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老左相关的文章后，对于中介服务行业痛失领航人依然感到惋惜遗憾，尽管很多人依然对这个行业存有偏见，但善良之心始终大于邪恶之心，从18年开始到现在，接触到的经纪人、搬家师傅、保洁阿姨、维修工人、理发师、养护师、餐厅服务员、快递小哥、出行司机、外卖骑手，深感整个社会依然没有真正正视过蓝领地位，给予他们应有到尊重，所有真正改变衣食住行行业的人，依然无法享受到更好地衣食住行体验，者真的很令人难受。也许选择服务于服务者这一生态建设，回报率会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吧。社会虽然一直在发展，但偏见始终没减少过，当更少有人愿意成为优秀服务者而引发的社会内卷，服务水准不断下滑，服务体验不断降低，当没有人致力于提供这些服务时，一切都将失去化为泡沫。所以，珍惜身边所有改变行业的人，冷静客观看待服务者并给予其应有尊重，摆出过度冷漠和过度热情的态度，都不如反向行动回馈于与其同等体验的服务予他们，让服务者本身感受到被服务的温情 https://t.cn/RJh0MGc

观音乐剧《刘天华》
意料之中的期待与意料之外的惊诧，在观看音乐剧《刘天华》时，这样的感受竟然重叠并融合为一体。纷繁而饱满的结构和纯粹且宏阔的二胡音乐，艺术地阐释了术与道共生互浸的本土化音乐剧叙事，成为该剧的鲜明特色。同样互动的是，该剧导演以其多年的音乐剧创作实践真情讲述刘天华，而刘天华的艺术理念正是《刘天华》基础性的精神支撑。刘天华在改进国乐、发展国乐中，敞开艺术胸怀，吸纳世界音乐的经验，使二胡这一“国粹”得以原质性的重生。该剧导演则是将音乐剧这种舶来品进行本土化建构，在现代性的结构中注入中国元素的灵魂。由此我们看出，刘天华与该剧导演之于音乐的创新式发展，都是行“借力之道”。从这个层面上而言，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在《刘天华》中破壁相遇，这既是超时空的，又是共时性的。该剧导演以《刘天华》表达了自己艺术上的新成绩，也为中国音乐剧提供了可供参详的样本和路标。
《刘天华》全剧为五幕结构。序幕中，以二胡演奏家宋飞演奏刘天华先生创作的二胡曲《独弦操》拉开故事帷幕，灯光聚焦于宋飞的身上，由她的出现引出对刘天华的追忆。全剧五幕均以刘天华的二胡曲目作为标题，分别是“闲居吟”“歌舞引”“悲歌”“良宵”“光明行”，刻画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背景下，以刘天华、杨仲子、梅兰芳等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艺术大师们，为改进国乐、发展国乐，宣扬民族艺术而鞠躬尽瘁的感人故事。
《刘天华》的叙事，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多时空独立与交融。作为刘天华第三代传人的宋飞，担任当代叙述者；刘天华的哥哥刘半农，则是相同时间维度的另一空间的叙述者。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叙述者都与刘天华有互动性的交流，有时隔空对话，有时经由观众的转接形成共时性。这样的交流，可看作是刘天华心理活动的外化，又是重要的叙事动力。更为有价值之处在于，刘半农的同时代身份与宋飞的实时角色，以及刘天华生活现场的再现，这样极富想象力的立体叙事，既丰富了戏剧效果，又极具可供细品的隐喻。刘半农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宋飞是追随者和倾诉者，他们时而是刘天华的化身，时而又是观众的代言人。这其实又形成了更为宏大的叙事，舞台之下的观众不仅仅是旁观者，也不自觉地成为叙事的一部分。区别在于，观众这一叙事是隐性的，也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因而，《刘天华》所带来的不仅是情理之中的代入感，还有自然而然的参与感。
舞台设计是导演扩展叙事张力的显要支撑。在道具上，凡是人物所用之物，都讲究细节的真实，还要具有历史感。而有关场景，则运用现代化的声光电，以中国大写意手法，既交代人物的背景、状态，更在注重现代与古典的交汇之中，从情境与意境之间寻求叙事张力的最佳化。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刘天华》的舞美用前幕、中心现场、后置副场等多梯次空间形成多重叙述时间。前幕带有立体性的影像，技术是先锋的，内核是中国传统审美的释放。将现实梦幻化，戏剧情绪形象化，情境意象化，通过调度节奏或渲染气氛，揭开历史的面纱，形成唯美之中有意蕴，抽象之中有坚实的叙事。
一般而言，音乐剧中的音乐更倾向于承担无法言明和未尽之事的表达与渲染，是剧的灵魂性存在。显然，导演深谙其理，又赋予音乐以更大的作用。作为一代民族艺术大师的刘天华是多种音乐的集大成者，但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近现代的二胡艺术。可以说，二胡是他艺术和精神的象征，他与二胡互为映像。导演敏锐地把握住这一点，大胆地将二胡音乐作为叙事的另一路径。正如导演所言：“刘天华作为一号人物，将采用人与二胡音乐交叉相映的方式呈现于舞台，刘天华与二胡音乐是一对互为映像的艺术形象。作为戏剧人物的刘天华有说有唱，这是音乐剧的固有表现形式，而作为刘天华之映像的二胡音乐将是表现戏剧人物思想精神内涵的重要线索，也就是说，二胡音乐是拟人化的，是刘天华的化身。”人物的演唱、对白、旁白、舞蹈是具实性的，而二胡音乐是意象性的。正如二胡凭借两根弦演绎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之道，《刘天华》如此的叙事策略也像二胡的两根弦，虚实相间相映。一虚一实，相互观照，形成了崭新的音乐剧叙事。
在音乐和舞蹈的选取和运用上，导演显示了足够自信的包容。一方面吸收当下最流行的旋律、唱法和舞蹈，形成鲜明历史人物的当下性叙述。比如剧中人物的神态、举止都是那个时代的再现，而在舞蹈中则有节制地采用了一些现代舞的元素和动作，联通当下的同时，又不影响人物塑造。在音乐上，天桥艺人的出场和梅兰芳艺术片段的展示，形神兼备，助力了外来音乐剧的本土化，又推进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性和叙述的戏剧性。在这方面，导演不是粗放式的置装或嫁接，而是以自己成熟的艺术功力进行融合，进而形成具有外在审美和内在意味一体化的系统叙事。
对刘天华而言，二胡这一国粹的生存与发展，是艺术的，是文化的，更事关中国精神。汲取西方艺术之营养，是为了国乐的强盛；之于记谱的改进和创新，畅通了国乐的海外传播。而该剧导演一直致力于借音乐剧的艺术外壳，彰显中国文化和戏剧之精华，与其说是行音乐剧本土化之事，还不如说是守正中国文化的本质性基因和艺术魅力，以鲜活的中国话语、世界化的方法讲述中国故事。

