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这7种加工模式都能拿补贴!
农作物秸秆是一类具有丰富氮、磷、钾及有机质养分的可再生生物质资源,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副产品。随着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条件和农村燃料结构改变,作物秸秆逐渐变为农产品废弃物,秸秆焚烧成为春秋两季农忙时节的标志性现象,同时因其所引发的强雾霾天气等环境问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社会性问题。
从2016年开始,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加大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财政扶持力度,并发布了《关于编制“十三五”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力争到2020年在全国建立较完善的秸秆还田、收集、储存、运输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可持续运行的综合利用格局,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
具体来讲,国家财政支持秸秆综合利用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大力扶持秸秆肥料化利用
每年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
农作物秸秆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矿物质养分,作为肥料还田,有利于培肥地力、促进农业稳产高产。
2015年以来,中央财政每年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在东北四省(区)选择17个县(市、区、旗)开展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围绕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控制土壤侵蚀、耕作层深松耕、科学施肥灌溉核心措施,推广一批“可推广、可复制、能落地、接地气”的黑土保护综合技术模式。到2030年,东北黑土地保护面积力争达到2.5亿亩。
增加秸秆深翻农机具补贴
补贴标准最高可达30%
目前,农业部已将秸秆粉碎还田机、青饲料收获机、青贮切碎机、翻转犁、深松机、捡拾压捆机、压捆机等促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机具品目列入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对属于这些品目的所有境内生产且通过农机推广鉴定的产品,农民可自主购置并按规定申请补贴。
现行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补贴标准最高可达30%,吉林省等部分地区在中央财政补贴的基础上,用省级资金给予1:1的累加补贴,极大地促进了秸秆还田、离田利用机械水平的提高。未来,农业部将会进一步调整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将更多符合要求的秸秆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利用等绿色发展机具纳入补贴范围,加快秸秆利用机械化进程。
支持科学秸秆饲料化利用
国家高度重视秸秆饲料化利用工作
自1992-2017年,中央就设立了秸秆养畜项目,大力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工作,前后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6.99亿元,建设秸秆养畜示范县900多个。在项目的示范带动下,秸秆养畜成为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牛羊养殖的主要模式。
2015年我部发布了《关于促进草食畜牧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在开展粮改饲草食畜牧业发展试点、推广青(黄)贮和微贮等处理技术、加大对饲草料加工机具的补贴力度、培养新型经营主体、促进农牧循环发展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下一步,农业部将继续以规模化收储、专业化加工、高效利用为目标,支持开展秸秆饲料化示范,积极争取秸秆饲料化利用相关政策,促进畜牧业的良性有序发展。
支持工厂化食用菌产业
增加秸秆基料化利用比重
《关于印发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指引(2017—2020年)的通知》,在总结以前年度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部专项投资扶持方向作出重大调整,集中力量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推进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建设,其中对农作物秸秆进行基料化利用是重要支持内容。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基质原料制备车间、基质生产和储存车间、菌棚等,以及原料粉碎、菌种制备、灭菌、接种等机械设备等。
下一步,农业部将继续利用农业综合开发农副资源基料化利用项目渠道,支持秸秆种植食用菌产业化发展。
支持秸秆收储运中心建设
投入资金10亿元
