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限深度#朱一龙跨年舞台两首歌，一首念万物，一首敬众生，格局大立意！一曲《后会无期》呼吁我们一起守护动物，关注自然保护，勿让野生动物与我们“后会无期。一曲谢霆锋朱一龙 合唱《保重》致敬抗疫英雄，歌声真挚动人，大屏幕上还滚动播放疫情期间的感人瞬间。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深深的感动着我，无论是什么时候都需要转播正能量的文化，不需要多么多么的专业，真诚，执着，心中有大爱，眉目眼神都能专递出那份滚烫的情感，那天晚上流了很多很多眼泪，有感动有不或，不解的是朱一龙彩排别人对他明目张胆的不礼貌，还哈哈哈大笑，社会进步了，难道就不需要素质了吗？
所以我置办了一个#朱一龙无限深度#存钱罐，每天存5元，一直存到无限深度上映那天，慢慢看，一遍二遍三遍……带上家人，朋友，同事走进电影院，
我想守着心里一束暖光，让它变得更大一些，让他去温暖更多的人，这社会进步了，人的素质和思维不能落后，想想中国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国家在最危险和灾难来临之际都是心中有大爱，无私奉献的人冲在前面，2020的疫情突袭了武汉，封城了无悔的武汉市民们，逆行的医护工作者，坚守在防疫一线的英雄们，是他们的付出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我何其有幸，遇到了一颗如此灿烂而温柔的星星。
那颗星星话很少，精力都用来干实事儿了。
那颗星星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坚强和善良。
他的爱不仅在自己职业领域的一亩三分地，更在浩瀚宇宙众生之间。
演员也是公众人物，他可以感染很多很多人，我不敢说朱一龙到底感染了多少人，他确实感染到我了，我觉得他是演艺圈里一股清流，踏实，低调，温柔而坚定，眼目明亮干净，可他一路走来好不容易，可他一次一次的举动让我感觉自己狭隘了，他说把脸别过阳光☀，就不会有阴影，他心胸如此豁达，让我觉得生活中一地鸡毛现在更本不值得一提，
支持朱一龙，就像支持心中的太阳，让它亮一些，被他照耀的人就会更温暖，要工作了，只能说到这，朱一龙加油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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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守着心里一束暖光，让它变得更大一些，让他去温暖更多的人，这社会进步了，人的素质和思维不能落后，想想中国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国家在最危险和灾难来临之际都是心中有大爱，无私奉献的人冲在前面，2020的疫情突袭了武汉，封城了无悔的武汉市民们，逆行的医护工作者，坚守在防疫一线的英雄们，是他们的付出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我何其有幸，遇到了一颗如此灿烂而温柔的星星。
那颗星星话很少，精力都用来干实事儿了。
那颗星星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坚强和善良。
他的爱不仅在自己职业领域的一亩三分地，更在浩瀚宇宙众生之间。
演员也是公众人物，他可以感染很多很多人，我不敢说朱一龙到底感染了多少人，他确实感染到我了，我觉得他是演艺圈里一股清流，踏实，低调，温柔而坚定，眼目明亮干净，可他一路走来好不容易，可他一次一次的举动让我感觉自己狭隘了，他说把脸别过阳光☀，就不会有阴影，他心胸如此豁达，让我觉得生活中一地鸡毛现在更本不值得一提，
支持朱一龙，就像支持心中的太阳，让它亮一些，被他照耀的人就会更温暖，要工作了，只能说到这，朱一龙加油呀！！的！
东晋、南宋、南明这三者通常被拿到一起讨论，因为三者都是在一个完整汉人政权（占据汉族传统势力范围）遭受少数民族打击、剩下半壁江山之后的政权存在形式。尤其是前两者，通常被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坚持了百年以上（东晋公元317到420年，南宋公元1127到1276年），而南明与两者相比，似乎有点另类，因为南明只有短短18年（公元1644年到1662年）。
为何南明没有像东晋和南宋那般坚持到百年以上呢？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分析过原因，当时笔者主要从皇位继承（领导集团凝聚力）、经济实力和名将统帅三个方面做了分析。诚然，南明与东晋、南宋在这三方面都处于劣势，南明的弘光、隆武和永历都没有晋元帝和宋高宗那样无可争议，内忧外患中的南明也不如“被斩首”的宋朝那般富裕，也没有东晋王谢家族和南宋初年的中兴名将群。其实，除了上述的三个因素外，笔者还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原因，比如外部形势（外患），本文就从外患方面来分析三者之间的异同。
东晋——面对强悍却一盘散沙的“五胡十六国”
魏晋时期，中原地区连年征战，人口急剧减少，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北方统治者不断引进少数民族内迁，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主要包括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然而正是这五族的内迁，导致了日后的动乱。
