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岗 | 智能物联网与社会治理将走向全面深度融合
人民智库 2020-08-06 18:33:07
伴随着智能物联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物联网如何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孙海琳研究员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就智能物联技术给“流动性社会”治理、智慧治理提供哪些新机遇，以及后疫情时代如何以物联网技术助推风险治理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以互联网、传统的电信网等信息载体为依托，以实现物物互连互通为核心，是互联网向物理领域的纵向和横向延伸。而智能物联网（AI + IoT，即AIoT）则将物联网与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实时优化联网之物的运行，从而提高管理效率。虽然智能物联网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其应用发展却非常迅速。从家居智能化到企业物流管理，再到智慧城市建设等，智能物联网已经开始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方面。
物联网技术：
“流动性社会”治理的新契机
智能物联网发展的原始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密集的、高变动性的“物的流动”的管理和控制需要。因为要对“物的流动”进行实时优化，所需的管理成本极高，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几乎不可能实现。随着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物联网技术使得对“物的流动”的实时管理成为可能，极大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同时，智能物联网技术也为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径，其核心是“感知化”“互联化”和“智能化”，例如，城市交通管理、共享单车管理以及未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管理等，将商业、运输、通信、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系统整合为“系统之系统”。
社会治理的对象是“人的流动”，与对“物的流动”的管理不同，人的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相比物的行为更具不确定性。不过，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个人信息，比如人脸识别、手机定位等，使得社会治理智能化成为可能。当获得物的信息时，智能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这就是智能物联网；同样，当获取人的信息时，利用智能技术可以大幅降低社会治理的人力成本，这就是智能社会治理网。如此看来，构建智能社会治理网的难度和需求甚至比智能物联网还要大。此外，智能社会治理网还肩负着重构公共领域、协商公共利益、弥合社会裂痕的更高维度的任务和要求。
但是，如果我们把人们对服务的需求当成一种“物”，那么“物流”的管理迟早会扩展到“服务流”领域。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智能化管理，以及未来对无人驾驶交通系统的管理等。从社会治理网的角度来看，对社会成员的被动式管理肯定不是一种高效的治理模式，只有基于对人们服务需求的主动式管理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从技术发展的历史逻辑延伸和人们服务需求的发展趋势来看，智能物联网、社会治理网和公共服务网等走向全面深度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
智慧治理：
构建物联网技术发展的新路标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社会治理将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下一个路标。智慧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应当努力探索多维度、多场景智慧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构建多方参与的智慧治理共同体。
一般而言，已有的社会综合治理网络大多以个体的人口特征、生产和社会关系及特定行为数据等为元数据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和算法进行分析处理，进而为社会治理决策和行动提供依据和基础。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通常隐含着两个弱点：一是当个人行为实际受到社会治理网络的限制时，个人的不满就会逐渐累积，尤其在网络围观效应的放大下，不利于公众思想状态的稳定；二是当个人行为实际没有受到社会治理网络的限制时，个人行为几乎没有约束，这种常态化的真空也不利于社会道德的建设。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下，个体行为的互动模式属于“近距离行为”模式，个人的不当行为往往会受到家庭成员和邻里的“即刻”反馈，这种行为模式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个人行为构成“实时”约束，这种近距离的伦理规范通常构成了传统社会稳定的基础。