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寰宇记》考辨两则
一 释“郡国志”
《太平寰宇记》所引书目极多，亦不乏引而未注所引书目者，如对《元和郡县志》大段摘录。《元和郡县志》又名“元和郡国志”。故清人如严观、周梦棠 等，以为“郡国志”是“元和郡国志”省去“元和”二字，由此将《寰宇记》中 《元和志》阙卷所对应之地域中，凡标有“郡国志”之引文，皆录入《元和志》 之逸文卷中，由此贻误甚巨。而欲释“郡国志”，必当胪列全书所引“郡国志” 之种数。前人相关研究中，首推张保见《乐史<太平寰宇记>的文献学价值与地位 研究――以引书考索为中心》一书。现据此书统计分类之成果，概述如下：
图1
唐雯《晏殊<类要>研究》称：“《郡国志》十卷，撰人不详，《新志》、《崇 文目》地理类著录。另外《通志略》四载《元和郡国志》十卷，《玉海》卷一五 引《中兴书目》载唐曹大宗《郡国志》二卷，‘始于关内，终于岭南’，《宋志》 地理类同，未知与十卷本是否为一书。此书《寰宇记》、《御览》多有引录，载 陆羽事，羽贞元末卒，书成当在其后，今存佚文多记某地掌故异闻。佚，未见辑 本。”据唐雯书中推测，大体可将《郡国志》限定在贞元末之后，而今《郡国志》 与《郡国志》又显然不同，由此即可排除前六种可能。为考定《寰宇记》所引“郡 国志”之谱系亲缘，现列出未标记前缀之部分引文。对检诸书，寻其相似记载。
图2、3
限于篇幅，不能将书中“郡国志”引文穷举。然据此表所示，《太平御览》 所引之《郡国志》与《寰宇记》中《郡国志》亲缘最近，几乎便可以认定为同一 书，却与《元和志》关联较弱。且《寰宇记》引李吉甫《元和郡国志》时，一般言“郡县志”、“元和郡县志”，如“《郡县志》：昔扁鹊同虢太子游此采药， 因名之”，又如“霸陵杜陵”条：“按，《元和郡县志》，咸阳县俱载诸陵，无霸陵、杜陵。”
清人所作《元和志》阙卷逸文集佚，几乎将《寰宇记》中之“郡国志”认定为《元和志》，对照所阙州县，尽数辑录。其实《寰宇记》中“郡国志”并非《元和志》。《元和郡县图志》逸文卷一中，由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辑出之“故方城”条、由《永乐大典》四千六百五十五辑出之“督亢亭”条似乎皆与《寰宇记》中之《郡国志》引文雷同，仿佛《寰宇记》中“郡国志”即为《元和志》。
案，王应麟《通释》原文引录为“郡县志”。而王应麟《玉海》中有不少“郡国志”引文，书名一般都作“郡国志”。似乎《通释》之“郡县志”似乎即为《元和志》。然《元和志》与《郡国志》年代差相距不远，两者是否存在传承关系，今已不得而知。而《大典》距宋初已有数百年，流传谱系亦极难考索。今亦无法辨明《通释》、《大典》是否辑入与《郡国志》关键字词相近之引文。因此，这两条逸文并不能说明《元和志》即为“郡国志”。就张保见与唐雯所列两部唐《郡国志》而言，曹大宗所撰二卷本恐非乐史引书。明王祎所撰《大事记续编》卷四十三云：解题曰：“曹大宗《郡国志》：‘杨叶州在岳州巴陵县。’”则曹大宗书明初尚可见，张保见称宋以后此书不传，或许应当延至明初以后。而《寰宇记》、《御览》、《玉海》中“郡国志”引文，宋以后几乎不直引，故极可能非曹大宗书。宋人典籍引《郡国志》不少，以大宗《郡国志》卷数揆之，篇幅略小。综上，《元和郡国志》并非《寰宇记》之“郡国志”，而《太平御览》所引“郡国志”则与《寰宇记》之“郡国志”勘同。该书多载陆羽之事，推测应当为十卷本唐《郡国志》。
图4
二吴县衍文源流考
关于《太平寰宇记》之文字考订，楼天良孤明先发，抉出《太平寰宇记》苏州吴县六条衍文。楼氏认为，《太平寰宇记》卷九一苏州吴县下：皋亭山、明圣湖、粟山、定山、富阳浦、严濑六条内容皆本属杭州。常见版本如万廷兰本、《四库全书》本、乐氏祠堂本、金陵书局本、影印宋本《太平寰宇记》都存在苏州衍文这一问题。查王文楚《太平寰宇记》点校本，此六条校勘记并无提及。今将楼氏考辨略述如下： 图5
