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新置顶。fo我前考虑清楚。本人自由主义者，现充，想夸就夸想骂就骂，主打一个赛博世界拒绝内耗。别拿圈冷粮少道德绑架我“尊重对家”，我不吃这套且非常瞧不起大部分二刺猿产品解萌萌人。

非常热爱港圈相关和粤菜，老广土著，欢迎粤语使用者勾搭但拒绝普沙和粤语警察。
喜欢2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奥斯卡佳作，爱各种默片，卓别林大师是偶像，欢迎列表安利或吃我安利～欧美追星mariah carey～
名著爱好者，托尔斯泰书迷，偏爱悲剧。

05年山口山遗老，极端暴黑，联盟部落双间谍，品味阴间但非常高雅。具体成分如下：

展览 | 何为通人——经世视野下的沈曾植
时间：2024年4月16日——6月30日
地点：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四楼书画馆C

沈曾植（1850—1922）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清廷与俄国就归还伊犁问题重新谈判，对边事的焦虑体现在当年的会试策论中，即以“问北徼事”为题。这一年，沈曾植参加会试，主考官翁同龢（1830—1904）阅其卷后极为赏识，批：“观五策，于许书最熟，而于朔方事，历历如数掌纹，淹博无匹。合二三场观，知小学、地舆、经史无不淹贯，洵是通人。”

如何理解这个“通”——是我们想通过对这样一个晚清人物的个案研究来讨论的主题。沈曾植是学者型官员，也是传统的士人。他中进士后，历任刑部主事、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署安徽布政使、护理巡抚等，宣统二年（1910）辞官归里。清亡后，沈曾植虽以遗老身份居上海，但却活跃在最前沿的国际学术舞台上。

如果说，乾嘉时代的学问视野，仍不出传统中国的经史子集，那么道咸以后的学问却以超越传统史地与文献甚至语言研究为时尚。沈曾植于经、史、诗词、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金石书画、乐律等无不精通，被誉为 “同光朝第一大师”。我们今天来看他的“通”，有横跨涉略之广，也暗含其治学之敏锐及方法之通融，更有其通儒、释、道于一体，在义理上企图建构一个圆融世界的努力，使其与这新世界大门已然打开的变革时代产生血脉的关联。

浙江省博物馆1957年接受沈氏后人捐赠，涉及稿本、批校题跋本等古籍碑帖、书画、拓片、沈门往来诗笺信札、海日楼藏简等。本次展览的五个单元，分别为“刑律”“舆地”“佛学”“诗文”“碑帖”，希望能多角度呈现沈曾植的学术人生，一探其“通”，进而使今天的人们更好地理解他在面对晚清内忧外患之衰世时无可奈何的悲愤与消沉，以及如何寻找经世路途来直面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对于在今天学科划分愈趋细化的背景下，我们重新认识二十世纪初的学术史和思想史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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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几篇关于王国维自杀原因的论文。主流观点三种：殉清说；罗振玉逼债说；参与复辟、畏惧北伐革命说。。

中山大学彭玉平老师围绕这个主题写得最多，结论更主张畏惧革命。论证有许多精彩处，也有为罗振玉硬拗、强扭澄清处，痕迹太明显。连我我们这种门外汉都能看到的材料，就不用。

此外，还有“殉文化说”（陈寅恪）、“悲观主义说”（缪钺、萧艾）。

都很难令人信服。

仅仅依靠遗书或交游很难断定。尤其那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彭文一度围绕“再”字折腾来折腾去。其实“义无再辱”本就是“去意已决”，并非前面受辱一次，这是什么第二次。。

如《无锡县志》：“莫氏，孟泽民妻，年二十一，夫亡。媵妾谈年十七。莫泣谓曰：我义无再辱，尔去可也。谈亦泣曰：主诚有志，妾奈何二心？且舍妾谁辅主者。遂相与共守，抚其孤五十年······”

就开放的思考说，我更容易接受听上去并非主流的“悲观主义说”。

王国维本身就是一个富足的矛盾体：始于新学、西学尤其西方哲学，然后借助外语优势转而涉入国学，从红楼到戏曲，然后甲骨、金石、各种文献，“二重证据法”等等，都开本地风气之先。但是，显然，学术的路径与他现实中政治思想矛盾重重，他日益保守，遗老派标签、溥仪南书房行走的履历，跟他开阔的治学视野相悖。

但同样很难定义哪个节点出现了问题。。

我没这能力推进，但在翻一本旧书（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时，看到一个可以参考的视角。

那就是，20世纪初，既是一个新旧博弈、碰撞、转换、创新涌现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精神家园丧失的苦闷的时代，好多科学家甚至因此自杀。。。。

爱因斯坦比王国维小两岁，近似的周期，他说，自己时时感到无家可归的苦闷，像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有时候，这种孤寂感是很痛苦的”。

玻尔兹曼，一个乐观的人， 一个明明已经打开新世界的物理学家，无法摆脱苦闷与忧郁，1906年跑到森林里自杀了。他的面前，经典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坍塌。同年，德国科学家德鲁德自杀。

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谈及精神家园丧失时，这么说：“在今天，许多人提出同昨天他说过的话完全相反的主张；在这样的时期，真理已经没有标准了，他不知道科学是什么了。我很悔恨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前5年就死去。”

上面表达最后一句，与王国维一句有相近。

此处“二传手”一下彭玉书老师的引文。

1926年10月25日，在给罗振玉的一封信中，他说：“承赐衣料，处此境地，恨不死于去年，又何寿可言！然却之不恭，特行鸣谢！”

洛伦兹恨不死于5年前。

王国维恨不死于1925年。

沿着期限，当然有很多节点值得挖掘，但我觉得，它还是在一个大的时代变局中。仍可以说是时代的苦闷。

而个体看似有无数的出路与触角，反而像是一个人走出黑暗的铁屋，置身于炽热的阳光之下，瞬间无法承受一种光明的召唤，整个精神、肌体的各种问题突然剧烈地呈现了。

王国维当然不会不明白这种时局的节点。他那《殷周制度论》里，就特意强调，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他同样身处一个近乎雷同的同构的时代。这样的剧变时代，各种矛盾集中一个一个窗口，时代的一粒沙落在头顶，也能让人瞬间委顿。

所以，本质上，王国维之死还是在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的交织逻辑里。或者说，殉清、罗振玉交恶、惧怕革命云云，都首先还是得置这种层面之下来分析，它们只是衍生品，是一种导火索。但真正爆炸或天光顿开，还是上面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