如今，在科技赋能的流动社会，互联网将身边的人“放逐”，每个人都有成为原子化、散沙化存在的趋势，网络空间的“认识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个体信息接收越来越具有选择性，个人观点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强化，表达也越来越情绪化和庸俗化，这无疑加大了共识形成的难度、导致事实与逻辑的式微，网络空间的认知撕裂正在成为亟待关注的常态现象。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重建对个体行为在法律之外的实时约束和常态化制衡新机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推动从以个人为基础的治理向以智慧社区为基础的元治理转变。智慧社区不仅要有智能楼宇、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慧政务和智慧商务等标配模块，还要以治理为“路标”，打造生活服务“软实力”，如社区食堂和送餐、医疗养老相结合等诸多“最后一公里”民生解决方案。社区就是要通过为居民提供多方位的高质量服务，进而建构由政府、居民、社会工作者、企业等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良性公共空间。
由于社区生活服务需求的多元性和变动性，政府通常不能承担提供所有服务的“全能”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充分借助智能物联网赋能社会治理，比如通过进行市场化动态定价等，优化配置“物流”和“服务流”，节省社区管理成本。此外，以社区为元经济单位，可以提高对外采购的议价能力，有利于社区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增强社区居民在自治体系中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并且减少个体采购造成的重复运输成本浪费，提高整个社会的“物流”和“服务流”效率。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社区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模块是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提供相应的法律和调解服务，将矛盾冲突化解在社区层面。将这些服务交到社区手中，特别是以社区智能综合治理系统的形式，可以大大降低社会治理网络的压力和成本。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共享治理成果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就会不断加深，有助于形成共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治理文化，形成对个人行为道德约束的常态化机制和模式。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智能物联网技术在近几年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且正处于发展阶段，新技术的应用与推进绝不可能简单依靠现有的法律机制来进行约束与管制，并且国际上各个国家现有的行业准则也无法完整地应对市场约束问题。上述问题导致物联网在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时，可能存在“钻政策漏洞”现象。此外，物联网技术还推动大量新兴产业的涌现，如何有效约束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市场行为也是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
物联网时代，政府信息安全问题、用户个人隐私问题也会给政府物联网的应用带来极大考验。物联网使得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紧密，但大量的数据在存储和使用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安全风险，给用户的隐私保护带来一定的困扰。物联网的核心技术是射频识别（RFID），在射频识别（RFID）系统中，电子标签有可能预先被嵌入任何物品中，但由于该物品的拥有者不一定能够觉察该物品预先已嵌入电子标签，以及标签自身可能不受控制地被扫描、定位和追踪，这势必会使个人的隐私受到侵犯。
在大数据分析的背景下，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是固有的。对个人信息的占有是大多数企业争夺的关键资源，正因为如此，诸多企业都在试图获取这些个人数据。现代社会要想利用一个人的收入、支出、纳税和行为数据来掌握一个人的不良行为证据，几乎易如反掌。智能物联网与社会治理网的结合，一旦引发人们的担忧，就有可能导致人们产生刻意提供虚假数据的行为，这可能会大大增加社会治理中识别个人行为的成本。
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
