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表略）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后文看图）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表略）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后文看图）
在苏轼的人生感悟中，庐山和钱塘江潮水，寄托了诗人怎样的情怀？
在苏轼文集中，描写庐山和杭州的诗篇可说不少，尤其是苏轼初次登上庐山时，他一连写下五首描写庐山风景的诗篇。
原来宋神宗元丰七年 (1084) 三月，苏轼在黄州接到朝廷新的任命书，到汝州任团练副使。四月，他告别黄州赴任，经过江西九江的时候，他游览了了庐山，一来是寄情山水，二来是借山水消除因工作为他带来的疲劳。
苏轼此次游览庐山，还写下了一篇极具风采的游记《记游庐山》，这篇游记文以诗贯，诗以文缀，诗文珠联璧合，这篇游记既有散文行云流水的韵致，也有诗歌的韵味，吟咏诵读中，起伏抑扬，宛转别致。
苏轼的《记游庐山》，在自如潇洒的散文行笔中，和之以透彻妙悟的灵趣诗章，行止之优柔，跃然纸上，曲尽妙传庐山之美。这篇游记从此和庐山一样，优美灵秀，成为赏心悦目、引人入胜的美文，文与景共美而名扬四海。
《记游庐山》的诗文结合
将这篇游记文翻译成白话文，大致的文意是这样的：
苏轼刚到庐山时，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是山谷奇异而秀丽，这样奇异的景色是他平生从未看到过的，接踵而至的山形和景色让他的两眼几乎是应接不暇，于是就产生了不想要作诗的念头。
沿着山路缓缓而行，他不久看到了山中的僧人，他们都说“苏子瞻来了”。于是苏轼便不自觉做了首绝句：“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但他又暗笑前面说的荒谬，又再做了两首绝句，第一首写道：“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第二首写道：“自昔忆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
当天，有人把陈令举的《庐山记》拿给我看，我便边走边读，看到其中说到唐代诗人徐凝、李白的诗，不觉好笑。
（注：李白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望庐山瀑布》，原诗写道：“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徐凝的诗是《庐山瀑布》，也是一首关于庐山的，原诗写道：“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
一会儿到了开先寺，寺中的主持向苏轼要诗，于是他又作了一首绝句：“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诚然，苏轼以才华横溢出名，对于前人徐凝描绘庐山瀑布的诗作，苏轼自然是看不在眼里的，这当然与才情高下有关。不过话说回来，徐凝描绘庐山瀑布的这首诗其实也是不错的。
苏轼在庐山山南游历有十多天，他被庐山景秀奇异的风光所吸引，认为庐山景色很优美，不能用语言描述完。若从中要挑选最好的，那就不得不说漱玉亭、三峡桥，所以做了这两首诗。
庐山风光
最后他又和朋友一起游玩了庐山脚下的西林寺，在西林寺的墙壁上他又题写了一首绝句《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认为他写庐山的诗，以及对庐山的认知都汇聚在这首《题西林壁》的诗中了。用苏轼的原话说就是：“余庐山诗尽于此矣。”
尤其是诗中最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它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恐怕毫不夸张。
苏轼首次观潮后写下的诗篇
后来，苏轼到杭州做官时，曾亲眼目睹了被誉为“天下奇观”的钱塘江大潮，于是写下了一首描绘钱塘江潮水壮观气象的诗篇《催试官考较戏作》，原诗如下：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
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
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
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景此行那两得。
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鹄。
苏轼晚年对庐山和钱塘江的认知
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苏轼从海南遇赦北归，北归途中，经过江西庐山与浙江杭州，已是人生暮年的苏轼又写了一首诗，将江西的庐山和杭州的钱塘江两处著名的景点融进了一首诗中，此诗就是《观潮》。
