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曾是省党组织活动的领导中心】许昌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中共党组织建立较早的地区之一。
《中国共产党许昌历史》一书中提到，许昌是较早建立党的组织、在河南省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之一。1926年，第一个管辖许昌、长葛等县党组织的党的委员会——中共许昌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1927年—1930年，中共河南省委为适应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形势需要，先后三次在许昌建立中共豫中特别委员会（简称豫中特委）。
“1931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取消豫中特委。同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原豫中特委基础上建立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七一社区居民，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许昌市资深党史文史工作者陈书壮向记者介绍。
据陈书壮介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又称中共豫中中心县委，地址在当时许昌南关土城街李全饭店处（现市区七一路南关清真寺和桃园大酒店之间地段）。刘晋（又名张本、张本固）任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中共许昌中心县委时辖叶县、西华、临颍、郾城、许昌、长葛、洧川、舞阳、西平、新郑、密县等县的党组织，隶属中共河南省委，有共产党员近300人。
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成立，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支援。“20世纪30年代初，许昌城南门外土城街（现七一路）路南，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小饭店，店主李全是临颍县人。当时，刘晋了解到李全是临颍老乡，并且同情革命，热心为穷人办事，便通过家乡党组织介绍，与李全接触、谈心，启发他的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党组织认为李全老实可靠，决定将李全饭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党组织也根据李全的觉悟和请求，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送信、放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工作。”陈书壮介绍。
中共许昌中心县委成立后，负责领导许昌和周边县区的革命活动——积极响应中共河南省委的号召，同全省各地群众一起行动起来，集会游行，通电声援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抵制并焚烧日货；深入开展“发展游击战，扩大红色区域”行动，扩大农民协会、穷人会、学生会等组织，坚持不懈同国民党当局作斗争……
据陈书壮介绍，当时，蒋介石统治的河南，到处设立特务组织，大搞“白色恐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处于极度恶劣的环境之中。为保存党的力量， 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在工作方法上采取大家经常分头到各县了解情况，传达上级关于抗税分粮、进行反帝斗争、开展工运兵运、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等指示，在斗争中尽可能地发展党的队伍，定期不定期地回到许昌碰头，汇报研究工作。工作秘密又艰辛。
壮大党的队伍
成全省党组织活动的领导中心
“在当时那么险恶的环境下，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在逐步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扩大党的队伍的同时，又建立了团的中心县委、互济会和姐妹会等党的外围组织，为恢复和发展河南全省的党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更值得称颂的是，在省工委、省委成立以后，许昌的党组织又不断向上级输送了大量干部。”陈书壮深有感触地说。
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往往充满了艰辛、坎坷和曲折。
1932年7月，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李寿正叛变，致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吉国桢，省委常委、妇女会书记杨斯萍等14人被捕，并全部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中共河南省委遭受到严重破坏。此时，开封、郑州、洛阳、豫东、豫西、豫北等地的党组织均被严重摧残，造成全省性党的组织瘫痪。
1932年9月，新组建的中共河南省委再次遭受破坏，省委书记陈资平被捕叛变后，出卖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傅朝章，致使傅朝章被捕，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自1932年9月份开始，中共河南省委已不存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自行坚持斗争。
中共河南省委的瘫痪，致使许昌中心县委中断了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在这紧急的时刻，许昌的共产党员凭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在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继续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派出人员到上海等地，寻找党的领导，千方百计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1932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河南省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河南省委陷入瘫痪的情况，派在上海的中共河南省委原军委书记张振亚回到河南，与坚持斗争的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并指示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刘晋等人赶赴上海，汇报许昌及河南党组织的状况并参加短期训练班。
