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上下同欲者胜，上下同欲在于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搭建一定的交集。解决决策者“基数思维1 2 3”和执行者“序数思维，首先 其次 第三”交集。
观察专栏 | 陈彩虹：在决策和执行之间
一家公司只要超过两个人，决策者通常就不是执行者。对于大中型公司来说，决策和执行还是由不同的人群来承担的。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一方面，分列开来了专门职责，便于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升各自的“专业水平”，这是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在物理上的“自然距离”，导致了“决策要求下达”和“执行问题上传”的信息传递出现问题，这是劣势的一面。实践表明，后者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大难题，其“信息不对称”之说，已为公司治理内外各方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形式上看是上上下下信息的传递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资源、利益、成本、职责等的配置问题。由于决策者不是执行者，决策的信息下达时，是否能契合执行者对各种配置的期望，从而保证执行顺畅无滞，是难点之一；同时，执行中的问题向上报告时，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认同并给予重视解决，是难点之二。在这样的两个难点中，执行者通常担心“决策不符合实际”，而决策者则忧虑“执行不到位”或“反馈信息不真实”。结果是，公司治理要花费很大精力来解决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保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和完备。这种处理，可以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执行者的情况，进而适时、适量地调整决策；执行者则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决策者的意图，使得执行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然而，技术手段难以完全解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现代科技进步已经有传感器、移动通讯和数据及时处理等完全同步的设施，可以随时将人们发生的言行记录、整理并分析得到某种结论，大大地提高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但不可更改的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在物理上的距离，决定了两者都有制造信息的“自主性”。传递的信息是实在的，但这种实在，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决策或执行的“可靠和真实”，并不确定。
举例说，某种决策下达后，并不完全契合执行者的期望。那么，在执行中，执行者通常会对执行的事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性地配置执行资源和力度；同时，执行者也会有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迫使决策者调整某些战略配置。即使是在信息可以由先进技术手段集中、并由决策者掌握的情况下，执行者亦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时传递的“信息”并非不真实，而是执行行动本身存在偏差，产生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的公司治理者，并不是特别地清楚。之所以有如此判定，因为倚重于技术手段来面对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当下公司治理中相当突出的特点。公司治理中信息的传递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各种各样的信息科技手段都运用上了，但由于解决的还是“表”而不是“里”的问题，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博弈”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最大化。
既然如此，公司治理中对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问题，就应当有更为开阔的思路，深入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核心区域去，让两者之间的信息从其产生根源上，就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来看，问题就转移到了“上下同欲者胜”的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安排方面了。它的实质，就是如何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的“欲”“同”起来——决策者能够充分地了解执行者，而执行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决策者，同心同德服务于治理的共同目标。
