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超话]#唉……虽然这是抑郁症超话。但我真的特别讨厌我的臆想症。虽然我没有遇到过什么可怕的坏人但是因为从小就看天网一线（破案的）什么的所以恐男。现在用了微博更是可怕。一天一个杀妻案……（夸张了但也只是想表达我的恶心）。然后我妈的一个朋友感觉也是很可怕。我今天穿汉服然后他看见了对我猥琐地笑。他以前还说过要认我做干女儿，现在想想好恶心。六七月份的时候吧他来我家给我妈带了很多荔枝。然后就非要见我。那时候我在房间玩手机他就差进我房间了尼玛…[衰]。然后见到我就说。哎呀真漂亮！我那天穿的是白衬衫黑色阔腿裤。[衰][衰]现在想想我要吐了呀为什么这么恐怖的感觉？？
比如以上这种事情我觉得很恶心我就会发在我的空间吐槽。不吐槽就觉得很难受！吐槽了又臆想症发作在那瞎想：他们不会觉得我遇上坏人了吧？不会觉得我被猥亵了吧？事实上可能他们根本不关心我怎么样也没有这么想。所以我就很恶心我自己这种想法……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抑郁症臆想症啊。唉！
比如以上这种事情我觉得很恶心我就会发在我的空间吐槽。不吐槽就觉得很难受！吐槽了又臆想症发作在那瞎想：他们不会觉得我遇上坏人了吧？不会觉得我被猥亵了吧？事实上可能他们根本不关心我怎么样也没有这么想。所以我就很恶心我自己这种想法……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抑郁症臆想症啊。唉！
如果高考“替考”是“公开的秘密”你会怎么想？公平性真的是最重要的吗？时代发展淹没了怎样的“初心”
今天写高考替考，不是因为前文中“陷入死局的唐纳德”也被曝高考替考了。而是因为对大多数学子来说，今天是今年高考的最后一天。也是他们人生蜕变的最重要一天。
社会发展到现在，能让大多数中国人每年都关注的、还能说的出大概时间的，貌似也只有高考了。
即使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高考虽然有影响，但还是不能差一丝一毫。
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对于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两会可以不关注，但高考肯定会关注。因为它真实地渗透到了这个社会的每个人，从小到老所有人的生活核心。即每个人的发展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
老百姓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公平与平等就是教育的公平与平等”。所以就算自家没有高考生，可谈到事关高考的某些事情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关注。这也是自高考出现后，它的公平性就成为长久不衰话题的根本原因。
因为对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改变命运的机会大概率就那么三次。而出生和婚姻又有相当大的个人幸运度问题，也只有高考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鱼跃龙门”的机会。
由此，社会上每次出现事关高考公平性的案例，总会牵动很多人的敏感神经。比如最近沸沸扬扬、却又神反转的苟晶案。
其实，从苟晶案开始发酵的时候，就想写一些不同的东西。
因为我看新闻的第一反应就是“苟晶反悔了”！
这个“反悔”就是苟晶当年明知道被“尖子生或学霸”替代了，但多年后看前面有人翻案成功，想有样学样了。但细看新闻发现替代她的不是名牌大学生，才知道只是臆想。事情和我想的情况是两码事。
虽然和第六感不太一样，但是还是觉得有蹊跷。尤其是苟晶案开始的时间和大葱省其他问题发酵的时间、有重合的时候。但考虑当时的舆情环境，以及自身的写作计划有点冲突。所以，就一直搁置到了今天。
现在的案情水落石出之后，再写她、自然就不存在什么争议了。
事实就是苟晶的高考有两次，两次的结果也大致相同。但透露出来的事实，和我开始臆想的有一点根本相同，就是在替考这件事上，苟晶肯定是知情的。如果没有她的配合，也不会有第二次高考的应届生学籍。
过程不同，但是结果却是相同。即苟晶是知情的，真的是她“反悔”了。
虽然，反转的答案看似毁掉的只是苟晶的人设。而且还有积极方面，即通过对涉案家族的处理、必然会对社会上类似的“中县干部”起到警示作用。
事情到了这里，反而是我真正想说的！警示作用虽好，可却起了坏头！
就如同“子贡赎人”和“子路赎牛”一样，事情本身的对错的影响是“小”，对社会、对未来的影响是“大”！
在说清楚“小”“大”之辩前，必须先讲清楚的就是开头的“臆想”。
因为在这个苟晶替考的案件中，披露信息除去对事情经过，对邱氏家族等涉案情况的调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讲清楚。这就是当时当地的教学背景和社会背景。
现在的人们回想当初，但凡放到网上讲的，基本都是阴暗倾向的思考方向。不管是人性本恶也好，还是人们的受迫害心理也好，其对涉案官员、对现在“得利者”的想象都是“趋利性的思考方向”。
他们或者大多数人想不出当年的“正向”方面，不管是出于当前社会环境的造就、还是出于现实生活与网上生活的割裂。
但是笔者必须要说清楚的、讲明白的就是自身所经历的高考“替考”。这个当年的现实肯定不符合现有的情况，或许也不符合很多人的认知。但它就是当年无所不在的社会正向认知。