2016年,农业部会同财政部围绕构建环京津冀生态一体化屏障,投入资金10亿元,在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10省(区)90个县,按照“整县推进、多元利用、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的原则,开展了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围绕秸秆“五料化”利用和收储运体系建设,探索区域可持续、可复制推广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模式和机制。
这一举措有力促进了区域秸秆处理整体能力的提升。下一步,农业部将继续依托中央财政秸秆综合利用试点补助资金项目,支持开展秸秆收储运主体的培育和收储能力建设,带动区域秸秆处理能力的整体提升。
支持秸秆能源化利用
中央预算内资金补助形式
长期以来,农业部积极推广秸秆热解气化、秸秆生物气化、秸秆固化成型、秸秆炭化等燃料化利用技术。
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统计,全国主要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为8.05亿吨,秸秆可收集资源量6.74亿吨,秸秆利用量5.85亿吨,综合利用率达到86.8%。其中秸秆能源化利用率占比8.3%,总量达到了5607.8万吨,主要以直燃发电、成型燃料、炭化、热解气化、秸秆沼气、作为薪柴利用等为主。秸秆能源化利用既解决由于秸秆随意丢弃产生环境污染问题,又能为农村居民提供清洁能源,是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
支持秸秆原料化利用
财政投入、税收优惠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环保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统筹规划,坚持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在政策、资金和技术上给予支持,通过建立利益导向机制,支持秸秆代木、纤维原料、清洁制浆等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完善配套产业及下游产品开发,延伸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链。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编制“十三五”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导各地围绕秸秆综合利用重点领域开展工程建设和示范推广,其中秸秆代木、清洁制浆、秸秆生物基产品等高值化、产业化利用方式是重点推广内容。
据介绍,自2016年国家开展秸秆综合利用试点以来,基本形成肥料化利用为主,饲料化、燃料化稳步推进,原料化、基料化为辅的发展格局。以秸秆大省吉林为例,其秸秆还田肥料化利用比率约为37%,饲料化利用率约18%,能源化利用率约21%,原料化利用率约2%,基料化利用率约1%。
尽管我国每年产生的秸秆理论资源量约为9亿吨,不过受访企业表示,收储运体系不完备成为制约秸秆原料化利用的瓶颈。
作为一种农业剩余物资源,秸秆的产生有很强的季节性,与作物的生长密切相关。秸秆供给的不稳定对收储运体系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加工企业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办法。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石元春表示,秸秆经纪人制度既可以让农民从处理秸秆等繁琐的劳作中解脱出来,也可以帮助部分企业压缩链条,稳定货源,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尝试。
运输仓储则是企业需要破解的另一道难题
秸秆价低、量大、质轻,若远距离运输则增加成本,降低了价格优势。对此,石元春建议由社会各方共同建立多级的运输仓储体系,在秸秆分布集中的村镇建立预处理中心,利用打包机对秸秆进行压制,以增加每一辆货车的秸秆运输量,降低运输成本。
从目前的实践看,秸秆加工企业还存在规模小、较分散等问题。
展望未来,秸秆原料化利用仍大有可为。
目前,秸秆提取聚乳酸的技术刚刚进入量产阶段。作为可降解、无危害的原料,聚乳酸的应用场景颇为广泛。
另一个有望让秸秆大展身手的行业,是造纸行业。
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一纸张生产和消费大国,纸及纸板的产量和消费量均超过1亿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我国部分企业通过进口废纸和木片来解决造纸的原料问题。随着废纸进口限令的实施,国内造纸企业纷纷转向进口原料,进口依赖度提升到50%。
来源:土地网
农作物秸秆是一类具有丰富氮、磷、钾及有机质养分的可再生生物质资源,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副产品。随着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条件和农村燃料结构改变,作物秸秆逐渐变为农产品废弃物,秸秆焚烧成为春秋两季农忙时节的标志性现象,同时因其所引发的强雾霾天气等环境问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社会性问题。
从2016年开始,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加大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财政扶持力度,并发布了《关于编制“十三五”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力争到2020年在全国建立较完善的秸秆还田、收集、储存、运输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可持续运行的综合利用格局,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
具体来讲,国家财政支持秸秆综合利用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大力扶持秸秆肥料化利用
