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佳话辨伪｜祝英台比梁山伯早生八百年的流言可以休矣
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着奶奶去看戏，老家有一个相当古老的剧种叫三角班，演出原因也很传统，只去同姓的村庄演出，不收钱不收礼，只吃饭和烟酒之类的东西。
记得那时三角班演得最多的是《孟姜女哭城》、《刘海砍樵》和《十八相送》等几出戏，因为几十年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出戏，不识字的奶奶已经对剧情相当熟悉了，尤其是苦情戏，往往台上演员还没开始哭唱，奶奶就已经开始抽噎了，三四岁的我看到奶奶哭也会跟着哭，然后就发现整个打谷场已经抽噎声四起。
后来有了电影院，一毛钱一张电影票在当时实在是不便宜，父亲经常看到上演《卷席筒》之类的电影，便买了票给奶奶，然后骗奶奶说不能退，不去看也浪费了，奶奶就牵着我去，反正孩子不要票，最后又是痛哭一场回家。
结果就是，不管是电影电视剧还是小说，我现在特别喜欢看苦情戏，还没看就流泪，看完了眼睛也哭肿了。记得那年上映《妈妈再爱我一次》，爬墙逃票去看了七次，结果眼睛肿的像水蜜桃，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看了那么多剧，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尤其是见不得化蝶那一出，往往从“碧草青青花盛开”开始，一直哭到“山伯永恋祝英台”，时隔三十多年，音乐声好像仍然在耳边回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许多报刊杂志上说：梁山伯是明代人，祝英台是南北朝人，两生活的年代相隔800年。
祝英台本来是一个英姿飒爽的侠女，最喜欢劫富济贫，曾经好几次去马太守家偷盗财物，结果中了马太守之子马文才埋伏，最后死于乱刀之下，当地百姓感其恩德，将其立碑厚葬，因为年代久远，墓碑沉陷于地下。
梁山伯却是明代浙江宁波府鄞县县令，为官清正廉洁，死后入葬时选址正好在祝英台墓的正上方，下挖时起出祝祝英台的墓碑，众人惊叹之余，不忍拆除英台墓，可是为梁山伯重新择地安葬也不妥，最后与祝英台合葬一幕，立红黑二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
出于当时对印刷字的迷信，我心里特别难受，数十年来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我心目中是一对神仙眷侣，这种“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的坚贞爱情，原来不是真的事实，却是后人编造的，于是内心特别惆怅。
前段时间与同事闲聊，说起我国四大爱情故事《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和《梁祝》，同事说要不是《梁祝》是后人附会的，这可是号称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平时我就对有些人开口闭口西方这好那好十分不满，这次心里更是不爽，心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算什么，这样一个简单老套的对立家族中两个男女相爱最终殉情的故事，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没一千也有八百个，随便拿《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相会时的浪漫：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轻轻松松就可以把《罗密欧与朱丽叶》秒成渣渣。可是《梁祝》故事据传是编造的，我勉强忍下这口气，暗自下决心回去找资料，查证《梁祝》故事是不是真的，结果真的找到了许多证据，有许多文献记载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事迹。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最早见于梁元帝的《金楼子》。梁元帝萧绎，公元522年11月～554年，在位三年，距今近1500年了。有明代明徐树丕《识小录》为证：
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四番志》中有记载:
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
晚唐(公元851年)张读《宣室志》中有记载: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忍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元代诗人陈云游览峄山时在《万寿宫梁祝像》中有记载:
信是爱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
2003年10月27日，山东省济宁市隆重举行了"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复出仪式，这块墓碑是当今唯一能够证实梁祝故事的实物证据，立碑人崔文奎，历任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是最早见证梁祝故事的官方人物。