我将这一不同信息产生主体的问题，命名为“决策者是执行者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要强调其为“定律”，在于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是天然性的存在。治理者必须清楚，如果要让两者“同欲”起来，必须有某种中介或方式来密切地连接两者；而且，这种连接必须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否则，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就会由“自然距离”的天然存在，转化为决策和执行的距离，严重时甚至于两者反向而行。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这种连接表现为有关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两方面——战略制定为一元，算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层面；而战术安排则为另一元，算是微观的、局部的、分散的层面。前者通常以“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实施细则”或“操作方案”等。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公司特别是大中型的公司来说，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并不是由同一批人来完成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主要由决策者来主导，而微观层面的战术类执行方案，大多由执行者为主来制定。这种分离得很清楚的高层战略和执行方案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战略之“欲”与战术执行之“欲”可能的脱节，为后来的治理留下难题。
对此，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明了问题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将过于分离的“二元化”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尽最大努力地融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大中型的公司来说，战略的制定和战术的安排，一定要有决策者和执行者“混合”起来谋划的组织形式：战略制定中有执行者参加，或至少有执行者较为充分的意见加入；在战术安排中，也有决策者的一定介入，充分地将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者可能实现的操作安排结合起来。从现实情况看，实践中首要的问题是决策中执行者很少能够介入；同时，决策者又深入基层不够，征求执行者的意见少，或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听听执行者的一般汇报。结果，决策本身，仍然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和决策的便利，很少结合执行者的战术安排来考虑。上下之“欲”，差别大大地存在也。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制定大多是单一的“基数思维”，与战术执行的“序数思维”相距较大。所谓“基数思维”，是指按照1、2，3……的基数来排列事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是条线，相互之间并没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如1是指生产，2是指销售，3是指财务，你无法从这样的排列里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当先行一步的。实际运行中，谁先谁后，通常取决于决策层面的偏好和部门的博弈能力。“序数思维”则是明确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就是开始之处，第二就必须排列在第一之后，等等。在战术性的执行中，无疑，一定有先后的排列，有重要性的次序；即使有时需要“齐头并进”，也总有主有次。
应当说，战略制定的要求，决定了“基数思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在宏观、整体和系统层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以构造出整个战略的完备，无先后的平行性排列，体现出明晰的全局观；而且，部门或是条线之间，也没有特别紧密的先后关联，它们都要在同样的时空里各自进行作业。但是，如果在战略制定中，加入一定的“序数思维”，在某些战略事项特别是跨部门和条线的事项里，按照关联度的大小，排列出重大战略事项的先后顺序，就将对执行产生积极的、明确的导向，加上战略资源的配置适当地倾斜，执行层面的“欲”就会制度性地向战略层面的“欲”靠近，较好地实现战略制定和战术执行之间的契合。
容易看出，决策和执行关系的“定律”，传递给了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在这两者关系上，不可能存在“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实践中对其的认知和处理不可理想化；二是两者之间，核心仍然是利益问题，而非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6年第9期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 https://t.cn/A6t9Zo1H
观察专栏 | 陈彩虹：在决策和执行之间