除上述所言，楼氏又据南宋之残宋本中已有苏州衍文，而《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定山”一条却引用《寰宇记》，故推测当时《寰宇记》中“定山”一条尚属杭州。楼氏又据其文字“定山突出浙江数百丈”,与今存残宋本“高二百二十丈”相去甚远，推测两部临安志所据《寰宇记》版本与残宋本不同。六条衍文中，“明圣湖”、“粟山”有引录，史源即为《吴地记》，“富阳浦”引自《吴录》，“严濑”出自《水经注》。“皋亭山”、“定山”二条史源仍未甚明朗，今试辨之。【今考《吴地记》著者，有晋环济、张勃、顾夷，宋陆澄、董览，齐王僧虔、陆道瞻、唐陆广微诸家。环济《吴地记》出自其所撰《吴纪》，张勃《吴地记》出自其所撰《吴录》，《寰宇记》引录时标记为《吴纪》、《吴录》。王僧虔书又名《吴郡记》，《寰宇记》标录时不用“吴地记”一名。《太平御览》引董览、陆道瞻书，必称董览《吴地记》、陆道瞻《吴郡记》。而《御览》中“粟山”条与《寰宇记》“粟山”同源，书中标为引自《吴地记》，故此处《吴地记》不当是董览、陆道瞻书，而是陆广微书。】
案，《太平寰宇记》吴县六条衍文第一条“皋亭山”前之“杜子恭墓”条，亦为衍文。据《南齐书》卷四八《孔稚圭传》云：“东出过钱塘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又据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五“历代古墓”条载：“晋杜子恭墓，在钱塘”，可知杜子恭墓当在钱塘，不当在吴县，则楼天良文中所谓衍文当为七条，而不止六条。《太平御览》卷四十六“江东诸山”中“定山”条引《吴地记》云：“定山，突出浙江中，波涛所冲，行侣为阻。谢灵运诗曰：朝发渔浦南，暮宿富春郭。定山杳云雾，赤亭无淹泊。此山是也。”文字与《寰宇记》中“定山”条雷同。据此，亦可断定《寰宇记》“定山”条史源即为《吴地记》。“皋亭山”条，先叙凌统墓，后引《吴志》详释凌统其人。凌统墓之史源已渺然难考，然前有“杜子恭墓”，后有“明圣湖”、“粟山”、“定山”皆出自《吴地记》，疑即为《吴地记》引文。而《吴志》引文，或许本存于《吴地记》中，因《寰宇记》引《吴地记》，亦一并引入。此说虽然存疑，但《吴地记》引《吴志》并非孤例。陆广微《吴地记》之“花山”条中即引《吴志》详释。
由上述可知，《御览》中“粟山”、“定山”本自同源，皆出自陆广微《吴地记》。以《御览》与《寰宇记》对勘，今日已知之钱塘景物，如“粟山”、“定山”，竟皆囊括在《吴地记》内。而观陆书之体例，本不当叙钱塘之事。可见所谓《寰宇记》、《御览》引用之陆广微《吴地记》，恐非原本。乐史本饱学之士，而楼氏又举出南宋时“定山”仍在杭州下之另一版本，可知乐史原将这数条引文缀于杭州。往后在另一版本中，这数条记载被移入苏州吴县下，且此变化不会迟于南宋。【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陆广微为僖宗时人，不当讳钱镠，《总目》又云：“观其卷末称纂成图书，以俟后来者添修，而此本无图。前列吴、长洲、嘉兴、昆山、常熟、华亭、海盐七县，而后列吴县、长洲县事为多。殆原书散佚，后人采缀成编。又窜入他说，以足卷帙，故讹异若是耶！以今世所行别无善刻。盖续广微之书者。不着撰人名氏。”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亦指出《吴地记》后集旧本原文，有“以俟后来者添修”字样，似淳熙时人就原文旁注。故陆广微书当是乾符年间所撰，经宋、元人增补。尤其后集补录最多者，为吴与长洲两县。故《吴地记》载钱塘物，当是由此而来。】
经此发覆，大可廓清《寰宇记》吴县衍文之源流。《寰宇记》苏州吴县衍文中“杜子恭墓”、“皋亭山”、“明圣湖”、“粟山”、“定山”五条应是《吴地记》后集之补入文字。“富阳浦”、“严濑”史源分属《吴录》、《水经注》，与前五条出自《吴地记》极不同。乐史本将七条引文系于杭州，此后版本流变，方有羼入苏州吴县之误。前述《寰宇记》诸版本在宋时之变化，或可据此一窥。
图6
一 释“郡国志”
《太平寰宇记》所引书目极多，亦不乏引而未注所引书目者，如对《元和郡县志》大段摘录。《元和郡县志》又名“元和郡国志”。故清人如严观、周梦棠 等，以为“郡国志”是“元和郡国志”省去“元和”二字，由此将《寰宇记》中 《元和志》阙卷所对应之地域中，凡标有“郡国志”之引文，皆录入《元和志》 之逸文卷中，由此贻误甚巨。而欲释“郡国志”，必当胪列全书所引“郡国志” 之种数。前人相关研究中，首推张保见《乐史<太平寰宇记>的文献学价值与地位 研究――以引书考索为中心》一书。现据此书统计分类之成果，概述如下：