笔者的家乡乃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县里就两所高中。而且教学质量、教学环境和周围县市相比，只能说是凑合。
当年上高中时是零八年之前，当时及再往前推、到我高中老师上高中的八九十年代，“高考替考”都是时有发生的情况。而且几乎是全县人尽皆知的公开的“秘密”。
当然，这肯定不是现在人想的“贫穷的愚昧”。而是这种公开的“秘密”在当时人看来都是符合“常理”的，甚至能参与其中或者身为“被替考者”都是与有荣焉的。
因为这种替考的对象和特事特办的对象不是“家里有矿”的那种，更不是家里有权的。而是自身乃是学霸，有着上清华北大潜力的那种。
而所谓的“替考者”，就是当年的学霸在高二或者高一时、展露出有上清华北大的潜力后，就会被学校或者整个县教育局给他特事特办，用其他人的身份在高二就参加一次高考。
一方面是检验学霸的真正实力，另一方面则是让其去提前适应真实高考的氛围，为其真正的高考铺路和锻炼。
在这从笔者老师高中时期、再到笔者高中时期，至少有二十年多年时间。在这其中不乏有个别传奇人物直接考上前几名大学的。在这极个别当中，自然有不想再重复一次高考的，于是就直接用被替考人的身份去上学了。当然，这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虽然是学霸，但还是需要考他自己的那次的。
而在这群体事件中，“被替考者”则都是高考前自感无望、自动辍学的那种学生。我在文章开头所述的臆想中的“反悔”，指的就是误以为苟晶是被替考的辍学者。
误以为她在多年后因为某些因素反悔了。毕竟，她如果真的是我所经历的那种“被替考者”，那她的“反悔”完全是“有理有据”的！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真的不要太好找！
那如果没有“上帝视角”的证据作证的话，是不是这种“反悔”就成了永远也解不开的秘密了？这种“反悔”对当初整个县域的“初心”来说，它是不是灾难性的？
可当年的“事实”是怎样，它是不是已经微不足道了？
对于当年的所有人来说，自己是国家级贫困县，所以若能出一个“天之骄子”，那真的是举全县之力培养的。
从学生、老师、学校、教育局等任何一个参与者来说，他们的初心都不会是自己要怎样，而是要让那个学霸怎样。所有人的期待，都是“学霸能积累经验，从而在他自己真正的高考中直入清华北大”。
甚至、对被“替考者”来说，学霸能用自己的学籍考试，那也是“废物利用”！反正也是自己用不到的东西。至于事后反悔，即使有心思，也会被当时的社会氛围给压回去。
如果这事放到现在呢，即使全社会都来配合这种事。那个“被替考者”会不会有其他的心思？比如，学霸要用我的学籍来“练手”，那是不是考的一般了，我就可以直接去上这个一般的大学了？而且，我还人证物证俱在，法律是站在我这边的。
现在回头再来看笔者所经历的群体性“替考”事件，它肯定是有很多“不合规”的地方的。不管是老师、学校还是教育局，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会有连带责任的。
如果这种从学生、老师、学校、教育局等全方位配合事情发生在现在，你会怎么想？
第一感觉是不是“群体作弊”？再深入一点，这里面会有多少“幕后黑手”？
为何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在现在？仅仅是监控手段进步了吗？
还是这里面所有人的心都变了？即使有监控漏洞，也不会有这样的公心的初心了？
不，是时代变了，我们每个人考虑事情第一出发点都是从私心出发了。舍己为公的初心真是越来越少见了。而我们的社会治理成本越来越高，更多的也是基于此种变化。
而人心变了之后，就如同佛印说苏轼一样，你心里是大便，所以你看什么都是大便。我心里是佛，我看谁都是佛！
如今，看似搞清楚了一个“苟晶案”，顺带着震慑了某些背后黑手。但苟晶案在怀疑我们的“初心”方面起的头，肯定还有后来人。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现如今，我们还没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的“榜样”究竟该怎么树立。是对善恶的一致性看待、追求个体的公平，还是该“捂盖子”的要“捂盖子”？
如果我们还有“初心”尚存的话，这答案就在孔夫子的春秋笔法里。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今天写高考替考，不是因为前文中“陷入死局的唐纳德”也被曝高考替考了。而是因为对大多数学子来说，今天是今年高考的最后一天。也是他们人生蜕变的最重要一天。
社会发展到现在，能让大多数中国人每年都关注的、还能说的出大概时间的，貌似也只有高考了。
即使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高考虽然有影响，但还是不能差一丝一毫。
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对于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两会可以不关注，但高考肯定会关注。因为它真实地渗透到了这个社会的每个人，从小到老所有人的生活核心。即每个人的发展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
老百姓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公平与平等就是教育的公平与平等”。所以就算自家没有高考生，可谈到事关高考的某些事情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关注。这也是自高考出现后，它的公平性就成为长久不衰话题的根本原因。
