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美食#【单县：一碗羊肉汤的文化味道】去年以来，单县积极挖掘羊肉汤的文化资源，为千年味道赋予了“不离不弃、精益求精、痴心不改、高度自觉”的精神内质。“当一碗鲜香的羊肉汤放在桌面上，周围氤氲的是文化的浓郁气味儿……”来单县“串门”的辽宁省丹东市的金文轩如此感悟。
单县羊肉汤制作工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入选《中华名食谱》的唯一汤食。羊肉汤以肉为主料，最为讲究的吃法和食道，还有健脑明目的天花汤、壮身补血的口条汤及三孔桥汤、马蜂窝汤等，一锅好汤搭配羊的各个部位，展现的是名目百种的味觉享受。
单县有2000年的建制史，羊肉汤烹饪技法或逾千年。民国版《单县志》记载：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年初，单县人徐桂立、曹西胜、朱克勋开设“三义和汤馆”，后来三家分开经营。由于徐家技术好、制作精细，一时风靡城邑。多年后，徐家积蓄了丰厚资本又转营其他行业，并无创下羊肉汤的名号。
1935年春，单县羊肉汤的正宗传人周永歧、窦宝德和吕运法联手兴办羊肉汤馆，因届时地暖花开，取字号“三义春”。三人特邀单县一带文化名人陈布经在长三尺、宽六寸（寓意“六六大顺”）的花梨木牌匾上题写了“三义春”三个隶书大字，为汤馆增色甚重，也成为文化传承的佐证。
“三义春”羊肉汤在熬制工艺上，既继承师传又日臻创新，逐渐打造出独具地方特色的风味，是单县羊肉汤的代表，称誉“山东老字号”，成为非遗传承人。其鲜明特点是色白似奶、水脂交融、鲜而不膻、营养丰富，备受食客乐道。
或许没有哪种汤食能抵得过羊肉汤在单县人心目中的独特位置，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喝羊肉汤从来不需要理由。每到饭点，单县城乡街巷大大小小的羊肉汤馆门庭若市，众多食客的文化归属感可窥见一斑。
因为羊肉汤，人们认识了单县特色物种青山羊。单县历史文化研究者惠正法认为，“羊文化”以一种温和、保守、细腻、内敛的文化形态存在，最早可追溯到约8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是构成我国传统意识文化形态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龙”之说尚未出现前，“羊”曾是诸多部落的图腾，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曾在黄河流域单县一代采集、渔猎、生息，与“羊”有着浓厚的“亲情关系”。《九域志》记载，单县曾有伏羲陵，陵前有山羊石雕，后被黄河泥沙埋没……后来的图腾文化发展中，也都深受“羊”图腾的深刻影响，“羊文化”作为一种原始的意识形态被传承下来。
古时“羊”与“祥”相通，“善”与“美”本义均与“羊”相关。“殷商时期呈现六畜兴旺，以‘六畜’为字根的各部分字，‘羊’占首位，‘羊言为善’‘羊食为养’‘羊大为美’等渗透着‘羊文化’的许多汉字成语至今仍值得我们咀嚼回味。”单县历史文化研究者朱君宝说。 从“羊文化”渗入特色饮食“羊肉汤”，单县有许多值得肯定和探究的因素。
目前，单县90至100岁的老人有4800多名，百岁以上寿星约200名，占总人口比例的十万分之十二点四，超过了十万分之十的国家区域长寿标准。
单县是中国青山羊之乡、中国长寿之乡，羊文化和羊肉汤文化与长寿文化有着特别的相融关系。《本草纲目》记载：“羊肉暖中补虚，开胃健力，滋肾气，养肝明目、健脾健胃、补肺助气”。清代学者王永彬在《围炉夜话》提出“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羊肉的营养特质又让这份孝意更浓。“孝敬老人，也是单县人长寿的秘诀之一，让老人适时喝碗羊肉汤，即是孝善之举又是老人延年益寿之道！”惠正法这样认为。
单县还是中国楹联之乡，楹联与羊肉汤一样，传统文化在时节交替的万家灯火中是暖心释怀的温度，是阖家团圆的幸福滋味。“义出于诚，春酒三杯暖；仁存以信，羊汤一碗香”“凭技艺当先，香飘八县；以义仁为本，誉满九州”“两勺肺叶含情韵；一碗天花溢梦香”……单县楹联学会会长张贵祥每年都把新撰的“羊肉汤对联”张贴在单县老城区的牌坊街上，喝汤品联成为单县“新年俗”。
如今，单县羊肉汤产业风生水起，“善文化”所张扬的个性已远远超过了羊肉汤营养的本身。“我们做的是大文化，是崇文尚善之道的探索与传承，单县羊肉汤之味即是文化之味，只有这样，我们的产业才能做得大、走得远。”单县仟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君说。
每年的4月，单县都要举办长寿文化节暨羊肉汤文化节。文化大餐、美食盛宴，这项特定的节庆以“健康单县·善行天下”为永恒主题，包括美食嘉年华、千叟羊肉汤宴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培育和弘扬了单县长寿文化、孝善文化和饮食文化，推动健康养老服务业蓬勃发展，让长寿文化、羊肉汤文化资源业已成为单县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一张靓丽名片。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珉 #菏泽·单县[地点]#