每年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
农作物秸秆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矿物质养分,作为肥料还田,有利于培肥地力、促进农业稳产高产。
2015年以来,中央财政每年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在东北四省(区)选择17个县(市、区、旗)开展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围绕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控制土壤侵蚀、耕作层深松耕、科学施肥灌溉核心措施,推广一批“可推广、可复制、能落地、接地气”的黑土保护综合技术模式。到2030年,东北黑土地保护面积力争达到2.5亿亩。
增加秸秆深翻农机具补贴
补贴标准最高可达30%
目前,农业部已将秸秆粉碎还田机、青饲料收获机、青贮切碎机、翻转犁、深松机、捡拾压捆机、压捆机等促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机具品目列入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对属于这些品目的所有境内生产且通过农机推广鉴定的产品,农民可自主购置并按规定申请补贴。
现行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补贴标准最高可达30%,吉林省等部分地区在中央财政补贴的基础上,用省级资金给予1:1的累加补贴,极大地促进了秸秆还田、离田利用机械水平的提高。未来,农业部将会进一步调整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将更多符合要求的秸秆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利用等绿色发展机具纳入补贴范围,加快秸秆利用机械化进程。
支持科学秸秆饲料化利用
国家高度重视秸秆饲料化利用工作
自1992-2017年,中央就设立了秸秆养畜项目,大力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工作,前后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6.99亿元,建设秸秆养畜示范县900多个。在项目的示范带动下,秸秆养畜成为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牛羊养殖的主要模式。
2015年我部发布了《关于促进草食畜牧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在开展粮改饲草食畜牧业发展试点、推广青(黄)贮和微贮等处理技术、加大对饲草料加工机具的补贴力度、培养新型经营主体、促进农牧循环发展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下一步,农业部将继续以规模化收储、专业化加工、高效利用为目标,支持开展秸秆饲料化示范,积极争取秸秆饲料化利用相关政策,促进畜牧业的良性有序发展。
支持工厂化食用菌产业
增加秸秆基料化利用比重
《关于印发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指引(2017—2020年)的通知》,在总结以前年度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部专项投资扶持方向作出重大调整,集中力量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推进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建设,其中对农作物秸秆进行基料化利用是重要支持内容。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基质原料制备车间、基质生产和储存车间、菌棚等,以及原料粉碎、菌种制备、灭菌、接种等机械设备等。
下一步,农业部将继续利用农业综合开发农副资源基料化利用项目渠道,支持秸秆种植食用菌产业化发展。
支持秸秆收储运中心建设
投入资金10亿元
2016年,农业部会同财政部围绕构建环京津冀生态一体化屏障,投入资金10亿元,在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10省(区)90个县,按照“整县推进、多元利用、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的原则,开展了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围绕秸秆“五料化”利用和收储运体系建设,探索区域可持续、可复制推广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模式和机制。
这一举措有力促进了区域秸秆处理整体能力的提升。下一步,农业部将继续依托中央财政秸秆综合利用试点补助资金项目,支持开展秸秆收储运主体的培育和收储能力建设,带动区域秸秆处理能力的整体提升。
支持秸秆能源化利用
中央预算内资金补助形式
长期以来,农业部积极推广秸秆热解气化、秸秆生物气化、秸秆固化成型、秸秆炭化等燃料化利用技术。
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统计,全国主要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为8.05亿吨,秸秆可收集资源量6.74亿吨,秸秆利用量5.85亿吨,综合利用率达到86.8%。其中秸秆能源化利用率占比8.3%,总量达到了5607.8万吨,主要以直燃发电、成型燃料、炭化、热解气化、秸秆沼气、作为薪柴利用等为主。秸秆能源化利用既解决由于秸秆随意丢弃产生环境污染问题,又能为农村居民提供清洁能源,是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
支持秸秆原料化利用
