出破除SCI至上，审慎选用量化指标，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职称评聘、学生评价的直接依据等。你觉得这对国内学术评价体系造成影响了吗？
仲伟民：高校职称评定在推行“破五唯”（即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倾向）的时候，不应该把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全部推翻，这样可能得不偿失。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期刊的分级就和商品分级一样，本质上是不可避免的。
“破五唯”忽视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发表有其自身特点。国内学者很少会追求在SSCI或AHCI上发论文。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水平的中文论文都是发表在国内期刊上。人文社科领域内的SSCI崇拜现象，实际并不突出，国内学者也看不上。真实情况是，国外需要了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需要查阅中国的研究情况，其中通过中国知网收录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中国知网的国外市场销售，90%的销售额都是来自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第二，中国缺乏高水平的自然科学期刊。正因为如此，理工科的学者一般会选择在国外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现在鼓励学者不在国外期刊上发表SCI论文，但实际情况是，国内并没有高水平的自然科学期刊可供发表；而国内期刊不能吸引高水平论文，又无法提升期刊的学术水平，从而陷入一个怪圈。
新京报：不少高等教育研究学者指出，要摆脱学术评价过于依赖量化指标的局面，需要尽快引进和建立同行评议（peer review）的体系，你觉得这是可行的做法吗？
仲伟民：同行评议，或“学术共同体”的建立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二是需要学术规范的规训以及良好学术风气的养成。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
现在在一些专业研究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正在推进，学术期刊也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最近几年大力推动分学科组织学术活动，......当然，从整体来看，国内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适当的学术评价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避免在反五唯的时候走极端。
06把Tenure-Track简化为“非升即走”过于简单HUA了
新京报：今年热议的“非升即走”制度，是不是你所指的需要避免的极端倾向呢？
仲伟民：目前高校引入Tenure-Track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这种制度简化为“非升即走”，就过于简单化了。研究性大学追求高水平研究成果，就需要高水平的老师。我特别反对在学校上课照本宣科的老师，尤其反对一门课的讲义一用就是5年、10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随时修改补充教学讲义，一是说明他没有进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二是说明他没有及时吸收学术界的最新观点。我认为这样的教学是不合格的，这种老师也不适合高校教书。因此，在“985”等学术性研究性高校推行Tenure-Track制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高校也不应该走偏，更不应该变成一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新京报：“非升即走”让很多青年教师面临沉重的考核压力。你有接触了解类似的青年教师吗？清华教师有遇到过论文发表的困境吗？
仲伟民：年轻人在论文发表这一块，普遍都有这种压力。清华的规定比较宽，每个学院自己定标准，总体上不讲究论文数量，职称评定采用代表作制。比如人文学院评正高、副高职称，要求提供5篇代表作，这是最主要的条件。
现在大学教师的事业编制和原来不同，也不是“铁饭碗”。清华已经实行Tenure-Track制度，比如正常情况下副教授经过两个聘期后，要么升为教授，要么聘为“常聘副教授”，都要经过严格考核。如果没有达到学校要求，就只能离开或转岗。
新京报：在正式编制之外，你是否还了解另一些比较特殊的研究群体，他们一般被称为“师资博士后”、“青年研究员”、“特聘研究员”之类。他们面临怎样的处境呢？
仲伟民：实际上性质差不多。这些在研究机构工作的老师，包括你说的合同制的研究人员都有事先约定好的工作量，比如必须完成几个项目，发表几篇文章等。任期满了以后，要进行重新考核。如果没有完成约定的工作量，可能就不能留任。有时合同到期之后，因为原来依托的研究机构变动，也可能导致工作的不稳定。
从每年高校增招的硕博数量，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工作岗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于准备或正在读博、希望进入高校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努力还是最重要的。清华大学虽然已经取消了博士毕业发表论文的要求，但我还是经常给学生讲，如果你将来要走学术道路，还是应该争取多发表高水平的论文。
同时，年轻人也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评估，即自己将来最适合做哪一方面的工作。现在的工作机会很多，不要都挤在一条路上。如果你真的对学术特别感兴趣，打算从事科研教学，有一定天资，也愿意努力，就不要过多受到外面各种说法和政策的干扰，始终保持一种平和开放的心态。机会总是留给有心人，努力不会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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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学报的历史说起
新京报：高校学报占据了中国学术期刊界的半壁江山，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实际上，国外学术界并不存在如此规模的学报体系。你之前曾对此做过研究，可以简单地介绍学报这种学术期刊的由来和历史吗？
