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哪种重要的哲学和宗教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都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虽然它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却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
01
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
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02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
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03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明心见性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六祖慧能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
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禅宗：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太阳][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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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
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02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
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03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明心见性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六祖慧能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
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禅宗：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太阳][太阳]
雕版印刷术：印刷史上的“活化石”
雕版印刷术是古代中国人的智慧结晶和伟大发明，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进行印刷的技术，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2009年，雕版印刷正式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那雕版印刷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首先，汉朝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出现了印刷雏形。
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等都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从刻印章、拓印等技术中获得了启发，开始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画清晰可辨。
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这就是最初的雕版印刷术。
其次，唐朝为了更快印刷佛经，印刷术得到普及。
关于雕版印刷术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何时出现，史学界曾一直争论不休。
目前普遍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在唐朝被发明出来，并在唐朝中后期得到普遍使用。1966年在西安市西郊发现的雕版梵文《陀罗尼经咒》单页，其年代大致刻印于 704—751年之间，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目前标有明确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印刷的《金刚经》，它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宽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
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可见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从早期印刷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神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后来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蓬勃，雕版印刷术在唐代中后期得到普及。
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文中提到的“模勒”就是雕版印刷，当时雕版印刷已经出现市井中，可见到九世纪初，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已由最初的佛教咒语扩大到民间百姓的文化方面。
再次，两宋时期开始出现活字印刷术。
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的使用已基本普及。到了五代时期，不仅在民间已经盛行刻书，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至953年，印刷儒家《五经》等著作达130多册。而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上突飞猛进，尤其是以浙江、福建、成都地区为代表，刻印的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明显增多。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耗时22年，一共1076部，5048卷，雕版数量达13万多块，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据统计，宋代雕板印刷的书籍，已知的就有七百多种，而且字体整齐朴素，美观大方。可见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
此外，在两宋时期，印刷术发展还有两项突破：
首先，活字印刷大幅提升了效率。
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用胶泥做成独立的四方长柱体，刻上单字，就是一个个单独的活字。印书的时候，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
另外用一块平板，压在排好的活字上面，把字压平，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毕昇的发明，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这种泥活字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早了大约400年。
这种活字印刷术，可以两个人操作完成，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不仅效率大幅度提升，而且更加方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并没有被有效推广。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活字印刷术的成品相对较高，从起初的泥活字，到后来的木活字，制作单独的活字模型成本提升，而且还有配套的松香、油蜡等原料，在当时大大提升了印刷成本。
其二，对印刷的技术成本要求更高。印刷工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以往的雕版印刷，只要排好版，印刷工不需要识字。而如果使用活字印刷，就必须要求印刷工识字。而且，活字印刷对当时的油墨要求也高，不然印出来的字迹，并没有雕版印刷清晰。
其三，活字印刷术被发明之初，并没有受到统治者重视。所以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雕版印刷术依然是印刷业一直使用的技术。
其次，彩印技术出现。
在北宋初年，四川地区流行的货币“交子”，就是用红黑两色印刷的。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释迦说法相》三幅，正是宋辽时期是雕版彩色印刷品，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彩色印刷品。
虽然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很好的发展普及，但是彩印技术却得到了持续发展。明代万历年间，出了很多如闵齐、闵昭明等擅长彩色套印的名家，当时《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是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到了清代套色印刷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相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印刷中心。明代设立经厂，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最后，明清之际，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出现，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
虽然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得到推广，他制造的泥活字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活字印刷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印刷技术，并没有断绝。
在毕昇的泥活字之后，元代的王祯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本身是一位农学家，所以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农书》中。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结果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活字印刷的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明朝时期，木活字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获得进一步发展。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和嘉靖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该书共刻成木活字253500个，都是枣木大小。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除了木活字得到广泛应用外，金属活字也大量出现。早在王祯以前，就有人用锡做活字，但是很不成功，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所以没推广。到了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在清代掀起了印刷业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印刷数量高达万卷，大约用铜活字数量高达100~200万。