单县羊肉汤制作工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入选《中华名食谱》的唯一汤食。羊肉汤以肉为主料，最为讲究的吃法和食道，还有健脑明目的天花汤、壮身补血的口条汤及三孔桥汤、马蜂窝汤等，一锅好汤搭配羊的各个部位，展现的是名目百种的味觉享受。
单县有2000年的建制史，羊肉汤烹饪技法或逾千年。民国版《单县志》记载：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年初，单县人徐桂立、曹西胜、朱克勋开设“三义和汤馆”，后来三家分开经营。由于徐家技术好、制作精细，一时风靡城邑。多年后，徐家积蓄了丰厚资本又转营其他行业，并无创下羊肉汤的名号。
1935年春，单县羊肉汤的正宗传人周永歧、窦宝德和吕运法联手兴办羊肉汤馆，因届时地暖花开，取字号“三义春”。三人特邀单县一带文化名人陈布经在长三尺、宽六寸（寓意“六六大顺”）的花梨木牌匾上题写了“三义春”三个隶书大字，为汤馆增色甚重，也成为文化传承的佐证。
“三义春”羊肉汤在熬制工艺上，既继承师传又日臻创新，逐渐打造出独具地方特色的风味，是单县羊肉汤的代表，称誉“山东老字号”，成为非遗传承人。其鲜明特点是色白似奶、水脂交融、鲜而不膻、营养丰富，备受食客乐道。
或许没有哪种汤食能抵得过羊肉汤在单县人心目中的独特位置，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喝羊肉汤从来不需要理由。每到饭点，单县城乡街巷大大小小的羊肉汤馆门庭若市，众多食客的文化归属感可窥见一斑。
因为羊肉汤，人们认识了单县特色物种青山羊。单县历史文化研究者惠正法认为，“羊文化”以一种温和、保守、细腻、内敛的文化形态存在，最早可追溯到约8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是构成我国传统意识文化形态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龙”之说尚未出现前，“羊”曾是诸多部落的图腾，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曾在黄河流域单县一代采集、渔猎、生息，与“羊”有着浓厚的“亲情关系”。《九域志》记载，单县曾有伏羲陵，陵前有山羊石雕，后被黄河泥沙埋没……后来的图腾文化发展中，也都深受“羊”图腾的深刻影响，“羊文化”作为一种原始的意识形态被传承下来。
古时“羊”与“祥”相通，“善”与“美”本义均与“羊”相关。“殷商时期呈现六畜兴旺，以‘六畜’为字根的各部分字，‘羊’占首位，‘羊言为善’‘羊食为养’‘羊大为美’等渗透着‘羊文化’的许多汉字成语至今仍值得我们咀嚼回味。”单县历史文化研究者朱君宝说。 从“羊文化”渗入特色饮食“羊肉汤”，单县有许多值得肯定和探究的因素。
目前，单县90至100岁的老人有4800多名，百岁以上寿星约200名，占总人口比例的十万分之十二点四，超过了十万分之十的国家区域长寿标准。
单县是中国青山羊之乡、中国长寿之乡，羊文化和羊肉汤文化与长寿文化有着特别的相融关系。《本草纲目》记载：“羊肉暖中补虚，开胃健力，滋肾气，养肝明目、健脾健胃、补肺助气”。清代学者王永彬在《围炉夜话》提出“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羊肉的营养特质又让这份孝意更浓。“孝敬老人，也是单县人长寿的秘诀之一，让老人适时喝碗羊肉汤，即是孝善之举又是老人延年益寿之道！”惠正法这样认为。
单县还是中国楹联之乡，楹联与羊肉汤一样，传统文化在时节交替的万家灯火中是暖心释怀的温度，是阖家团圆的幸福滋味。“义出于诚，春酒三杯暖；仁存以信，羊汤一碗香”“凭技艺当先，香飘八县；以义仁为本，誉满九州”“两勺肺叶含情韵；一碗天花溢梦香”……单县楹联学会会长张贵祥每年都把新撰的“羊肉汤对联”张贴在单县老城区的牌坊街上，喝汤品联成为单县“新年俗”。
如今，单县羊肉汤产业风生水起，“善文化”所张扬的个性已远远超过了羊肉汤营养的本身。“我们做的是大文化，是崇文尚善之道的探索与传承，单县羊肉汤之味即是文化之味，只有这样，我们的产业才能做得大、走得远。”单县仟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君说。
每年的4月，单县都要举办长寿文化节暨羊肉汤文化节。文化大餐、美食盛宴，这项特定的节庆以“健康单县·善行天下”为永恒主题，包括美食嘉年华、千叟羊肉汤宴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培育和弘扬了单县长寿文化、孝善文化和饮食文化，推动健康养老服务业蓬勃发展，让长寿文化、羊肉汤文化资源业已成为单县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一张靓丽名片。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珉 #菏泽·单县[地点]#
买房一阵子，物业一辈子！好的物业究竟有多重要？
一个社区，考验着一个物业。一个物业，维护着社区的生活、安全、环境、卫生。双方是互相配套、互为服务的。居住在一个有品位、有品质的高端社区里，不仅享受着生活的优越，还能享受高科技、高智慧带来的一站式服务，安全、省心、贴心。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一个物业，是用实力说话，是用心拼出来的。那么，物业的重要性到底有哪些呢？今天小樾樾就跟大家说说影响社区品质的物业。
物业决定住宅价值