财政投入、税收优惠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环保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统筹规划,坚持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在政策、资金和技术上给予支持,通过建立利益导向机制,支持秸秆代木、纤维原料、清洁制浆等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完善配套产业及下游产品开发,延伸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链。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编制“十三五”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导各地围绕秸秆综合利用重点领域开展工程建设和示范推广,其中秸秆代木、清洁制浆、秸秆生物基产品等高值化、产业化利用方式是重点推广内容。
据介绍,自2016年国家开展秸秆综合利用试点以来,基本形成肥料化利用为主,饲料化、燃料化稳步推进,原料化、基料化为辅的发展格局。以秸秆大省吉林为例,其秸秆还田肥料化利用比率约为37%,饲料化利用率约18%,能源化利用率约21%,原料化利用率约2%,基料化利用率约1%。
尽管我国每年产生的秸秆理论资源量约为9亿吨,不过受访企业表示,收储运体系不完备成为制约秸秆原料化利用的瓶颈。
作为一种农业剩余物资源,秸秆的产生有很强的季节性,与作物的生长密切相关。秸秆供给的不稳定对收储运体系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加工企业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办法。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石元春表示,秸秆经纪人制度既可以让农民从处理秸秆等繁琐的劳作中解脱出来,也可以帮助部分企业压缩链条,稳定货源,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尝试。
运输仓储则是企业需要破解的另一道难题
秸秆价低、量大、质轻,若远距离运输则增加成本,降低了价格优势。对此,石元春建议由社会各方共同建立多级的运输仓储体系,在秸秆分布集中的村镇建立预处理中心,利用打包机对秸秆进行压制,以增加每一辆货车的秸秆运输量,降低运输成本。
从目前的实践看,秸秆加工企业还存在规模小、较分散等问题。
展望未来,秸秆原料化利用仍大有可为。
目前,秸秆提取聚乳酸的技术刚刚进入量产阶段。作为可降解、无危害的原料,聚乳酸的应用场景颇为广泛。
另一个有望让秸秆大展身手的行业,是造纸行业。
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一纸张生产和消费大国,纸及纸板的产量和消费量均超过1亿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我国部分企业通过进口废纸和木片来解决造纸的原料问题。随着废纸进口限令的实施,国内造纸企业纷纷转向进口原料,进口依赖度提升到50%。
来源:土地网
【独家揭秘:美国如何操纵“强迫劳动”议题打压中国棉花企业】借用“强迫劳动”这样一个“万金油”概念打压他国的产业,是美国百试不爽的手段。近期,被扣上“强迫劳动”帽子的是新疆的棉花产业。《环球时报》近期获得的相关材料显示,为了借精心雕琢的“强迫劳动”概念“以疆制华”, 美西方反华势力除了通过发布报告、召开听证会等多种伎俩污蔑、打压中国棉花企业外,还施压Nike、Adidas等欧美多家知名企业配合其表演,并逼迫“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总部选边站队,致使BCI承认新疆棉纺织行业存在“强迫劳动风险”,最终决定无限期停牌新疆地区“良好棉花”认证。#揭秘美国操纵议题打压中国棉企#
“强迫劳动”概念被精心炒热,BCI中国代表处及新疆企业曾主动开展检查调研
如果熟悉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疆的污蔑套路就会发现,其最初炒作焦点是所谓“在教育营”。不过,在2019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后,“强迫劳动”开始逐步成为美方涉疆炒作的“新武器”。
在“强迫劳动”炒作中,西方媒体扮演着“打第一枪”的角色。2018年12月18日,美联社发布所谓“调查报道”“新疆再教育营,强迫劳动产品出口到美国”,通过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Badger Sportswear)服装公司及新疆和田泰达服装公司的“跟踪调查”,声称大批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在“第一枪”打响后,美国政府机构介入也就“顺理成章”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随后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联社的报道似乎第一次把中国西部的再教育营同美国一家公司进口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开展调查。美国借“强迫劳动”针对新疆产品最新的制裁是在去年12月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该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和棉制品货物,理由是兵团“存在强迫劳动”。
媒体抛出议题,美国政府吹响“冲锋号”,非政府组织、反华议员的开始粉墨登场。2020年1月,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FLA)”撰写了《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专题报告,同年3月1日,自诩“客观中立”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 ASPI)”发布题为《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行为,是“再教育营”的延伸,“强迫劳动”这一概念被彻底推上台前。