图1
唐雯《晏殊<类要>研究》称：“《郡国志》十卷，撰人不详，《新志》、《崇 文目》地理类著录。另外《通志略》四载《元和郡国志》十卷，《玉海》卷一五 引《中兴书目》载唐曹大宗《郡国志》二卷，‘始于关内，终于岭南’，《宋志》 地理类同，未知与十卷本是否为一书。此书《寰宇记》、《御览》多有引录，载 陆羽事，羽贞元末卒，书成当在其后，今存佚文多记某地掌故异闻。佚，未见辑 本。”据唐雯书中推测，大体可将《郡国志》限定在贞元末之后，而今《郡国志》 与《郡国志》又显然不同，由此即可排除前六种可能。为考定《寰宇记》所引“郡 国志”之谱系亲缘，现列出未标记前缀之部分引文。对检诸书，寻其相似记载。
图2、3
限于篇幅，不能将书中“郡国志”引文穷举。然据此表所示，《太平御览》 所引之《郡国志》与《寰宇记》中《郡国志》亲缘最近，几乎便可以认定为同一 书，却与《元和志》关联较弱。且《寰宇记》引李吉甫《元和郡国志》时，一般言“郡县志”、“元和郡县志”，如“《郡县志》：昔扁鹊同虢太子游此采药， 因名之”，又如“霸陵杜陵”条：“按，《元和郡县志》，咸阳县俱载诸陵，无霸陵、杜陵。”
清人所作《元和志》阙卷逸文集佚，几乎将《寰宇记》中之“郡国志”认定为《元和志》，对照所阙州县，尽数辑录。其实《寰宇记》中“郡国志”并非《元和志》。《元和郡县图志》逸文卷一中，由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辑出之“故方城”条、由《永乐大典》四千六百五十五辑出之“督亢亭”条似乎皆与《寰宇记》中之《郡国志》引文雷同，仿佛《寰宇记》中“郡国志”即为《元和志》。
案，王应麟《通释》原文引录为“郡县志”。而王应麟《玉海》中有不少“郡国志”引文，书名一般都作“郡国志”。似乎《通释》之“郡县志”似乎即为《元和志》。然《元和志》与《郡国志》年代差相距不远，两者是否存在传承关系，今已不得而知。而《大典》距宋初已有数百年，流传谱系亦极难考索。今亦无法辨明《通释》、《大典》是否辑入与《郡国志》关键字词相近之引文。因此，这两条逸文并不能说明《元和志》即为“郡国志”。就张保见与唐雯所列两部唐《郡国志》而言，曹大宗所撰二卷本恐非乐史引书。明王祎所撰《大事记续编》卷四十三云：解题曰：“曹大宗《郡国志》：‘杨叶州在岳州巴陵县。’”则曹大宗书明初尚可见，张保见称宋以后此书不传，或许应当延至明初以后。而《寰宇记》、《御览》、《玉海》中“郡国志”引文，宋以后几乎不直引，故极可能非曹大宗书。宋人典籍引《郡国志》不少，以大宗《郡国志》卷数揆之，篇幅略小。综上，《元和郡国志》并非《寰宇记》之“郡国志”，而《太平御览》所引“郡国志”则与《寰宇记》之“郡国志”勘同。该书多载陆羽之事，推测应当为十卷本唐《郡国志》。
图4
二吴县衍文源流考
关于《太平寰宇记》之文字考订，楼天良孤明先发，抉出《太平寰宇记》苏州吴县六条衍文。楼氏认为，《太平寰宇记》卷九一苏州吴县下：皋亭山、明圣湖、粟山、定山、富阳浦、严濑六条内容皆本属杭州。常见版本如万廷兰本、《四库全书》本、乐氏祠堂本、金陵书局本、影印宋本《太平寰宇记》都存在苏州衍文这一问题。查王文楚《太平寰宇记》点校本，此六条校勘记并无提及。今将楼氏考辨略述如下： 图5
除上述所言，楼氏又据南宋之残宋本中已有苏州衍文，而《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定山”一条却引用《寰宇记》，故推测当时《寰宇记》中“定山”一条尚属杭州。楼氏又据其文字“定山突出浙江数百丈”,与今存残宋本“高二百二十丈”相去甚远，推测两部临安志所据《寰宇记》版本与残宋本不同。六条衍文中，“明圣湖”、“粟山”有引录，史源即为《吴地记》，“富阳浦”引自《吴录》，“严濑”出自《水经注》。“皋亭山”、“定山”二条史源仍未甚明朗，今试辨之。【今考《吴地记》著者，有晋环济、张勃、顾夷，宋陆澄、董览，齐王僧虔、陆道瞻、唐陆广微诸家。环济《吴地记》出自其所撰《吴纪》，张勃《吴地记》出自其所撰《吴录》，《寰宇记》引录时标记为《吴纪》、《吴录》。王僧虔书又名《吴郡记》，《寰宇记》标录时不用“吴地记”一名。《太平御览》引董览、陆道瞻书，必称董览《吴地记》、陆道瞻《吴郡记》。而《御览》中“粟山”条与《寰宇记》“粟山”同源，书中标为引自《吴地记》，故此处《吴地记》不当是董览、陆道瞻书，而是陆广微书。】
