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看到卡罗尔的分享，巧的是第七排影评有专门写到这个镜头。
“当第一个安静的片刻出现，当奈丽的妈妈马良（Nina Meurisse饰）疲惫地坐在桌上，从母亲房间的窗向外望去，看着下面的草木，仿佛母亲还会在屋外出现。当镜头后拉，我们感受到马良逐渐沉重的悲伤，还有奈丽的缺席。......镜头展现的是奈丽的视角，她只看见背影，她能察觉妈妈的弓腰驼背，却无法靠近。”
“当第一个安静的片刻出现，当奈丽的妈妈马良（Nina Meurisse饰）疲惫地坐在桌上，从母亲房间的窗向外望去，看着下面的草木，仿佛母亲还会在屋外出现。当镜头后拉，我们感受到马良逐渐沉重的悲伤，还有奈丽的缺席。......镜头展现的是奈丽的视角，她只看见背影，她能察觉妈妈的弓腰驼背，却无法靠近。”
佛教不讲神通吗？
佛法是大神通、大法力、大智慧，圆满无碍，这才是伟大的释迦世尊当年真正的教法。正因为佛陀于灵山法会上，显无上正等正觉大神通，故称佛陀。
——本文摘录自《我不愿堕地狱》自序
当今末法时期，在这个世界上确有深入经藏，潜心修学的高僧大德，但也有个别活佛、法师以及居士们，他们一提到神通就马上反对，乃至否认神通，认为佛教不讲神通，讲神通就是外道，还找借口说佛陀禁止阿罗汉显神通。其实，佛陀开示阿罗汉不要显神通，是怕阿罗汉著相修真，待步不前。有这样认为的人或说这些话的人是有严重问题的，根本是不了解佛法的本质，误以神通为障而产生了偏误观念，我虽是一个惭愧僧，但也历经三藏深入法义，对这些佛教人士的罪业说法，我只能感叹他们的肤浅，无有正知正见，所以才有如此的愚昧论调。
说这种话的人，实在是不明白佛教中因果的真谛，神通不是讲不讲的问题，它是因果存在证量的显现，有神通就是不讲它也会有，没有神通即使再讲它也没有。如果佛菩萨不讲神通，不用神通，众生就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离开神通，根本就谈不上到彼岸，如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以神通驾临，往生者有谁来接引呢？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不以神通而至，难道是跟凡夫一样的速度走路来的吗？
我们可以想一想：释迦世尊住世时，随时应机以神通度脱众生、降伏外道的公案，详记于三藏中真是多得不胜枚举，就如最早期的佛典《杂阿含经》中都记载有诸多神通的事迹，如：一九七经、四零八经、四一一经、四一二经、四一三经、四一四经、五零二经、五零三经、五零五经、五零六经、五七一经……等等，四九四经中更说：“比丘当知，比丘禅思，神通境界，不可思议，是故比丘当勤禅思，学诸神通。”这怎么会是佛教不讲神通呢？这不是公开反对经藏披著佛教外衣的外道吗？就算是口误，不是外道，不了解经藏而造成谤经毁佛，那么应该马上深入经藏，如果不依藏奉行，根本就不是佛弟子。
佛陀授记大目犍连尊者为“神通第一”，难道要把大目犍连尊者改为没有神通，以此来诋毁大目犍连尊者的神通第一吗？神通示现皆是佛法中的游戏三昧，是为利益众生相应因缘而用，佛法中为恐弟子执著神通境界，产生执相偏见，难得般若妙谛，故佛陀教诫行者不可执著神通，归于正知正见，而并非说佛法没有神通，如《楞严经》中五十种阴魔的出显，“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是法身性空境的对治方法，并不是说没有幻化神通现象，若是一知半解，以讹传讹误认为佛法没有神通，这将是谤佛之罪，毁经之贼，业障之举，是不通经藏的可怜者。
修净土宗的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国土功德庄严，化禽演法，风树妙音，那一处不是神通展显？禅宗宣称心外无法，讲求明心见性，视神通为幻化境，是不执神通并非没有神通，自性本具妙有之用，神通乃心性所发，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一代心法大宗师六祖惠能以方巾向地主陈亚仙化地，方巾所展遍盖四方山头，难道禅宗祖师不是在显神通吗？达摩初祖一苇渡江，难道我们说他是坐船吗？这不是神通吗？后辈学子有何话可说？老实的讲，只要大家仔细观察，有一个定律：凡是一开口就反对神通的人，此人绝对无证量、无妙有，因此决定没有神通，只有空谈理论，来遮盖自己的短处，这也是出于他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这已经脱离了修行，犯了谤经毁佛的大罪。