从雕版印刷术被发明，到活字印刷术普及，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作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在发明之初，便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中国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工艺。
它为后来西方印刷术开了技术上的先河，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 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
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这足以证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
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与雕版印刷术有直接关系，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它的发明和推广，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世界文明传播和交流都影响深远。
雕版印刷术是古代中国人的智慧结晶和伟大发明，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进行印刷的技术，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2009年，雕版印刷正式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那雕版印刷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首先，汉朝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出现了印刷雏形。
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等都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从刻印章、拓印等技术中获得了启发，开始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画清晰可辨。
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这就是最初的雕版印刷术。
其次，唐朝为了更快印刷佛经，印刷术得到普及。
关于雕版印刷术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何时出现，史学界曾一直争论不休。
目前普遍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在唐朝被发明出来，并在唐朝中后期得到普遍使用。1966年在西安市西郊发现的雕版梵文《陀罗尼经咒》单页，其年代大致刻印于 704—751年之间，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目前标有明确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印刷的《金刚经》，它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宽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
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可见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从早期印刷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神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后来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蓬勃，雕版印刷术在唐代中后期得到普及。
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文中提到的“模勒”就是雕版印刷，当时雕版印刷已经出现市井中，可见到九世纪初，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已由最初的佛教咒语扩大到民间百姓的文化方面。
再次，两宋时期开始出现活字印刷术。
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的使用已基本普及。到了五代时期，不仅在民间已经盛行刻书，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至953年，印刷儒家《五经》等著作达130多册。而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上突飞猛进，尤其是以浙江、福建、成都地区为代表，刻印的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明显增多。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耗时22年，一共1076部，5048卷，雕版数量达13万多块，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据统计，宋代雕板印刷的书籍，已知的就有七百多种，而且字体整齐朴素，美观大方。可见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
此外，在两宋时期，印刷术发展还有两项突破：
首先，活字印刷大幅提升了效率。
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用胶泥做成独立的四方长柱体，刻上单字，就是一个个单独的活字。印书的时候，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
另外用一块平板，压在排好的活字上面，把字压平，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毕昇的发明，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这种泥活字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早了大约400年。
这种活字印刷术，可以两个人操作完成，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不仅效率大幅度提升，而且更加方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并没有被有效推广。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活字印刷术的成品相对较高，从起初的泥活字，到后来的木活字，制作单独的活字模型成本提升，而且还有配套的松香、油蜡等原料，在当时大大提升了印刷成本。
其二，对印刷的技术成本要求更高。印刷工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以往的雕版印刷，只要排好版，印刷工不需要识字。而如果使用活字印刷，就必须要求印刷工识字。而且，活字印刷对当时的油墨要求也高，不然印出来的字迹，并没有雕版印刷清晰。
其三，活字印刷术被发明之初，并没有受到统治者重视。所以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雕版印刷术依然是印刷业一直使用的技术。
其次，彩印技术出现。
在北宋初年，四川地区流行的货币“交子”，就是用红黑两色印刷的。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释迦说法相》三幅，正是宋辽时期是雕版彩色印刷品，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彩色印刷品。
虽然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很好的发展普及，但是彩印技术却得到了持续发展。明代万历年间，出了很多如闵齐、闵昭明等擅长彩色套印的名家，当时《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是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到了清代套色印刷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相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印刷中心。明代设立经厂，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最后，明清之际，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出现，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
虽然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得到推广，他制造的泥活字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活字印刷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印刷技术，并没有断绝。
在毕昇的泥活字之后，元代的王祯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本身是一位农学家，所以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农书》中。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结果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活字印刷的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明朝时期，木活字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获得进一步发展。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和嘉靖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该书共刻成木活字253500个，都是枣木大小。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除了木活字得到广泛应用外，金属活字也大量出现。早在王祯以前，就有人用锡做活字，但是很不成功，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所以没推广。到了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在清代掀起了印刷业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印刷数量高达万卷，大约用铜活字数量高达100~200万。
从雕版印刷术被发明，到活字印刷术普及，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作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在发明之初，便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中国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工艺。
它为后来西方印刷术开了技术上的先河，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 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
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这足以证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
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与雕版印刷术有直接关系，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它的发明和推广，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世界文明传播和交流都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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