对于自住购房者来说，物业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片段；对于投资客来说，物业的好坏决定了二手房买家最后是否落锤。因为优质的品牌物业，不仅可以让人们住得更舒服，也是一个楼盘长期保值的重要保障！新城昕樾的物业——新城悦，与碧桂园、万科等知名物业同属于上市国家一级物业，在内部服务标准上也是领先行业标准。在23年的发展中不断摸索，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物业管理与服务体系，目前管理的业态已涵盖公寓、别墅、办公写字楼等多种物业类型。项目覆盖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华中、华北等全国大部分一二线城市聚集区。拥有好物业的房子，因为经常的维修、保养，住宅的使用寿命大大延长，房子价值也是水涨船高！有数据统计显示，拥有优质物业管理的社区，同比周边楼龄、类型相近的小区，二手房价格高出10%-30%！
物业决定生活品质
假如社区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中的巨轮，业主就像是巨轮的主人，物业则是业主请来的舵手，物业服务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航行的方向，也决定了业主未来的生活品质！一个好的物业，拥有周全的物业服务链，小区的绿化、公共卫生有人定期维护清洁，外来到访人员登记在册，保安定时进行巡查，公共设施进行日常维护......享受安心省心的一站式服务。新城昕樾的新城悦物业便在生活品质保障上，做足了“功课”。
【七心服务】
新城悦设立了七心服务，十大标准，“七心”服务即诚心—竭诚以待；全心—24小时全心安护；耐心—耐心解决每一个问题；真心—做业主值得信任的管家；贴心—第一时间对业主需求做出行动；细心—关怀业主方方面面，直至处处无可挑剔；专心—以星级酒店管家式服务为基准，专心至致。十大标准即知寒问暖、宾至如归、心心相映、安枕无忧、有求必应、第二家人、宁静服务、人过整洁、同舟共济、三多四勤。将每一位业主视为新城家人，全方位呵护每位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360°体系化服务】
新城幸福 360 ° 全生命周期客户服务体系 ，跨越售前、售中、交付、入住4大阶 段，覆盖10大客户深度参与的关键节点，多达46项针对客户感知且符合客户需 要的标准化动作，最终实现绿色建筑+360°全纬度客户体验的住宅社区，打造隶属于新城客户有温度、全纬度的全生命周期客户体验。
【橙管家服务】
2017年4月，新城悦物业推出其首个服务生态系统——“3.0橙管家服务体系”，自此新城悦的服务生态系统从能量、品质、供给、价值、链接五大维度做了全面升级，着力于从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转变成为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平台。
业主通过“新橙社APP”智能服务平台可以完成一键提交、全线监控、透明点评。确保客诉需求30分钟响应，24小时内入户解决。而且每天都有保安人员24小时巡逻，保证业主及家人的安全，享受真正的星级服务。
高品质的物业，能保障业主的生活品质，反之糟糕的物业，则让业主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烦恼！可见，选择一处居所，选对物业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新城昕樾将以专业构筑生活的温度，全方位满足业主的各种需求，为业主打造美好的幸福人居生活，为小区的价值飙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秉承着“卓悦成就幸福社区”的企业愿景，我们始终坚持为业主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社区服务，
2020年，新城悦服务在原有“橙管家服务体系”基础上，全新打造推出“卓悦生活服务体系”；
为业主于幸福社区中创造快乐简单生活环境。
新升级卓悦生活服务体系054321客户满意第一
态度问题0容忍：
是服务升级的基础，加之明确的Y型职业发展路径及对等的权责，让管家深刻理解到好态度好服务带来的高收入和快发展；
5大平台协同优化更智能：
依托数字平台提高流程效率，同时赋予管家对支撑团队绩效点评的权利，结合工单下沉模式简化步骤促进高效决策、科学管理、协同服务；
4种工具报事报修更方便：
客户报事实现多场景化应用，集成后台派单模式，客户可通过APP、小程序、二维码、4008多种渠道向物业提出诉求；
3重赋能服务专业更敏捷：
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管家训练系统，对于管家实行认证上岗、专业指导、管家督导三重助力，为管家服务客户全面赋能；
2向聚焦网络服务更贴心：
社区服务将服务单元从项目细化为楼栋网格，每个网格配置专属的管家，精细化服务强化服务品质，营造极致尊崇礼遇；
1秒派单诉求解决更高效：
全面升级的派单系统，实现1秒派单至管家，管家15分钟内响应反馈，并根据诉求紧急程度及客户需求入户时间解决用户诉求。
关于新城控股
新城控股集团1993年创立于江苏常州，现总部设于上海。经过27年的快速发展，成为跨足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的综合性房地产集团，2020年位列中国房地产行业第8位，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公司总资产超人民币4700亿元。