因为对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改变命运的机会大概率就那么三次。而出生和婚姻又有相当大的个人幸运度问题，也只有高考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鱼跃龙门”的机会。
由此，社会上每次出现事关高考公平性的案例，总会牵动很多人的敏感神经。比如最近沸沸扬扬、却又神反转的苟晶案。
其实，从苟晶案开始发酵的时候，就想写一些不同的东西。
因为我看新闻的第一反应就是“苟晶反悔了”！
这个“反悔”就是苟晶当年明知道被“尖子生或学霸”替代了，但多年后看前面有人翻案成功，想有样学样了。但细看新闻发现替代她的不是名牌大学生，才知道只是臆想。事情和我想的情况是两码事。
虽然和第六感不太一样，但是还是觉得有蹊跷。尤其是苟晶案开始的时间和大葱省其他问题发酵的时间、有重合的时候。但考虑当时的舆情环境，以及自身的写作计划有点冲突。所以，就一直搁置到了今天。
现在的案情水落石出之后，再写她、自然就不存在什么争议了。
事实就是苟晶的高考有两次，两次的结果也大致相同。但透露出来的事实，和我开始臆想的有一点根本相同，就是在替考这件事上，苟晶肯定是知情的。如果没有她的配合，也不会有第二次高考的应届生学籍。
过程不同，但是结果却是相同。即苟晶是知情的，真的是她“反悔”了。
虽然，反转的答案看似毁掉的只是苟晶的人设。而且还有积极方面，即通过对涉案家族的处理、必然会对社会上类似的“中县干部”起到警示作用。
事情到了这里，反而是我真正想说的！警示作用虽好，可却起了坏头！
就如同“子贡赎人”和“子路赎牛”一样，事情本身的对错的影响是“小”，对社会、对未来的影响是“大”！
在说清楚“小”“大”之辩前，必须先讲清楚的就是开头的“臆想”。
因为在这个苟晶替考的案件中，披露信息除去对事情经过，对邱氏家族等涉案情况的调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讲清楚。这就是当时当地的教学背景和社会背景。
现在的人们回想当初，但凡放到网上讲的，基本都是阴暗倾向的思考方向。不管是人性本恶也好，还是人们的受迫害心理也好，其对涉案官员、对现在“得利者”的想象都是“趋利性的思考方向”。
他们或者大多数人想不出当年的“正向”方面，不管是出于当前社会环境的造就、还是出于现实生活与网上生活的割裂。
但是笔者必须要说清楚的、讲明白的就是自身所经历的高考“替考”。这个当年的现实肯定不符合现有的情况，或许也不符合很多人的认知。但它就是当年无所不在的社会正向认知。
笔者的家乡乃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县里就两所高中。而且教学质量、教学环境和周围县市相比，只能说是凑合。
当年上高中时是零八年之前，当时及再往前推、到我高中老师上高中的八九十年代，“高考替考”都是时有发生的情况。而且几乎是全县人尽皆知的公开的“秘密”。
当然，这肯定不是现在人想的“贫穷的愚昧”。而是这种公开的“秘密”在当时人看来都是符合“常理”的，甚至能参与其中或者身为“被替考者”都是与有荣焉的。
因为这种替考的对象和特事特办的对象不是“家里有矿”的那种，更不是家里有权的。而是自身乃是学霸，有着上清华北大潜力的那种。
而所谓的“替考者”，就是当年的学霸在高二或者高一时、展露出有上清华北大的潜力后，就会被学校或者整个县教育局给他特事特办，用其他人的身份在高二就参加一次高考。
一方面是检验学霸的真正实力，另一方面则是让其去提前适应真实高考的氛围，为其真正的高考铺路和锻炼。
在这从笔者老师高中时期、再到笔者高中时期，至少有二十年多年时间。在这其中不乏有个别传奇人物直接考上前几名大学的。在这极个别当中，自然有不想再重复一次高考的，于是就直接用被替考人的身份去上学了。当然，这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虽然是学霸，但还是需要考他自己的那次的。
而在这群体事件中，“被替考者”则都是高考前自感无望、自动辍学的那种学生。我在文章开头所述的臆想中的“反悔”，指的就是误以为苟晶是被替考的辍学者。
误以为她在多年后因为某些因素反悔了。毕竟，她如果真的是我所经历的那种“被替考者”，那她的“反悔”完全是“有理有据”的！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真的不要太好找！
那如果没有“上帝视角”的证据作证的话，是不是这种“反悔”就成了永远也解不开的秘密了？这种“反悔”对当初整个县域的“初心”来说，它是不是灾难性的？
可当年的“事实”是怎样，它是不是已经微不足道了？
对于当年的所有人来说，自己是国家级贫困县，所以若能出一个“天之骄子”，那真的是举全县之力培养的。
从学生、老师、学校、教育局等任何一个参与者来说，他们的初心都不会是自己要怎样，而是要让那个学霸怎样。所有人的期待，都是“学霸能积累经验，从而在他自己真正的高考中直入清华北大”。
甚至、对被“替考者”来说，学霸能用自己的学籍考试，那也是“废物利用”！反正也是自己用不到的东西。至于事后反悔，即使有心思，也会被当时的社会氛围给压回去。
如果这事放到现在呢，即使全社会都来配合这种事。那个“被替考者”会不会有其他的心思？比如，学霸要用我的学籍来“练手”，那是不是考的一般了，我就可以直接去上这个一般的大学了？而且，我还人证物证俱在，法律是站在我这边的。