一家公司只要超过两个人，决策者通常就不是执行者。对于大中型公司来说，决策和执行还是由不同的人群来承担的。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一方面，分列开来了专门职责，便于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升各自的“专业水平”，这是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在物理上的“自然距离”，导致了“决策要求下达”和“执行问题上传”的信息传递出现问题，这是劣势的一面。实践表明，后者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大难题，其“信息不对称”之说，已为公司治理内外各方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形式上看是上上下下信息的传递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资源、利益、成本、职责等的配置问题。由于决策者不是执行者，决策的信息下达时，是否能契合执行者对各种配置的期望，从而保证执行顺畅无滞，是难点之一；同时，执行中的问题向上报告时，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认同并给予重视解决，是难点之二。在这样的两个难点中，执行者通常担心“决策不符合实际”，而决策者则忧虑“执行不到位”或“反馈信息不真实”。结果是，公司治理要花费很大精力来解决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保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和完备。这种处理，可以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执行者的情况，进而适时、适量地调整决策；执行者则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决策者的意图，使得执行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然而，技术手段难以完全解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现代科技进步已经有传感器、移动通讯和数据及时处理等完全同步的设施，可以随时将人们发生的言行记录、整理并分析得到某种结论，大大地提高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但不可更改的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在物理上的距离，决定了两者都有制造信息的“自主性”。传递的信息是实在的，但这种实在，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决策或执行的“可靠和真实”，并不确定。
举例说，某种决策下达后，并不完全契合执行者的期望。那么，在执行中，执行者通常会对执行的事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性地配置执行资源和力度；同时，执行者也会有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迫使决策者调整某些战略配置。即使是在信息可以由先进技术手段集中、并由决策者掌握的情况下，执行者亦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时传递的“信息”并非不真实，而是执行行动本身存在偏差，产生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的公司治理者，并不是特别地清楚。之所以有如此判定，因为倚重于技术手段来面对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当下公司治理中相当突出的特点。公司治理中信息的传递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各种各样的信息科技手段都运用上了，但由于解决的还是“表”而不是“里”的问题，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博弈”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最大化。
既然如此，公司治理中对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问题，就应当有更为开阔的思路，深入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核心区域去，让两者之间的信息从其产生根源上，就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来看，问题就转移到了“上下同欲者胜”的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安排方面了。它的实质，就是如何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的“欲”“同”起来——决策者能够充分地了解执行者，而执行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决策者，同心同德服务于治理的共同目标。
我将这一不同信息产生主体的问题，命名为“决策者是执行者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要强调其为“定律”，在于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是天然性的存在。治理者必须清楚，如果要让两者“同欲”起来，必须有某种中介或方式来密切地连接两者；而且，这种连接必须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否则，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就会由“自然距离”的天然存在，转化为决策和执行的距离，严重时甚至于两者反向而行。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这种连接表现为有关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两方面——战略制定为一元，算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层面；而战术安排则为另一元，算是微观的、局部的、分散的层面。前者通常以“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实施细则”或“操作方案”等。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公司特别是大中型的公司来说，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并不是由同一批人来完成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主要由决策者来主导，而微观层面的战术类执行方案，大多由执行者为主来制定。这种分离得很清楚的高层战略和执行方案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战略之“欲”与战术执行之“欲”可能的脱节，为后来的治理留下难题。
