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印 光 大 师 慈悲开示：对经像时，当如忠臣之奉圣主，孝子之读遗嘱。能如是，则无业障而不消，无福慧而不足矣。
《印光法师文钞》连载十一：复邓伯诚居士书（一分恭敬消一分业障、增一分智慧，十分恭敬消十分业障、增十分智慧）
相晤已来，忽满六年。不但星霜①屡更，即国历已非其旧。世相无常，诚可叹悼。
接手书，知不废净业，洵②足嘉美。而云身心不安之至，为境遇不嘉，致不安耶？抑或疾病缠绵，致不安耶。若境遇不嘉者，当作退一步想。试思世之胜我者固多，而不如我者亦复不少。但得不饥不寒，何羡大富大贵！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如是则尚能转烦恼成菩提，岂不能转忧苦作安乐耶？若疾病缠绵者，当痛念身为苦本，极生厌离，力修净业，誓求往生。诸佛以苦为师，致成佛道。吾人当以病为药，速求出离。须知具缚凡夫，若无贫穷疾病等苦，将日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而莫之能已。谁肯于得意烜赫③之时，回首作未来沉溺之想乎？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而人之祗承天者宜顺受也。
然孟子所谓“大任”，乃世间之爵位，尚须如此忧劳，方可不负天心。何况吾人以博地④凡夫，直欲上承法王觉道，下化法界有情。倘不稍借挫折于贫病，则凡惑日炽，净业难成。迷昧本心，永沦恶道。尽未来际，求出无期矣。古德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者，正此之谓也。但当志心念佛以消旧业，断不可起烦躁心，怨天尤人，谓因果虚幻，佛法不灵。
须知吾人自无始以来，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华严经》谓：“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岂泛泛悠悠之修持，便可消尽也？！
所以释迦、弥陀两土教主，痛念众生无力断惑，特开一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法门。其宏慈大悲，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恒河沙分之一。只宜发惭愧心、发忏悔心，自可蒙佛加被（pī ），业消身安耳！
若病苦至剧，不能忍受者，当于朝暮念佛回向外，专心致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现身尘刹，寻声救苦。人当危急之际，若能持诵礼拜，无不随感而应，即垂慈佑，令脱苦恼而获安乐也。
念佛一法，乃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必须恳切志诚之极，方能感应道交，即生亲获实益。若懒惰懈怠，毫无敬畏，虽种远因，而亵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纵令得生人天，断难高预海会。
至于佛像当作真佛看，不可作土木铜铁等看。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对经像时，当如忠臣之奉圣主，孝子之读遗嘱。能如是，则无业障而不消，无福慧而不足矣。
现今士大夫学佛者多，然率皆读其文、解其义，取其供给口头，以博一通家之名而已。至于恭敬志诚、依教修持者，诚为难得其人。余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亵慢，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矣。哀哉！凡遇知交，当谆谆以此意告之，乃莫大之法施也。
净土法门若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己智有不了，即当仰信诸佛诸祖诚言，断不可有一念疑心，疑则与佛相背，临终定难感通矣。古人谓净土法门，唯佛与佛乃能究尽。登地菩萨，不能知其少分。夫登地大士，尚不全知。岂可以博地凡夫，妄生臆断乎？
若欲研究，当看《净土十要》。此书乃蕅益大师于净土诸书中，采其菁华，妙契时机，最为第一。其开首《弥陀要解》，自佛说此经以来，为西天东土中，绝无而仅有之注解也。宜恪遵守，不可忽略。