现在回头再来看笔者所经历的群体性“替考”事件，它肯定是有很多“不合规”的地方的。不管是老师、学校还是教育局，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会有连带责任的。
如果这种从学生、老师、学校、教育局等全方位配合事情发生在现在，你会怎么想？
第一感觉是不是“群体作弊”？再深入一点，这里面会有多少“幕后黑手”？
为何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在现在？仅仅是监控手段进步了吗？
还是这里面所有人的心都变了？即使有监控漏洞，也不会有这样的公心的初心了？
不，是时代变了，我们每个人考虑事情第一出发点都是从私心出发了。舍己为公的初心真是越来越少见了。而我们的社会治理成本越来越高，更多的也是基于此种变化。
而人心变了之后，就如同佛印说苏轼一样，你心里是大便，所以你看什么都是大便。我心里是佛，我看谁都是佛！
如今，看似搞清楚了一个“苟晶案”，顺带着震慑了某些背后黑手。但苟晶案在怀疑我们的“初心”方面起的头，肯定还有后来人。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现如今，我们还没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的“榜样”究竟该怎么树立。是对善恶的一致性看待、追求个体的公平，还是该“捂盖子”的要“捂盖子”？
如果我们还有“初心”尚存的话，这答案就在孔夫子的春秋笔法里。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自柏林墙倒塌与中国经济转型以来，市场经济已变成当今社会即便不是唯一，也是具有主导地位的组织模式。纵然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市场及其新参与者的影响亦是日趋增强，政治权力的影响则日渐式微。私有化、全球化和日趋强调的竞争，以及系统地使用拍卖机制来授予公共合同等，都限制了民选官员的权力，余下的公共决策日益依靠独立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及法律体系来制定，而这些机构皆不直接受政治力量左右。
纵然如此，我们也只能说市场经济仅取得了局部胜利，因为它尚未从心灵与思想上让人们折服。对很多人而言，追求共同利益本应成为市场中重要公共干预背后的指导原则，却变成了新经济秩序下的牺牲品。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的优越性遭到了广泛质疑，公众愤愤不平地勉强接受市场的宿命。碎片化的反对声音哀叹，经济学让人类价值溃败，这个世界毫无怜悯和同情可言，一切都被个人私利左右。这些批评者警告我们，社会契约行将瓦解，人类尊严业已丧失，政治和公共服务正走向衰亡，生态环境在现有经济模式下将不可持续。一个国际上颇能打动人心的流行口号警示我们：“世界并非用来买卖。”这些问题与当下特定境况产生了共鸣，包括金融危机、失业和不平等加剧、各国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失策、欧洲计划遭受挫败、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移民危机、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崛起，等等。
难道我们已然忘记了共同利益？如果是这样，经济学如何帮助我们重回追求共同利益的正轨？
对共同利益（即我们对社会的集体愿望）进行定义，从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基于价值判断。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反映了我们的个人偏好、我们可获取的信息，以及我们的社会地位。即使我们认同某些目标的基本合意性，也可能对公平、购买力、环境或工作与私人生活的相对重要性做出不同评价，更不用说在道德价值观、宗教或精神生活等其他个人层面，人们的观点会有天壤之别。
然而，在定义共同利益时，设法消除一些内在的主观臆断是有可能的。下面的思想实验不失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好方法。假如你尚未出生，你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将来的社会地位如何，基因或家庭将会怎样，出生以后的社会、种族、宗教或国家环境等也都无从知晓。现在你可以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身体状况好或坏，家庭富裕或贫穷，受过良好教育还是目不识丁，笃信宗教或者为无神论者，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在农村，追求工作满足感或享受另一种生活方式，等等，那么我会选择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生活呢？”这种提问方式需要我们把自己从自身属性和已有社会地位中抽象出来，置自己于“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之下。这种思维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肇始于17 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被18 世纪欧洲大陆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社会契约论”提出者）所推行，至近代因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1971）以及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的不同个体福利比较理论（1955）而得到复兴。