以物联网技术助推风险治理现代化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以全球化、新兴风险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等为主要特征的“晚期现代性阶段”。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着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深刻理解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生活需要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不断加强对社会治理信息化、智能化、专业化探索，以物联网技术等新兴技术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首先，从“物与物”角度，应将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引入应急管理领域，构建涵盖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备查的服务型智能物联网监测预警平台，转变传统的被动管理模式，实现主动监管与实时监测相结合，提高安全监管水平，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为应急管理工作各项业务提供全面而真实的数据。同时，完善物联网技术信息处理层中的图像处理、语音分析、文本提取、情绪分析等方面的架构和应用，在监测预警平台中引入应急预案数据库，实现对社会潜在危机和风险预见的多重保障，提升风险预警的精确性。
其次，从“人与物”的角度，要将人的体征和轨迹、物体状态和位置、网络文本和影像等作为泛在传感器，通过智慧物联网、公共服务网和社会治理网的数据融合，感知城市的运行状态、了解居民的情绪和诉求、发现城市的运行规律，洞察城市存在的问题。
最后，从“人与人”的角度，着眼于治理现代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减少社会治理层级和引导公众参与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既有社会治理网络通常难以预测社会危机的爆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目前社会治理网的重点在于对个人（聚众）行为的发现而不是对其观念意识的挖掘；二是社会治理网虽然可以进行舆情监控，但因为大多数人有意或无意地保持沉默，或者持少数意见的人更大声、更频繁地表达，都使得既有社会治理网难以准确地处理矛盾和预测危机。集公共服务和民事纠纷调解于一体的智能服务物联网，对于及早发现潜在的社会矛盾意义重大。一般而言，同质性纠纷越多，社会潜在风险就越高。比如在以社区为基础的纠纷调解体系中，可以引入社区居民议事制度，甚至社区居民投票机制；更进一步说，对社区层面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提供更高层级的申诉渠道，并引入跨社区居民陪审机制，这个过程亦可为捕捉民意提供数据支撑。
人民智库 2020-08-06 18:33:07
伴随着智能物联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物联网如何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孙海琳研究员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就智能物联技术给“流动性社会”治理、智慧治理提供哪些新机遇，以及后疫情时代如何以物联网技术助推风险治理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以互联网、传统的电信网等信息载体为依托，以实现物物互连互通为核心，是互联网向物理领域的纵向和横向延伸。而智能物联网（AI + IoT，即AIoT）则将物联网与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实时优化联网之物的运行，从而提高管理效率。虽然智能物联网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其应用发展却非常迅速。从家居智能化到企业物流管理，再到智慧城市建设等，智能物联网已经开始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方面。
物联网技术：
“流动性社会”治理的新契机
智能物联网发展的原始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密集的、高变动性的“物的流动”的管理和控制需要。因为要对“物的流动”进行实时优化，所需的管理成本极高，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几乎不可能实现。随着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物联网技术使得对“物的流动”的实时管理成为可能，极大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同时，智能物联网技术也为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径，其核心是“感知化”“互联化”和“智能化”，例如，城市交通管理、共享单车管理以及未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管理等，将商业、运输、通信、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系统整合为“系统之系统”。
社会治理的对象是“人的流动”，与对“物的流动”的管理不同，人的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相比物的行为更具不确定性。不过，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个人信息，比如人脸识别、手机定位等，使得社会治理智能化成为可能。当获得物的信息时，智能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这就是智能物联网；同样，当获取人的信息时，利用智能技术可以大幅降低社会治理的人力成本，这就是智能社会治理网。如此看来，构建智能社会治理网的难度和需求甚至比智能物联网还要大。此外，智能社会治理网还肩负着重构公共领域、协商公共利益、弥合社会裂痕的更高维度的任务和要求。