今之聪明人，虽学佛法，以未亲近具眼善知识，率皆专重理性，拨弃事修及与因果。既拨事修因果，并理性而失之。所以每有才高等辈，词惊鬼神，究其行为，与市井无知无识者无异。其病根皆由拨事修因果之所致也。俾上智者徒生怜愍，下愚者依样妄为。所谓以身谤法，罪过无量。
《法苑珠林》一书（一百卷，常州天宁寺订作三十本，苏州玛瑙经房订作廿四本，玛瑙经房板残伤模糊，天宁寺板系新刻），详谈因果，理事并进；事迹报应，历历分明。阅之令人不寒而栗。纵在暗室屋漏，常如面对佛天，不敢稍萌恶念。上中下根，皆蒙利益。断不至错认路头，执理废事，归于偏邪狂妄之弊。梦东所谓：“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梦东⑤此语，乃千古不刊之至论，亦徒逞狂慧者之顶门针也。各流通处皆有，宜请而阅之，其利益当自知之，亦宜令一切知交阅之。令弟去秋复来山，亦曾以恭敬相勉，但未知伊以余言为是否也？（选自《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 书一）
注解：
①星霜（xīngshuāng）：星辰一年一周转，霜每年遇寒而降，故以“星霜”指年岁。
②洵（xún）：诚实；实在。
③烜赫（xuǎn hè）：辉煌；荣耀。烜，盛大；显著。
④博地（bó dì）：广阔的土地。此指人间。
⑤梦东：即彻悟大师（1741--1810），清代著名高僧，中国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俗姓马，名际醒，字彻悟，号梦东，京东丰润（今河北省丰润县）人。
[转载]印 光 大 师 慈悲开示：对经像时，当如忠臣之奉圣主，孝子之读遗嘱。能如是，则无业障而不消，无福慧而不足矣。
《印光法师文钞》连载十一：复邓伯诚居士书（一分恭敬消一分业障、增一分智慧，十分恭敬消十分业障、增十分智慧）
相晤已来，忽满六年。不但星霜①屡更，即国历已非其旧。世相无常，诚可叹悼。
接手书，知不废净业，洵②足嘉美。而云身心不安之至，为境遇不嘉，致不安耶？抑或疾病缠绵，致不安耶。若境遇不嘉者，当作退一步想。试思世之胜我者固多，而不如我者亦复不少。但得不饥不寒，何羡大富大贵！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如是则尚能转烦恼成菩提，岂不能转忧苦作安乐耶？若疾病缠绵者，当痛念身为苦本，极生厌离，力修净业，誓求往生。诸佛以苦为师，致成佛道。吾人当以病为药，速求出离。须知具缚凡夫，若无贫穷疾病等苦，将日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而莫之能已。谁肯于得意烜赫③之时，回首作未来沉溺之想乎？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而人之祗承天者宜顺受也。
然孟子所谓“大任”，乃世间之爵位，尚须如此忧劳，方可不负天心。何况吾人以博地④凡夫，直欲上承法王觉道，下化法界有情。倘不稍借挫折于贫病，则凡惑日炽，净业难成。迷昧本心，永沦恶道。尽未来际，求出无期矣。古德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者，正此之谓也。但当志心念佛以消旧业，断不可起烦躁心，怨天尤人，谓因果虚幻，佛法不灵。
须知吾人自无始以来，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华严经》谓：“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岂泛泛悠悠之修持，便可消尽也？！
所以释迦、弥陀两土教主，痛念众生无力断惑，特开一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法门。其宏慈大悲，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恒河沙分之一。只宜发惭愧心、发忏悔心，自可蒙佛加被（pī ），业消身安耳！
若病苦至剧，不能忍受者，当于朝暮念佛回向外，专心致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现身尘刹，寻声救苦。人当危急之际，若能持诵礼拜，无不随感而应，即垂慈佑，令脱苦恼而获安乐也。