对此，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明了问题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将过于分离的“二元化”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尽最大努力地融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大中型的公司来说，战略的制定和战术的安排，一定要有决策者和执行者“混合”起来谋划的组织形式：战略制定中有执行者参加，或至少有执行者较为充分的意见加入；在战术安排中，也有决策者的一定介入，充分地将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者可能实现的操作安排结合起来。从现实情况看，实践中首要的问题是决策中执行者很少能够介入；同时，决策者又深入基层不够，征求执行者的意见少，或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听听执行者的一般汇报。结果，决策本身，仍然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和决策的便利，很少结合执行者的战术安排来考虑。上下之“欲”，差别大大地存在也。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制定大多是单一的“基数思维”，与战术执行的“序数思维”相距较大。所谓“基数思维”，是指按照1、2，3……的基数来排列事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是条线，相互之间并没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如1是指生产，2是指销售，3是指财务，你无法从这样的排列里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当先行一步的。实际运行中，谁先谁后，通常取决于决策层面的偏好和部门的博弈能力。“序数思维”则是明确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就是开始之处，第二就必须排列在第一之后，等等。在战术性的执行中，无疑，一定有先后的排列，有重要性的次序；即使有时需要“齐头并进”，也总有主有次。
应当说，战略制定的要求，决定了“基数思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在宏观、整体和系统层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以构造出整个战略的完备，无先后的平行性排列，体现出明晰的全局观；而且，部门或是条线之间，也没有特别紧密的先后关联，它们都要在同样的时空里各自进行作业。但是，如果在战略制定中，加入一定的“序数思维”，在某些战略事项特别是跨部门和条线的事项里，按照关联度的大小，排列出重大战略事项的先后顺序，就将对执行产生积极的、明确的导向，加上战略资源的配置适当地倾斜，执行层面的“欲”就会制度性地向战略层面的“欲”靠近，较好地实现战略制定和战术执行之间的契合。
容易看出，决策和执行关系的“定律”，传递给了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在这两者关系上，不可能存在“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实践中对其的认知和处理不可理想化；二是两者之间，核心仍然是利益问题，而非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6年第9期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 https://t.cn/A6t9Zo1H
既然昨天都自己说自己和我对线，今天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对线，请解释一下为何提到“提供政法大学学生证”就秒删这条微博，以及烦请同学提供政法大学的学生证，如果有教室照片，群聊天记录，作业记录就更好了，毕竟群聊天记录这种东西确实可以马上截图提供，确实对线的时候双方都扔证据才公平，谢谢。@SophyaMeow
我帖子有说到我母亲在周集法院做饭，由于我们往上面告状，周集镇派出所所长王少宏联合周集镇法庭庭长高祖祥辞退举报人，这是当官的该做的吗？工作时发生的事本就该单位处理，高祖祥不管不问，还威胁举报人，说我辞退你，你去告我吧！这样的庭长办事谁还能相信他？
事情经过及理由：
一、2018年9月13日晚上六点多钟，举报人骑电动车到周集街上买菜回来，途径105国道周集政府路口北侧100米处，与骑自行车打伞的付应义相刮，造成轻微交通事故，举报人当时就向交警七中队报警，七中队交警随即赶到现场。
二、举报人的老伴王传林得知后，当即将付应义送往周集镇医院进行检查，经多方面检查及拍片检查付应义并未造成伤（有拍片记录为证），半小时后以付道军为首带着一帮男女八个人(付应红、黄先芬、付应华、付道勇、付应贵、赵学荣、张侠、）赶到周集镇中心医院，不分青红皂白破口大骂，出手就打举报人，并抢举报人的钱包，此时举报人老伴王传林好言相劝，付道军、付应红、付应华、付道勇等人不但不听劝阻，还将王传林打伤，王传林当时被打成鼻、口、耳等流血。经举报人报案，周集派出所出警到现场制止（有医院监控及王传林伤势为证）。当晚王传林被他们一伙人打伤住进周集镇医院住院治疗，由于伤势严重，次日被转入霍邱一院住院治疗，经县公安司法鉴定轻微伤，（有鉴定书为证）可到现在周集派出所也都没有给处理。