但是，如果我们把人们对服务的需求当成一种“物”，那么“物流”的管理迟早会扩展到“服务流”领域。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智能化管理，以及未来对无人驾驶交通系统的管理等。从社会治理网的角度来看，对社会成员的被动式管理肯定不是一种高效的治理模式，只有基于对人们服务需求的主动式管理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从技术发展的历史逻辑延伸和人们服务需求的发展趋势来看，智能物联网、社会治理网和公共服务网等走向全面深度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
智慧治理：
构建物联网技术发展的新路标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社会治理将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下一个路标。智慧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应当努力探索多维度、多场景智慧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构建多方参与的智慧治理共同体。
一般而言，已有的社会综合治理网络大多以个体的人口特征、生产和社会关系及特定行为数据等为元数据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和算法进行分析处理，进而为社会治理决策和行动提供依据和基础。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通常隐含着两个弱点：一是当个人行为实际受到社会治理网络的限制时，个人的不满就会逐渐累积，尤其在网络围观效应的放大下，不利于公众思想状态的稳定；二是当个人行为实际没有受到社会治理网络的限制时，个人行为几乎没有约束，这种常态化的真空也不利于社会道德的建设。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下，个体行为的互动模式属于“近距离行为”模式，个人的不当行为往往会受到家庭成员和邻里的“即刻”反馈，这种行为模式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个人行为构成“实时”约束，这种近距离的伦理规范通常构成了传统社会稳定的基础。如今，在科技赋能的流动社会，互联网将身边的人“放逐”，每个人都有成为原子化、散沙化存在的趋势，网络空间的“认识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个体信息接收越来越具有选择性，个人观点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强化，表达也越来越情绪化和庸俗化，这无疑加大了共识形成的难度、导致事实与逻辑的式微，网络空间的认知撕裂正在成为亟待关注的常态现象。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重建对个体行为在法律之外的实时约束和常态化制衡新机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推动从以个人为基础的治理向以智慧社区为基础的元治理转变。智慧社区不仅要有智能楼宇、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慧政务和智慧商务等标配模块，还要以治理为“路标”，打造生活服务“软实力”，如社区食堂和送餐、医疗养老相结合等诸多“最后一公里”民生解决方案。社区就是要通过为居民提供多方位的高质量服务，进而建构由政府、居民、社会工作者、企业等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良性公共空间。
由于社区生活服务需求的多元性和变动性，政府通常不能承担提供所有服务的“全能”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充分借助智能物联网赋能社会治理，比如通过进行市场化动态定价等，优化配置“物流”和“服务流”，节省社区管理成本。此外，以社区为元经济单位，可以提高对外采购的议价能力，有利于社区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增强社区居民在自治体系中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并且减少个体采购造成的重复运输成本浪费，提高整个社会的“物流”和“服务流”效率。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社区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模块是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提供相应的法律和调解服务，将矛盾冲突化解在社区层面。将这些服务交到社区手中，特别是以社区智能综合治理系统的形式，可以大大降低社会治理网络的压力和成本。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共享治理成果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就会不断加深，有助于形成共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治理文化，形成对个人行为道德约束的常态化机制和模式。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智能物联网技术在近几年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且正处于发展阶段，新技术的应用与推进绝不可能简单依靠现有的法律机制来进行约束与管制，并且国际上各个国家现有的行业准则也无法完整地应对市场约束问题。上述问题导致物联网在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时，可能存在“钻政策漏洞”现象。此外，物联网技术还推动大量新兴产业的涌现，如何有效约束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市场行为也是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
