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文化集大成者
1773年3月，在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开始编修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它是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九年完成初稿的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共计收书3503种、79337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
这是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的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这里找到源头。
那么，当时清朝为什么要编《四库全书》呢？
一、对明朝《永乐大典》进行辑佚的需要。
什么是辑佚呢？就是对其他存世文献中引用过，但已经失传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的工作。
1772年，也就是《四库全书》开始编修的前一年，安徽学政（清代地方文化教育长官）朱筠提出成书于明代的《永乐大典》存在很多需要辑佚的文献记载。
这个建议直接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于是，皇帝的诏令即刻下达，命令将所有辑佚的书籍和如今“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集成《四库全书》。
所谓“四库”是从初唐时期开始历代官方藏书的分类方法，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因为《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了古代所有的图书，所以称为全书。
二、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
乾嘉学派是清朝前期的一种主流学风，以考据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而著称。由于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命名“乾嘉之学”。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就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运动领袖之一的大儒顾炎武。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启了清初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
作为清代汉学的重要支流，乾嘉学派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渊源流变。
在乾嘉学派朴实考据学风的影响下，乾隆朝的学者们阅读大量藏书，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所以，《四库全书》正是对这些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和评价。
三、乾隆帝想要建立修书之功。
古人有云，伟人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立德”和“立功”方面，乾隆皇帝自有两次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整个新疆、稳定西藏的功绩，以及迎回土尔扈特部、实现中华民族融合高潮的“大德”。
而在“立言”方面，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自然不肯放过。《四库全书》正是他的“立言”之功，虽然不是著作传世，但就像秦始皇的“书同文”一样，对于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作用不可估量。
于是，在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这样的盛世荣光自然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和体现，加上乾隆的父辈们顺、康、雍三代都有修书的功绩，尤其是祖父康熙帝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盛名在外。所以乾隆帝想要超越父辈，留下“文治”美名的私意成为《四库全书》很快进入编纂工作的内驱力。
那么，《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又经历了哪几步呢？
第一，征集图书。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开始征书工作，截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多。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流通的图书、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来的珍本、善本等。“珍本”就是比较少见或非常珍贵的书籍资料。“善本”原来指刻印精美的古籍，后来含义变广，包括刻印时间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顺利进行。据统计，最终征集图书13501种。
为了表彰和鼓励这些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词、记名等奖励办法，例如乾隆曾亲自赐给献书最多的江浙四位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每人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筛选、整理图书。
通过政府收藏、私人进献、各省采进等方式征集来的大量图书需要按照不同分类进行整理。
首先是符合抄录条件的列入“着录”。而那些不合格的著作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至于“抵触本朝”的图书一律“禁毁”。
在最终收录的3461种图书中，“存目”书要比“着录”书多出两倍多。多是因为书中有批评清王朝统治的“悖谬之言”，或者违反礼教的“离经叛道”著作。
如明代焦竑所辑《献徵录》、谈迁《枣林杂俎》、袁宏道《袁中郎集》、王世贞《弇州史料》、毛霦《平叛记》等等，都因为内容涉及明清之际的史事，不能为清王朝所容，而被摒入存目。
第三，抄写底本。
列入着录的书籍经过整理、校勘和考证后，需要重新抄写存入。而担任抄写工作的人员由最初的保举，改为应征，最后由乡试落第的生徒中挑选。最终选拔了3826人担任此工作。
为了保证抄写的进度，还规定了每人每天抄写的定额为1000字，五年期满后，抄写200万字的列为一等。然后按照等级还可以授予不同官职。如果发现字体不工整的，也会有处罚，罚多写1万字。
就这样，《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抄写，至少可抄60多万字。
第四，校订过程。
校订工作是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四库全书馆还制定了《功过处罚条例》，但凡错一字，记过一次，能查出原本错误改正的，每处记功一次。
一本书经过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由总裁抽阅，才能装潢、进呈皇帝。
为了《四库全书》的美观和便于识别，采取分色装帧。四部颜色按照四季确定，经部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浅蓝色，集部用灰黑色。而《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的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四库全书》成书后的命运如何，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存放《四库全书》，乾隆帝效仿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特点，在南北方共建立了七阁，每阁存放一部《四库全书》。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饱经沧桑。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那部被焚毁。1861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宗阁、文汇阁所存完整本《四库全书》被毁。而文渊阁抄本后来辗转上海、南京，最终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饱经战乱之后，多份抄本被毁，至今仅存世4套，其中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避暑山庄文津阁本，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销毁了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大量书籍。据统计，被列入禁书的总数达15万册，销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收录的书籍一样多。另外，对于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进行了或删或改。这也是鲁迅批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原因。