或许随着苏轼人生阅历、见闻的增加，以及经过了多年的仕途生涯的沉浮，他在诗中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很特别，诗作充满人生哲理和感慨，原诗如下：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这首诗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全诗一共四句，第一句和第四句竟然没有改动一个字，也就是说第一句就是第四句。虽然诗句重叠，但是诗意却又不尽相同。
这是一种大彻大悟以后的境界。庐山风景太美了，钱塘潮非常壮观，这一辈子没有去的话，死了都不甘心，非去不可。
诗人的言外之意就是他终于亲眼看到庐山烟雨与钱塘江潮水的景致，却发现过去的冲动妄念不过如此、并无惊奇，只觉庐山烟雨就是庐山烟雨，浙江潮水就是浙江潮水。
“庐山烟雨浙江潮”，原来世间的万物竟然是这样的道理。这使人联想到《五灯会元》所载南宋黄龙派青原惟信禅师的段著名语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从苏轼《观潮》诗的诗意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庐山的风景和钱塘江潮慕名已久，师承诗人魂牵梦萦的地方，这也难怪苏轼早年曾流连于庐山烟雨和钱塘江的大潮，从而留下一首首动人的诗篇和优美的游记。
如果苏轼不能身历庐山之境，一赏烟雨迷濠之奇；如果不能目睹钱塘江潮，一看它万马奔腾，势撼山岳之壮，真是辜负此生，千般遗憾，难以消解。
可是苏轼后来攀登庐山，出任杭州刺史，饱览了庐山的烟雨，欣赏了一年一度的钱塘江潮，反倒觉得：客观的景物究竟是旷世稀有还是平淡无奇，也不过是自己主观意识的驱动。烟雨的聚散飘忽，江潮的自来自去，似乎不再那么激烈澎湃，不过是风幡不动心妄动。
苏轼的这首诗确实是非常有禅意的，庐山烟雨与钱塘江大潮在苏轼早年的人生认知和晚年的人生认知中，其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生的感悟和境界也不一样了：最初的山水是纯自然的山水，而大开悟时的山水已经是禅悟的山水，禅与自然合而为一了。
苏轼借《观潮》为题，以禅理入诗，他在经历过宦海沉浮，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许多坎坷之后，产生“及至到来无一事”的禅语，也是烦恼即菩提的真实价值。
全诗抒写了一种经历妄念躁动，转而豁然超越的思想，有佛家的禅宗情调。苏轼在诗中说的“及至到来无一事”，就是把自己妄念看清，恍然看清自己之后，细想这与苏轼当初没有亲临庐山和钱塘江时的各种期待、各种遗憾相比较的话，就又显得不是那么回事了。
在苏轼文集中，描写庐山和杭州的诗篇可说不少，尤其是苏轼初次登上庐山时，他一连写下五首描写庐山风景的诗篇。
原来宋神宗元丰七年 (1084) 三月，苏轼在黄州接到朝廷新的任命书，到汝州任团练副使。四月，他告别黄州赴任，经过江西九江的时候，他游览了了庐山，一来是寄情山水，二来是借山水消除因工作为他带来的疲劳。
苏轼此次游览庐山，还写下了一篇极具风采的游记《记游庐山》，这篇游记文以诗贯，诗以文缀，诗文珠联璧合，这篇游记既有散文行云流水的韵致，也有诗歌的韵味，吟咏诵读中，起伏抑扬，宛转别致。
苏轼的《记游庐山》，在自如潇洒的散文行笔中，和之以透彻妙悟的灵趣诗章，行止之优柔，跃然纸上，曲尽妙传庐山之美。这篇游记从此和庐山一样，优美灵秀，成为赏心悦目、引人入胜的美文，文与景共美而名扬四海。
《记游庐山》的诗文结合
将这篇游记文翻译成白话文，大致的文意是这样的：
苏轼刚到庐山时，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是山谷奇异而秀丽，这样奇异的景色是他平生从未看到过的，接踵而至的山形和景色让他的两眼几乎是应接不暇，于是就产生了不想要作诗的念头。
沿着山路缓缓而行，他不久看到了山中的僧人，他们都说“苏子瞻来了”。于是苏轼便不自觉做了首绝句：“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但他又暗笑前面说的荒谬，又再做了两首绝句，第一首写道：“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第二首写道：“自昔忆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
当天，有人把陈令举的《庐山记》拿给我看，我便边走边读，看到其中说到唐代诗人徐凝、李白的诗，不觉好笑。
（注：李白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望庐山瀑布》，原诗写道：“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徐凝的诗是《庐山瀑布》，也是一首关于庐山的，原诗写道：“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
一会儿到了开先寺，寺中的主持向苏轼要诗，于是他又作了一首绝句：“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诚然，苏轼以才华横溢出名，对于前人徐凝描绘庐山瀑布的诗作，苏轼自然是看不在眼里的，这当然与才情高下有关。不过话说回来，徐凝描绘庐山瀑布的这首诗其实也是不错的。
苏轼在庐山山南游历有十多天，他被庐山景秀奇异的风光所吸引，认为庐山景色很优美，不能用语言描述完。若从中要挑选最好的，那就不得不说漱玉亭、三峡桥，所以做了这两首诗。
庐山风光