1933年1月，刘晋等人回到许昌后，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派吕文远任书记，刘晋任组织部部长，机关设在许昌。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工作人员遂转为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立即开展工作，许昌成为全省党组织活动的领导中心。可以说，这是许昌党组织对河南党组织发展作出的一大贡献。
弘扬红色文化
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建立后，成员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到全省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上。他们由近及远跑遍全省各地，先后恢复了豫西、豫东、豫南、豫北的党组织。与此同时，省工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制订了全省工作计划，主要任务是：发动广大群众，支援苏区红军反‘围剿’；加紧抗日反蒋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仅三四个月的时间，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河南省党组织，就恢复了生机。”陈书壮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由于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在党处于最困难时坚持了党的工作，为恢复和发展河南全省的党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更值得称颂的是，在省工委、省委成立以后，许昌的党组织又不断向上级输送了大量的干部。如董锡芝、陈继尧、段永健、段凤合等。他们有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为国捐躯，有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则继续开展党的重要工作。
“回顾这段历史，应该说它是我们许昌的骄傲，是许昌人民的光荣。许昌党组织历史上为河南全省党组织的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绩，应该永载党的史册。”陈书壮深有感触地说。
为更好传承革命精神，2016年，魏都区委在位于七一路的南关街道办事处七一社区中心花园设立了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纪念碑。每年建党节、国庆节等节日，许昌市各个单位的党员、群众及学校的学生会自发组织起来，为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纪念碑献花，并朗诵诗歌，祭奠英烈。
《中国共产党许昌历史》一书中提到，许昌是较早建立党的组织、在河南省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之一。1926年，第一个管辖许昌、长葛等县党组织的党的委员会——中共许昌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1927年—1930年，中共河南省委为适应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形势需要，先后三次在许昌建立中共豫中特别委员会（简称豫中特委）。
“1931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取消豫中特委。同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原豫中特委基础上建立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七一社区居民，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许昌市资深党史文史工作者陈书壮向记者介绍。
据陈书壮介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又称中共豫中中心县委，地址在当时许昌南关土城街李全饭店处（现市区七一路南关清真寺和桃园大酒店之间地段）。刘晋（又名张本、张本固）任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中共许昌中心县委时辖叶县、西华、临颍、郾城、许昌、长葛、洧川、舞阳、西平、新郑、密县等县的党组织，隶属中共河南省委，有共产党员近300人。
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成立，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支援。“20世纪30年代初，许昌城南门外土城街（现七一路）路南，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小饭店，店主李全是临颍县人。当时，刘晋了解到李全是临颍老乡，并且同情革命，热心为穷人办事，便通过家乡党组织介绍，与李全接触、谈心，启发他的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党组织认为李全老实可靠，决定将李全饭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党组织也根据李全的觉悟和请求，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送信、放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工作。”陈书壮介绍。
中共许昌中心县委成立后，负责领导许昌和周边县区的革命活动——积极响应中共河南省委的号召，同全省各地群众一起行动起来，集会游行，通电声援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抵制并焚烧日货；深入开展“发展游击战，扩大红色区域”行动，扩大农民协会、穷人会、学生会等组织，坚持不懈同国民党当局作斗争……
据陈书壮介绍，当时，蒋介石统治的河南，到处设立特务组织，大搞“白色恐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处于极度恶劣的环境之中。为保存党的力量， 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在工作方法上采取大家经常分头到各县了解情况，传达上级关于抗税分粮、进行反帝斗争、开展工运兵运、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等指示，在斗争中尽可能地发展党的队伍，定期不定期地回到许昌碰头，汇报研究工作。工作秘密又艰辛。