不过，作为中国最丰富、最完备的典籍集成，《四库全书》的编修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保存了历代大量文献，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永乐大典》里的385种佚书，还在古籍整理方法、目录学等方面给后来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
所以，无论从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学术上的体例开发来看，《四库全书》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
1773年3月，在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开始编修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它是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九年完成初稿的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共计收书3503种、79337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
这是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的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这里找到源头。
那么，当时清朝为什么要编《四库全书》呢？
一、对明朝《永乐大典》进行辑佚的需要。
什么是辑佚呢？就是对其他存世文献中引用过，但已经失传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的工作。
1772年，也就是《四库全书》开始编修的前一年，安徽学政（清代地方文化教育长官）朱筠提出成书于明代的《永乐大典》存在很多需要辑佚的文献记载。
这个建议直接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于是，皇帝的诏令即刻下达，命令将所有辑佚的书籍和如今“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集成《四库全书》。
所谓“四库”是从初唐时期开始历代官方藏书的分类方法，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因为《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了古代所有的图书，所以称为全书。
二、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
乾嘉学派是清朝前期的一种主流学风，以考据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而著称。由于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命名“乾嘉之学”。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就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运动领袖之一的大儒顾炎武。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启了清初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
作为清代汉学的重要支流，乾嘉学派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渊源流变。
在乾嘉学派朴实考据学风的影响下，乾隆朝的学者们阅读大量藏书，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所以，《四库全书》正是对这些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和评价。
三、乾隆帝想要建立修书之功。
古人有云，伟人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立德”和“立功”方面，乾隆皇帝自有两次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整个新疆、稳定西藏的功绩，以及迎回土尔扈特部、实现中华民族融合高潮的“大德”。
而在“立言”方面，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自然不肯放过。《四库全书》正是他的“立言”之功，虽然不是著作传世，但就像秦始皇的“书同文”一样，对于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作用不可估量。
于是，在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这样的盛世荣光自然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和体现，加上乾隆的父辈们顺、康、雍三代都有修书的功绩，尤其是祖父康熙帝的《古今图书集成》更是盛名在外。所以乾隆帝想要超越父辈，留下“文治”美名的私意成为《四库全书》很快进入编纂工作的内驱力。
那么，《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又经历了哪几步呢？
第一，征集图书。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开始征书工作，截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多。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流通的图书、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来的珍本、善本等。“珍本”就是比较少见或非常珍贵的书籍资料。“善本”原来指刻印精美的古籍，后来含义变广，包括刻印时间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顺利进行。据统计，最终征集图书13501种。
为了表彰和鼓励这些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词、记名等奖励办法，例如乾隆曾亲自赐给献书最多的江浙四位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每人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筛选、整理图书。
通过政府收藏、私人进献、各省采进等方式征集来的大量图书需要按照不同分类进行整理。
首先是符合抄录条件的列入“着录”。而那些不合格的著作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至于“抵触本朝”的图书一律“禁毁”。
在最终收录的3461种图书中，“存目”书要比“着录”书多出两倍多。多是因为书中有批评清王朝统治的“悖谬之言”，或者违反礼教的“离经叛道”著作。
如明代焦竑所辑《献徵录》、谈迁《枣林杂俎》、袁宏道《袁中郎集》、王世贞《弇州史料》、毛霦《平叛记》等等，都因为内容涉及明清之际的史事，不能为清王朝所容，而被摒入存目。
第三，抄写底本。
列入着录的书籍经过整理、校勘和考证后，需要重新抄写存入。而担任抄写工作的人员由最初的保举，改为应征，最后由乡试落第的生徒中挑选。最终选拔了3826人担任此工作。
为了保证抄写的进度，还规定了每人每天抄写的定额为1000字，五年期满后，抄写200万字的列为一等。然后按照等级还可以授予不同官职。如果发现字体不工整的，也会有处罚，罚多写1万字。
就这样，《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抄写，至少可抄60多万字。
第四，校订过程。
校订工作是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四库全书馆还制定了《功过处罚条例》，但凡错一字，记过一次，能查出原本错误改正的，每处记功一次。