物联网时代，政府信息安全问题、用户个人隐私问题也会给政府物联网的应用带来极大考验。物联网使得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紧密，但大量的数据在存储和使用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安全风险，给用户的隐私保护带来一定的困扰。物联网的核心技术是射频识别（RFID），在射频识别（RFID）系统中，电子标签有可能预先被嵌入任何物品中，但由于该物品的拥有者不一定能够觉察该物品预先已嵌入电子标签，以及标签自身可能不受控制地被扫描、定位和追踪，这势必会使个人的隐私受到侵犯。
在大数据分析的背景下，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是固有的。对个人信息的占有是大多数企业争夺的关键资源，正因为如此，诸多企业都在试图获取这些个人数据。现代社会要想利用一个人的收入、支出、纳税和行为数据来掌握一个人的不良行为证据，几乎易如反掌。智能物联网与社会治理网的结合，一旦引发人们的担忧，就有可能导致人们产生刻意提供虚假数据的行为，这可能会大大增加社会治理中识别个人行为的成本。
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
以物联网技术助推风险治理现代化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以全球化、新兴风险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等为主要特征的“晚期现代性阶段”。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着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深刻理解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生活需要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不断加强对社会治理信息化、智能化、专业化探索，以物联网技术等新兴技术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首先，从“物与物”角度，应将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引入应急管理领域，构建涵盖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备查的服务型智能物联网监测预警平台，转变传统的被动管理模式，实现主动监管与实时监测相结合，提高安全监管水平，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为应急管理工作各项业务提供全面而真实的数据。同时，完善物联网技术信息处理层中的图像处理、语音分析、文本提取、情绪分析等方面的架构和应用，在监测预警平台中引入应急预案数据库，实现对社会潜在危机和风险预见的多重保障，提升风险预警的精确性。
其次，从“人与物”的角度，要将人的体征和轨迹、物体状态和位置、网络文本和影像等作为泛在传感器，通过智慧物联网、公共服务网和社会治理网的数据融合，感知城市的运行状态、了解居民的情绪和诉求、发现城市的运行规律，洞察城市存在的问题。
最后，从“人与人”的角度，着眼于治理现代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减少社会治理层级和引导公众参与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既有社会治理网络通常难以预测社会危机的爆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目前社会治理网的重点在于对个人（聚众）行为的发现而不是对其观念意识的挖掘；二是社会治理网虽然可以进行舆情监控，但因为大多数人有意或无意地保持沉默，或者持少数意见的人更大声、更频繁地表达，都使得既有社会治理网难以准确地处理矛盾和预测危机。集公共服务和民事纠纷调解于一体的智能服务物联网，对于及早发现潜在的社会矛盾意义重大。一般而言，同质性纠纷越多，社会潜在风险就越高。比如在以社区为基础的纠纷调解体系中，可以引入社区居民议事制度，甚至社区居民投票机制；更进一步说，对社区层面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提供更高层级的申诉渠道，并引入跨社区居民陪审机制，这个过程亦可为捕捉民意提供数据支撑。
【“苦点累点，热点晒点，又算得了什么！”】#高温下每天徒步2万＋，巡查河堤城管队员被晒到脱皮#
胳膊晒出了黑白分界线、汗水浸透了衣背......这两天，合肥刚送走狂风暴雨，就直接过渡到了高温模式。这种高温，对于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员来说更是一种"烤"验。
记者获悉，当前包河区城管局110多名机关党员组成的“青年城管防汛抗洪突击队”每日步行2万+，日夜坚守防汛一线巡堤查险。
每天徒步“2万＋”
在环湖大道上的韦桥工作站防汛点，每天早晨8点，执法大队队员余达常准时带领5名城管队员巡查堤坝。在太阳的暴晒下，路面热浪袭人。
“下午3：00是最热的时候，巡查一趟需要1个多小时，走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但是再热也要耐着性子认真巡堤，不能放过任何一个隐患。”余常达介绍说，堤段有2公里，刚开始一天要巡查六七次，现在雨停了每天沿着堤坝巡查三次，就这样，一天最少也有2万步。“大堤外侧巡查要重点关注有无跌涡、冲刷和脱坡，堤坝对应背水面主要检查是否有渗漏、管涌等。”余达常说，他和其余五位队员已经在环湖大堤上驻扎半个多月了，坚持24小时轮班制巡查防汛点。
在休息间隙，大家也会撸起袖子，比一比谁手臂上的"黑白分界线"更明显。“晒得最黑的人最骄傲！苦点累点，热点晒点，又算得了什么，全当给自己锻炼了！"队员孙朴风笑着说。
水位下降也不能大意
在南淝河大堤新民村值守点，城管队员们也是24小时不间断巡查。