仲伟民：大学学报是由高等院校主办的定期出版的学术性期刊。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于20世纪初，之后逐渐取代传统学术，而学报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学报中，有三种特别值得一提。东吴大学主办的《东吴月报》，这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1915年创办的《清华学报》是中国第一本冠名“学报”的学术期刊，对“学报”的功能和宗旨作了最早的定义，明确了高校主办以及学术性这两个核心要素。而创刊于1919年的《北京大学月刊》，文章学术性强，除研究古典学术外，还是推广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基地，最具有大学学报的形态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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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以《清华大学学报》为例的审稿流程、时间
新京报：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大学学报的论文审稿的大致流程吗？
仲伟民：普通读者以及很多作者，都不太了解具体的论文编辑以及发表制度。就《清华大学学报》来说，我们采用“三审三校制”，同时设立了一个专门投稿的平台。作者投稿之后，就会进入这个系统流程。
论文审稿大致有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由各专业的编辑分头初审稿件，比如历史学的编辑，专门看历史学的论文。因为学报人员编制少，因此编辑分为全职和兼职两种，一般都有博士学位。在初审阶段，我们给编辑的要求是适当放宽尺度，编辑只要认为文章的选题比较有价值，论点和论证基本能成立，就可以提交二审或复审。通过初审的稿件，由副主编复审。复审通过的稿件，由主编终审。最后一关，是安排外审，请学科的专家给出最后意见。为了避免人情关系以及身份性歧视，我们采取是双向匿名评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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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之前提到，整体而言国内高水平的论文太少，大多数学术期刊往往没有好稿件可以发。但另一方面，全国最好的论文又全扎堆在高水平的核心期刊，像你主持的《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常常遇到大量稿件堆积的情况，你怎么看待学术成果与发表的严重不均衡？
仲伟民：高水平论文向高水平期刊集中，是学术界的正常生态，而不能看作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我们需要承认，学术期刊在客观上水平参差不齐，学术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导致了这种现象。
对于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目前学术界及管理部门在破四唯、五唯的政策主导下，对“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争议比较多。但我认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有了“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的整体水准才得以提高。当然，期刊评价的确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期刊片面地追求数据，甚至个别期刊为了进入核心期刊而故意制造一些假数据。但我们还是需要对目前学术期刊的整体情况给出客观评价，即如果与20年前的学术期刊相比较，学术期刊的进步是很明显的，尤其是人文社科期刊的整体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而现行各种学术评价及期刊评价机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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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把Tenure-Track简化为“非升即走”过于简单HUA了
新京报：今年热议的“非升即走”制度，是不是你所指的需要避免的极端倾向呢？
仲伟民：目前高校引入Tenure-Track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这种制度简化为“非升即走”，就过于简单化了。研究性大学追求高水平研究成果，就需要高水平的老师。我特别反对在学校上课照本宣科的老师，尤其反对一门课的讲义一用就是5年、10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随时修改补充教学讲义，一是说明他没有进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二是说明他没有及时吸收学术界的最新观点。我认为这样的教学是不合格的，这种老师也不适合高校教书。因此，在“985”等学术性研究性高校推行Tenure-Track制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高校也不应该走偏，更不应该变成一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新京报：“非升即走”让很多青年教师面临沉重的考核压力。你有接触了解类似的青年教师吗？清华教师有遇到过论文发表的困境吗？
仲伟民：年轻人在论文发表这一块，普遍都有这种压力。清华的规定比较宽，每个学院自己定标准，总体上不讲究论文数量，职称评定采用代表作制。比如人文学院评正高、副高职称，要求提供5篇代表作，这是最主要的条件。
现在大学教师的事业编制和原来不同，也不是“铁饭碗”。清华已经实行Tenure-Track制度，比如正常情况下副教授经过两个聘期后，要么升为教授，要么聘为“常聘副教授”，都要经过严格考核。如果没有达到学校要求，就只能离开或转岗。
新京报：在正式编制之外，你是否还了解另一些比较特殊的研究群体，他们一般被称为“师资博士后”、“青年研究员”、“特聘研究员”之类。他们面临怎样的处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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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年轻人也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评估，即自己将来最适合做哪一方面的工作。现在的工作机会很多，不要都挤在一条路上。如果你真的对学术特别感兴趣，打算从事科研教学，有一定天资，也愿意努力，就不要过多受到外面各种说法和政策的干扰，始终保持一种平和开放的心态。机会总是留给有心人，努力不会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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