一本书经过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由总裁抽阅，才能装潢、进呈皇帝。
为了《四库全书》的美观和便于识别，采取分色装帧。四部颜色按照四季确定，经部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浅蓝色，集部用灰黑色。而《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的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四库全书》成书后的命运如何，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存放《四库全书》，乾隆帝效仿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特点，在南北方共建立了七阁，每阁存放一部《四库全书》。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饱经沧桑。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那部被焚毁。1861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宗阁、文汇阁所存完整本《四库全书》被毁。而文渊阁抄本后来辗转上海、南京，最终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饱经战乱之后，多份抄本被毁，至今仅存世4套，其中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避暑山庄文津阁本，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销毁了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大量书籍。据统计，被列入禁书的总数达15万册，销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收录的书籍一样多。另外，对于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进行了或删或改。这也是鲁迅批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原因。
不过，作为中国最丰富、最完备的典籍集成，《四库全书》的编修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保存了历代大量文献，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永乐大典》里的385种佚书，还在古籍整理方法、目录学等方面给后来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
所以，无论从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学术上的体例开发来看，《四库全书》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
【四库全书】 乾隆是中国最长寿的皇帝，他也是最后一个下旨编撰封建王朝中最后一部文化类百科全书《四库全书》的人，书籍编撰完成后，乾隆下旨人工手抄了七部《四库全书》，并将抄好的前四部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另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西湖孤山文澜阁，这就是所谓的“江南三阁”。
文渊阁位于紫禁城内的文华殿后殿，建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3月12日），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告成，入藏阁内。1933年春天，故宫博物院将文渊阁本连同所藏其他历代文物装箱南迁，运至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又辗转数千里运抵蜀中。抗战胜利之后复运抵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决定在沈阳故宫修建一处楼阁专门珍藏《四库全书》，此阁建成后便取名为“文溯（sù）阁”，取“溯涧求本”之意，以示自己身处盛世仍不忘祖先开基创业之艰难，兢兢业业治理国家。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二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送藏文溯阁。民国时期，文溯阁《四库全书》辗转流徙，几经危殆。1914年，余下部分运至北京，存于故宫博物院保和殿。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拟办图书馆，呈请北京国民政府当局索回此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又回到人民手中。1966-1976年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从沈阳调出，运至甘肃存放。2002年1月，兰州文溯阁正式奠基，坐落于兰州北山九州台，为仿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该藏书馆2003年4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2005年7月8日，正式开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是现存各本《四库全书》中收书最多的一部，是甘肃省的镇省之宝。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帝下令在圆明园四达亭旁“略为增葺（qì）为文源阁”，次年文源阁即建成。文源阁南向而立，阁前有一水池，池中矗立有一名为\"玲峰\"的巨石，高逾五米，号称为圆明园中最大的花石，玲峰石上雕有乾隆帝御制的文源阁诗，水池南还有众多怪石嶙峋的假山。阁东侧建有碑亭，碑上刻乾隆帝御制的文源阁记。
文源阁的建筑构造和风格是仿浙江“天一阁”，与现存的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无太大差别。乾隆帝的御碑现存放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内，文字仅存一半。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在乾隆四十八年抄毕入藏。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大肆焚掠圆明园，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化为灰烬。
文津阁坐落在避暑山庄西山北麓两湖水支流环绕的长形岛上，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始修建文津阁，次年修建完毕。文津阁高约九米、面阔二十米，硬山重檐，阁外观两层，实际三层，为避阳光直射，中间暗层是藏书库。二层檐下正中悬挂“文津阁”匾额。建成后曾珍藏康熙时的《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的《四库全书》各一部。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4年），《四库全书》入藏。1913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运归北京，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成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每册卷首有“文津阁宝”，末页有“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宝”小篆朱文方玺各一。
文宗阁位于江苏镇江金山寺，文汇阁位于扬州天宁寺西园大观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两淮盐政寅著领到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的两部《古今图书集成》，奏请在行宫内仿天一阁规模建造藏书楼。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镇江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次年扬州藏书阁建成，赐名文汇阁。两阁各入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阁中尚多空余书阁，后各收贮《四库全书》。道光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文宗阁本《四库全书》遭英军破坏。太平天国势力发展到江浙时，镇江、扬州被太平军攻克，文宗阁、文汇阁及其所贮《四库全书》一同化为灰烬。