墓碑全文843个字，与传说不同，载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和合葬的原因。当初祝英台女扮男装到邹城峄山求学读书，在九曲村过吴桥东遇梁山伯，二人一路同行到峄山，此后昼同窗，夜同寝，三年梁山伯不知道祝英台是女孩子，一日英台思乡回家多日未返，山伯往其门拜访，一别之后病逝，葬于吴桥东(据邹县志载此桥在明隆庆年间被淹没)。而英台父母已经将英台许配富户马家，眼见马家迎亲之日将至，加之听说山伯已死，遂悲伤过度而死，乡党谓其令节，合葬山伯之墓。
凄美忧伤的爱情故事人人羡慕，梁祝故事早就流传到了国外。高丽王国的《十抄诗》录入了唐代罗邺的七律《蛱蝶》，诗中"俗说义妻衣化状"句，指的就是梁祝衣化为蝶的故事。
到了宋代，高丽人编辑的《夹注名贤十抄诗》在罗邺的《蛱蝶》诗的注释中加上了一段名为《梁山伯祝英台传》的故事，从"女扮男装"到衣裳"片片化为蝴蝶子"，全面完整地讲述了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故事。
由此可见，梁祝传说故事不但风靡我国，而且在一千多年前就被外国传诵了，岂是区区《罗密欧与朱丽叶》能比的？
而此前报刊杂志上登载的梁山伯是明代官员，祝英台是南北朝侠女的传闻，作者现在也已经做了澄清，表示自己听到的版本是道听途说，无法取证。
这个传闻的最早版本，是1982年报刊《山海经》搜集的浙江民间口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两个朝代的人，祝英台是女侠，梁山伯是清官，两者墓穴碰巧在一块。"
该文作者后来澄清说，这个传说是一个赤脚医生讲的，而这个赤脚医生又是从宁波中山公园听一位老人口中听到这个故事的，因为梁祝的爱情故事影响巨大，或许宁波当地也有流传，但是仅仅靠一个无名氏老人的口述，很难证明故事的真实性。
由此可见，有许多证据证明梁山伯与祝英台二人之间的相处，即使与现在广为流传的音乐、戏剧和影视中那么曲折，但确实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经过一代代人的艺术加工，形成了现在的凄美爱情故事。
再说了，即使有一点点误解也无伤大雅，艺术理论里对误解分为正误和反误，正误是读者的理解虽非作者原义，但却能在作品中找到根据，因而含有合理性，可以说是对作品的填空与补充，而且这种误解对社会和人民有益，这种误解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应该提倡的。
因此，当音乐迷欣赏我国真正具有国际声誉的交响乐《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当戏迷观看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时候，当我们的耳边响起这首诗的时候：
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久徘徊。
千古传颂生生爱，山伯永恋祝英台。
同窗共读整三载，促膝并肩两无猜。
十八相送情切切，谁知一别在楼台。
当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梁祝二人执手凝噎中逐渐化为一对蝴蝶翩翩起舞，飘飘若仙的时候，我们心里再也不会因为“祝英台比梁山伯早生八百年的流言”有一丝一毫的隔阂。
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着奶奶去看戏，老家有一个相当古老的剧种叫三角班，演出原因也很传统，只去同姓的村庄演出，不收钱不收礼，只吃饭和烟酒之类的东西。
记得那时三角班演得最多的是《孟姜女哭城》、《刘海砍樵》和《十八相送》等几出戏，因为几十年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出戏，不识字的奶奶已经对剧情相当熟悉了，尤其是苦情戏，往往台上演员还没开始哭唱，奶奶就已经开始抽噎了，三四岁的我看到奶奶哭也会跟着哭，然后就发现整个打谷场已经抽噎声四起。
后来有了电影院，一毛钱一张电影票在当时实在是不便宜，父亲经常看到上演《卷席筒》之类的电影，便买了票给奶奶，然后骗奶奶说不能退，不去看也浪费了，奶奶就牵着我去，反正孩子不要票，最后又是痛哭一场回家。
结果就是，不管是电影电视剧还是小说，我现在特别喜欢看苦情戏，还没看就流泪，看完了眼睛也哭肿了。记得那年上映《妈妈再爱我一次》，爬墙逃票去看了七次，结果眼睛肿的像水蜜桃，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看了那么多剧，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尤其是见不得化蝶那一出，往往从“碧草青青花盛开”开始，一直哭到“山伯永恋祝英台”，时隔三十多年，音乐声好像仍然在耳边回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许多报刊杂志上说：梁山伯是明代人，祝英台是南北朝人，两生活的年代相隔800年。
祝英台本来是一个英姿飒爽的侠女，最喜欢劫富济贫，曾经好几次去马太守家偷盗财物，结果中了马太守之子马文才埋伏，最后死于乱刀之下，当地百姓感其恩德，将其立碑厚葬，因为年代久远，墓碑沉陷于地下。
梁山伯却是明代浙江宁波府鄞县县令，为官清正廉洁，死后入葬时选址正好在祝英台墓的正上方，下挖时起出祝祝英台的墓碑，众人惊叹之余，不忍拆除英台墓，可是为梁山伯重新择地安葬也不妥，最后与祝英台合葬一幕，立红黑二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
出于当时对印刷字的迷信，我心里特别难受，数十年来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我心目中是一对神仙眷侣，这种“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的坚贞爱情，原来不是真的事实，却是后人编造的，于是内心特别惆怅。