【北京“送外卖”副处长转战网约车，司机一番话让他大吃一惊】近日，“副处长体验送外卖”火出圈。这位“网红”副处长王林，在体验完送外卖后又转战另一个体验“新战场”。

在北京卫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

《我为群众办实事之

局处长走流程》中

人社局副处长王林

化身乘客调研

网约车司机社保现状

开网约车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在调研中

面对王林的提问

司机们表示：

“每个月到手8000多元。”

“早上（开）四五个小时，晚上（开）三四个小时，一天挣400元左右。”

“想多挣几个钱，最起码一天得十三、四个小时，不跑这么长时间挣不着钱。”

在调研过程中

王林认识了司机小杨

他开网约车三年了

小杨有一个梦想

为了梦想

他更愿意把钱攒在手里

为了梦想

他甚至不愿意休息

小杨的一些真心话

让这位副处长很吃惊

随即陷入了沉思

小杨说

自己以前干过

服务员、保安、修空调

之所以选择开网约车

因为这比别的工作挣得多

“你要挣到钱的话，

就要开12小时以上。”

小杨说

一天对他而言最重要的

是早高峰和晚高峰

因为价格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当王林问

多长时间会休息一下？

小杨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不会休息。”

理由是

“休一天就少好几百元，

后面一个月都跑不回来。”

当王林疑惑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

小杨是怎么坚持的？

他这样回答：

“你就必须要坚持，

一天坚持不了，两天坚持不了，

这个你就没法干了。”