“这里几个点要间隔1小时看一次，特别是2号点要重点关注，查看水流量变化以及水浑的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汇报。”8月4日早晨7时，在南淝河大堤防汛点的城管队员沈潇正带队巡堤查险，在重要点位，他仔细查看，并一再叮嘱值守人员要提高警惕。作为一名有着19年党龄的党员，沈潇还是一名退伍军人。防汛战斗一打响，他就带着10人一组的巡堤查险队到位，高效地指挥着防汛应急工作。
据悉，包河区城管局共有110名机关党员下沉防汛一线，其中执法大队50多名防汛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日夜坚守一线，用实际行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筑牢防汛“健康堤坝”，被誉为“青年城管防汛抗洪突击队”。（李玲玲 记者 束芳）
胳膊晒出了黑白分界线、汗水浸透了衣背......这两天，合肥刚送走狂风暴雨，就直接过渡到了高温模式。这种高温，对于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员来说更是一种"烤"验。
记者获悉，当前包河区城管局110多名机关党员组成的“青年城管防汛抗洪突击队”每日步行2万+，日夜坚守防汛一线巡堤查险。
每天徒步“2万＋”
在环湖大道上的韦桥工作站防汛点，每天早晨8点，执法大队队员余达常准时带领5名城管队员巡查堤坝。在太阳的暴晒下，路面热浪袭人。
“下午3：00是最热的时候，巡查一趟需要1个多小时，走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但是再热也要耐着性子认真巡堤，不能放过任何一个隐患。”余常达介绍说，堤段有2公里，刚开始一天要巡查六七次，现在雨停了每天沿着堤坝巡查三次，就这样，一天最少也有2万步。“大堤外侧巡查要重点关注有无跌涡、冲刷和脱坡，堤坝对应背水面主要检查是否有渗漏、管涌等。”余达常说，他和其余五位队员已经在环湖大堤上驻扎半个多月了，坚持24小时轮班制巡查防汛点。
在休息间隙，大家也会撸起袖子，比一比谁手臂上的"黑白分界线"更明显。“晒得最黑的人最骄傲！苦点累点，热点晒点，又算得了什么，全当给自己锻炼了！"队员孙朴风笑着说。
水位下降也不能大意
在南淝河大堤新民村值守点，城管队员们也是24小时不间断巡查。
“这里几个点要间隔1小时看一次，特别是2号点要重点关注，查看水流量变化以及水浑的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汇报。”8月4日早晨7时，在南淝河大堤防汛点的城管队员沈潇正带队巡堤查险，在重要点位，他仔细查看，并一再叮嘱值守人员要提高警惕。作为一名有着19年党龄的党员，沈潇还是一名退伍军人。防汛战斗一打响，他就带着10人一组的巡堤查险队到位，高效地指挥着防汛应急工作。
据悉，包河区城管局共有110名机关党员下沉防汛一线，其中执法大队50多名防汛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日夜坚守一线，用实际行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筑牢防汛“健康堤坝”，被誉为“青年城管防汛抗洪突击队”。（李玲玲 记者 束芳）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织就覆盖城乡的民生服务“幸福网”——玉门市打造“一个中心一张网”社会治理新模式】近年来,玉门市创造性推出了包含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和全新阶梯式活力网格的“一个中心一张网”模式,在全省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社会治理新体系,为全省提供了新时期“枫桥经验”的玉门样本。“一个中心一张网”以服务群众“最多跑一处”和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为目标,构建了“一体化运作、一站式接待、一条龙调处、一揽子化解”的县域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新模式,实现了矛盾纠纷超前预防、科学分流、高效处置、多元化解。
“一个中心”全覆盖,化解矛盾无缝隙
今年1月的一天,在玉门社会治理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窗口前,李某等17名农民工围着包工头情绪激动地争吵,起因是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近32万元,经多方协商没能解决。了解情况后,诉调对接中心首先安抚农民工,然后快速与劳动监察、联合调解委员会首席调解员联系,法律援助机构也为这批农民工派出法律援助律师。经过调解最终达成协议,包工头当场按比例给付了部分工资。
“推动‘多中心’集成创新为‘一中心’,实现涉法涉诉、群众信访和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处’。我们整合资源力量,坚持重心下移,加强智慧治理,织就了一张覆盖城乡、遍布村组(社区)的民生保障‘幸福网’。”玉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曹建宏说。
在过去,群众不同诉求需跑不同部门,诉求内容复杂的往往要多地跑、反复跑,一直是困扰基层治理的痛点难点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玉门市通过整合社会治理各类资源,建成玉门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入驻政法委、法院、检察院等12个部门和机构。中心开设法律援助、劳动仲裁、人民调解等20个服务窗口,设立3个首席调解员工作室和联合调委会、劳动人事纠纷、医患纠纷等8个调委会,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有效调解各方面矛盾。同时,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组、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的目标。