最后他又和朋友一起游玩了庐山脚下的西林寺，在西林寺的墙壁上他又题写了一首绝句《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认为他写庐山的诗，以及对庐山的认知都汇聚在这首《题西林壁》的诗中了。用苏轼的原话说就是：“余庐山诗尽于此矣。”
尤其是诗中最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它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恐怕毫不夸张。
苏轼首次观潮后写下的诗篇
后来，苏轼到杭州做官时，曾亲眼目睹了被誉为“天下奇观”的钱塘江大潮，于是写下了一首描绘钱塘江潮水壮观气象的诗篇《催试官考较戏作》，原诗如下：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
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
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
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景此行那两得。
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鹄。
苏轼晚年对庐山和钱塘江的认知
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苏轼从海南遇赦北归，北归途中，经过江西庐山与浙江杭州，已是人生暮年的苏轼又写了一首诗，将江西的庐山和杭州的钱塘江两处著名的景点融进了一首诗中，此诗就是《观潮》。
或许随着苏轼人生阅历、见闻的增加，以及经过了多年的仕途生涯的沉浮，他在诗中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很特别，诗作充满人生哲理和感慨，原诗如下：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这首诗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全诗一共四句，第一句和第四句竟然没有改动一个字，也就是说第一句就是第四句。虽然诗句重叠，但是诗意却又不尽相同。
这是一种大彻大悟以后的境界。庐山风景太美了，钱塘潮非常壮观，这一辈子没有去的话，死了都不甘心，非去不可。
诗人的言外之意就是他终于亲眼看到庐山烟雨与钱塘江潮水的景致，却发现过去的冲动妄念不过如此、并无惊奇，只觉庐山烟雨就是庐山烟雨，浙江潮水就是浙江潮水。
“庐山烟雨浙江潮”，原来世间的万物竟然是这样的道理。这使人联想到《五灯会元》所载南宋黄龙派青原惟信禅师的段著名语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从苏轼《观潮》诗的诗意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庐山的风景和钱塘江潮慕名已久，师承诗人魂牵梦萦的地方，这也难怪苏轼早年曾流连于庐山烟雨和钱塘江的大潮，从而留下一首首动人的诗篇和优美的游记。
如果苏轼不能身历庐山之境，一赏烟雨迷濠之奇；如果不能目睹钱塘江潮，一看它万马奔腾，势撼山岳之壮，真是辜负此生，千般遗憾，难以消解。
可是苏轼后来攀登庐山，出任杭州刺史，饱览了庐山的烟雨，欣赏了一年一度的钱塘江潮，反倒觉得：客观的景物究竟是旷世稀有还是平淡无奇，也不过是自己主观意识的驱动。烟雨的聚散飘忽，江潮的自来自去，似乎不再那么激烈澎湃，不过是风幡不动心妄动。
苏轼的这首诗确实是非常有禅意的，庐山烟雨与钱塘江大潮在苏轼早年的人生认知和晚年的人生认知中，其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生的感悟和境界也不一样了：最初的山水是纯自然的山水，而大开悟时的山水已经是禅悟的山水，禅与自然合而为一了。
苏轼借《观潮》为题，以禅理入诗，他在经历过宦海沉浮，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许多坎坷之后，产生“及至到来无一事”的禅语，也是烦恼即菩提的真实价值。
全诗抒写了一种经历妄念躁动，转而豁然超越的思想，有佛家的禅宗情调。苏轼在诗中说的“及至到来无一事”，就是把自己妄念看清，恍然看清自己之后，细想这与苏轼当初没有亲临庐山和钱塘江时的各种期待、各种遗憾相比较的话，就又显得不是那么回事了。
夫人身面有七窍，内应乎心。魄有七真，受魄于斗。故斗窍原通心窍，人心即是天心。
凡人头上皆有三台北斗，录人罪过。盖世人顶门之上，各各俱有自性光明，或红或紫、或黄或白，其色不同，惟有道之士，其光高大。为善之人，其色红黄；至于作恶之人，则顶露黑气，性光隐晦，不能发现。
故北斗于其头上，验其光之有无，而定人之善恶。然此顶光，惟神明知之，人不知也。
——纯阳祖师
凡人头上皆有三台北斗，录人罪过。盖世人顶门之上，各各俱有自性光明，或红或紫、或黄或白，其色不同，惟有道之士，其光高大。为善之人，其色红黄；至于作恶之人，则顶露黑气，性光隐晦，不能发现。
故北斗于其头上，验其光之有无，而定人之善恶。然此顶光，惟神明知之，人不知也。
——纯阳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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