记者了解到,在美西方疯狂炒作“强迫劳动”之际,棉花产业供应链监管认证机构“瑞士良好棉花协会(简称BCI)”上海代表处及一批新疆棉企为回应舆论质疑,曾采取多种方式对新疆棉花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检查。
新疆棉企的自查开展的很早, 2019年3月境外媒体开始炒作“强迫劳动”,BCI在疆十余家合作企业就进行了自查均未发现“强迫劳动”问题。《环球时报》去年12月下旬曾到新疆多家棉花企业采访,记者了解到,新疆棉花产业早已实现高度机械化,需要雇佣人工的环节极少。
在接受《环球时报》邮件采访时,BCI上海代表处告诉记者,2012年BCI正式在上海设立代表处,通过和植棉区当地的执行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培训棉农良好棉花的生产原则和标准,帮助棉农用环保可持续的方式种植棉花。“BCI的审核包括生产单位自我评估,执行合作伙伴和BCI第二方可信度审核以及通标标准技术有限公司(SGS)作为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验证。通过三重机制来评估生产单位是否可以取得良好棉花证书。”
“通过我们8年以来遵循良好棉花标准流程所进行的第二方和第三方审核验证,在新疆地区所有执行合作伙伴的项目中从未发现过任何违反良好棉花禁止强迫劳动的标准的情况。”对于调查结果,BCI上海代表处1月18日这样回应。
中国企业被排挤,国际品牌不愿公布调查结果,BCI总部对华强硬内幕被揭开
但是对于BCI上海代表处和BCI会员企业的自主调查的调查结果,BCI总部“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却并不满意,而是用“有罪推定”的逻辑来处理问题。
一位BCI上海代表处前员工表示,虽然BCI上海代表处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未发现“强迫劳动”情况,但由于BCI总部调查组成员立场优先原则,BCI总部调查组对调查结论并不认可,而是迎合反华势力需要,继续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
《环球时报》获悉,BCI 总部在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过程中,援引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人权观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反华组织的大量不实信息,使得所谓“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存在重大瑕疵。
巨大压力下,一些国际知名企业也选择无视真相,《环球时报》了解到,BCI合作企业 ADIDAS、H&M的内部调查部门曾入疆开展调查,特别是H&M曾在媒体上明确称“尽管我们没有在新疆采购,但是我们去了阿克苏的工厂,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证据”。之后,H&M公司受到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压力。2020年9月15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涉嫌强迫劳动为由,宣布禁止从5家中国公司和1家制造厂进口产品。H&M公司随即宣布终止与有关新疆公司的“非直接业务往来”。
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 FLA)”拥有Adidas、Nike、Vetta等100多家下属会员单位,相关企业在华占有大量市场份额。以最常见的运动品牌Adidas为例,该企业在大中华市场的销售额占据其全球销售额约20%,是Adidas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在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中国也是 Adidas 首个开始复苏的重要市场。知情人士向《环球时报》透露,在ASPI所谓“报告”发布后,Adidas 曾派人前往新疆地区对相关企业进行了2次实地调查,但Adidas却一直不愿将调查结果进行公布。
2020年3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美议员要求,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提及“FLA 援引'关于新疆地区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基本人权的可靠报道',要求旗下会员进行调查并寻找其他资源”。FLA 旗下会员单位 NIKE、Patagonia 等纷纷表示支持FLA关于反对新疆“强迫劳动”的呼吁,NIKE宣称不直接在新疆地区采购任何产品,致力于维护国际劳工标准。
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相关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详细说明了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但都难以改变BCI总部的态度倾向。2020年10月21日,BCI官网发布“BCI停止中国新疆所有线下活动”的声明,称受到相关原因影响,BCI 将停止在新疆地区的所有线下活动,无限期暂停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环球时报》记者去年12月底在新疆采访期间,多家企业向记者展示了BCI发出的停止认证电邮。
为什么BCI总部对中国新疆如此带有偏见?知情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BCI理事会前任主席立场客观中立,“强迫劳动”引发舆论关注后,积极与相关中国企业联系,商讨应对解决办法。然而,2019年5月,美国SUPIMA公司负责人MARK(美国籍)成为BCI 新任主席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与前任主席不同,新任主席高度重视美国公司利益,与BCI客观中立的立场相冲突,由于其强硬的对华态度,使得中国会员受到排挤。
