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书团# 经典畅销书再版，超低价18.8元包邮！“他们怨恨他们的，我一个都不宽恕。”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不以背弃真理为代价的个人价值观一直是鲁迅做人做事的原则。《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全2册，收录了20世纪早期鲁迅与文人政客精彩辩论的来往信件。翻看书页，我们依旧能嗅到80多年前文坛浓郁的硝烟味，可以看到以鲁迅为旗帜的文化新军和明明暗暗的论敌进行较量的历史画面。https://t.cn/A6G6NfTD
★ 鲁迅研究室主任陈漱渝先生的心血之作，传递鲁迅的思想价值观念
★ 各类资料史实详尽全面，各类文人墨客的背后故事跃然纸上
★ 本书为鲁迅参与历次论争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史料，也为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 鲁迅的辩论文字，思考缜密，逻辑严谨，形象鲜活，讽刺辛辣，幽默睿智，用语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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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资料史实详尽全面，各类文人墨客的背后故事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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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辩论文字，思考缜密，逻辑严谨，形象鲜活，讽刺辛辣，幽默睿智，用语凝练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
本书为责编张钰翰先生所赠，并且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先生亦对此书的出版有贡献，《出版说明》中简要地介绍了该书的来源：
本书原稿为吴县潘博山所藏，顾廷龙先生主合众图书馆事，倩人录副。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之一整理出版。本书原为钱伯城、郭群一先生整理，因年事已高，今特请上海博物馆柳向春研究员重加校订，并据上海图书馆藏合众图书馆抄本全部覆核一过，谨此致谢。
艺风堂是藏书大家缪荃孙的堂号，与之通信者有不少都是那个时代的藏书人。该书与《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不同，因为上一部书仅集中在两人间的往来信札，而本书则是一百多位晚清重臣和学林耆宿给缪荃孙所写之信，正因为如此，我在翻阅本书时，了解到不少以往未曾留意过的藏书故事细节，比如苏州藏书家汪鸣銮在给缪荃孙所写之信中提及：“昨送来段《说文》，纸张尚好，而非初印，价值亦过昂也”。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初刻于嘉庆二十年，该书虽然是一代名著，但流传并不稀见，直到今日仍可买到初刻初印之本。汪鸣銮乃是藏书大家，有人送来一部说文段注，他认为纸张虽然不错，可惜不是初印，这条信息可以透露出那个时代的藏书家对印本纸张的讲求。
本书中收录有王先谦写给缪荃孙的72通手札，其中大部分内容乃是探讨学问及刊刻书籍之事，比如王在第49通信札中称：
谦近刻《日本源流考》《骈文类纂》二书，《类纂》一用姬传先生《古文辞》例，微有变通，采摭颇广，本前八年所创稿，今更定卒成之。吾弟骈文，务寄数篇或十数篇惠我，书成必速，切盼来函。
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先谦对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的看重，因为他所编的《骈文类纂》就是效仿姚书而稍作变通，为了编纂此书，王先谦向缪荃孙索要相关稿件。几年前，我曾到长沙寻找王先谦故居未果，而此札中，王称：“谦去秋拟乡居，藏书全检入箱。”看来王先谦除了在省城长沙有住房外，他的藏书还曾运到乡下的住所内，这条信息给我以提醒，由此而让我查得王先谦果真在其他地方也有故居遗址。
对于收藏家之间的交往，王先谦在信中还谈到了他对端方的评价：
陶斋在湘，属为《五洲地图志》及《外国通鉴》二书，讨论年余，始有端绪。《图志》刻成，以印费未集，致未出书。《通鉴》则宏纲已举，约二年可成，而陶斋已不及见矣。陶斋以绝世聪明之人，气概豪爽，用心尤极周密，徒以醉心新学，卒陨其生，不无遗憾。盖亦运会使然，有不能自主者邪。
端方在湖南时，曾嘱托王先谦编辑两部西学东渐类的著作，可惜书未成，而端方已被人杀死。在这时在，王先谦认为，端方乃是绝顶聪明之人，而他的死却跟他关注新学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王先谦保守的政治立场。此通信札中还顺便谈及了湖南刻版工人因乱涨价的问题，也同样是有价值的刻书史料：“湖南写手刻工，向不昂贵，此次之乱，刻工价涨倍前，即钞书者亦不可得”。
但不知什么原因，王先谦对同处一城的大藏书家叶德辉却评价很低，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写道：
再，奉手谕云，奂彬已回里门，知在沪时常有来往。遯此次回里，伏处穷乡，一到省门，未会一客。记奂彬前以阁下寄伊书相示，中有论及鄙人之语，系因伊所言而复之也。比时遯以奉询，阁下不复，遯亦不便再渎。但此君于朋友专以儿戏为事，略无忠信之言。它不必论，专举近所知二事奉告：遯与李仲轩本无深交，其在湖南虽少来往，却不反对，虽奂彬亦从未问过我两人交情如何。……