为了缩小你的选择范围（且避免给出一个臆想的答案），我将重新表述这个问题：“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体系中呢？”在此，关键的问题并非你想生活在哪种理想社会，比如市民、工人、商业领袖、政治官员和国家自发将共同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社会。尽管人类并非总是追求自身物质利益，但他们在共同利益面前常常优先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个人利益及由此可预见的行为已经在历史上导致了极权主义和日益贫困化的社会组织（苏联“新人”[new man]2 神话的破灭可资为证）。
因此，本书将以如下原则为出发点：无论是政治家、企业高管还是普通雇员，遑论失业者、独立承包商、高官、农民还是研究人员，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会对其面临的激励做出反应。这些物质或社会激励，加上他们的个人偏好，决定了他们将要选择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有可能或者不可能与共同利益相冲突。因此，追求共同利益涉及相关制度的构建，以便尽可能地协调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从这个角度讲，市场经济绝非一个目标，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工具，而且，在考虑如何协调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的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时，还是一种并不完美的工具。
我们既然在社会中占据了某个特定位置，也就很难再说置身于“无知之幕”之下，但这种思想实验可以将我们引导至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也许我造成了污染，或者消耗了太多的水资源，这并非因为这样做能使我愉悦，而是因为如此行事满足了我的经济利益。我可以生产更多的蔬菜，或者为了降低成本而减少隔热材料的安装，或者为了省钱而购买污染更严重的汽车，其他人将因我的行为受到损害，所以不赞成我的所作所为。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组织着眼，就可以从其他人的角度，对我的行为是否可取这一问题达成共识，而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换句话说，不知道其作为受害者的成本是否超过作为受益者的收益。一旦我的自由意志与你的利益相冲突，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就会分化，但二者在“无知之幕”之下会部分地趋于一致。
在“无知之幕”之下推理的另一个好处是权利被赋予了超越口号的理由：获取医疗保健的权利为人们提供了保障，以防止不良基因带来的不幸；公平的教育机会让我们得以消除出生与成长环境差异的影响；人权和自由则保护人们免遭政府的任意专行，等等。从这个视角看，权利不再是社会可以随意承认或否定的抽象概念。在实践中，权利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授予，也可能相互冲突（例如，某个人自由的终点恰好是其他人自由的起点）；这样的视角也使权利更具操作性。
追寻共同利益的出发点是将我们的利益置于“无知之幕”之下，唯其如此，才能做到不对解决方案预设立场，并使集体利益成为利益标准的必然选择。私人使用资源谋取个人福利是可行的，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资源滥用则不行。以共同利益概念为例，在“无知之幕”之下，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下列资源应隶属所有人：水、空气、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地球、美景，等等。这些资源为全人类共同所有，但最终由个人消费。我们都可以享用这些资源，但要以我的使用不影响你的使用为度（知识、公共街道照明、国防也如此）。与此相对，如果资源数量有限，或者集体选择限制其使用，比如有些地方限制碳排放，就需要以某种方式对其使用私有化。对水、碳或频谱等公共产品设定某个价格，只要经济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就可以授予其排他性使用权，从而将这些资源的使用私有化。实际上，正是人们对共同利益的需求催生了这样的私有化，其目的就在于防止人们浪费水资源，让经济人对碳排放造成的危害担责，将稀缺资源如通信频谱分配给那些能充分利用的运营商，等等。