同时,《环球时报》得到的资料显示, BCI理事会大部分成员系欧美零售品牌商的派驻代表。由于会员缴纳的会费是BCI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美国的NIKE、LEVIS、GAP等著名品牌商代表在 BCI 理事会中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能够直接影响BCI决策。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则是BCI的赞助商,这家代表美国政府意志的机构,对BCI理事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正是这些理事会成员,不断要求BCI总部对新疆会员单位采取行动。
《环球时报》从BCI官网及知情人等渠道了解到,受BCI理事会影响,2020年4月1日,BCI总部成立“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调查新疆“强迫劳动”问题,该调查组包含公民社会组织、零售商、品牌商和咨询公司等机构的代表11人,其中包含了“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秘书长兼董事Shelly Heald Han(中文名韩雪莉)、“人权观察”研究员 Komala Ramachandra、“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官员 Allison Gill 等人。而上述成员和组织存在诸多反华“黑历史”。之后,该调查组进一步联手美英人权组织代表与BCI总部高层举行多次联席会议,持续影响BCI总部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判断,使BCI与调查团形成统一的立场,为英美人权组织插手该问题不断加码。
在调查组举办的其中一次会议中,参会成员除了上述的BCI调查组的反华组织成员代表,还邀请了长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负责人路易莎·格雷芙等英美人权组织代表,路易莎·格雷芙曾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
这次会议上决定无限期停止对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甚至提出一个令人发笑的卑劣要求:任何关注“新疆问题”的人权组织(不限于参会组织)均有权获悉BCI涉疆调查情况,且BCI作出的任何决定,对外也要宣称“与人权组织无关”。而BCI上海代表处对上述细节均表示不方便回应。
美国的真实目的:制定规则
“新疆业务暂停了,BCI相当于损失了中国棉花近90%的业务,是自断手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疆棉花业内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
令人意外的是,即使不断对美方立场妥协,甚至助纣为虐,但美国对BCI的态度却并没有多少“温度”。2019年以来,美国媒体开始在“强迫劳动”问题上多次点名BCI,质疑BCI在棉纺职业标准认定方面的公信力。2020年7月,美国农业部成立了“美国棉花信任协议”组织,要求所有美资企业必须使用美版“认证系统”及“供应链追溯系统”,有主导棉纺业国际规则和秩序之意。
显然,以“强迫劳动”为名,打压中国棉纺企业只是美国的目的之一,伺机主导全球棉纺行业规则是其更隐秘的企图。在迎合美方立场的同时,BCI并未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如上述人士所称,是“自断手脚”。
“目前来看,全球最大的棉花可持续标准还是属于BCI,但美国正在争夺话语权,至少是想分一块大蛋糕。”该人士表示。在被问到停止认证带来的负面影响时,BCI上海代表处在接受采访时并不愿做评论,只是委婉地回应称:“新疆是中国最重要的植棉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产量的85%。良好棉花项目在新疆地区的产量占新疆地区产量15%-18%。最终流通到供应链中的良好棉花大约是40万吨到50万吨左右,暂停认证,意味着每年大约需要进口40万吨到50万吨的海外良好棉花。”
“强迫劳动”概念被精心炒热,BCI中国代表处及新疆企业曾主动开展检查调研
如果熟悉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疆的污蔑套路就会发现,其最初炒作焦点是所谓“在教育营”。不过,在2019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后,“强迫劳动”开始逐步成为美方涉疆炒作的“新武器”。
在“强迫劳动”炒作中,西方媒体扮演着“打第一枪”的角色。2018年12月18日,美联社发布所谓“调查报道”“新疆再教育营,强迫劳动产品出口到美国”,通过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Badger Sportswear)服装公司及新疆和田泰达服装公司的“跟踪调查”,声称大批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在“第一枪”打响后,美国政府机构介入也就“顺理成章”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随后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联社的报道似乎第一次把中国西部的再教育营同美国一家公司进口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开展调查。美国借“强迫劳动”针对新疆产品最新的制裁是在去年12月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该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和棉制品货物,理由是兵团“存在强迫劳动”。