壮大党的队伍
成全省党组织活动的领导中心
“在当时那么险恶的环境下，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在逐步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扩大党的队伍的同时，又建立了团的中心县委、互济会和姐妹会等党的外围组织，为恢复和发展河南全省的党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更值得称颂的是，在省工委、省委成立以后，许昌的党组织又不断向上级输送了大量干部。”陈书壮深有感触地说。
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往往充满了艰辛、坎坷和曲折。
1932年7月，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李寿正叛变，致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吉国桢，省委常委、妇女会书记杨斯萍等14人被捕，并全部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中共河南省委遭受到严重破坏。此时，开封、郑州、洛阳、豫东、豫西、豫北等地的党组织均被严重摧残，造成全省性党的组织瘫痪。
1932年9月，新组建的中共河南省委再次遭受破坏，省委书记陈资平被捕叛变后，出卖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傅朝章，致使傅朝章被捕，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自1932年9月份开始，中共河南省委已不存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自行坚持斗争。
中共河南省委的瘫痪，致使许昌中心县委中断了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在这紧急的时刻，许昌的共产党员凭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在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继续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派出人员到上海等地，寻找党的领导，千方百计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1932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河南省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河南省委陷入瘫痪的情况，派在上海的中共河南省委原军委书记张振亚回到河南，与坚持斗争的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并指示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刘晋等人赶赴上海，汇报许昌及河南党组织的状况并参加短期训练班。
1933年1月，刘晋等人回到许昌后，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派吕文远任书记，刘晋任组织部部长，机关设在许昌。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工作人员遂转为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立即开展工作，许昌成为全省党组织活动的领导中心。可以说，这是许昌党组织对河南党组织发展作出的一大贡献。
弘扬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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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建立后，成员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到全省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上。他们由近及远跑遍全省各地，先后恢复了豫西、豫东、豫南、豫北的党组织。与此同时，省工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制订了全省工作计划，主要任务是：发动广大群众，支援苏区红军反‘围剿’；加紧抗日反蒋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仅三四个月的时间，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河南省党组织，就恢复了生机。”陈书壮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由于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在党处于最困难时坚持了党的工作，为恢复和发展河南全省的党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更值得称颂的是，在省工委、省委成立以后，许昌的党组织又不断向上级输送了大量的干部。如董锡芝、陈继尧、段永健、段凤合等。他们有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为国捐躯，有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则继续开展党的重要工作。
“回顾这段历史，应该说它是我们许昌的骄傲，是许昌人民的光荣。许昌党组织历史上为河南全省党组织的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绩，应该永载党的史册。”陈书壮深有感触地说。
为更好传承革命精神，2016年，魏都区委在位于七一路的南关街道办事处七一社区中心花园设立了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纪念碑。每年建党节、国庆节等节日，许昌市各个单位的党员、群众及学校的学生会自发组织起来，为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纪念碑献花，并朗诵诗歌，祭奠英烈。
今天下午，中国网商务频道“美丽南桥·会长访谈”栏目组采访上海市食品协会执行会长高克敏。
高克敏他对上海市食品协会独有情钟，16年来热心于食品行业事业，在他带领下，上海市食品协会工作卓有成效、亮点纷呈。2012年，上海市食品协会荣获5A级社会组织称号。
本期会长访谈围绕“食品安全、企业创新、食品行业发展趋势”等热点问题，高克敏作了精彩的回答。