内迁之后的少数民族人民“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少数民族承担着较重的赋税，甚至为奴为仆，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很快便爆发了叛乱。先是氐族李特的流民起义，之后羯、羌也随之叛乱，然而真正对汉人政权造成伤害的还是汉族的老敌人——匈奴。匈奴左部帅刘渊趁着西晋八王之乱率领匈奴部众建立功业，建立了汉赵政权。之后，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在北方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通常被称作“五胡十六国”（出自北魏崔鸿创作的《十六国春秋》）。
纵观中国朝代史，我们会发现，在东晋（317-420年）时期，中国北方与之抗衡的并不是一个整体的政权，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统一的十六个甚至更多的政权，这些政权在中国北方又互相攻讦，并不能形成一致的对外合力。
在北魏（鲜卑族）统一中国北方之前，只有前秦在公元376年短暂地统一过，雄心勃勃的前秦皇帝苻坚于在统一北方之后不断攻击东晋，意欲统一全国。最终双方于公元383年爆发了著名的淝水之战。这一战，苻坚率领的多民族大军讨伐江南的东晋，从人数上来说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有“投鞭断流”之说，而东晋则由谢安、谢玄等名臣名将应战。最终战果出人意料，数十万前秦大军被东晋利用天险和计谋击败，前秦皇帝苻坚望风而逃，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说。在此之后，原本依附于苻坚的鲜卑人慕容垂、羌人姚苌等人随后叛变，前秦的政权开始瓦解。
这也说明了为何东晋在面对如此多的少数民族时，依然能够保持一百多年的国祚，因为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数量众多、彪悍善战，但是却缺乏一个统一众人的领袖，各民族、政权之间互相攻讦、内耗严重，导致无力将统治继续南扩，而这也使得东晋能够偏安江左。
南宋——面对表面统一却内耗不断的金国
南宋，和东晋不同的是，南宋先后面对金国和蒙元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两个政权有别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统治区域大，而且到了南宋时期，立国都很久。然而，南宋却在这两个强敌面前屹立了一百余年，那么“孱弱”的南宋依靠的是什么呢？
金国从1115年建国起，10年后灭辽国，12年后灭北宋，一时间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都倒在了金国的骑兵旋风之下。幸好有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的存在，北宋得以在军事上抵挡住了金军的继续南下，与金国形成南北对峙之势。但是，另一方面，金国自身的问题，也是南宋得以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消灭北宋之后，金国朝廷分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双方互相斗争，而之后金熙宗与权臣之间的争斗，被右丞相海陵王完颜亮所杀，之后完颜亮即位称帝。称帝之后的完颜亮执意南征，意图和南宋再开战端，但是完颜亮生性嗜杀，很多金国宗室和大臣都遭其毒手，所以完颜亮并不受拥戴。1162年，完颜亮率军南征南宋，不料后院起火，西北契丹叛变，宗室完颜雍又自立为帝，然而此时完颜亮仍然冥顽不明，执意渡江消灭南宋，导致部下发动兵变，完颜亮被杀，而宋朝则趁势击败金军，收复淮南，从此之后金军再不复南征。
除了宗室的内乱之外，金国还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他的北方出现了一个更为强悍的少数民族，蒙古。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因为此前金国对蒙古部落实施残酷的压迫，导致蒙古对金国充满着敌意，所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便发动蒙金战争，已经汉化多年的金国自然不是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的对手。正是这个北方新兴的强敌牵扯了金国大部分的经历，导致金国无力南下，南宋得以维持在江南的统治。
南明——面对团结、有野心且有谋略的清朝
明朝或者南明的外患很简单，就是东北兴起的后金（后改国号为清）。虽然相比于之前的南宋面对的金国，清朝（后金）的军队战斗力不见得高很多，但是清朝幸运的是他们出了两个高明的政治家——皇太极和多尔衮。
皇太极和多尔衮身处关外，却十分关注明朝农民起义的发展，皇太极指示清军“如遇流贼，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而多尔衮在摄政之后甚至主动联络李自成，“欲与诸公（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
清朝并非没有过危机，但是幸运的是他们完美地化解了，避免了流血冲突，保存了清朝的实力和统治阶级的团结。1643年，皇太极猝死，长子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争立皇位，双方背后的两黄旗和两白旗一度势均力敌，流血冲突一触即发。倘若此时爆发冲突，损兵折将不说，清朝的统治阶级内部必定分裂，满族作为少数民族，本身实力就很有限，经不起如此折腾。所幸的是，最后大家接受了折中方案——由皇太极六岁的皇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皇帝。就这样，一次几乎不可避免的流血冲突消弭了，清朝的实力得以保存。