在此札中，王先谦指责叶德辉言而无信以及在背后挑事，然而本书中所收另一位藏书家江标给缪荃孙的信中，却大夸叶德辉学问如何之好：
湘潭有叶焕彬吏部德辉，原籍苏州洞庭山，入籍长沙，住居省城，校勘之学，今之思适也。藏书亦多，亦有宋元本，益吾师极称之。吏部与前辈有闻声相思之雅，大约同出一源者，仍是我苏州派也。
益吾是王先谦的字，有趣就在这里，江标在夸叶德辉的同时，还说王先谦曾经极力夸赞叶德辉。看来，对于文人间相互的评语，也很难确认哪一种说法是真实心态。而本书中还有叶德辉写给缪荃孙的47通手札，所谈均是藏书、刻书之事，其中也谈到了他跟王先谦之间的交往：
顷奉钧谕，并呈葵园老人一函，登时遣奴子送去，已收到矣。读谕知近事不顺，虽有刻书之资，亦太不高兴，何况资竭？此古人之不幸，非吾非之不幸也。近年湘省刻书亦不便，如《赵忠定奏议》及《别录》已刻了三年，从正月起催印，至今又三月，尚在拖皮，令人不可耐，兴致遂索然。
这段话虽然没有批评王先谦，但亦可见相互间的交往。从叶所写信中可以看出，王先谦闭门谢客，并不想与之相见：
再，书完后，适葵园太夫子来舍，持公信告之，为之叹惋。葵老心绪不佳，晚景尤多拂意。去年遭噬之后，闭门谢客，不见一人。即辉与孔静皆同年，乃从前三数日一见者，近亦必间月一见，或两月不见。
将这些人的信札对读，大可满足爱书人窥视古人的八卦之心，这正是我喜读此书之处。
本书为责编张钰翰先生所赠，并且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先生亦对此书的出版有贡献，《出版说明》中简要地介绍了该书的来源：
本书原稿为吴县潘博山所藏，顾廷龙先生主合众图书馆事，倩人录副。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之一整理出版。本书原为钱伯城、郭群一先生整理，因年事已高，今特请上海博物馆柳向春研究员重加校订，并据上海图书馆藏合众图书馆抄本全部覆核一过，谨此致谢。
艺风堂是藏书大家缪荃孙的堂号，与之通信者有不少都是那个时代的藏书人。该书与《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不同，因为上一部书仅集中在两人间的往来信札，而本书则是一百多位晚清重臣和学林耆宿给缪荃孙所写之信，正因为如此，我在翻阅本书时，了解到不少以往未曾留意过的藏书故事细节，比如苏州藏书家汪鸣銮在给缪荃孙所写之信中提及：“昨送来段《说文》，纸张尚好，而非初印，价值亦过昂也”。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初刻于嘉庆二十年，该书虽然是一代名著，但流传并不稀见，直到今日仍可买到初刻初印之本。汪鸣銮乃是藏书大家，有人送来一部说文段注，他认为纸张虽然不错，可惜不是初印，这条信息可以透露出那个时代的藏书家对印本纸张的讲求。
本书中收录有王先谦写给缪荃孙的72通手札，其中大部分内容乃是探讨学问及刊刻书籍之事，比如王在第49通信札中称：
谦近刻《日本源流考》《骈文类纂》二书，《类纂》一用姬传先生《古文辞》例，微有变通，采摭颇广，本前八年所创稿，今更定卒成之。吾弟骈文，务寄数篇或十数篇惠我，书成必速，切盼来函。
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先谦对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的看重，因为他所编的《骈文类纂》就是效仿姚书而稍作变通，为了编纂此书，王先谦向缪荃孙索要相关稿件。几年前，我曾到长沙寻找王先谦故居未果，而此札中，王称：“谦去秋拟乡居，藏书全检入箱。”看来王先谦除了在省城长沙有住房外，他的藏书还曾运到乡下的住所内，这条信息给我以提醒，由此而让我查得王先谦果真在其他地方也有故居遗址。
对于收藏家之间的交往，王先谦在信中还谈到了他对端方的评价：
陶斋在湘，属为《五洲地图志》及《外国通鉴》二书，讨论年余，始有端绪。《图志》刻成，以印费未集，致未出书。《通鉴》则宏纲已举，约二年可成，而陶斋已不及见矣。陶斋以绝世聪明之人，气概豪爽，用心尤极周密，徒以醉心新学，卒陨其生，不无遗憾。盖亦运会使然，有不能自主者邪。
端方在湖南时，曾嘱托王先谦编辑两部西学东渐类的著作，可惜书未成，而端方已被人杀死。在这时在，王先谦认为，端方乃是绝顶聪明之人，而他的死却跟他关注新学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王先谦保守的政治立场。此通信札中还顺便谈及了湖南刻版工人因乱涨价的问题，也同样是有价值的刻书史料：“湖南写手刻工，向不昂贵，此次之乱，刻工价涨倍前，即钞书者亦不可得”。
但不知什么原因，王先谦对同处一城的大藏书家叶德辉却评价很低，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写道：
再，奉手谕云，奂彬已回里门，知在沪时常有来往。遯此次回里，伏处穷乡，一到省门，未会一客。记奂彬前以阁下寄伊书相示，中有论及鄙人之语，系因伊所言而复之也。比时遯以奉询，阁下不复，遯亦不便再渎。但此君于朋友专以儿戏为事，略无忠信之言。它不必论，专举近所知二事奉告：遯与李仲轩本无深交，其在湖南虽少来往，却不反对，虽奂彬亦从未问过我两人交情如何。……
在此札中，王先谦指责叶德辉言而无信以及在背后挑事，然而本书中所收另一位藏书家江标给缪荃孙的信中，却大夸叶德辉学问如何之好：
湘潭有叶焕彬吏部德辉，原籍苏州洞庭山，入籍长沙，住居省城，校勘之学，今之思适也。藏书亦多，亦有宋元本，益吾师极称之。吏部与前辈有闻声相思之雅，大约同出一源者，仍是我苏州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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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书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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