媒体抛出议题,美国政府吹响“冲锋号”,非政府组织、反华议员的开始粉墨登场。2020年1月,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FLA)”撰写了《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专题报告,同年3月1日,自诩“客观中立”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 ASPI)”发布题为《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行为,是“再教育营”的延伸,“强迫劳动”这一概念被彻底推上台前。
记者了解到,在美西方疯狂炒作“强迫劳动”之际,棉花产业供应链监管认证机构“瑞士良好棉花协会(简称BCI)”上海代表处及一批新疆棉企为回应舆论质疑,曾采取多种方式对新疆棉花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检查。
新疆棉企的自查开展的很早, 2019年3月境外媒体开始炒作“强迫劳动”,BCI在疆十余家合作企业就进行了自查均未发现“强迫劳动”问题。《环球时报》去年12月下旬曾到新疆多家棉花企业采访,记者了解到,新疆棉花产业早已实现高度机械化,需要雇佣人工的环节极少。
在接受《环球时报》邮件采访时,BCI上海代表处告诉记者,2012年BCI正式在上海设立代表处,通过和植棉区当地的执行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培训棉农良好棉花的生产原则和标准,帮助棉农用环保可持续的方式种植棉花。“BCI的审核包括生产单位自我评估,执行合作伙伴和BCI第二方可信度审核以及通标标准技术有限公司(SGS)作为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验证。通过三重机制来评估生产单位是否可以取得良好棉花证书。”
“通过我们8年以来遵循良好棉花标准流程所进行的第二方和第三方审核验证,在新疆地区所有执行合作伙伴的项目中从未发现过任何违反良好棉花禁止强迫劳动的标准的情况。”对于调查结果,BCI上海代表处1月18日这样回应。
中国企业被排挤,国际品牌不愿公布调查结果,BCI总部对华强硬内幕被揭开
但是对于BCI上海代表处和BCI会员企业的自主调查的调查结果,BCI总部“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却并不满意,而是用“有罪推定”的逻辑来处理问题。
一位BCI上海代表处前员工表示,虽然BCI上海代表处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未发现“强迫劳动”情况,但由于BCI总部调查组成员立场优先原则,BCI总部调查组对调查结论并不认可,而是迎合反华势力需要,继续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
《环球时报》获悉,BCI 总部在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过程中,援引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人权观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反华组织的大量不实信息,使得所谓“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存在重大瑕疵。
巨大压力下,一些国际知名企业也选择无视真相,《环球时报》了解到,BCI合作企业 ADIDAS、H&M的内部调查部门曾入疆开展调查,特别是H&M曾在媒体上明确称“尽管我们没有在新疆采购,但是我们去了阿克苏的工厂,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证据”。之后,H&M公司受到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压力。2020年9月15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涉嫌强迫劳动为由,宣布禁止从5家中国公司和1家制造厂进口产品。H&M公司随即宣布终止与有关新疆公司的“非直接业务往来”。
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 FLA)”拥有Adidas、Nike、Vetta等100多家下属会员单位,相关企业在华占有大量市场份额。以最常见的运动品牌Adidas为例,该企业在大中华市场的销售额占据其全球销售额约20%,是Adidas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在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中国也是 Adidas 首个开始复苏的重要市场。知情人士向《环球时报》透露,在ASPI所谓“报告”发布后,Adidas 曾派人前往新疆地区对相关企业进行了2次实地调查,但Adidas却一直不愿将调查结果进行公布。
2020年3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美议员要求,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提及“FLA 援引'关于新疆地区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基本人权的可靠报道',要求旗下会员进行调查并寻找其他资源”。FLA 旗下会员单位 NIKE、Patagonia 等纷纷表示支持FLA关于反对新疆“强迫劳动”的呼吁,NIKE宣称不直接在新疆地区采购任何产品,致力于维护国际劳工标准。
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相关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详细说明了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但都难以改变BCI总部的态度倾向。2020年10月21日,BCI官网发布“BCI停止中国新疆所有线下活动”的声明,称受到相关原因影响,BCI 将停止在新疆地区的所有线下活动,无限期暂停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环球时报》记者去年12月底在新疆采访期间,多家企业向记者展示了BCI发出的停止认证电邮。