案，《太平寰宇记》吴县六条衍文第一条“皋亭山”前之“杜子恭墓”条，亦为衍文。据《南齐书》卷四八《孔稚圭传》云：“东出过钱塘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又据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五“历代古墓”条载：“晋杜子恭墓，在钱塘”，可知杜子恭墓当在钱塘，不当在吴县，则楼天良文中所谓衍文当为七条，而不止六条。《太平御览》卷四十六“江东诸山”中“定山”条引《吴地记》云：“定山，突出浙江中，波涛所冲，行侣为阻。谢灵运诗曰：朝发渔浦南，暮宿富春郭。定山杳云雾，赤亭无淹泊。此山是也。”文字与《寰宇记》中“定山”条雷同。据此，亦可断定《寰宇记》“定山”条史源即为《吴地记》。“皋亭山”条，先叙凌统墓，后引《吴志》详释凌统其人。凌统墓之史源已渺然难考，然前有“杜子恭墓”，后有“明圣湖”、“粟山”、“定山”皆出自《吴地记》，疑即为《吴地记》引文。而《吴志》引文，或许本存于《吴地记》中，因《寰宇记》引《吴地记》，亦一并引入。此说虽然存疑，但《吴地记》引《吴志》并非孤例。陆广微《吴地记》之“花山”条中即引《吴志》详释。
由上述可知，《御览》中“粟山”、“定山”本自同源，皆出自陆广微《吴地记》。以《御览》与《寰宇记》对勘，今日已知之钱塘景物，如“粟山”、“定山”，竟皆囊括在《吴地记》内。而观陆书之体例，本不当叙钱塘之事。可见所谓《寰宇记》、《御览》引用之陆广微《吴地记》，恐非原本。乐史本饱学之士，而楼氏又举出南宋时“定山”仍在杭州下之另一版本，可知乐史原将这数条引文缀于杭州。往后在另一版本中，这数条记载被移入苏州吴县下，且此变化不会迟于南宋。【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陆广微为僖宗时人，不当讳钱镠，《总目》又云：“观其卷末称纂成图书，以俟后来者添修，而此本无图。前列吴、长洲、嘉兴、昆山、常熟、华亭、海盐七县，而后列吴县、长洲县事为多。殆原书散佚，后人采缀成编。又窜入他说，以足卷帙，故讹异若是耶！以今世所行别无善刻。盖续广微之书者。不着撰人名氏。”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亦指出《吴地记》后集旧本原文，有“以俟后来者添修”字样，似淳熙时人就原文旁注。故陆广微书当是乾符年间所撰，经宋、元人增补。尤其后集补录最多者，为吴与长洲两县。故《吴地记》载钱塘物，当是由此而来。】
经此发覆，大可廓清《寰宇记》吴县衍文之源流。《寰宇记》苏州吴县衍文中“杜子恭墓”、“皋亭山”、“明圣湖”、“粟山”、“定山”五条应是《吴地记》后集之补入文字。“富阳浦”、“严濑”史源分属《吴录》、《水经注》，与前五条出自《吴地记》极不同。乐史本将七条引文系于杭州，此后版本流变，方有羼入苏州吴县之误。前述《寰宇记》诸版本在宋时之变化，或可据此一窥。
图6
#文化北海#【古代合浦书院】合浦地处岭南，文教发展相对中原略显迟缓。合浦学校之设始于北宋哲宗年间，谢季成任廉州知州后“筑城平道修学校，规模一新”，这是关于合浦学校的最早记述。清嘉庆年间的《重修府学碑记》载称“廉州府学创于宋”，碑文虽未言明府学在何时由何人所设，但据古代地方官学“由上及下”的创设惯例推断，谢季成所修“学校”至少为府学前身。宋元时期，合浦的科考体制逐步发展。明朝建立后，合浦知县卢文会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增设县学，至此合浦的官学体系基本形成。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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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27 https://t.cn/RC5pZ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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