念佛一法，乃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必须恳切志诚之极，方能感应道交，即生亲获实益。若懒惰懈怠，毫无敬畏，虽种远因，而亵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纵令得生人天，断难高预海会。
至于佛像当作真佛看，不可作土木铜铁等看
《印光法师文钞》连载十一：复邓伯诚居士书（一分恭敬消一分业障、增一分智慧，十分恭敬消十分业障、增十分智慧）
相晤已来，忽满六年。不但星霜①屡更，即国历已非其旧。世相无常，诚可叹悼。
接手书，知不废净业，洵②足嘉美。而云身心不安之至，为境遇不嘉，致不安耶？抑或疾病缠绵，致不安耶。若境遇不嘉者，当作退一步想。试思世之胜我者固多，而不如我者亦复不少。但得不饥不寒，何羡大富大贵！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如是则尚能转烦恼成菩提，岂不能转忧苦作安乐耶？若疾病缠绵者，当痛念身为苦本，极生厌离，力修净业，誓求往生。诸佛以苦为师，致成佛道。吾人当以病为药，速求出离。须知具缚凡夫，若无贫穷疾病等苦，将日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而莫之能已。谁肯于得意烜赫③之时，回首作未来沉溺之想乎？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而人之祗承天者宜顺受也。
然孟子所谓“大任”，乃世间之爵位，尚须如此忧劳，方可不负天心。何况吾人以博地④凡夫，直欲上承法王觉道，下化法界有情。倘不稍借挫折于贫病，则凡惑日炽，净业难成。迷昧本心，永沦恶道。尽未来际，求出无期矣。古德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者，正此之谓也。但当志心念佛以消旧业，断不可起烦躁心，怨天尤人，谓因果虚幻，佛法不灵。
须知吾人自无始以来，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华严经》谓：“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岂泛泛悠悠之修持，便可消尽也？！
所以释迦、弥陀两土教主，痛念众生无力断惑，特开一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法门。其宏慈大悲，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恒河沙分之一。只宜发惭愧心、发忏悔心，自可蒙佛加被（pī ），业消身安耳！
若病苦至剧，不能忍受者，当于朝暮念佛回向外，专心致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现身尘刹，寻声救苦。人当危急之际，若能持诵礼拜，无不随感而应，即垂慈佑，令脱苦恼而获安乐也。
念佛一法，乃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必须恳切志诚之极，方能感应道交，即生亲获实益。若懒惰懈怠，毫无敬畏，虽种远因，而亵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纵令得生人天，断难高预海会。
至于佛像当作真佛看，不可作土木铜铁等看。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对经像时，当如忠臣之奉圣主，孝子之读遗嘱。能如是，则无业障而不消，无福慧而不足矣。
现今士大夫学佛者多，然率皆读其文、解其义，取其供给口头，以博一通家之名而已。至于恭敬志诚、依教修持者，诚为难得其人。余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亵慢，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矣。哀哉！凡遇知交，当谆谆以此意告之，乃莫大之法施也。
净土法门若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己智有不了，即当仰信诸佛诸祖诚言，断不可有一念疑心，疑则与佛相背，临终定难感通矣。古人谓净土法门，唯佛与佛乃能究尽。登地菩萨，不能知其少分。夫登地大士，尚不全知。岂可以博地凡夫，妄生臆断乎？