前段时间与同事闲聊，说起我国四大爱情故事《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和《梁祝》，同事说要不是《梁祝》是后人附会的，这可是号称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平时我就对有些人开口闭口西方这好那好十分不满，这次心里更是不爽，心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算什么，这样一个简单老套的对立家族中两个男女相爱最终殉情的故事，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没一千也有八百个，随便拿《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相会时的浪漫：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轻轻松松就可以把《罗密欧与朱丽叶》秒成渣渣。可是《梁祝》故事据传是编造的，我勉强忍下这口气，暗自下决心回去找资料，查证《梁祝》故事是不是真的，结果真的找到了许多证据，有许多文献记载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事迹。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最早见于梁元帝的《金楼子》。梁元帝萧绎，公元522年11月～554年，在位三年，距今近1500年了。有明代明徐树丕《识小录》为证：
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四番志》中有记载:
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
晚唐(公元851年)张读《宣室志》中有记载: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忍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元代诗人陈云游览峄山时在《万寿宫梁祝像》中有记载:
信是爱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
2003年10月27日，山东省济宁市隆重举行了"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复出仪式，这块墓碑是当今唯一能够证实梁祝故事的实物证据，立碑人崔文奎，历任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是最早见证梁祝故事的官方人物。
墓碑全文843个字，与传说不同，载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和合葬的原因。当初祝英台女扮男装到邹城峄山求学读书，在九曲村过吴桥东遇梁山伯，二人一路同行到峄山，此后昼同窗，夜同寝，三年梁山伯不知道祝英台是女孩子，一日英台思乡回家多日未返，山伯往其门拜访，一别之后病逝，葬于吴桥东(据邹县志载此桥在明隆庆年间被淹没)。而英台父母已经将英台许配富户马家，眼见马家迎亲之日将至，加之听说山伯已死，遂悲伤过度而死，乡党谓其令节，合葬山伯之墓。
凄美忧伤的爱情故事人人羡慕，梁祝故事早就流传到了国外。高丽王国的《十抄诗》录入了唐代罗邺的七律《蛱蝶》，诗中"俗说义妻衣化状"句，指的就是梁祝衣化为蝶的故事。
到了宋代，高丽人编辑的《夹注名贤十抄诗》在罗邺的《蛱蝶》诗的注释中加上了一段名为《梁山伯祝英台传》的故事，从"女扮男装"到衣裳"片片化为蝴蝶子"，全面完整地讲述了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故事。
由此可见，梁祝传说故事不但风靡我国，而且在一千多年前就被外国传诵了，岂是区区《罗密欧与朱丽叶》能比的？
而此前报刊杂志上登载的梁山伯是明代官员，祝英台是南北朝侠女的传闻，作者现在也已经做了澄清，表示自己听到的版本是道听途说，无法取证。
这个传闻的最早版本，是1982年报刊《山海经》搜集的浙江民间口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两个朝代的人，祝英台是女侠，梁山伯是清官，两者墓穴碰巧在一块。"
该文作者后来澄清说，这个传说是一个赤脚医生讲的，而这个赤脚医生又是从宁波中山公园听一位老人口中听到这个故事的，因为梁祝的爱情故事影响巨大，或许宁波当地也有流传，但是仅仅靠一个无名氏老人的口述，很难证明故事的真实性。
由此可见，有许多证据证明梁山伯与祝英台二人之间的相处，即使与现在广为流传的音乐、戏剧和影视中那么曲折，但确实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经过一代代人的艺术加工，形成了现在的凄美爱情故事。
再说了，即使有一点点误解也无伤大雅，艺术理论里对误解分为正误和反误，正误是读者的理解虽非作者原义，但却能在作品中找到根据，因而含有合理性，可以说是对作品的填空与补充，而且这种误解对社会和人民有益，这种误解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应该提倡的。
因此，当音乐迷欣赏我国真正具有国际声誉的交响乐《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当戏迷观看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时候，当我们的耳边响起这首诗的时候：
