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郭永来先生的带状疱疹特效方

带状疱疹，中医称为缠腰火丹，民间俗称“蛇丹疮”等，西医认为属于病毒性感染，至今尚无特效疗法。中医外科书中介绍的治法很多，但有特效者也并不多见，内服方多倡用《龙胆泻肝汤》之类的处方来治疗，我刚学医时也曾数次应用过，效果也并不理想。后来见王渭川老中医介绍带状疱疹特效方，试用几例，效果确实很好，一般3-7天左右结疤，10天左右痊愈。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此方就是《医宗金鉴》外科中的二味拔毒散。

方用：白矾，雄黄各等份，研为细末，凉开水调涂，一日数次。（郭按，干则再涂）《医宗金鉴》称：此散治风湿诸疮，红肿痛痒，疥痱等疾甚效，用鹅翎蘸扫患处，痛痒自止，红肿即消。但并未言及治带状疱疹（缠要火丹）

我自从得此方，屡屡用于临床而收效甚捷，88年12月，我在福洞，患者常xx，女，43岁。93年10月4日八家子丛xx，女，50岁。葛xx，男，15岁，症状更重，前胸，后背，上臂几处同时大片疱疹，火灼样疼痛，当时我都用此方治愈。95年至96年，我在皮防站，共治疗近二十名带状疱疹，其中数例症状都很重，用此药都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通过十几年的应用来看，如果在刚起的阶段就快用此药，基本上可以不必配用其他药物，但对治疗不及时，已经形成较大面积疱疹和溃疡者，应结合其他疗法（比如西医的常规疗法）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此方可以称得上是药简效宏的一个好处方，使用时用香油调涂也可以，但我的经验不如用凉开水，因为用水涂上干的快，有利于快点结疤，且不宜弄脏衣服。

至于用香油还是用凉开水来调药，有时也要看具体情况，比如刚开始，皮肤没有化脓，用凉开水调药，结疤快，好的也快。但如果皮肤已经化脓，用凉开水调药往往在皮肤上结成一层厚疤，就会形成疤下化脓更加厉害，所以在头几天应该用香油调药，待炎证消退后，脓液渐清，再用凉开水调药，效果才好。治疗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其它情况，我也不能一一预料，相信大家会随证处理的，我就不多说了。 2001年8月6日，我到书店闲玩，偶翻邹孟成老中医所箸《三十年临床探研录》一书，见书中论及治疗此证之内服验方一首，乃是遵照孙一奎《医旨绪余》一书中治胁痛（此案乃典型的带状疱疹）的验方，并说自得此方后，治带状疱疹几无不验者，无论患者症状有多严重，都在3天左右即愈，并节录《医旨绪余》一书原案以证明之。余归家后急检四库全书光盘，果见此案，今也录之于下，以资参考。

胁痛： 余弟於六月赴邑，途行受热且过劳，性多躁暴，忽左胁痛，皮肤上一片红如碗大，发水泡疹三五点，脉七至而弦，夜重于昼，医作肝经郁火，治之以黄连、青皮、香附、川芎、柴胡之类，进一服，其夜痛极且增热，次早看之，其皮肤上红大如盘，水泡疮又加至三十余粒，医教以白矾研未，井水调敷，仍于前方加青黛，龙胆草进之，其夜痛苦不已，叫号之声彻于四邻，胁中痛如钩摘之状，次早观之，其红已及半身矣，水泡疮又增至百数。（郭按：百数，是用百做单位来数，不是一百个，显然有点夸张） 予心甚不怿，乃载归以询先师黄古潭先生。先生观脉案药方，哂曰：切脉认证则审矣，（郭按，审矣，在这里是对的意思）制药定方则末也，夫用药如用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病势有烧眉之急，磊卵之危，岂可执寻常泻肝之剂正治耶？是谓驱羊搏虎矣。且苦寒之药，愈资其燥，以故痛转增剧。水泡发于外者，肝郁既久，不得发越乃传其所不胜，故皮腠为之溃也，至于自焚即死矣，可惧之甚。

为定一方，以大瓜蒌一枚，重一二两者，连皮捣烂，加粉草二钱，红花五分，戌时进药，少顷就得睡，至子丑时方醒，问之，已不痛矣。乃索食。予禁止之，思邪火未尽退也。急煎药渣与之。又睡至天明时，微利一度，复睡至辰时，起视，皮肤之红皆已冰释，而水泡疮也尽敛矣，后也不服他药。 夫病重三日，饮食不进，呻吟不辍口，一剂而愈，真可谓之神矣。夫瓜蒌味甘寒，经云：泻其肝者缓其中，且其为物，柔而滑润，於郁不逆，甘缓润下，又如油之洗物，未尝不洁，考之本草，瓜蒌能治插胁之痛，盖为其缓中润燥以至于流通，故痛自然止也。