若欲研究，当看《净土十要》。此书乃蕅益大师于净土诸书中，采其菁华，妙契时机，最为第一。其开首《弥陀要解》，自佛说此经以来，为西天东土中，绝无而仅有之注解也。宜恪遵守，不可忽略。
今之聪明人，虽学佛法，以未亲近具眼善知识，率皆专重理性，拨弃事修及与因果。既拨事修因果，并理性而失之。所以每有才高等辈，词惊鬼神，究其行为，与市井无知无识者无异。其病根皆由拨事修因果之所致也。俾上智者徒生怜愍，下愚者依样妄为。所谓以身谤法，罪过无量。
《法苑珠林》一书（一百卷，常州天宁寺订作三十本，苏州玛瑙经房订作廿四本，玛瑙经房板残伤模糊，天宁寺板系新刻），详谈因果，理事并进；事迹报应，历历分明。阅之令人不寒而栗。纵在暗室屋漏，常如面对佛天，不敢稍萌恶念。上中下根，皆蒙利益。断不至错认路头，执理废事，归于偏邪狂妄之弊。梦东所谓：“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梦东⑤此语，乃千古不刊之至论，亦徒逞狂慧者之顶门针也。各流通处皆有，宜请而阅之，其利益当自知之，亦宜令一切知交阅之。令弟去秋复来山，亦曾以恭敬相勉，但未知伊以余言为是否也？（选自《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 书一）
注解：
①星霜（xīngshuāng）：星辰一年一周转，霜每年遇寒而降，故以“星霜”指年岁。
②洵（xún）：诚实；实在。
③烜赫（xuǎn hè）：辉煌；荣耀。烜，盛大；显著。
④博地（bó dì）：广阔的土地。此指人间。
⑤梦东：即彻悟大师（1741--1810），清代著名高僧，中国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俗姓马，名际醒，字彻悟，号梦东，京东丰润（今河北省丰润县）人。
[转载]印 光 大 师 慈悲开示：对经像时，当如忠臣之奉圣主，孝子之读遗嘱。能如是，则无业障而不消，无福慧而不足矣。
《印光法师文钞》连载十一：复邓伯诚居士书（一分恭敬消一分业障、增一分智慧，十分恭敬消十分业障、增十分智慧）
相晤已来，忽满六年。不但星霜①屡更，即国历已非其旧。世相无常，诚可叹悼。
接手书，知不废净业，洵②足嘉美。而云身心不安之至，为境遇不嘉，致不安耶？抑或疾病缠绵，致不安耶。若境遇不嘉者，当作退一步想。试思世之胜我者固多，而不如我者亦复不少。但得不饥不寒，何羡大富大贵！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如是则尚能转烦恼成菩提，岂不能转忧苦作安乐耶？若疾病缠绵者，当痛念身为苦本，极生厌离，力修净业，誓求往生。诸佛以苦为师，致成佛道。吾人当以病为药，速求出离。须知具缚凡夫，若无贫穷疾病等苦，将日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而莫之能已。谁肯于得意烜赫③之时，回首作未来沉溺之想乎？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而人之祗承天者宜顺受也。
然孟子所谓“大任”，乃世间之爵位，尚须如此忧劳，方可不负天心。何况吾人以博地④凡夫，直欲上承法王觉道，下化法界有情。倘不稍借挫折于贫病，则凡惑日炽，净业难成。迷昧本心，永沦恶道。尽未来际，求出无期矣。古德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者，正此之谓也。但当志心念佛以消旧业，断不可起烦躁心，怨天尤人，谓因果虚幻，佛法不灵。
须知吾人自无始以来，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华严经》谓：“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岂泛泛悠悠之修持，便可消尽也？！
所以释迦、弥陀两土教主，痛念众生无力断惑，特开一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法门。其宏慈大悲，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恒河沙分之一。只宜发惭愧心、发忏悔心，自可蒙佛加被（pī ），业消身安耳！
若病苦至剧，不能忍受者，当于朝暮念佛回向外，专心致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现身尘刹，寻声救苦。人当危急之际，若能持诵礼拜，无不随感而应，即垂慈佑，令脱苦恼而获安乐也。