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久徘徊。
千古传颂生生爱，山伯永恋祝英台。
同窗共读整三载，促膝并肩两无猜。
十八相送情切切，谁知一别在楼台。
当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梁祝二人执手凝噎中逐渐化为一对蝴蝶翩翩起舞，飘飘若仙的时候，我们心里再也不会因为“祝英台比梁山伯早生八百年的流言”有一丝一毫的隔阂。
卖药郎出身的大画家： 许道宁和《秋江渔艇图》（《被遗忘的大师和杰作》系列之2）
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8年）某天，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一如既往的热闹。 在靠近城门的地方有个卖药材地摊前的人特别多，原来大家都不是在买药而是在观看卖药人的画。只见摊主站过身来向众人拱手道：“在下长安许道宁，初来乍到，在此卖药谋生，还望各位父老乡亲捧场。鄙人翻山越岭采药闲暇之余，也喜涂抹几笔所见树石山川，如各位不嫌弃，凡买我药的客人都将附送鄙人小画一幅”。 这个在汴京城门口摆药摊的卖药郎，便是后来在北宋中期让许多文人墨客趋之若鹜的著名山水画家许道宁。
关于许道宁的历史文献记载实在不多，要不是因为有作品传世，也许他今天早就在历史长河里被埋没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他是长安（今陕西西安，亦有文指其为河北河间人）人，但生卒年月不详（网络上有说其生于970年，卒于1052年不知何据），主要活跃于宋真宗宋仁宗时期，曾在汴京都门附近以卖药为生，为了增加药铺销量常常以自己所绘的画附送客人，久而久之他的画名便流传开来。他的画风从源头上看是属于李成郭熙的北宗风格，但是笔墨更加劲硬，有其较明显的个人风格。据说他早年学李成的风格，后来在游历了华山一带的山水后画风渐变，“始尚矜谨,老年唯以笔画简快为己任，故峰峦峭拔，林木劲硬，别成一家体。”。 北宋时期的书画大家如黄庭坚等对其画作推崇备至。 “往逢醉许在长安，蛮溪大砚磨松烟。忽呼绢素翻砚水，久不下笔或经年。异时踏门闯白首，巾冠欹斜更索酒。举杯意气欲翻盆，倒卧虚樽即八九。醉拾枯笔墨淋浪，势若山崩不停手。数尺江山万里遥。满堂风物冷萧萧” （黄庭坚《答王道济寺丞观许道宁山水图》）。从黄庭坚的题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许道宁在酒兴中画画的场面：嗜酒如命的许道宁人称“醉许”，喜欢用大砚台和松烟墨作画。只见其在画台上铺开了一幅上好的素绢就以手中的毛笔蘸以浓墨画将起来，他作画速度极快，几乎不加思考，醉醺醺的他一会儿用枯笔，一会儿泼砚水，不一会儿就见一幅雄浑的水墨山水跃然素绢之上，观者只觉得树石坚韧，秋风瑟瑟，万里江山尽收眼底。
南宋邓椿的《画继》里也记录了几幅当时在达官贵人家里收藏的许道宁的山水画（参见《画继》卷九），可见许的作品在当时就被当做佳作被许多人收藏传家。 难怪宋仁宗时期三任宰相的名士张士逊曾写诗赞道：“李成谢世范宽死，唯有长安许道宁”。 许在当时画坛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目前公认许道宁的存世真迹非常少，其中最出色便是现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的《秋江渔艇图》卷（又名《渔舟唱晚图》或《渔父图》） 。
该卷画心尺寸49.5x222厘米. 是中国画中非常少见的高头大幅长卷。 该画系绢本淡设色，以高超的构图和硬爽的笔墨，描绘雄伟无垠、富有梦幻色彩的山川河流景色，如此佳构在北宋山水画中绝无仅有。
画卷右边起首处可见河岸边树木稀疏，一条江边小路若隐若现，小山坡高低起落，河道因为秋天的枯水期而裸露出河内浅坡和滩涂。河岸边近山坡下，隐约可见一酒旗高悬房前，原来是一个小酒馆靠坡而建，画家描绘的房屋、栅栏清晰可见。潺潺溪水从远处山谷间流来，两岸可见连绵的群山。
画卷的中部是典型的北宋时期主峰突出的布局。 只见峦嶂层叠，群峰林立、雄伟的主峰位于画面正中。 虽然主峰的峰顶可能由于画卷在重新装裱时被削去了，但仍然不能阻止观众去想象她的高耸挺拔。画家在描绘第一主峰时一点也没有吝啬水墨，劲挺的长皴直笔而下，勾勒出山壁的陡峭险峻。 山坳之间有着向远方延展的平缓谷地，远山随山势变化而时而平缓起伏，时而山峰凸起，显示出很丰富的层次。画家同时运用了平远、高远、深远三种不同的构图方式，是为了在有限的尺幅间向观众同时展示更辽阔的距离和空间。 山脚下可见有一排排的寺院，显示这些并非是远离人间烟火气的荒山。
前景的河面上可见四条渔船上渔夫们正在忙碌，虽然着墨不多，却是十分生动。有人撑船，有人撒网，忙而有序。虽然在宋代山水画中的人物往往是点景的作用，然而在这里画家却一点也没有掉以轻心，难怪此画要以“渔艇”为名。
画卷的左面尾段可见远处又是一片相对平缓的群山，河水从山谷中潺潺而出，中景和近景都有人物出现，中景的长堤上似乎是一个老汉骑驴而行，前面是他的仆人担着行李；近景的河岸上更有一行人忙着将一匹马赶到渡船上去，只见马主人高举马鞭正在驱赶受了惊吓而不愿就范的马上船，而船上的船夫正在忙不迭地想法把船稳住，并尽量地靠近河岸。 虽然仅有寥寥几笔，但是这些人物动态却个个生动传神，显示出画家极高的写实能力。