为什么BCI总部对中国新疆如此带有偏见?知情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BCI理事会前任主席立场客观中立,“强迫劳动”引发舆论关注后,积极与相关中国企业联系,商讨应对解决办法。然而,2019年5月,美国SUPIMA公司负责人MARK(美国籍)成为BCI 新任主席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与前任主席不同,新任主席高度重视美国公司利益,与BCI客观中立的立场相冲突,由于其强硬的对华态度,使得中国会员受到排挤。
同时,《环球时报》得到的资料显示, BCI理事会大部分成员系欧美零售品牌商的派驻代表。由于会员缴纳的会费是BCI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美国的NIKE、LEVIS、GAP等著名品牌商代表在 BCI 理事会中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能够直接影响BCI决策。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则是BCI的赞助商,这家代表美国政府意志的机构,对BCI理事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正是这些理事会成员,不断要求BCI总部对新疆会员单位采取行动。
《环球时报》从BCI官网及知情人等渠道了解到,受BCI理事会影响,2020年4月1日,BCI总部成立“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调查新疆“强迫劳动”问题,该调查组包含公民社会组织、零售商、品牌商和咨询公司等机构的代表11人,其中包含了“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秘书长兼董事Shelly Heald Han(中文名韩雪莉)、“人权观察”研究员 Komala Ramachandra、“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官员 Allison Gill 等人。而上述成员和组织存在诸多反华“黑历史”。之后,该调查组进一步联手美英人权组织代表与BCI总部高层举行多次联席会议,持续影响BCI总部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判断,使BCI与调查团形成统一的立场,为英美人权组织插手该问题不断加码。
在调查组举办的其中一次会议中,参会成员除了上述的BCI调查组的反华组织成员代表,还邀请了长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负责人路易莎·格雷芙等英美人权组织代表,路易莎·格雷芙曾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
这次会议上决定无限期停止对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甚至提出一个令人发笑的卑劣要求:任何关注“新疆问题”的人权组织(不限于参会组织)均有权获悉BCI涉疆调查情况,且BCI作出的任何决定,对外也要宣称“与人权组织无关”。而BCI上海代表处对上述细节均表示不方便回应。
美国的真实目的:制定规则
“新疆业务暂停了,BCI相当于损失了中国棉花近90%的业务,是自断手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疆棉花业内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
令人意外的是,即使不断对美方立场妥协,甚至助纣为虐,但美国对BCI的态度却并没有多少“温度”。2019年以来,美国媒体开始在“强迫劳动”问题上多次点名BCI,质疑BCI在棉纺职业标准认定方面的公信力。2020年7月,美国农业部成立了“美国棉花信任协议”组织,要求所有美资企业必须使用美版“认证系统”及“供应链追溯系统”,有主导棉纺业国际规则和秩序之意。
显然,以“强迫劳动”为名,打压中国棉纺企业只是美国的目的之一,伺机主导全球棉纺行业规则是其更隐秘的企图。在迎合美方立场的同时,BCI并未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如上述人士所称,是“自断手脚”。
“目前来看,全球最大的棉花可持续标准还是属于BCI,但美国正在争夺话语权,至少是想分一块大蛋糕。”该人士表示。在被问到停止认证带来的负面影响时,BCI上海代表处在接受采访时并不愿做评论,只是委婉地回应称:“新疆是中国最重要的植棉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产量的85%。良好棉花项目在新疆地区的产量占新疆地区产量15%-18%。最终流通到供应链中的良好棉花大约是40万吨到50万吨左右,暂停认证,意味着每年大约需要进口40万吨到50万吨的海外良好棉花。”
【#兰州##兰州国际陆港迎来首列粮食进口班列# 】1月20日,首列满载乌克兰进口玉米的专列,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顺利抵达甘肃(兰州)国际陆港。本次进口玉米总计1万吨,从乌克兰基辅市起运,经中国香港运至广西钦州港,运行周期60天,货值271万美元。
乌克兰土地肥沃,是世界上三大黑土地之一,有着欧洲粮仓的美誉。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农产品贸易已成为中乌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2020年1-11月份,乌克兰出口玉米2412万吨,总价值41.4亿美元。其中,出口中国618万吨,价值10.9亿美元,占市场份额26.3%,中国已成为乌克兰最大的玉米出口目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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