这些案例预见了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经济学如何为追求共同利益做出贡献。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并不想篡夺社会在界定共同利益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它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贡献：首先，通过区别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让公共讨论聚焦在体现共同利益概念的目标上。我们将会看到，在很多时候，手段或工具往往备受瞩目，不管是某种制度（如市场），还是某种权利，抑或是某项经济政策，但人们最后往往忘记了真正的目的，最终导致手段与共同利益相悖，尽管其初衷是为了共同利益。其次，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旦人们对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经济学就能够帮助开发促进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
经济学并非为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服务，也不是为那些想利用政府权力强推其价值观或保证其个人利益的人服务。它既不支持完全基于市场的经济，也不为全部由国家掌控的经济背书。经济学致力于实现共同利益，其最终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此，经济学的终极任务是找到促进共同利益的制度和政策。在追求社会利益时，要同时涵盖个人和集体两个维度，既要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兼容的情形，也要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悖的场景。
本书的安排
共同利益经济学探索之旅极具挑战性，但我希望这样的挑战是值得的。本书既非教科书，也不预设答案；它是一个质疑的工具，就如同学术研究一样。本书表达了我的个人观点，包括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如何构建的，以及经济学涉及哪些内容等。这一研究理念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也基于一个既认可市场的优点也认为其需要监管的社会。读者可能对书中的结论不尽赞同，甚至大部分都难以苟同，但我希望纵然如此，读者也能从本书中获得思考。我期望你们具有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的意愿，以及拨开迷雾寻根问底的好奇心。
写作本书的另一个愿望是与读者分享我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激情。在我21 岁或22 岁第一次接触经济学课程之前，我仅仅是通过媒体了解到经济学。我当时非常想理解社会，我喜欢数学和物理学的严谨，对人文社会科学诸如哲学、历史、心理学同样着迷……我很快就被经济学迷住了，因为它把定量分析与对个体和集体行为的研究融合在一起。后来我意识到，经济学为我打开了通往所知甚少的日常世界的一扇窗，并为我提供了两个机会：一是解决一些智力上要求很高且引人入胜的问题，二是为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决策做出贡献。经济学不仅阐述和分析个人与集体行为，同时也渴望提供更好的公共政策。
纵然如此，我们也只能说市场经济仅取得了局部胜利，因为它尚未从心灵与思想上让人们折服。对很多人而言，追求共同利益本应成为市场中重要公共干预背后的指导原则，却变成了新经济秩序下的牺牲品。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的优越性遭到了广泛质疑，公众愤愤不平地勉强接受市场的宿命。碎片化的反对声音哀叹，经济学让人类价值溃败，这个世界毫无怜悯和同情可言，一切都被个人私利左右。这些批评者警告我们，社会契约行将瓦解，人类尊严业已丧失，政治和公共服务正走向衰亡，生态环境在现有经济模式下将不可持续。一个国际上颇能打动人心的流行口号警示我们：“世界并非用来买卖。”这些问题与当下特定境况产生了共鸣，包括金融危机、失业和不平等加剧、各国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失策、欧洲计划遭受挫败、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移民危机、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崛起，等等。
难道我们已然忘记了共同利益？如果是这样，经济学如何帮助我们重回追求共同利益的正轨？
对共同利益（即我们对社会的集体愿望）进行定义，从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基于价值判断。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反映了我们的个人偏好、我们可获取的信息，以及我们的社会地位。即使我们认同某些目标的基本合意性，也可能对公平、购买力、环境或工作与私人生活的相对重要性做出不同评价，更不用说在道德价值观、宗教或精神生活等其他个人层面，人们的观点会有天壤之别。