纵观整个画卷，可见画家的绘山之法为用焦墨和浓墨长皴直下，非常迅速地绘出山形的陡峭挺拔之势；结合曲折迂回的江水Y形布局，增加了构图上的变化；画树用笔粗大，不皴树干，枝似雀爪，只用墨点点树叶，笔法豪壮而有气势；远处树木则用浓墨作长条状，少画枝叶，长短不一，这些画法与北宋早期的李成、郭熙、范宽等北方派画家的风格很不同，体现出一种狂逸简率的许家特色。由于画家并未在画上落款，后人正是根据文献记载以及画上的笔墨风格比对才最终将这幅杰作判为许道宁的真迹的。可惜这幅伟大的作品如今流落海外，被纳尔逊博物馆深藏库中，国人很少有人能亲眼见到原作。笔者2016年曾托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代为联络了一次入库观画的机会，可惜最后未能成行，至今仍然耿耿于怀。
有趣的是许道宁的名字再次进入大众的视线竟然是在2019年的语文高考卷中，其中一题有提到一首北宋陈与义《题许道宁画》的诗。 读完了本文的你有没有兴趣在查看标准答案之前试着回答一下呢？
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8年）某天，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一如既往的热闹。 在靠近城门的地方有个卖药材地摊前的人特别多，原来大家都不是在买药而是在观看卖药人的画。只见摊主站过身来向众人拱手道：“在下长安许道宁，初来乍到，在此卖药谋生，还望各位父老乡亲捧场。鄙人翻山越岭采药闲暇之余，也喜涂抹几笔所见树石山川，如各位不嫌弃，凡买我药的客人都将附送鄙人小画一幅”。 这个在汴京城门口摆药摊的卖药郎，便是后来在北宋中期让许多文人墨客趋之若鹜的著名山水画家许道宁。
关于许道宁的历史文献记载实在不多，要不是因为有作品传世，也许他今天早就在历史长河里被埋没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他是长安（今陕西西安，亦有文指其为河北河间人）人，但生卒年月不详（网络上有说其生于970年，卒于1052年不知何据），主要活跃于宋真宗宋仁宗时期，曾在汴京都门附近以卖药为生，为了增加药铺销量常常以自己所绘的画附送客人，久而久之他的画名便流传开来。他的画风从源头上看是属于李成郭熙的北宗风格，但是笔墨更加劲硬，有其较明显的个人风格。据说他早年学李成的风格，后来在游历了华山一带的山水后画风渐变，“始尚矜谨,老年唯以笔画简快为己任，故峰峦峭拔，林木劲硬，别成一家体。”。 北宋时期的书画大家如黄庭坚等对其画作推崇备至。 “往逢醉许在长安，蛮溪大砚磨松烟。忽呼绢素翻砚水，久不下笔或经年。异时踏门闯白首，巾冠欹斜更索酒。举杯意气欲翻盆，倒卧虚樽即八九。醉拾枯笔墨淋浪，势若山崩不停手。数尺江山万里遥。满堂风物冷萧萧” （黄庭坚《答王道济寺丞观许道宁山水图》）。从黄庭坚的题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许道宁在酒兴中画画的场面：嗜酒如命的许道宁人称“醉许”，喜欢用大砚台和松烟墨作画。只见其在画台上铺开了一幅上好的素绢就以手中的毛笔蘸以浓墨画将起来，他作画速度极快，几乎不加思考，醉醺醺的他一会儿用枯笔，一会儿泼砚水，不一会儿就见一幅雄浑的水墨山水跃然素绢之上，观者只觉得树石坚韧，秋风瑟瑟，万里江山尽收眼底。
南宋邓椿的《画继》里也记录了几幅当时在达官贵人家里收藏的许道宁的山水画（参见《画继》卷九），可见许的作品在当时就被当做佳作被许多人收藏传家。 难怪宋仁宗时期三任宰相的名士张士逊曾写诗赞道：“李成谢世范宽死，唯有长安许道宁”。 许在当时画坛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目前公认许道宁的存世真迹非常少，其中最出色便是现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的《秋江渔艇图》卷（又名《渔舟唱晚图》或《渔父图》） 。
该卷画心尺寸49.5x222厘米. 是中国画中非常少见的高头大幅长卷。 该画系绢本淡设色，以高超的构图和硬爽的笔墨，描绘雄伟无垠、富有梦幻色彩的山川河流景色，如此佳构在北宋山水画中绝无仅有。
画卷右边起首处可见河岸边树木稀疏，一条江边小路若隐若现，小山坡高低起落，河道因为秋天的枯水期而裸露出河内浅坡和滩涂。河岸边近山坡下，隐约可见一酒旗高悬房前，原来是一个小酒馆靠坡而建，画家描绘的房屋、栅栏清晰可见。潺潺溪水从远处山谷间流来，两岸可见连绵的群山。
画卷的中部是典型的北宋时期主峰突出的布局。 只见峦嶂层叠，群峰林立、雄伟的主峰位于画面正中。 虽然主峰的峰顶可能由于画卷在重新装裱时被削去了，但仍然不能阻止观众去想象她的高耸挺拔。画家在描绘第一主峰时一点也没有吝啬水墨，劲挺的长皴直笔而下，勾勒出山壁的陡峭险峻。 山坳之间有着向远方延展的平缓谷地，远山随山势变化而时而平缓起伏，时而山峰凸起，显示出很丰富的层次。画家同时运用了平远、高远、深远三种不同的构图方式，是为了在有限的尺幅间向观众同时展示更辽阔的距离和空间。 山脚下可见有一排排的寺院，显示这些并非是远离人间烟火气的荒山。
前景的河面上可见四条渔船上渔夫们正在忙碌，虽然着墨不多，却是十分生动。有人撑船，有人撒网，忙而有序。虽然在宋代山水画中的人物往往是点景的作用，然而在这里画家却一点也没有掉以轻心，难怪此画要以“渔艇”为名。
画卷的左面尾段可见远处又是一片相对平缓的群山，河水从山谷中潺潺而出，中景和近景都有人物出现，中景的长堤上似乎是一个老汉骑驴而行，前面是他的仆人担着行李；近景的河岸上更有一行人忙着将一匹马赶到渡船上去，只见马主人高举马鞭正在驱赶受了惊吓而不愿就范的马上船，而船上的船夫正在忙不迭地想法把船稳住，并尽量地靠近河岸。 虽然仅有寥寥几笔，但是这些人物动态却个个生动传神，显示出画家极高的写实能力。