不过

为了减轻司机工作强度

网约车平台有规定

计费时长满4小时

强制休息20分钟

这也为了防止疲劳驾驶

但这种保障

在小杨看来，却是一种束缚：

“时间就是金钱，

车停着挣不了钱。”

“不想休息，只想挣钱，

开10个小时我都不累，

连续开我也不累的。”

直到晚上10点

辛苦了一天的小杨

才收车回家

他仔细地擦拭着

自己赖以为生的车子

为了节省成本

他使用的电动车而不是燃油车

“电动车充电一个月

能省一两千块钱。”

精打细算的小杨

却没有上医保或者社保

“保什么咱不懂，

该交多少钱咱也不懂，

去哪上也不知道。”

小杨给出了一些现实理由

但当王林追问

如果提供一个顺畅的社保

缴纳渠道，他会不会上？

小杨的回答让王林吃了一惊

“我不会去上，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小杨坦言，自己觉得

当下最重要的就是

“挣钱、存钱”

挣钱回老家开个理发店

实现这个梦想需要存5万元

“我觉得今年就可以实现。”

他笑着说

这些真心话

让人社局副处长王林

陷入了沉思

他有了新的认识：

“年轻的新业态从业人员，

还是更愿意

把钱实实在在地握在手里，

对他们来说社保还是有些遥远。

但一些基础保险，

比如职业伤害险，

面对突发意外情况，

还是会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

对于行驶在路上的他们来说，

是很有必要的。”

回到本职工作后

王林根据自己的真实体验和感受

着力推动支持与规范

“新业态”方案落地

推动平台企业完善

对网约车司机的关怀和保障

延伸阅读：
副处长“送外卖”，更利于解决民生痛点
4月27日，北京卫视《我为群众办实事》播出一期“副处长送外卖”的节目，节目中，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拜师“外卖小哥”，体验了一天送外卖的生活。忙完一天，王林感慨：“太委屈，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这个钱确实不好挣。节目中，王林副处长匆匆忙忙接单，骑着电动车还被汽车夹在道路中间，当他一屁股坐到马路牙子上感慨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一种“终于结束了”的幸福。

王林一天的经历，是每一个外卖小哥的日常，他们的汗水在衣服上凝结成碱，他们一直在不停奔跑，为的是能够按时送达并多送几单……一天的基层体验，让这位副处长触摸到外卖行业真实的工作生活状态。

这样让人“流淌汗水”的经历，无疑弥足珍贵。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法规的落实，都需要这样在地的体验。这也提醒有关各方，各级领导干部需主动作为，到生动的现实中去，到真实的一线中去。只有深入基层，与民众同甘共苦，才能更及时地发现社会痛点，进而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时，更有针对性，切实解决外卖骑手群体的难处。

这些年来，随着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卖、快递等行业日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外卖骑手、快递员这种“灵活就业人员”，也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如何针对此类新就业形态特点，制定能够切实保障劳动力权益的社保政策，一直是治理者关注的问题。

从宏观政策层面看，关爱外卖骑手已成社会共识。此前，最高法、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曾联合发布意见，称要加强对网约工、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的司法保障。而自去年始，外卖小哥也以“网约配送员”的名义成为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的新职业之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亦明确指出：“支持各类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广开就业门路，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创造更多公平就业机会。”

政策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不过具体到各地的实施层面，仍有必要多一些体察和了解。可以说，身为北京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的王林，此番亲身体验，也将使其在以后参与外卖行业政策制定时，更能“对症下药”。

事实上，北京也一直在致力于改善外卖等相关从业人员就业环境。北京市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北京正在研究一些政策措施，解决快递员、外卖小哥等人员社会保障不够完善、合法权益保障难等问题。

相信，随着外卖骑手权益被越来越多地关照，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更多切实有温度的创新治理措施也将会逐渐出台。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王林副处长的基层调查研究，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这也是一种启示：相关政策制定、执行部门多一些“眼光向下”，多一些实际体验，如此，方能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

每一份工作都不容易，每一个职位都不简单。外卖小哥是这样，体验“送外卖”的副处长也是这样。惟愿通过这样的“送外卖”等等体验，相关部门能够出台更切实的措施，为从业者办更多实事，让更多人感受到政策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