而入关之后，摄政王多尔衮成了清朝经略内地的政治首脑，他在早期投降的汉人范文程和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之下极力笼络汉人，很多明朝降将投降了清朝，高官厚禄并得到了重用。这些行为一举两得，既削减了抵抗的汉人势力，也增加了自己镇压汉人、进一步夺取天下的实力，“以汉攻汉”是多尔衮和清朝的既定方针。
而在南下之前，清朝已经收服了蒙古，使这个昔日纵横天下的民族成了自己的附庸。之后，又侵占了朝鲜，使之脱离明朝的保护，成了自己的附属国。所以，清军南下之后在北方和西方再无后顾之忧，能够专心应对明朝。
南明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内部铁板一块又富有野心和政治智慧的清朝。而东晋面对的五胡十六国，虽然野蛮有战斗力，但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是一盘散沙，自然无力征服实力尚存的东晋。而南宋面对的金国，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同样内忧外患，王朝初期的锐气被耗尽之后再也无力南下。这恐怕也就解释了为何南明只坚持了18年，而东晋和南宋都支撑了百年以上。
参考文献：《南明史》、《清太宗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历史##历史故事#
为何南明没有像东晋和南宋那般坚持到百年以上呢？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分析过原因，当时笔者主要从皇位继承（领导集团凝聚力）、经济实力和名将统帅三个方面做了分析。诚然，南明与东晋、南宋在这三方面都处于劣势，南明的弘光、隆武和永历都没有晋元帝和宋高宗那样无可争议，内忧外患中的南明也不如“被斩首”的宋朝那般富裕，也没有东晋王谢家族和南宋初年的中兴名将群。其实，除了上述的三个因素外，笔者还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原因，比如外部形势（外患），本文就从外患方面来分析三者之间的异同。
东晋——面对强悍却一盘散沙的“五胡十六国”
魏晋时期，中原地区连年征战，人口急剧减少，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北方统治者不断引进少数民族内迁，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主要包括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然而正是这五族的内迁，导致了日后的动乱。
内迁之后的少数民族人民“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少数民族承担着较重的赋税，甚至为奴为仆，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很快便爆发了叛乱。先是氐族李特的流民起义，之后羯、羌也随之叛乱，然而真正对汉人政权造成伤害的还是汉族的老敌人——匈奴。匈奴左部帅刘渊趁着西晋八王之乱率领匈奴部众建立功业，建立了汉赵政权。之后，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在北方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通常被称作“五胡十六国”（出自北魏崔鸿创作的《十六国春秋》）。
纵观中国朝代史，我们会发现，在东晋（317-420年）时期，中国北方与之抗衡的并不是一个整体的政权，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统一的十六个甚至更多的政权，这些政权在中国北方又互相攻讦，并不能形成一致的对外合力。
在北魏（鲜卑族）统一中国北方之前，只有前秦在公元376年短暂地统一过，雄心勃勃的前秦皇帝苻坚于在统一北方之后不断攻击东晋，意欲统一全国。最终双方于公元383年爆发了著名的淝水之战。这一战，苻坚率领的多民族大军讨伐江南的东晋，从人数上来说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有“投鞭断流”之说，而东晋则由谢安、谢玄等名臣名将应战。最终战果出人意料，数十万前秦大军被东晋利用天险和计谋击败，前秦皇帝苻坚望风而逃，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说。在此之后，原本依附于苻坚的鲜卑人慕容垂、羌人姚苌等人随后叛变，前秦的政权开始瓦解。
这也说明了为何东晋在面对如此多的少数民族时，依然能够保持一百多年的国祚，因为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数量众多、彪悍善战，但是却缺乏一个统一众人的领袖，各民族、政权之间互相攻讦、内耗严重，导致无力将统治继续南扩，而这也使得东晋能够偏安江左。
南宋——面对表面统一却内耗不断的金国
南宋，和东晋不同的是，南宋先后面对金国和蒙元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两个政权有别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统治区域大，而且到了南宋时期，立国都很久。然而，南宋却在这两个强敌面前屹立了一百余年，那么“孱弱”的南宋依靠的是什么呢？