然而，在定义共同利益时，设法消除一些内在的主观臆断是有可能的。下面的思想实验不失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好方法。假如你尚未出生，你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将来的社会地位如何，基因或家庭将会怎样，出生以后的社会、种族、宗教或国家环境等也都无从知晓。现在你可以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身体状况好或坏，家庭富裕或贫穷，受过良好教育还是目不识丁，笃信宗教或者为无神论者，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在农村，追求工作满足感或享受另一种生活方式，等等，那么我会选择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生活呢？”这种提问方式需要我们把自己从自身属性和已有社会地位中抽象出来，置自己于“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之下。这种思维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肇始于17 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被18 世纪欧洲大陆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社会契约论”提出者）所推行，至近代因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1971）以及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的不同个体福利比较理论（1955）而得到复兴。
为了缩小你的选择范围（且避免给出一个臆想的答案），我将重新表述这个问题：“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体系中呢？”在此，关键的问题并非你想生活在哪种理想社会，比如市民、工人、商业领袖、政治官员和国家自发将共同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社会。尽管人类并非总是追求自身物质利益，但他们在共同利益面前常常优先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个人利益及由此可预见的行为已经在历史上导致了极权主义和日益贫困化的社会组织（苏联“新人”[new man]2 神话的破灭可资为证）。
因此，本书将以如下原则为出发点：无论是政治家、企业高管还是普通雇员，遑论失业者、独立承包商、高官、农民还是研究人员，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会对其面临的激励做出反应。这些物质或社会激励，加上他们的个人偏好，决定了他们将要选择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有可能或者不可能与共同利益相冲突。因此，追求共同利益涉及相关制度的构建，以便尽可能地协调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从这个角度讲，市场经济绝非一个目标，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工具，而且，在考虑如何协调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的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时，还是一种并不完美的工具。
我们既然在社会中占据了某个特定位置，也就很难再说置身于“无知之幕”之下，但这种思想实验可以将我们引导至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也许我造成了污染，或者消耗了太多的水资源，这并非因为这样做能使我愉悦，而是因为如此行事满足了我的经济利益。我可以生产更多的蔬菜，或者为了降低成本而减少隔热材料的安装，或者为了省钱而购买污染更严重的汽车，其他人将因我的行为受到损害，所以不赞成我的所作所为。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组织着眼，就可以从其他人的角度，对我的行为是否可取这一问题达成共识，而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换句话说，不知道其作为受害者的成本是否超过作为受益者的收益。一旦我的自由意志与你的利益相冲突，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就会分化，但二者在“无知之幕”之下会部分地趋于一致。
在“无知之幕”之下推理的另一个好处是权利被赋予了超越口号的理由：获取医疗保健的权利为人们提供了保障，以防止不良基因带来的不幸；公平的教育机会让我们得以消除出生与成长环境差异的影响；人权和自由则保护人们免遭政府的任意专行，等等。从这个视角看，权利不再是社会可以随意承认或否定的抽象概念。在实践中，权利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授予，也可能相互冲突（例如，某个人自由的终点恰好是其他人自由的起点）；这样的视角也使权利更具操作性。