念佛一法，乃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必须恳切志诚之极，方能感应道交，即生亲获实益。若懒惰懈怠，毫无敬畏，虽种远因，而亵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纵令得生人天，断难高预海会。
至于佛像当作真佛看，不可作土木铜铁等看
◆望江大智禅寺兴衰史考略（五）
——兼望江历代佛教发展史与公山股吉水何氏发祥史综述
○望江大智禅寺 释智曌 撰文
[五]不忘初心，回报桑梓
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立即全报”。有谚语云：“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恪守孝道，不忘初心，知恩图报，感恩前惠，乃中华儿女至情至上之美德也。何俊及其后裔，果世代记情，不忘先恩，屡返望江，回报家乡，眷恋发迹地，报达大智庵者，甚多也！彰著也！兹有《大智庵捐田记》等之文与碑，可佐证焉！
相传何俊平生，耿直讲义气，曾购祭田、学田捐与家乡，邑民大欢，至为感佩。依据吉水《何氏族谱》云，何俊、何维键(何芷舠)父子，每积德行义，与人为善，皆乐于奉献，无怨无悔，两代相继捐学田于家乡，有记曰《大智庵捐田记》碑(1842.5)，曰《重修儒学殿庑及捐学田碑记》(1844.11)，曰《梅花阁续捐学田碑记》(1893.3)等，凡3篇(块)者也。均被乡人立碑，以纪壮举，以嘉善行，以铭后世焉。
其中《大智庵捐田记》一文，由何俊亲自所撰写并手书，被大智庵僧人释智颖之弟子释智德(俗名张弘，九江人，生卒年，无考)，立碑于庵中。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仲夏(5)月事也，已距释智颖坐化圆寂1年矣，安不惋而恸而憾欤？悲夫！
今于大智禅寺中，果见此碑，长4尺余，高2尺，寸径楷体：书法遒劲，笔力雄健；笔骨坚挺，神韵天成；字如其人，字里吐金；暗露风雷，臻微入妙。惜年代久远，距今已177年矣！又历经数劫，碑已断为两节，文字多不可辨，遗憾罔极已矣。幸族谱中，尚存此文乃尔：
“余家望江县吉水镇，西北二里，有大智庵。缁流(僧徒)栖息，绀宇(佛寺)幽深。五灯创鹿苑之基，一镜悬鹊园之榜。静如太古，停云不流。净无织(尘)埃，光风自转。……此安禅之胜域，避喧之奥区也。昔曼容授徒於瓦宫，长源读书於衡岳。……虽雪泥之暂印，亦香火之前因。……”。云云。限于篇幅之束，唯有略之。
该记结尾曰：“若夫袈裟覆荫，榆樘装函。建窣堵之金轮，献瞿昙之宝珞。是则功同乔岳，赖众手以高擎；善比微尘，返寸心而内愧已(矣)”。落款则为：“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壬寅仲夏之月谷旦，知广西桂林府事、前翰林院庶吉士、里人何俊敬撰并书”。
而残损石碑落款，与谱中记文落款，略有不同。细辨《大智庵捐田记》石碑，其碑文结尾为：“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壬寅仲夏之月”，署名为“赐进士出身、诰授朝(议)大夫、(知)广西桂林府(事、前)翰林(院)庶吉士、工部营(缮)司主事、里人何俊敬撰并书”。落款下方两枚用印分别为“何俊印”与“亦民”(何俊字亦民)。
文都桐城赋孤子叹曰：全记以骈文写就，堪称大气磅礴，气韵优美，辞藻华丽，一气呵成。且引经据典，触类旁通，用典丰赡，深蔚宏放。将大智庵描绘成——“安禅胜域，避喧奥区”，其宁静远超邑中青林寺多矣。噫！斯等佳作，安能不传于来兹耶？
是故，原县委书记吴宣启主修十届《望江县志》载，道光二十年(1840)，何俊(43岁)调任广西桂林知府，顺路过乡，道经里门，荣耀故里，轰动一时。曾倡议在京建望江试馆，并捐资于家乡，修筑沿江长堤，翻新、扩建大智庵(1842.5)。后捐资重修县儒学两庑，又同年捐学田143亩(1844.11)，为家乡培育人才。而其次子何维键，近五十年后(1893.3)，亦于望江捐学田676亩，以供桑梓襄办教育之用。直至解放前夕(1949)，凡寒门子弟之读太学者，年可得补助租谷800斤。云云。
据《重修化龙桥碑记》载：清光绪八年(1882)，何维键捐银1030两，用于望江化龙桥之重修。据《吉水小学志》载：本校于1913年之初设也，得助于何维键后人之全额出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当铭记毋忘焉。