三、2018年9月13日晚上参与群殴打举报人的黄先芬并没有丝毫伤情，当时以付道军为首的黑恶势力男女有八个人，举报人夫妻只有两个人，何况举报人夫妻都是年近60岁的老人了，怎么能和对方相殴，举报人夫妻当时躲都来不及。实际上黄先芬当天在周集中心医院拍片并无伤情，在王少宏指使下，事隔四天后，黄先芬于2018年9月16日到县一院找她表哥卢思奇“住院治疗”，入院检查记录上也没有鼻骨伤，（有入院记录为证）而实际上黄先芬2018年9月13日晚上一切正常，(有当天在周集中心医院拍片为证）2018年9月14日黄先芬照常到周集镇园艺村安升电子厂上班，黄先芬2018年9月15日厂里放假黄先芬在家收稻子（现有厂方考勤表和厂长妻子的录音光盘为证）。事隔数日后黄先芬突然出现鼻骨折，当时只收到周集派出所给的霍邱县公安局的鉴定意见书，鉴定为“黄先芬鼻部损失程度被评定轻伤二级”，实际这些事情都是王少宏一手操作的。
四、由于举报人对周集派出所出具的黄先芬法医鉴定结果不服，王少宏就扬言要逮捕举报人（有王少宏威胁举报人录音为证）。2018年11月23日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举报人对黄先芬的伤情鉴定不服，再次申请对黄先芬伤情重新鉴定，周集派出所为了作假，有意拖着延期办理，时隔近一年，直到2019年8月22日周集派出所才向举报人发出了通知，黄先芬属于“轻微伤”，2019年9月3日霍邱县公安局以霍公（周）撤案字{2019}28号撤案决定书撤销了此案。
五、由于派出所所长王少宏伪造黄先轻伤害证据，周集派出所给举报人定上了刑事犯罪，以逮举报人为要挟，黄先芬得到派出所王少宏出据的轻伤二级鉴定通知书为依据，对举报人变本加厉的要挟，施加压力，加之王少宏一起威胁举报人(有王少宏威胁录音为证），举报人无奈于2018年12月12日和黄先芬、付应义以调解协议方式，被胁迫敲诈举报人的55000元钱，给黄先芬和付应义。
六、霍邱县公安局从2018年11月22日向举报人下达的霍公（周）鉴通字{2018}175号黄先芬伤情鉴定意见通知书到2019年8月20日向举报人下达的霍公（周）鉴通字{2019}203号黄先芬伤情鉴定意见通知书，其两次都只是向举报人下达的通知书，举报人始终没有收到黄先芬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王少宏违背办案的程序，不是王少宏不懂办案程序，是他向举报人索要钱物，举报人没有给他的结果，是王少宏徇私枉法的行为,在王少宏眼里只讲“礼”而不讲“理”、不讲法。
七、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2020年8月17日上午，举报人委托的律师到周集派出所找所长王少宏协商，请求王少宏就此案给予重新纠正，王少宏所长有意拖着并没有讲是否纠正或不予纠正。当天下午王少宏就指使案外人周集镇的黑恶势力人员：付振乐、郑怀丽、孙素云打电话将举报人大骂一顿，并且威胁举报人，要杀光举报人全家、并且还说举报人没人没势能告谁？次日2020年8月18日上午10点半左右至下午，付振乐、郑怀丽、孙素云三人竟直接跑到周集法庭（举报人系周集法庭炊事员、门卫工）三次，对举报人和老伴王传林进行殴打、辱骂，有现场目击证人和法庭所有法官作证，举报人多次拨打了110电话报警求助，周集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他们依然还继续殴打、辱骂，最后派出所民警也只是劝解了事，但是派出所并没有追究闹事人的责任，自2020年8月18日下午起直到现在，王少宏仍然指使这三个人电话威胁、到举报人工作的地方滋事，威胁举报不要再控告了，严重的影响了举报人的生活。
八、黄先芬的轻伤虽然被撤销了，事件应该结束了，但是举报人被王少宏和黄先芬、付应义敲诈去55000元钱依然没有退给举报人，举报人的老伴王传林被付道军等人打伤至今未得到处理。现举报人依法提出以下要求：
（1）2018年11月22日霍公（周）鉴通字{2018}175号通知黄先芬鉴定为“轻伤二级”是怎么得到形成的？要依法追究弄虚作假人的法律责任。
（2）王少宏已经知道重新鉴定结果系轻微伤的情况下，还威胁举报人，有意叫举报人给黄先芬、付应义55000元，王少宏和黄先芬、付应义合伙敲诈举报人的钱款，他们都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另外此款理应依法退还举报人。
（3）扫黑除恶、除霸、除痞指的是哪些行为？多少人参与寻衅滋事、行凶殴打致伤他人他们系团伙犯罪，以付道军、付应红、付应华父子为首的在周集镇的黑恶势力有王少宏的保护伞保护下安然无恙，应该依法铲除，另外他们九人参与殴打举报人老伴的事情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王少宏一直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上级机关应该追究王少宏的责任。
(4)王少宏和黄先芬、付应义他们共同弄虚作假、伪造黄先芬轻伤害证据敲诈勒索他人钱财已经构成犯罪，请求上级机关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以上所述：举报人依法、依规、向上级主管部门、纪检部门、政法部门、公安部门等都上交过举报材料，但是这些部门在王少宏的活动下都没有给予处理，所以举报人再一次向巡视组举报，请求为民主持公道，依法追究周集派出所所长王少宏的责任，严历打击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铲除以付道军、付应红、付应华父子为首的黑恶势力及保护伞，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如果得不到公证的处理，我将继续上访。
https://t.cn/R2WxWEg
事情经过及理由：
一、2018年9月13日晚上六点多钟，举报人骑电动车到周集街上买菜回来，途径105国道周集政府路口北侧100米处，与骑自行车打伞的付应义相刮，造成轻微交通事故，举报人当时就向交警七中队报警，七中队交警随即赶到现场。