本期访谈节目近期播出，敬请关注！[握手][抱拳] https://t.cn/8kZYmUr
高克敏他对上海市食品协会独有情钟，16年来热心于食品行业事业，在他带领下，上海市食品协会工作卓有成效、亮点纷呈。2012年，上海市食品协会荣获5A级社会组织称号。
本期会长访谈围绕“食品安全、企业创新、食品行业发展趋势”等热点问题，高克敏作了精彩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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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拍#【 持续关注！防“随手拍”职业化，各地踩下“急刹车”】#哈尔滨一随手拍被人拍到# 生活报日前报道的哈尔滨市出现职业“随手拍”一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很多人认为，“随手拍”的初衷是好的，发动社会力量来监督身边车辆违章行为，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但是，由于有了奖金，又放开了奖励限制，才出现了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随手拍”。目前，为了防止“随手拍”职业化，各地也采取了一些办法，有专家认为，应以精神鼓励为主，避免职业“随手拍”。
“随手拍”起源广州 多地效仿
“随手拍”，顾名思义就是顺手、顺便拍摄的意思。2003年7月，广州警方发布通告称：“凡是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广州市民，都可在指定路段对来往机动车辆的违章行为进行拍摄，所拍照片经过交警部门确认后，可获每张20元的奖励。”广州鼓励市民拍违停是现在多个城市“随手拍”的雏形，尤其是2000年后智能手机的大量使用，也为“随手拍”提供了工具。
目前，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长沙、郑州、济南、哈尔滨、苏州、无锡等全国多个城市已经推行了“随手拍”交通违法举报。记者检索公开信息发现，目前，已经有上百个城市推出了“随手拍”或者推出过“随手拍”。
“随手拍”举报违停争议不断
随着“随手拍”被公众熟知，关于“随手拍”是否合法，能不能作为处罚证据的争议从未间断过。
哈尔滨市一位知名维权人士王积英告诉生活报记者，调查取证是公安机关专有权力，是行政处罚权的组成部分，不可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组织行使，更不能交由个人。同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按照规定着装，佩戴人民警察标志，持有人民警察证件”，对交通违法取证应“着装公开拍摄，杜绝隐蔽或跟踪拍摄”。
王积英认为，如果仅以市民拍摄的照片直接进行行政处罚，则涉嫌程序违法。
但是，为何被“随手拍”后会受到处罚呢？王积英表示，拍摄者作为目击者提供的视频或者照片可以作为证据，需要警方依法进一步调查核实，才能转化成办案证据。
经过几年的讨论，在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中明确规定，“经查证属实，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违法行为照片或者视频等资料可以作为处罚的证据。”
王积英认为，这里有一个前提是“经查证属实”。那么，每个罚单都经过查证了吗？“照片违法证据太多，根本处理不过来。但如果不按照这个程序去核实，这些线索是不能作为处罚依据的。”相关报道中，一位银川交警坦言，如果对线索进行严格核实，交警要累趴。
高额奖金催生各地职业“随手拍”
2017年，深圳市交警局共接到“随手拍”有效举报17余万宗，发放奖金400余万元。2018年，深圳市交警局共发放有奖举报奖金350万元。
2018年，长沙市也推出了“随手拍”，被采用的给予10元至200元不等奖励。因此，当年，在长沙街头，出现了一群手持单反的人士，他们骑着电动车在路面观察各种车辆，一旦发现有交通规章，便立即用镜头记录下来，随后再举报到有关部门，以此获取奖励。那年，长沙为群众发放举报奖励236.9万元。而据齐鲁网报道，济南也出现了职业“随手拍”，两三组轮流蹲点，举报一个能赚20元。
记者还看到，2018年起，市民通过海口公安交警支队“随手拍”举报平台提供道路交通违法、交通肇事逃逸线索，经交警部门查证属实并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海口公安交警支队将予以奖励，每次奖励10元-10000元。
“男子假期蹲点拍摄违章，一天两小时，月入过万，不比地摊香？”2020年，某短视频平台的一则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甚至有人留言说自己将辞职专门去拍摄交通违法行为。
多地叫停现金奖励
在一些城市，“随手拍”的举报者经常因其行为带着“钓鱼”式性质而被市民吐槽，甚至常常引起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激烈冲突。
据央视报道，2004年3月，广州交警根据群众拍摄的交通违章照片，认定某车主有违章行为，对其处以100元罚款。随后车主以“行政违法行为证据须由执法机关获取”为由上诉，同年12月，广州市中院审理认为，调查取证是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的组成部分，不能委托公民行使，终审裁定车主胜诉。最终，广州警方不得不叫停“随手拍”。
2010年3月，武汉推出市民举报违章有奖举措仅半年，警方就收到市民拍摄的交通违章记录超过百万条。经警方确认，有效并给予奖励的有10.7万多条，警方付出200万元奖金，有50人领取的奖金超过万元，然而全市的交通违章量却没有下降。据估算，200多万元足够安装40个高清电子眼，基本可覆盖一些违章现象多的路口。最后,武汉叫停了“有奖拍违章”活动。
目前，各地的奖励政策有所不同，有些地区是直接给予现金奖励，而有些地区则是积分奖励。
防职业化 各地设奖金上限
防止成职业，各地设奖金上限。例如河北沧州市，举报人虽可随时通过“随手拍”上传摄录的交通违法行为证据，但同一举报人每月计入奖励的次数以10次为上限，也就是说，每个月最高可获奖金100元。
针对网传的“北京交警将针对举报提供最高3000元奖励”的消息，交管部门表示，目前，北京交警针对交通违法举报的奖励计划还在进一步研究中，相关消息为谣言。
专家： 应以精神鼓励为主 避免职业化
对此，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杨明刚在接受生活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手拍”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关心的问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或监督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是弥补城市治理短板的必由之路，但是应坚持“透明”“公开”“公益”的原则。