纵观整个画卷，可见画家的绘山之法为用焦墨和浓墨长皴直下，非常迅速地绘出山形的陡峭挺拔之势；结合曲折迂回的江水Y形布局，增加了构图上的变化；画树用笔粗大，不皴树干，枝似雀爪，只用墨点点树叶，笔法豪壮而有气势；远处树木则用浓墨作长条状，少画枝叶，长短不一，这些画法与北宋早期的李成、郭熙、范宽等北方派画家的风格很不同，体现出一种狂逸简率的许家特色。由于画家并未在画上落款，后人正是根据文献记载以及画上的笔墨风格比对才最终将这幅杰作判为许道宁的真迹的。可惜这幅伟大的作品如今流落海外，被纳尔逊博物馆深藏库中，国人很少有人能亲眼见到原作。笔者2016年曾托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代为联络了一次入库观画的机会，可惜最后未能成行，至今仍然耿耿于怀。
有趣的是许道宁的名字再次进入大众的视线竟然是在2019年的语文高考卷中，其中一题有提到一首北宋陈与义《题许道宁画》的诗。 读完了本文的你有没有兴趣在查看标准答案之前试着回答一下呢？
【普世价值即全人类文明普世的原动力】
多元思想2021-03-17 20:14:33
作者：黎鸣
作者简介：黎鸣：男，中国哲学家。南昌人，1944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物理系，后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控制论与系统工程专业。长期进行逻辑学、控制论、文化人类学等方向的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把哲学的基础从二元论转化为三元论。创立了以“三”为基础的运算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逻辑学，从而完成了逻辑学的三元论和多元论转向，以及哲学的第四次转型——人学的转型。他被称为 “思想狂徒”和“哲学乌鸦”。著有《信息哲学论》、《中国的危机》、《人性与命运》、《人生的求索》、《人类的新生》、《人性的外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黎鸣：普世价值即全人类文明普世的原动力——兼谈改造中国社会的真正出路
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其实就是普适于全人类及其文明的最基本、最不可忽视的实然和应然的需求、利益和权利。换言之，从社会实然需求的角度看是人的普世价值，而从社会应然制度的角度看即人的普世权利。从全面的意义看，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全世界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普世原动力（实然社会需求的普 世价值原动力和应然制度权利的普世价值原动力），当然也应该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发展，乃至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的最基本的原动力。认识清楚了这一点，实际上也 就等于认识清楚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真正的出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从美国传来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有关人的需求的七层次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爱、自我实现、超越的高峰体验。这些不断由低向高、层层递进的人的普遍的需求，事实上即是人类在生存中毕生积极进取的全部价值，也即全部生命和精神发展的原动力。实际上，在我看来，今天人们所说到的普 世价值的内涵，与上述人类需求的各种层次应基本上相同，只是给予了不同的说法。正是基于此，我重新概定普世价值如下：
普世价值共分三层：
第一层，人类自然的普世价值，又可称人类自然的普世权利；
第二层，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又可称人类社会的普世权利；
第三层，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又可称人类精神的普世权利。 什么是人类自然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生存权利。
人类自然需求价值或权利的本质在于自然地（不能不然的）“拥有”，所以：
第一层，要有饭吃；
第二层，要有工作；
第三层，要有异性伴侣。
什么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存权利。
人类社会需求价值或权利的本质在于社会中人格（天赋、先验、本体、必要）的“平等”，所以：
第一层，必要政治上人人平等（政治选举和被选举、结社、批评等等的平等权利）；
第二层，必要经济上人人自主（民主）（人人自己养活自己的自主权利）；
第三层，必要文化上人人自由（人人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文化表达的自由权利）。
什么是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发展权利，也可转称之人类道德应然的终极，或真正道德的“人”、精神的“人”的不可忽缺的底线。 人类精神需求价值或权利的本质在于精神上信、知、爱的“自由”，所以：
第一层，应有信仰（真理）的意志自由，也可以转看成人人在人格上应有平等看待他人的道德感（因为人人平等是人类最基本的天赋、先验、本体的真理）；
第二层，应有追求知识（真实职业）的兴趣自由，也可以转看成人人应有对职业（知识）责任的道德感；
第三层，应有追求爱（真诚）的情感自由，也可以转看成人人应有同情他人的完全义务的道德感。