金国从1115年建国起，10年后灭辽国，12年后灭北宋，一时间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都倒在了金国的骑兵旋风之下。幸好有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的存在，北宋得以在军事上抵挡住了金军的继续南下，与金国形成南北对峙之势。但是，另一方面，金国自身的问题，也是南宋得以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消灭北宋之后，金国朝廷分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双方互相斗争，而之后金熙宗与权臣之间的争斗，被右丞相海陵王完颜亮所杀，之后完颜亮即位称帝。称帝之后的完颜亮执意南征，意图和南宋再开战端，但是完颜亮生性嗜杀，很多金国宗室和大臣都遭其毒手，所以完颜亮并不受拥戴。1162年，完颜亮率军南征南宋，不料后院起火，西北契丹叛变，宗室完颜雍又自立为帝，然而此时完颜亮仍然冥顽不明，执意渡江消灭南宋，导致部下发动兵变，完颜亮被杀，而宋朝则趁势击败金军，收复淮南，从此之后金军再不复南征。
除了宗室的内乱之外，金国还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他的北方出现了一个更为强悍的少数民族，蒙古。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因为此前金国对蒙古部落实施残酷的压迫，导致蒙古对金国充满着敌意，所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便发动蒙金战争，已经汉化多年的金国自然不是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的对手。正是这个北方新兴的强敌牵扯了金国大部分的经历，导致金国无力南下，南宋得以维持在江南的统治。
南明——面对团结、有野心且有谋略的清朝
明朝或者南明的外患很简单，就是东北兴起的后金（后改国号为清）。虽然相比于之前的南宋面对的金国，清朝（后金）的军队战斗力不见得高很多，但是清朝幸运的是他们出了两个高明的政治家——皇太极和多尔衮。
皇太极和多尔衮身处关外，却十分关注明朝农民起义的发展，皇太极指示清军“如遇流贼，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而多尔衮在摄政之后甚至主动联络李自成，“欲与诸公（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
清朝并非没有过危机，但是幸运的是他们完美地化解了，避免了流血冲突，保存了清朝的实力和统治阶级的团结。1643年，皇太极猝死，长子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争立皇位，双方背后的两黄旗和两白旗一度势均力敌，流血冲突一触即发。倘若此时爆发冲突，损兵折将不说，清朝的统治阶级内部必定分裂，满族作为少数民族，本身实力就很有限，经不起如此折腾。所幸的是，最后大家接受了折中方案——由皇太极六岁的皇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皇帝。就这样，一次几乎不可避免的流血冲突消弭了，清朝的实力得以保存。
而入关之后，摄政王多尔衮成了清朝经略内地的政治首脑，他在早期投降的汉人范文程和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之下极力笼络汉人，很多明朝降将投降了清朝，高官厚禄并得到了重用。这些行为一举两得，既削减了抵抗的汉人势力，也增加了自己镇压汉人、进一步夺取天下的实力，“以汉攻汉”是多尔衮和清朝的既定方针。
而在南下之前，清朝已经收服了蒙古，使这个昔日纵横天下的民族成了自己的附庸。之后，又侵占了朝鲜，使之脱离明朝的保护，成了自己的附属国。所以，清军南下之后在北方和西方再无后顾之忧，能够专心应对明朝。
南明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内部铁板一块又富有野心和政治智慧的清朝。而东晋面对的五胡十六国，虽然野蛮有战斗力，但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是一盘散沙，自然无力征服实力尚存的东晋。而南宋面对的金国，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同样内忧外患，王朝初期的锐气被耗尽之后再也无力南下。这恐怕也就解释了为何南明只坚持了18年，而东晋和南宋都支撑了百年以上。
参考文献：《南明史》、《清太宗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历史##历史故事#
#文化北海#【古代合浦书院】合浦地处岭南，文教发展相对中原略显迟缓。合浦学校之设始于北宋哲宗年间，谢季成任廉州知州后“筑城平道修学校，规模一新”，这是关于合浦学校的最早记述。清嘉庆年间的《重修府学碑记》载称“廉州府学创于宋”，碑文虽未言明府学在何时由何人所设，但据古代地方官学“由上及下”的创设惯例推断，谢季成所修“学校”至少为府学前身。宋元时期，合浦的科考体制逐步发展。明朝建立后，合浦知县卢文会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增设县学，至此合浦的官学体系基本形成。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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