某些人讲话是很可怜的，只能骗骗没有深入经藏的佛弟子，我们就拿佛陀来说，他老人家为什么遣十大声闻弟子问疾，而让维摩尊者展示神通予以教化他们呢？因为证果声闻未能回心，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所以维摩尊者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托疾说法，显其胜德，令乐二乘者鄙小慕大，舍劣修胜，证大神通，开大智慧，这正是佛陀老人家让维摩尊者以神通力摄化声闻的本意，这那里是不用显神通？这说明要大成就必须要大神通。
佛陀在世时，随处施以方便神通显化，难道这些人不是在借子辱父吗？伟大的佛陀是外道吗？历代多少祖师们以神通表法，难道他们也是外道吗？现在的佛教界由于难得遇到真正的佛法，故没有神通的现象是普遍的，但不应该自己没有修证，怕提到神通，丢失了脸面，就弃经藏于不顾，讲假话诳骗众生，妄说佛教不讲神通，企图否认神通，难道说当时的神通是合法的，现在的神通是非法的吗？
这些反对神通的人士，应该要静下心来想一想了：自称虔诚学佛，只讲依教奉行，但奉行了数十年后，为什么没有神通境界呢？事实上，正因为未曾深入经藏，迷教而行，走入偏知邪途，曲解楞严，著相阴魔，离性正见之错谬，而造成背祖谤师，辱佛欺圣，故而黑业缠身，当然是毫无证量了。无有证量，何来神通？更无智慧，故于出世法所表，谈妄修真，迷离自性，而自称明心见性，自欺欺人，于世法表相，愚钝顽劣，毫无般若妙智之用，故无有五明之展现，结果是除了空谈理论，谤佛毁经，其他的本事与凡夫无异。
未深入经藏的假修行者，如果再不清醒，依然执迷不悟，那说明这不是业障深重的问题，而是知错不改错上加错公开谤佛毁经的问题，是我们值得思考其是否为波旬魔王体系的问题，当然也有愚昧众生，愚师迷者弟子依然摇旗呐喊，更有甚者，竟然愚痴到了把生死自由，盘腿坐化，肉身不坏的现象，圆寂后拾得舍利子的现象，以及往升佛国净土的现象，都侮辱成佛陀不允许，甚至张冠李戴，把它们说成也是显神通，此类人无缘享受真正的佛法，属于愚痴的可怜众生。
佛法是大神通、大法力、大智慧，圆满无碍，这才是伟大的释迦世尊当年真正的教法。正因为佛陀于灵山法会上，显无上正等正觉大神通，故称佛陀。
说到这里，我本人回光返照，我到底有多大的神通，口口声声谈及神通之妙用？其实，我本人是个惭愧之僧，平淡修行之人，说到神通本事，实在是惭愧惭愧，正因为多年来，利用一切时机，深入经藏，得知神通属于佛教中必不可少的证境现象、游戏三昧，此为经中历历所举，惭愧比丘——我，为维护经藏及佛之教化，而对神通予以阐述，望能带给诸善男女一些善意。
佛法是大神通、大法力、大智慧，圆满无碍，这才是伟大的释迦世尊当年真正的教法。正因为佛陀于灵山法会上，显无上正等正觉大神通，故称佛陀。
——本文摘录自《我不愿堕地狱》自序
当今末法时期，在这个世界上确有深入经藏，潜心修学的高僧大德，但也有个别活佛、法师以及居士们，他们一提到神通就马上反对，乃至否认神通，认为佛教不讲神通，讲神通就是外道，还找借口说佛陀禁止阿罗汉显神通。其实，佛陀开示阿罗汉不要显神通，是怕阿罗汉著相修真，待步不前。有这样认为的人或说这些话的人是有严重问题的，根本是不了解佛法的本质，误以神通为障而产生了偏误观念，我虽是一个惭愧僧，但也历经三藏深入法义，对这些佛教人士的罪业说法，我只能感叹他们的肤浅，无有正知正见，所以才有如此的愚昧论调。
说这种话的人，实在是不明白佛教中因果的真谛，神通不是讲不讲的问题，它是因果存在证量的显现，有神通就是不讲它也会有，没有神通即使再讲它也没有。如果佛菩萨不讲神通，不用神通，众生就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离开神通，根本就谈不上到彼岸，如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以神通驾临，往生者有谁来接引呢？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不以神通而至，难道是跟凡夫一样的速度走路来的吗？
我们可以想一想：释迦世尊住世时，随时应机以神通度脱众生、降伏外道的公案，详记于三藏中真是多得不胜枚举，就如最早期的佛典《杂阿含经》中都记载有诸多神通的事迹，如：一九七经、四零八经、四一一经、四一二经、四一三经、四一四经、五零二经、五零三经、五零五经、五零六经、五七一经……等等，四九四经中更说：“比丘当知，比丘禅思，神通境界，不可思议，是故比丘当勤禅思，学诸神通。”这怎么会是佛教不讲神通呢？这不是公开反对经藏披著佛教外衣的外道吗？就算是口误，不是外道，不了解经藏而造成谤经毁佛，那么应该马上深入经藏，如果不依藏奉行，根本就不是佛弟子。