把 上述的全部普世价值或权利的观念与中国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进行比较，我们将可立即发现，基本上从第二层的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开始，包括第三层的 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在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之中竟然几乎全都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两千多年以来的历史之 中，之所以会长期地处于严重停滞发展的状态之中的几乎全部关键的原因。说到底，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社会之中，几乎完全地缺乏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和人类精神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对于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之所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寻求因果的解说而言，这应该可以认为是非常贴切、非常雄辩的证辞。
再说，中国人为什么会缺失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呢？中国人为什么会缺失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呢？其根源不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惟一只坚持“独尊儒术”的中国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的根本原因么？其症结不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惟一地只生活在这样一个仅由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且根本无可选择的人治专制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中的根本原因么？
尽力消除上述错误历史的“根源”和“症结”，正视并努力改造中国社会的传统和体制，这不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能够真正走向光明未来的完全正确的出路么？此外，上面所述，也同样反证，那些直至今天还在一味呼唤要“回归传统”，要“尊孔读经”的人们，如果不是愚昧之极，那就只能认为是，别有维护传统人治专制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卑鄙用心了。
多元思想2021-03-17 20:14:33
作者：黎鸣
作者简介：黎鸣：男，中国哲学家。南昌人，1944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物理系，后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控制论与系统工程专业。长期进行逻辑学、控制论、文化人类学等方向的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把哲学的基础从二元论转化为三元论。创立了以“三”为基础的运算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逻辑学，从而完成了逻辑学的三元论和多元论转向，以及哲学的第四次转型——人学的转型。他被称为 “思想狂徒”和“哲学乌鸦”。著有《信息哲学论》、《中国的危机》、《人性与命运》、《人生的求索》、《人类的新生》、《人性的外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黎鸣：普世价值即全人类文明普世的原动力——兼谈改造中国社会的真正出路
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其实就是普适于全人类及其文明的最基本、最不可忽视的实然和应然的需求、利益和权利。换言之，从社会实然需求的角度看是人的普世价值，而从社会应然制度的角度看即人的普世权利。从全面的意义看，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全世界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普世原动力（实然社会需求的普 世价值原动力和应然制度权利的普世价值原动力），当然也应该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发展，乃至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的最基本的原动力。认识清楚了这一点，实际上也 就等于认识清楚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真正的出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从美国传来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有关人的需求的七层次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爱、自我实现、超越的高峰体验。这些不断由低向高、层层递进的人的普遍的需求，事实上即是人类在生存中毕生积极进取的全部价值，也即全部生命和精神发展的原动力。实际上，在我看来，今天人们所说到的普 世价值的内涵，与上述人类需求的各种层次应基本上相同，只是给予了不同的说法。正是基于此，我重新概定普世价值如下：