据《望江县志》载：何声灏受祖父何俊、父何维键之影响，颇笃也！时刻关注家乡父老之疾苦，极力帮困。譬如：民国二十年(1931)、二十三年(1934)，望江先后发生特大水、旱灾害，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饿殍遍野。在时任县商会会长陈尚廉等本地乡绅之通融下，何声灏出于大义，尽最大能力，筹安南大米1000余担，由沪运望，在邑中城隍庙施粥，以赈济灾民，以速解困局，以挽救人命于无数。并捐赈款，由德兴钱庄陈尚廉代放。故口碑之佳，常为时人之所啧啧称颂也。
又如：民国二十五年(1936)，何声灏途经华阳渡口，目睹义渡年久失修，已不堪用甚矣。心急如焚，遂派胞弟何声润，逾长江，抵江西，出重金，购大木船4艘，各承载量4吨，捐于华阳救生局，以作义渡之用，以杜绝恶性事故之发生。以“平、吉、安、庆”4字，命名4船，以“鸿船”之总号，命名此船队。常往返于望、宜、赣、鄂之间，旅人舟子，靡不感恩戴德，赞不绝口。迄乎今，华阳“何家码头”之遗址，晰然存焉。
曩昔，公山股《何氏族谱》已延续八百年之久，而无中断者。近两次续修，则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及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20世何俊及21世何维键，分别主持纂修也。迄乎今，业已长达120年矣，再若不接修，则势必与前谱脱节，致令世系紊乱，辈分混淆，爷孙颠倒，叔侄难分，姑媳莫辨，宗亲陌路，更遭后世子孙之问责焉。
方今，24世何祚庥，又秉承祖上懿德，弘扬传统家风，赓续先人之志，甘愿全额出资，领衔编纂吉水《何氏族谱》，并膺任主修之重职。据2017年12月《皖望公山股续修何氏族谱公告》第二条可行性(5)曰：“有何祚庥夫妇，提供续修族谱全部经费之保障”。又第四条编委会组成曰：“主修何祚庥，协修何祚宏，主编何学东，副主编何晓华、何长红、何宝平、何鹏等。下设3小组：技术组、财务组、信息审核与宣传联络组”。云云。噫！祚庥公，学、行两完，气魄、见识宏深，高瞻远瞩，颇具祖上之风节也！
于戏！羊有跪乳之情，鸦有反哺之义。动物尚且若此，而况人乎？昔受人滴水之恩，今当以涌泉相报，此，正人君子之为也！
【待续，请见（六）】
——兼望江历代佛教发展史与公山股吉水何氏发祥史综述
○望江大智禅寺 释智曌 撰文
[五]不忘初心，回报桑梓
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立即全报”。有谚语云：“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恪守孝道，不忘初心，知恩图报，感恩前惠，乃中华儿女至情至上之美德也。何俊及其后裔，果世代记情，不忘先恩，屡返望江，回报家乡，眷恋发迹地，报达大智庵者，甚多也！彰著也！兹有《大智庵捐田记》等之文与碑，可佐证焉！
相传何俊平生，耿直讲义气，曾购祭田、学田捐与家乡，邑民大欢，至为感佩。依据吉水《何氏族谱》云，何俊、何维键(何芷舠)父子，每积德行义，与人为善，皆乐于奉献，无怨无悔，两代相继捐学田于家乡，有记曰《大智庵捐田记》碑(1842.5)，曰《重修儒学殿庑及捐学田碑记》(1844.11)，曰《梅花阁续捐学田碑记》(1893.3)等，凡3篇(块)者也。均被乡人立碑，以纪壮举，以嘉善行，以铭后世焉。
其中《大智庵捐田记》一文，由何俊亲自所撰写并手书，被大智庵僧人释智颖之弟子释智德(俗名张弘，九江人，生卒年，无考)，立碑于庵中。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仲夏(5)月事也，已距释智颖坐化圆寂1年矣，安不惋而恸而憾欤？悲夫！
今于大智禅寺中，果见此碑，长4尺余，高2尺，寸径楷体：书法遒劲，笔力雄健；笔骨坚挺，神韵天成；字如其人，字里吐金；暗露风雷，臻微入妙。惜年代久远，距今已177年矣！又历经数劫，碑已断为两节，文字多不可辨，遗憾罔极已矣。幸族谱中，尚存此文乃尔：
“余家望江县吉水镇，西北二里，有大智庵。缁流(僧徒)栖息，绀宇(佛寺)幽深。五灯创鹿苑之基，一镜悬鹊园之榜。静如太古，停云不流。净无织(尘)埃，光风自转。……此安禅之胜域，避喧之奥区也。昔曼容授徒於瓦宫，长源读书於衡岳。……虽雪泥之暂印，亦香火之前因。……”。云云。限于篇幅之束，唯有略之。