为有效提高中心工作和服务效率,玉门市建立了工作对接制度,通过采取开具协作联系单、委托调处函、调处回复函等形式,加强进驻中心各部门化解矛盾的相互协作融合,进一步形成调解合力。针对暂未进驻中心的部门,建立一般矛盾纠纷分流化解、预约进中心调解,重大矛盾纠纷移送中心调解双向联动工作机制；对基层难以解决的“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域”问题,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通过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居家式”服务,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此外,玉门市还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推进诉前调解机制,为社会治理服务中心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注入了活力。
搭建共享平台,“一张网”管全科
2019年12月5日,玉门市下西号镇下东号村5组网格员郑平山巡查时了解到,村民王某某与闫某某因危房改造工程款发生矛盾。闫某某说:“房屋工程存在质量问题需加固,还有小活没干完,所以没支付款项。”郑平山当即进行调解,王某某于当天下午处理了房屋加固等剩余活计,闫某某支付了5.1万元工程款,双方达成和解。
玉门市在打造“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多元化参与、信息化支撑”的智慧活力网格中,推行了“警网融合”,创新了治安管理手段。玉门市健全完善资源共享和联勤联控联防机制,用好基层群防群治力量,优化了服务群众渠道,实现了集中统一、信息共享、功能完善的工作平台,网格已成为社区警务工作的得力助手和社会治理的有力法宝。
“为打造扁平化管理平台,我们在现有行政区划框架下,以乡镇、街道、园区为一级网格,以行政村、社区为二级网格,以村民小组和城市居民小区为三级网格,全市共划分一、二、三级网格544个。”玉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培峰说。玉门市还将护林员、保安、禁毒专干等设置为专属网格员,形成6个专属“格中格”,把网格功能向全科网格转变。全市统一的社会治理网格体系中,一级网格负责监管、协调、处理、督办和绩效考核；二级网格负责信息、事项的分类汇总、权限办理和上报反馈；三级网格负责入户宣传、信息采集、隐患排查、纠纷调处、环境卫生整治等。通过有效整合人员,专、兼职网格员全部下沉至三级网格,采取“一名网格长+数名专、兼职网格员”的模式开展工作,实现“一员多责”,按照“网中有格、按格定岗,人在格中、事在网中”的模式,建立了信息收集—分流交办—执行处置—日常督办—信息反馈—督查考核闭环管理机制,打造了分工负责、上下联动、齐抓共管、信息共享、功能完善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强化科技支撑,构建信息融合大格局
“我家住运政巷金诚公司住宅楼,以前每年交36元垃圾处理费,今天家中突然来人,说今年开始每年要收200元卫生费,这是怎么回事?”3月24日,玉门市民张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映。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第一时间通过活力网格平台将事件分流至玉关路社区网格长韩秀文处,辖区网格员王兴龙一小时后上门向业主解释:“由于散居楼院现交由物业公司管理,物业公司按每平方米2.5元向居民收取垃圾清运费,每年240元,之前向环卫处缴纳的36元卫生费不再收取,物业公司在收取费用时会出示相关票据。”
玉门市多方筹措资金自主研发活力网格综合信息系统和活力网格手机APP,内容涵盖职能单位、人员管理、事件管理、网格管理、数据分析、信息发布和系统管理,并与“爱玉门”APP、政务直通车、110指挥中心信息系统及司法、环保、应急管理等37个部门建立链接,工作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各层面,构建了网上网下协同工作体系。网格员通过活力网格APP报送信息,网格长通过平台分类、报送、处理、反馈信息办理结果,活力网格管理中心通过平台分流交办各类信息、反馈处理结果,相关单位通过平台上报信息、接收任务,群众通过平台爆料信息。目前,玉门市活力网格信息系统及手机APP运行良好,上报各类有效事件办结率达99%。
玉门市活力网格信息系统构建了大数据平台,“一个中心一张网”加入玉门市融媒体共享平台,巡查在一线的网格员通过手机APP上报发现的各类问题、矛盾隐患和处置情况,活力网格管理中心第一时间收到信息,及时向三级网格下达指令,这种扁平化、信息化社会治理机制,使融媒体共享平台成了服务群众的新枢纽、社情民意的中转站,基本实现了让群众办事“最多跑一处”,活力网格让干部跑遍千万家,达到为民服务效能最大化。(记者 陈思侠 通讯员 杨棋焜)
市民在玉门社会治理服务中心窗口咨询办理事项。
“一个中心”全覆盖,化解矛盾无缝隙
今年1月的一天,在玉门社会治理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窗口前,李某等17名农民工围着包工头情绪激动地争吵,起因是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近32万元,经多方协商没能解决。了解情况后,诉调对接中心首先安抚农民工,然后快速与劳动监察、联合调解委员会首席调解员联系,法律援助机构也为这批农民工派出法律援助律师。经过调解最终达成协议,包工头当场按比例给付了部分工资。
“推动‘多中心’集成创新为‘一中心’,实现涉法涉诉、群众信访和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处’。我们整合资源力量,坚持重心下移,加强智慧治理,织就了一张覆盖城乡、遍布村组(社区)的民生保障‘幸福网’。”玉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曹建宏说。