佛陀授记大目犍连尊者为“神通第一”，难道要把大目犍连尊者改为没有神通，以此来诋毁大目犍连尊者的神通第一吗？神通示现皆是佛法中的游戏三昧，是为利益众生相应因缘而用，佛法中为恐弟子执著神通境界，产生执相偏见，难得般若妙谛，故佛陀教诫行者不可执著神通，归于正知正见，而并非说佛法没有神通，如《楞严经》中五十种阴魔的出显，“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是法身性空境的对治方法，并不是说没有幻化神通现象，若是一知半解，以讹传讹误认为佛法没有神通，这将是谤佛之罪，毁经之贼，业障之举，是不通经藏的可怜者。
修净土宗的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国土功德庄严，化禽演法，风树妙音，那一处不是神通展显？禅宗宣称心外无法，讲求明心见性，视神通为幻化境，是不执神通并非没有神通，自性本具妙有之用，神通乃心性所发，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一代心法大宗师六祖惠能以方巾向地主陈亚仙化地，方巾所展遍盖四方山头，难道禅宗祖师不是在显神通吗？达摩初祖一苇渡江，难道我们说他是坐船吗？这不是神通吗？后辈学子有何话可说？老实的讲，只要大家仔细观察，有一个定律：凡是一开口就反对神通的人，此人绝对无证量、无妙有，因此决定没有神通，只有空谈理论，来遮盖自己的短处，这也是出于他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这已经脱离了修行，犯了谤经毁佛的大罪。
某些人讲话是很可怜的，只能骗骗没有深入经藏的佛弟子，我们就拿佛陀来说，他老人家为什么遣十大声闻弟子问疾，而让维摩尊者展示神通予以教化他们呢？因为证果声闻未能回心，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所以维摩尊者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托疾说法，显其胜德，令乐二乘者鄙小慕大，舍劣修胜，证大神通，开大智慧，这正是佛陀老人家让维摩尊者以神通力摄化声闻的本意，这那里是不用显神通？这说明要大成就必须要大神通。
佛陀在世时，随处施以方便神通显化，难道这些人不是在借子辱父吗？伟大的佛陀是外道吗？历代多少祖师们以神通表法，难道他们也是外道吗？现在的佛教界由于难得遇到真正的佛法，故没有神通的现象是普遍的，但不应该自己没有修证，怕提到神通，丢失了脸面，就弃经藏于不顾，讲假话诳骗众生，妄说佛教不讲神通，企图否认神通，难道说当时的神通是合法的，现在的神通是非法的吗？
这些反对神通的人士，应该要静下心来想一想了：自称虔诚学佛，只讲依教奉行，但奉行了数十年后，为什么没有神通境界呢？事实上，正因为未曾深入经藏，迷教而行，走入偏知邪途，曲解楞严，著相阴魔，离性正见之错谬，而造成背祖谤师，辱佛欺圣，故而黑业缠身，当然是毫无证量了。无有证量，何来神通？更无智慧，故于出世法所表，谈妄修真，迷离自性，而自称明心见性，自欺欺人，于世法表相，愚钝顽劣，毫无般若妙智之用，故无有五明之展现，结果是除了空谈理论，谤佛毁经，其他的本事与凡夫无异。
未深入经藏的假修行者，如果再不清醒，依然执迷不悟，那说明这不是业障深重的问题，而是知错不改错上加错公开谤佛毁经的问题，是我们值得思考其是否为波旬魔王体系的问题，当然也有愚昧众生，愚师迷者弟子依然摇旗呐喊，更有甚者，竟然愚痴到了把生死自由，盘腿坐化，肉身不坏的现象，圆寂后拾得舍利子的现象，以及往升佛国净土的现象，都侮辱成佛陀不允许，甚至张冠李戴，把它们说成也是显神通，此类人无缘享受真正的佛法，属于愚痴的可怜众生。
佛法是大神通、大法力、大智慧，圆满无碍，这才是伟大的释迦世尊当年真正的教法。正因为佛陀于灵山法会上，显无上正等正觉大神通，故称佛陀。
说到这里，我本人回光返照，我到底有多大的神通，口口声声谈及神通之妙用？其实，我本人是个惭愧之僧，平淡修行之人，说到神通本事，实在是惭愧惭愧，正因为多年来，利用一切时机，深入经藏，得知神通属于佛教中必不可少的证境现象、游戏三昧，此为经中历历所举，惭愧比丘——我，为维护经藏及佛之教化，而对神通予以阐述，望能带给诸善男女一些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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