2001年，新城地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上市；2015年，新城控股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实现转的民营房企，股票代码601155.；2018年，新城控股集团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携手国家级信息传播和智库服务平台，实现民族品牌的世界级传播，共同打造中国品牌的新名片。2019年，新城持续稳步增长，实现销售金额约2708.01亿元，同比增长22.48％，累计销售面积约243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4.21％。
新城控股集团坚持以上海为中枢，长三角为核心，向珠三角、环渤海和中西部扩张的“1+3”战略布局，截至2020年6月24日，新城控股集团已进入中国119个大中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杭州、南京、苏州、济南、西安、成都、长春、常州等，开发中或已完成项目超过500个。
新城控股集团围绕“稳中求进、地域深耕、运营优先、科技赋能”的战略核心，坚持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双轮驱动的长期战略模式，逐步完成全国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的深耕布局，横跨房地产开发、投资、商业运营管理、康养服务等领域，形成产品协同及战略纵深。聚焦“资本回报率”，确保规模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新城控股集团与时俱进地创新产品与业务，针对不同产品线开展标准化研究，充分关注用户真实需求及产业发展方向，致力于用专业的力量让客户获得幸福的过程变得简单！
秉承“让幸福变得简单”的企业使命，新城控股集团将在2020年持续夯实各项能力，不断创新产品与服务，为客户创造幸福生活，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弘扬民族品牌精神，成为新时代的企业公民。新城控股集团愿与全社会一起，以千万新城人的共同努力，以无数个“我们”凝聚而成的新城，实现人们关于幸福生活的更多期待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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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城控股集团将坚持高质量转型升级、生态化可持续发展，向着基业长青的世界五百强的目标挺进，成为一家持续百年的中国企业，屹立于世界优秀企业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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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新城地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上市；2015年，新城控股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实现转的民营房企，股票代码601155.；2018年，新城控股集团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携手国家级信息传播和智库服务平台，实现民族品牌的世界级传播，共同打造中国品牌的新名片。2019年，新城持续稳步增长，实现销售金额约2708.01亿元，同比增长22.48％，累计销售面积约243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4.21％。
新城控股集团坚持以上海为中枢，长三角为核心，向珠三角、环渤海和中西部扩张的“1+3”战略布局，截至2020年6月24日，新城控股集团已进入中国119个大中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杭州、南京、苏州、济南、西安、成都、长春、常州等，开发中或已完成项目超过5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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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城控股集团将坚持高质量转型升级、生态化可持续发展，向着基业长青的世界五百强的目标挺进，成为一家持续百年的中国企业，屹立于世界优秀企业之林。
https://weibo.com/u/3876373543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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