杨明刚指出，某些执法权力如果以服务外包让渡方式操作，并与经济利益挂钩，就容易走样，也会背离初衷，造成新的问题。群众“随手拍”只是提供线索，但最后的裁定则应是由相关执法部门做出，这个界线务必清晰。
同时，他建议，对热心参与城市治理“随手拍”活动的民众，应以精神鼓励为主，避免出现职业“随手拍”。市民通过“随手拍”参与城市治理活动，应严格遵从相关法律。有关部门应对“随手拍”进行详细讲解和宣传，确保参与的公众不在该活动当中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和其他相关权利。
生活报记者
“随手拍”起源广州 多地效仿
“随手拍”，顾名思义就是顺手、顺便拍摄的意思。2003年7月，广州警方发布通告称：“凡是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广州市民，都可在指定路段对来往机动车辆的违章行为进行拍摄，所拍照片经过交警部门确认后，可获每张20元的奖励。”广州鼓励市民拍违停是现在多个城市“随手拍”的雏形，尤其是2000年后智能手机的大量使用，也为“随手拍”提供了工具。
目前，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长沙、郑州、济南、哈尔滨、苏州、无锡等全国多个城市已经推行了“随手拍”交通违法举报。记者检索公开信息发现，目前，已经有上百个城市推出了“随手拍”或者推出过“随手拍”。
“随手拍”举报违停争议不断
随着“随手拍”被公众熟知，关于“随手拍”是否合法，能不能作为处罚证据的争议从未间断过。
哈尔滨市一位知名维权人士王积英告诉生活报记者，调查取证是公安机关专有权力，是行政处罚权的组成部分，不可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组织行使，更不能交由个人。同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按照规定着装，佩戴人民警察标志，持有人民警察证件”，对交通违法取证应“着装公开拍摄，杜绝隐蔽或跟踪拍摄”。
王积英认为，如果仅以市民拍摄的照片直接进行行政处罚，则涉嫌程序违法。
但是，为何被“随手拍”后会受到处罚呢？王积英表示，拍摄者作为目击者提供的视频或者照片可以作为证据，需要警方依法进一步调查核实，才能转化成办案证据。
经过几年的讨论，在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中明确规定，“经查证属实，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违法行为照片或者视频等资料可以作为处罚的证据。”
王积英认为，这里有一个前提是“经查证属实”。那么，每个罚单都经过查证了吗？“照片违法证据太多，根本处理不过来。但如果不按照这个程序去核实，这些线索是不能作为处罚依据的。”相关报道中，一位银川交警坦言，如果对线索进行严格核实，交警要累趴。
高额奖金催生各地职业“随手拍”
2017年，深圳市交警局共接到“随手拍”有效举报17余万宗，发放奖金400余万元。2018年，深圳市交警局共发放有奖举报奖金350万元。
2018年，长沙市也推出了“随手拍”，被采用的给予10元至200元不等奖励。因此，当年，在长沙街头，出现了一群手持单反的人士，他们骑着电动车在路面观察各种车辆，一旦发现有交通规章，便立即用镜头记录下来，随后再举报到有关部门，以此获取奖励。那年，长沙为群众发放举报奖励236.9万元。而据齐鲁网报道，济南也出现了职业“随手拍”，两三组轮流蹲点，举报一个能赚20元。
记者还看到，2018年起，市民通过海口公安交警支队“随手拍”举报平台提供道路交通违法、交通肇事逃逸线索，经交警部门查证属实并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海口公安交警支队将予以奖励，每次奖励10元-10000元。
“男子假期蹲点拍摄违章，一天两小时，月入过万，不比地摊香？”2020年，某短视频平台的一则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甚至有人留言说自己将辞职专门去拍摄交通违法行为。
多地叫停现金奖励
在一些城市，“随手拍”的举报者经常因其行为带着“钓鱼”式性质而被市民吐槽，甚至常常引起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激烈冲突。
据央视报道，2004年3月，广州交警根据群众拍摄的交通违章照片，认定某车主有违章行为，对其处以100元罚款。随后车主以“行政违法行为证据须由执法机关获取”为由上诉，同年12月，广州市中院审理认为，调查取证是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的组成部分，不能委托公民行使，终审裁定车主胜诉。最终，广州警方不得不叫停“随手拍”。
2010年3月，武汉推出市民举报违章有奖举措仅半年，警方就收到市民拍摄的交通违章记录超过百万条。经警方确认，有效并给予奖励的有10.7万多条，警方付出200万元奖金，有50人领取的奖金超过万元，然而全市的交通违章量却没有下降。据估算，200多万元足够安装40个高清电子眼，基本可覆盖一些违章现象多的路口。最后,武汉叫停了“有奖拍违章”活动。
目前，各地的奖励政策有所不同，有些地区是直接给予现金奖励，而有些地区则是积分奖励。
防职业化 各地设奖金上限
防止成职业，各地设奖金上限。例如河北沧州市，举报人虽可随时通过“随手拍”上传摄录的交通违法行为证据，但同一举报人每月计入奖励的次数以10次为上限，也就是说，每个月最高可获奖金100元。
针对网传的“北京交警将针对举报提供最高3000元奖励”的消息，交管部门表示，目前，北京交警针对交通违法举报的奖励计划还在进一步研究中，相关消息为谣言。
专家： 应以精神鼓励为主 避免职业化
对此，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杨明刚在接受生活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手拍”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关心的问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或监督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是弥补城市治理短板的必由之路，但是应坚持“透明”“公开”“公益”的原则。
杨明刚指出，某些执法权力如果以服务外包让渡方式操作，并与经济利益挂钩，就容易走样，也会背离初衷，造成新的问题。群众“随手拍”只是提供线索，但最后的裁定则应是由相关执法部门做出，这个界线务必清晰。
同时，他建议，对热心参与城市治理“随手拍”活动的民众，应以精神鼓励为主，避免出现职业“随手拍”。市民通过“随手拍”参与城市治理活动，应严格遵从相关法律。有关部门应对“随手拍”进行详细讲解和宣传，确保参与的公众不在该活动当中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和其他相关权利。
生活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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