以上是孙氏原案,(按：以上医案在续名医类案一书中也有转载，我也看过数遍，也知道是现代的带状疱疹，但因为没有重复验证的医案，所以我在临床上一直没有用过）。 邹孟城说：余得此方，喜不自禁，盖“医家之病，病道少”。为医者能多一治病法门，则病家少一份痛苦。……未几，疱疹流行，余于数日内接治五六人，无论证之轻重，皆以上方加板兰根15克予服，惟全瓜蒌不用如许之多，改为重者30克，轻者15克，中者21－24克，其收效之速，“真可谓之神矣”。轻者二三日，重者四五日，率皆痊可。 后凡遇此证者，概以此方投之，无一例不效者。余所治病例中，病灶面积最大者几达胸部之半，理疗一月未愈，服上方一周即退净。而其得效之迟速，与瓜蒌用量极有关系，故凡体质壮实者，瓜蒌用量宜适当加重，药后若轻泻一二次，则见效尤速。……关于甘草，余有时仅用3克，同样有效，而红花每以1•5克为率，并不多用，而屡收捷效。 郭按：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这确实是一则典型的带状疱疹患者，而孙氏以胁痛命名此案，古人的认识，当时也只限于此，而他的师傅也认不出此病就是带状疱疹（缠腰火丹），可见对于皮外科也并不精通。虽然如此，但并未妨碍他用中医的理论来指导并治愈了此病。（虽然他引用的五行理论来解释此病比较牵强）。 用现代的知识来解释此病，带状疱疹是由病毒感染而引起，那么现代的医生在治疗此病的时候，第一就是要抗病毒，既使是古代的中医，对于此病，也是认为属于火毒和湿热，治疗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清热解毒，我不知道这位黄老先生为什么就选用了瓜蒌来治疗如此厉害的“炎证”。若要说是取瓜蒌的柔润兼清热作用，那么中药里面有此作用的决不止瓜蒌一味。且瓜蒌，中医用此并不在清热解毒一面，中药学中也不把它归之于清热解毒类中，正如案中所述，若只从理论上来讲，前医所用方药并无差错，并外用白矾水调涂，也应是顺理成章的方法，但都不见效，可见此病确非一般的方药所能奏效的。这一点在我们现在的临床上也能证实，现在虽然已有不少的抗病毒药，但治疗此病效果并不理想，中医治疗此病的内服方药也不少，但也收效甚微。瓜蒌一药，可以用来治疗乳痈之类的“炎证”，但也多与蒲公英，皂角刺，乳香，没药之类配合应用，在皮外科中用治“热游丹赤肿”：栝楼未二大两，酽醋调敷之（产乳集验方）我也仅于《中药大辞典》中一见而已。而黄老先生径用瓜蒌来治此病，且胸有成竹，不再剂而愈，是偶然呢？殆别有秘授耶？

虽然以上所述我也作不出很好的解释，但有一点是能肯定的，那就是治疗带状疱疹必须有专方专药，本篇一开始介绍的二味拨毒散，我在临床上经常使用，效果很好，但在此案中，前医也曾用白矾外用调敷，并不见效，我在临床治疗此病时，也曾碰到过数例单用雄黄调敷不效，而我继用二味拨毒散收效仍很好的病例，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药物的配伍，是很重要的，有时甚至缺一不可（当然也有单味药即可奏功的）由此而论，“瓜蒌甘草红花汤”大概也可以算是一首治疗带状疱疹的专方，而邹孟成老中医于此方中加板兰根，这也可以算是古今医学思想（或说是用药方法）I我学用此方之后，曾按邹老所论，治过一例，该患者的疱疹长于面部，延及头顶及头发内都是，在医院中住院一周，症状越来越重，后来找我治疗，我见情况很重，加用了此方，感觉效果很好，但由于病例太少，不足以说明什么，希望大家在临床中继续验证之。 带状疱疹虽然已好，但留下了后遗证，患处局部仍然疼痛的十分严重，此时可以用治带状疱疹后遗证方：方用丁香9克，郁金9克，柴胡9克，枳壳9克，川芎9克，赤芍9克，板兰根30克，甘草9克（疼痛严重者可加用五灵脂，蒲黄，冰片少许共为未，装胶囊，一次3－5克，水送服。按：这是学了邓铁涛老先生的五灵止痛散方意）曾用此方治疗数例，效果还算满意，方中郁金与丁香属于十九畏，一般的方书中不让一起应用，但我已试治过五六例患者，并无明显副作用，可以使用