二、举报人的老伴王传林得知后，当即将付应义送往周集镇医院进行检查，经多方面检查及拍片检查付应义并未造成伤（有拍片记录为证），半小时后以付道军为首带着一帮男女八个人(付应红、黄先芬、付应华、付道勇、付应贵、赵学荣、张侠、）赶到周集镇中心医院，不分青红皂白破口大骂，出手就打举报人，并抢举报人的钱包，此时举报人老伴王传林好言相劝，付道军、付应红、付应华、付道勇等人不但不听劝阻，还将王传林打伤，王传林当时被打成鼻、口、耳等流血。经举报人报案，周集派出所出警到现场制止（有医院监控及王传林伤势为证）。当晚王传林被他们一伙人打伤住进周集镇医院住院治疗，由于伤势严重，次日被转入霍邱一院住院治疗，经县公安司法鉴定轻微伤，（有鉴定书为证）可到现在周集派出所也都没有给处理。
三、2018年9月13日晚上参与群殴打举报人的黄先芬并没有丝毫伤情，当时以付道军为首的黑恶势力男女有八个人，举报人夫妻只有两个人，何况举报人夫妻都是年近60岁的老人了，怎么能和对方相殴，举报人夫妻当时躲都来不及。实际上黄先芬当天在周集中心医院拍片并无伤情，在王少宏指使下，事隔四天后，黄先芬于2018年9月16日到县一院找她表哥卢思奇“住院治疗”，入院检查记录上也没有鼻骨伤，（有入院记录为证）而实际上黄先芬2018年9月13日晚上一切正常，(有当天在周集中心医院拍片为证）2018年9月14日黄先芬照常到周集镇园艺村安升电子厂上班，黄先芬2018年9月15日厂里放假黄先芬在家收稻子（现有厂方考勤表和厂长妻子的录音光盘为证）。事隔数日后黄先芬突然出现鼻骨折，当时只收到周集派出所给的霍邱县公安局的鉴定意见书，鉴定为“黄先芬鼻部损失程度被评定轻伤二级”，实际这些事情都是王少宏一手操作的。
四、由于举报人对周集派出所出具的黄先芬法医鉴定结果不服，王少宏就扬言要逮捕举报人（有王少宏威胁举报人录音为证）。2018年11月23日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举报人对黄先芬的伤情鉴定不服，再次申请对黄先芬伤情重新鉴定，周集派出所为了作假，有意拖着延期办理，时隔近一年，直到2019年8月22日周集派出所才向举报人发出了通知，黄先芬属于“轻微伤”，2019年9月3日霍邱县公安局以霍公（周）撤案字{2019}28号撤案决定书撤销了此案。
五、由于派出所所长王少宏伪造黄先轻伤害证据，周集派出所给举报人定上了刑事犯罪，以逮举报人为要挟，黄先芬得到派出所王少宏出据的轻伤二级鉴定通知书为依据，对举报人变本加厉的要挟，施加压力，加之王少宏一起威胁举报人(有王少宏威胁录音为证），举报人无奈于2018年12月12日和黄先芬、付应义以调解协议方式，被胁迫敲诈举报人的55000元钱，给黄先芬和付应义。
六、霍邱县公安局从2018年11月22日向举报人下达的霍公（周）鉴通字{2018}175号黄先芬伤情鉴定意见通知书到2019年8月20日向举报人下达的霍公（周）鉴通字{2019}203号黄先芬伤情鉴定意见通知书，其两次都只是向举报人下达的通知书，举报人始终没有收到黄先芬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王少宏违背办案的程序，不是王少宏不懂办案程序，是他向举报人索要钱物，举报人没有给他的结果，是王少宏徇私枉法的行为,在王少宏眼里只讲“礼”而不讲“理”、不讲法。
七、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2020年8月17日上午，举报人委托的律师到周集派出所找所长王少宏协商，请求王少宏就此案给予重新纠正，王少宏所长有意拖着并没有讲是否纠正或不予纠正。当天下午王少宏就指使案外人周集镇的黑恶势力人员：付振乐、郑怀丽、孙素云打电话将举报人大骂一顿，并且威胁举报人，要杀光举报人全家、并且还说举报人没人没势能告谁？次日2020年8月18日上午10点半左右至下午，付振乐、郑怀丽、孙素云三人竟直接跑到周集法庭（举报人系周集法庭炊事员、门卫工）三次，对举报人和老伴王传林进行殴打、辱骂，有现场目击证人和法庭所有法官作证，举报人多次拨打了110电话报警求助，周集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他们依然还继续殴打、辱骂，最后派出所民警也只是劝解了事，但是派出所并没有追究闹事人的责任，自2020年8月18日下午起直到现在，王少宏仍然指使这三个人电话威胁、到举报人工作的地方滋事，威胁举报不要再控告了，严重的影响了举报人的生活。
八、黄先芬的轻伤虽然被撤销了，事件应该结束了，但是举报人被王少宏和黄先芬、付应义敲诈去55000元钱依然没有退给举报人，举报人的老伴王传林被付道军等人打伤至今未得到处理。现举报人依法提出以下要求：
（1）2018年11月22日霍公（周）鉴通字{2018}175号通知黄先芬鉴定为“轻伤二级”是怎么得到形成的？要依法追究弄虚作假人的法律责任。
（2）王少宏已经知道重新鉴定结果系轻微伤的情况下，还威胁举报人，有意叫举报人给黄先芬、付应义55000元，王少宏和黄先芬、付应义合伙敲诈举报人的钱款，他们都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另外此款理应依法退还举报人。
（3）扫黑除恶、除霸、除痞指的是哪些行为？多少人参与寻衅滋事、行凶殴打致伤他人他们系团伙犯罪，以付道军、付应红、付应华父子为首的在周集镇的黑恶势力有王少宏的保护伞保护下安然无恙，应该依法铲除，另外他们九人参与殴打举报人老伴的事情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王少宏一直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上级机关应该追究王少宏的责任。
(4)王少宏和黄先芬、付应义他们共同弄虚作假、伪造黄先芬轻伤害证据敲诈勒索他人钱财已经构成犯罪，请求上级机关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以上所述：举报人依法、依规、向上级主管部门、纪检部门、政法部门、公安部门等都上交过举报材料，但是这些部门在王少宏的活动下都没有给予处理，所以举报人再一次向巡视组举报，请求为民主持公道，依法追究周集派出所所长王少宏的责任，严历打击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铲除以付道军、付应红、付应华父子为首的黑恶势力及保护伞，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如果得不到公证的处理，我将继续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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