该记结尾曰：“若夫袈裟覆荫，榆樘装函。建窣堵之金轮，献瞿昙之宝珞。是则功同乔岳，赖众手以高擎；善比微尘，返寸心而内愧已(矣)”。落款则为：“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壬寅仲夏之月谷旦，知广西桂林府事、前翰林院庶吉士、里人何俊敬撰并书”。
而残损石碑落款，与谱中记文落款，略有不同。细辨《大智庵捐田记》石碑，其碑文结尾为：“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壬寅仲夏之月”，署名为“赐进士出身、诰授朝(议)大夫、(知)广西桂林府(事、前)翰林(院)庶吉士、工部营(缮)司主事、里人何俊敬撰并书”。落款下方两枚用印分别为“何俊印”与“亦民”(何俊字亦民)。
文都桐城赋孤子叹曰：全记以骈文写就，堪称大气磅礴，气韵优美，辞藻华丽，一气呵成。且引经据典，触类旁通，用典丰赡，深蔚宏放。将大智庵描绘成——“安禅胜域，避喧奥区”，其宁静远超邑中青林寺多矣。噫！斯等佳作，安能不传于来兹耶？
是故，原县委书记吴宣启主修十届《望江县志》载，道光二十年(1840)，何俊(43岁)调任广西桂林知府，顺路过乡，道经里门，荣耀故里，轰动一时。曾倡议在京建望江试馆，并捐资于家乡，修筑沿江长堤，翻新、扩建大智庵(1842.5)。后捐资重修县儒学两庑，又同年捐学田143亩(1844.11)，为家乡培育人才。而其次子何维键，近五十年后(1893.3)，亦于望江捐学田676亩，以供桑梓襄办教育之用。直至解放前夕(1949)，凡寒门子弟之读太学者，年可得补助租谷800斤。云云。
据《重修化龙桥碑记》载：清光绪八年(1882)，何维键捐银1030两，用于望江化龙桥之重修。据《吉水小学志》载：本校于1913年之初设也，得助于何维键后人之全额出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当铭记毋忘焉。
据《望江县志》载：何声灏受祖父何俊、父何维键之影响，颇笃也！时刻关注家乡父老之疾苦，极力帮困。譬如：民国二十年(1931)、二十三年(1934)，望江先后发生特大水、旱灾害，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饿殍遍野。在时任县商会会长陈尚廉等本地乡绅之通融下，何声灏出于大义，尽最大能力，筹安南大米1000余担，由沪运望，在邑中城隍庙施粥，以赈济灾民，以速解困局，以挽救人命于无数。并捐赈款，由德兴钱庄陈尚廉代放。故口碑之佳，常为时人之所啧啧称颂也。
又如：民国二十五年(1936)，何声灏途经华阳渡口，目睹义渡年久失修，已不堪用甚矣。心急如焚，遂派胞弟何声润，逾长江，抵江西，出重金，购大木船4艘，各承载量4吨，捐于华阳救生局，以作义渡之用，以杜绝恶性事故之发生。以“平、吉、安、庆”4字，命名4船，以“鸿船”之总号，命名此船队。常往返于望、宜、赣、鄂之间，旅人舟子，靡不感恩戴德，赞不绝口。迄乎今，华阳“何家码头”之遗址，晰然存焉。
曩昔，公山股《何氏族谱》已延续八百年之久，而无中断者。近两次续修，则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及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20世何俊及21世何维键，分别主持纂修也。迄乎今，业已长达120年矣，再若不接修，则势必与前谱脱节，致令世系紊乱，辈分混淆，爷孙颠倒，叔侄难分，姑媳莫辨，宗亲陌路，更遭后世子孙之问责焉。
方今，24世何祚庥，又秉承祖上懿德，弘扬传统家风，赓续先人之志，甘愿全额出资，领衔编纂吉水《何氏族谱》，并膺任主修之重职。据2017年12月《皖望公山股续修何氏族谱公告》第二条可行性(5)曰：“有何祚庥夫妇，提供续修族谱全部经费之保障”。又第四条编委会组成曰：“主修何祚庥，协修何祚宏，主编何学东，副主编何晓华、何长红、何宝平、何鹏等。下设3小组：技术组、财务组、信息审核与宣传联络组”。云云。噫！祚庥公，学、行两完，气魄、见识宏深，高瞻远瞩，颇具祖上之风节也！
于戏！羊有跪乳之情，鸦有反哺之义。动物尚且若此，而况人乎？昔受人滴水之恩，今当以涌泉相报，此，正人君子之为也！
【待续，请见（六）】
【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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