追寻共同利益的出发点是将我们的利益置于“无知之幕”之下，唯其如此，才能做到不对解决方案预设立场，并使集体利益成为利益标准的必然选择。私人使用资源谋取个人福利是可行的，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资源滥用则不行。以共同利益概念为例，在“无知之幕”之下，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下列资源应隶属所有人：水、空气、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地球、美景，等等。这些资源为全人类共同所有，但最终由个人消费。我们都可以享用这些资源，但要以我的使用不影响你的使用为度（知识、公共街道照明、国防也如此）。与此相对，如果资源数量有限，或者集体选择限制其使用，比如有些地方限制碳排放，就需要以某种方式对其使用私有化。对水、碳或频谱等公共产品设定某个价格，只要经济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就可以授予其排他性使用权，从而将这些资源的使用私有化。实际上，正是人们对共同利益的需求催生了这样的私有化，其目的就在于防止人们浪费水资源，让经济人对碳排放造成的危害担责，将稀缺资源如通信频谱分配给那些能充分利用的运营商，等等。
这些案例预见了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经济学如何为追求共同利益做出贡献。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并不想篡夺社会在界定共同利益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它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贡献：首先，通过区别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让公共讨论聚焦在体现共同利益概念的目标上。我们将会看到，在很多时候，手段或工具往往备受瞩目，不管是某种制度（如市场），还是某种权利，抑或是某项经济政策，但人们最后往往忘记了真正的目的，最终导致手段与共同利益相悖，尽管其初衷是为了共同利益。其次，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旦人们对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经济学就能够帮助开发促进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
经济学并非为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服务，也不是为那些想利用政府权力强推其价值观或保证其个人利益的人服务。它既不支持完全基于市场的经济，也不为全部由国家掌控的经济背书。经济学致力于实现共同利益，其最终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此，经济学的终极任务是找到促进共同利益的制度和政策。在追求社会利益时，要同时涵盖个人和集体两个维度，既要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兼容的情形，也要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悖的场景。
本书的安排
共同利益经济学探索之旅极具挑战性，但我希望这样的挑战是值得的。本书既非教科书，也不预设答案；它是一个质疑的工具，就如同学术研究一样。本书表达了我的个人观点，包括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如何构建的，以及经济学涉及哪些内容等。这一研究理念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也基于一个既认可市场的优点也认为其需要监管的社会。读者可能对书中的结论不尽赞同，甚至大部分都难以苟同，但我希望纵然如此，读者也能从本书中获得思考。我期望你们具有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的意愿，以及拨开迷雾寻根问底的好奇心。
写作本书的另一个愿望是与读者分享我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激情。在我21 岁或22 岁第一次接触经济学课程之前，我仅仅是通过媒体了解到经济学。我当时非常想理解社会，我喜欢数学和物理学的严谨，对人文社会科学诸如哲学、历史、心理学同样着迷……我很快就被经济学迷住了，因为它把定量分析与对个体和集体行为的研究融合在一起。后来我意识到，经济学为我打开了通往所知甚少的日常世界的一扇窗，并为我提供了两个机会：一是解决一些智力上要求很高且引人入胜的问题，二是为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决策做出贡献。经济学不仅阐述和分析个人与集体行为，同时也渴望提供更好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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