文源 郭永来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人为什么会做恶梦？当心魂魄外游中鬼邪！(附道教辟恶梦法）

圣手道医 今天





01

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注“噩梦”曰:“惊愕而梦’;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注“喜梦”曰:“喜悦而梦”;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

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02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03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

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从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默念咒语,祈求神灵；其二,“叩齿”、“咽液”，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其三，运用某种药物；其四，“慎无语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实际上成为道教治疗恶梦的基本法则,并在后世得到传承。



04

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属于道教医学的内容，这其中既有属于道教方面的方术，又有属于医学方面的疗法。重要的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内容或思想为古代中医学所汲取。

陶弘景运用赓香来防止做恶梦的方法，在古代中医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多次被引用。唐代王熹所撰《外台秘要方》有“人喜魔及恶梦者方”，其中之一就是“枕赓香一分于头边。”

宋代张果在所著《医说》中也说:“置庸枕中可绝恶。”明代周王朱楠撰《普济方》,其中“治魔及恶梦”中提到:“用赓香不拘多少,安头边,佳。又灌香少许在口中。”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载:察香“佩服及置枕间辟恶梦”。

由此观之，陶弘景所采取的安放赓香于枕边以辟恶梦的方法，在我国古老的中医传统中已成为了公认的良方。

除用察香之外，道教还有采用丹砂以辟恶梦的方法，而且也为古代中医所运用，并深信不疑。张呆在《医说》里就说道：“钱巫少卿忽夜多恶梦，但就枕便成，辄通夕不止。后因赴官，经汉上与邓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骤中同宿，遂说近日多梦，虑非吉兆。胡曰：昔当如此，惊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灵砂，双箭链者戴之，不涉旬即验，四五年不复有梦，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绛纱袋遗之。

即夕无梦，神魂安静，《真浩》及他道书多载丹砂辟恶，岂不信然。”而且，这一记载还出现在《本草纲目》等其他医学典籍里。这说明道教用丹砂辟除恶梦的做法，也被历代医家所广泛接受。

此外，存于《肘后备急方》中的道教辟恶梦之法所用的其他诸多药方，也为后来许多医家所汲取。

唐代名医孙思邀在其所撰《备急千金要方》中论及辟恶梦的方法，指出：“夜梦恶,不须说，旦以水面东方嘿之，叹日：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即无咎矣。又梦之善恶，并勿说为吉。”



05

这里所谓“夜梦恶，不须说”，实际上就是汲取了道教“慎无语人”的思想，而且，孙思邀还运用咒语“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用这一咒语治疗恶梦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而事实上，这与道教辟恶梦之法运用咒语，虽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功效是一致的，概属于心理疗法之类。

“叩齿”、“咽液”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也是道教重要的养生之方,并被古代中医所采纳。隋代巢元方所撰《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引《养生方》云：“《仙经》治百病之道，叩齿二七过，辄咽气二七过，如三百通乃止，为之二十日，邪气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蛊伏尸皆去，面体光泽。”

综上所述，作为道教医学的组成部分，道教辟恶梦之法虽然有其宗教的内涵，采纳了道教方术，但其中也有属于医学方面的内容，并被古代中医学所汲取，因而对于古代中医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方法，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有些药方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肘后备急方》载：“人喜魔及恶梦者，取火死灰，著履中，合枕。”唐代王煮《外台秘要方》则载：“取烧死人灰，著履中，令枕之。”仁川宋代医药学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也载：“取火烧死者灰，著枕中、履中。”今天如果用这样的药方治疗恶梦，也许还会适得其反。

新冠远不仅仅是“多少人康复”“多少人死亡”的问题，而是在你“康复”之后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人经受长期的后遗症，这将成为新的一轮危机——如何为这么多经受长期后遗症的人群提供帮助和治疗？全世界都在逐渐注意到这个问题（看到这里，作为中国人不得不赞美一下中国的抗疫，把总感染数控制在十万以内，越少人感染，就越少后遗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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