杭州圣因寺行宫位于孤山南麓中部，南临西湖，整体院落坐北朝南，南部为建筑院落，北部为因借孤山地形建造的后苑。清行宫是清代多位帝王出行西湖时的居住之地，创始于康熙时期。原有《古今图书集成》藏书堂一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在堂后改建文澜阁，次年年底完工，收贮《四库全书》。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文澜阁焚毁，文澜阁《四库全书》大量散佚。光绪六年（1880年）开始重建，并把散失、残缺的书籍收集、补抄起来；辛亥革命后又几经补抄，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才恢复旧观。民国后，《四库全书》归浙江省图书馆庋藏。文澜阁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华民图书馆）
文渊阁位于紫禁城内的文华殿后殿，建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3月12日），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告成，入藏阁内。1933年春天，故宫博物院将文渊阁本连同所藏其他历代文物装箱南迁，运至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又辗转数千里运抵蜀中。抗战胜利之后复运抵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决定在沈阳故宫修建一处楼阁专门珍藏《四库全书》，此阁建成后便取名为“文溯（sù）阁”，取“溯涧求本”之意，以示自己身处盛世仍不忘祖先开基创业之艰难，兢兢业业治理国家。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二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送藏文溯阁。民国时期，文溯阁《四库全书》辗转流徙，几经危殆。1914年，余下部分运至北京，存于故宫博物院保和殿。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拟办图书馆，呈请北京国民政府当局索回此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又回到人民手中。1966-1976年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从沈阳调出，运至甘肃存放。2002年1月，兰州文溯阁正式奠基，坐落于兰州北山九州台，为仿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该藏书馆2003年4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2005年7月8日，正式开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是现存各本《四库全书》中收书最多的一部，是甘肃省的镇省之宝。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帝下令在圆明园四达亭旁“略为增葺（qì）为文源阁”，次年文源阁即建成。文源阁南向而立，阁前有一水池，池中矗立有一名为\"玲峰\"的巨石，高逾五米，号称为圆明园中最大的花石，玲峰石上雕有乾隆帝御制的文源阁诗，水池南还有众多怪石嶙峋的假山。阁东侧建有碑亭，碑上刻乾隆帝御制的文源阁记。
文源阁的建筑构造和风格是仿浙江“天一阁”，与现存的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无太大差别。乾隆帝的御碑现存放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内，文字仅存一半。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在乾隆四十八年抄毕入藏。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大肆焚掠圆明园，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化为灰烬。
文津阁坐落在避暑山庄西山北麓两湖水支流环绕的长形岛上，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始修建文津阁，次年修建完毕。文津阁高约九米、面阔二十米，硬山重檐，阁外观两层，实际三层，为避阳光直射，中间暗层是藏书库。二层檐下正中悬挂“文津阁”匾额。建成后曾珍藏康熙时的《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的《四库全书》各一部。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4年），《四库全书》入藏。1913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运归北京，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成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每册卷首有“文津阁宝”，末页有“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宝”小篆朱文方玺各一。
文宗阁位于江苏镇江金山寺，文汇阁位于扬州天宁寺西园大观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两淮盐政寅著领到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的两部《古今图书集成》，奏请在行宫内仿天一阁规模建造藏书楼。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镇江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次年扬州藏书阁建成，赐名文汇阁。两阁各入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阁中尚多空余书阁，后各收贮《四库全书》。道光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文宗阁本《四库全书》遭英军破坏。太平天国势力发展到江浙时，镇江、扬州被太平军攻克，文宗阁、文汇阁及其所贮《四库全书》一同化为灰烬。
杭州圣因寺行宫位于孤山南麓中部，南临西湖，整体院落坐北朝南，南部为建筑院落，北部为因借孤山地形建造的后苑。清行宫是清代多位帝王出行西湖时的居住之地，创始于康熙时期。原有《古今图书集成》藏书堂一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在堂后改建文澜阁，次年年底完工，收贮《四库全书》。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文澜阁焚毁，文澜阁《四库全书》大量散佚。光绪六年（1880年）开始重建，并把散失、残缺的书籍收集、补抄起来；辛亥革命后又几经补抄，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才恢复旧观。民国后，《四库全书》归浙江省图书馆庋藏。文澜阁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华民图书馆）
天一阁 浙江省 宁波市
天一阁，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年—1566年），由当时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
天一阁是一个以藏书文化为核心，集藏书的研究、保护、管理、陈列、社会教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专题性博物馆。天一阁及其周围园林具有江南庭院式园林特色。天一阁的藏书和建筑为研究书法、地方史、石刻、石构建筑和浙东民居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
天一阁，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年—1566年），由当时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
天一阁是一个以藏书文化为核心，集藏书的研究、保护、管理、陈列、社会教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专题性博物馆。天一阁及其周围园林具有江南庭院式园林特色。天一阁的藏书和建筑为研究书法、地方史、石刻、石构建筑和浙东民居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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