普世价值共分三层：
第一层，人类自然的普世价值，又可称人类自然的普世权利；
第二层，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又可称人类社会的普世权利；
第三层，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又可称人类精神的普世权利。 什么是人类自然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生存权利。
人类自然需求价值或权利的本质在于自然地（不能不然的）“拥有”，所以：
第一层，要有饭吃；
第二层，要有工作；
第三层，要有异性伴侣。
什么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存权利。
人类社会需求价值或权利的本质在于社会中人格（天赋、先验、本体、必要）的“平等”，所以：
第一层，必要政治上人人平等（政治选举和被选举、结社、批评等等的平等权利）；
第二层，必要经济上人人自主（民主）（人人自己养活自己的自主权利）；
第三层，必要文化上人人自由（人人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文化表达的自由权利）。
什么是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发展权利，也可转称之人类道德应然的终极，或真正道德的“人”、精神的“人”的不可忽缺的底线。 人类精神需求价值或权利的本质在于精神上信、知、爱的“自由”，所以：
第一层，应有信仰（真理）的意志自由，也可以转看成人人在人格上应有平等看待他人的道德感（因为人人平等是人类最基本的天赋、先验、本体的真理）；
第二层，应有追求知识（真实职业）的兴趣自由，也可以转看成人人应有对职业（知识）责任的道德感；
第三层，应有追求爱（真诚）的情感自由，也可以转看成人人应有同情他人的完全义务的道德感。
把 上述的全部普世价值或权利的观念与中国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进行比较，我们将可立即发现，基本上从第二层的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开始，包括第三层的 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在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之中竟然几乎全都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两千多年以来的历史之 中，之所以会长期地处于严重停滞发展的状态之中的几乎全部关键的原因。说到底，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社会之中，几乎完全地缺乏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和人类精神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对于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之所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寻求因果的解说而言，这应该可以认为是非常贴切、非常雄辩的证辞。
再说，中国人为什么会缺失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呢？中国人为什么会缺失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呢？其根源不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惟一只坚持“独尊儒术”的中国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的根本原因么？其症结不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惟一地只生活在这样一个仅由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且根本无可选择的人治专制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中的根本原因么？
尽力消除上述错误历史的“根源”和“症结”，正视并努力改造中国社会的传统和体制，这不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能够真正走向光明未来的完全正确的出路么？此外，上面所述，也同样反证，那些直至今天还在一味呼唤要“回归传统”，要“尊孔读经”的人们，如果不是愚昧之极，那就只能认为是，别有维护传统人治专制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卑鄙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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