在过去,群众不同诉求需跑不同部门,诉求内容复杂的往往要多地跑、反复跑,一直是困扰基层治理的痛点难点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玉门市通过整合社会治理各类资源,建成玉门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入驻政法委、法院、检察院等12个部门和机构。中心开设法律援助、劳动仲裁、人民调解等20个服务窗口,设立3个首席调解员工作室和联合调委会、劳动人事纠纷、医患纠纷等8个调委会,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有效调解各方面矛盾。同时,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组、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的目标。
为有效提高中心工作和服务效率,玉门市建立了工作对接制度,通过采取开具协作联系单、委托调处函、调处回复函等形式,加强进驻中心各部门化解矛盾的相互协作融合,进一步形成调解合力。针对暂未进驻中心的部门,建立一般矛盾纠纷分流化解、预约进中心调解,重大矛盾纠纷移送中心调解双向联动工作机制；对基层难以解决的“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域”问题,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通过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居家式”服务,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此外,玉门市还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推进诉前调解机制,为社会治理服务中心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注入了活力。
搭建共享平台,“一张网”管全科
2019年12月5日,玉门市下西号镇下东号村5组网格员郑平山巡查时了解到,村民王某某与闫某某因危房改造工程款发生矛盾。闫某某说:“房屋工程存在质量问题需加固,还有小活没干完,所以没支付款项。”郑平山当即进行调解,王某某于当天下午处理了房屋加固等剩余活计,闫某某支付了5.1万元工程款,双方达成和解。
玉门市在打造“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多元化参与、信息化支撑”的智慧活力网格中,推行了“警网融合”,创新了治安管理手段。玉门市健全完善资源共享和联勤联控联防机制,用好基层群防群治力量,优化了服务群众渠道,实现了集中统一、信息共享、功能完善的工作平台,网格已成为社区警务工作的得力助手和社会治理的有力法宝。
“为打造扁平化管理平台,我们在现有行政区划框架下,以乡镇、街道、园区为一级网格,以行政村、社区为二级网格,以村民小组和城市居民小区为三级网格,全市共划分一、二、三级网格544个。”玉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培峰说。玉门市还将护林员、保安、禁毒专干等设置为专属网格员,形成6个专属“格中格”,把网格功能向全科网格转变。全市统一的社会治理网格体系中,一级网格负责监管、协调、处理、督办和绩效考核；二级网格负责信息、事项的分类汇总、权限办理和上报反馈；三级网格负责入户宣传、信息采集、隐患排查、纠纷调处、环境卫生整治等。通过有效整合人员,专、兼职网格员全部下沉至三级网格,采取“一名网格长+数名专、兼职网格员”的模式开展工作,实现“一员多责”,按照“网中有格、按格定岗,人在格中、事在网中”的模式,建立了信息收集—分流交办—执行处置—日常督办—信息反馈—督查考核闭环管理机制,打造了分工负责、上下联动、齐抓共管、信息共享、功能完善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强化科技支撑,构建信息融合大格局
“我家住运政巷金诚公司住宅楼,以前每年交36元垃圾处理费,今天家中突然来人,说今年开始每年要收200元卫生费,这是怎么回事?”3月24日,玉门市民张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映。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第一时间通过活力网格平台将事件分流至玉关路社区网格长韩秀文处,辖区网格员王兴龙一小时后上门向业主解释:“由于散居楼院现交由物业公司管理,物业公司按每平方米2.5元向居民收取垃圾清运费,每年240元,之前向环卫处缴纳的36元卫生费不再收取,物业公司在收取费用时会出示相关票据。”
玉门市多方筹措资金自主研发活力网格综合信息系统和活力网格手机APP,内容涵盖职能单位、人员管理、事件管理、网格管理、数据分析、信息发布和系统管理,并与“爱玉门”APP、政务直通车、110指挥中心信息系统及司法、环保、应急管理等37个部门建立链接,工作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各层面,构建了网上网下协同工作体系。网格员通过活力网格APP报送信息,网格长通过平台分类、报送、处理、反馈信息办理结果,活力网格管理中心通过平台分流交办各类信息、反馈处理结果,相关单位通过平台上报信息、接收任务,群众通过平台爆料信息。目前,玉门市活力网格信息系统及手机APP运行良好,上报各类有效事件办结率达99%。
玉门市活力网格信息系统构建了大数据平台,“一个中心一张网”加入玉门市融媒体共享平台,巡查在一线的网格员通过手机APP上报发现的各类问题、矛盾隐患和处置情况,活力网格管理中心第一时间收到信息,及时向三级网格下达指令,这种扁平化、信息化社会治理机制,使融媒体共享平台成了服务群众的新枢纽、社情民意的中转站,基本实现了让群众办事“最多跑一处”,活力网格让干部跑遍千万家,达到为民服务效能最大化。(记者 陈思侠 通讯员 杨棋焜)
市民在玉门社会治理服务中心窗口咨询办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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