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期】普定县司法局党史宣传（党的历史上的今天）
1950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自1950年5月1日起施行。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新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修订，新修订的婚姻法同日起施行。
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令全国有关单位贯彻执行。“文艺八条”主要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的团结等。
1931年4月3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反“围剿”问题。毛泽东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否定了“分兵退敌”的主张。会议认为，目前全国革命形势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势好。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会议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红一方面军自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报告系统地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必须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认识清楚。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队伍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队伍要作严格的区别。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司令官即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这篇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这三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二十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在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以后，决定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即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暂不向江南出动，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
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人民解放军发炮攻击的暴行辩护的言论。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篇声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总结。总结指出：外交工作要分清敌我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世界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此，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总结强调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总结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81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时，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和对战争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对战争的看法还是那三条：一、战争的危险始终严重存在；二、经过努力，主要是建立国际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战争是可以延缓的，可以争取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三、尽管我们判断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对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目前我们很穷，但也得加强国防建设。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采纳了粟裕提出的暂不渡江的意见，决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会议还研究和决定如何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及其他多项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4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的号召，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当即得到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起，各方面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50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自1950年5月1日起施行。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新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修订，新修订的婚姻法同日起施行。
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令全国有关单位贯彻执行。“文艺八条”主要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的团结等。
1931年4月3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反“围剿”问题。毛泽东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否定了“分兵退敌”的主张。会议认为，目前全国革命形势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势好。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会议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红一方面军自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报告系统地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必须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认识清楚。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队伍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队伍要作严格的区别。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司令官即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这篇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这三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二十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在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以后，决定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即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暂不向江南出动，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
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人民解放军发炮攻击的暴行辩护的言论。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篇声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总结。总结指出：外交工作要分清敌我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世界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此，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总结强调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总结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81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时，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和对战争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对战争的看法还是那三条：一、战争的危险始终严重存在；二、经过努力，主要是建立国际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战争是可以延缓的，可以争取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三、尽管我们判断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对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目前我们很穷，但也得加强国防建设。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采纳了粟裕提出的暂不渡江的意见，决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会议还研究和决定如何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及其他多项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4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的号召，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当即得到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起，各方面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中国天眼”有多牛？FAST总工程师姜鹏为你解读
2021年3月31日，“中国天眼”（FAST）正式向全球天文学家开放。“中国天眼”是什么？它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用于探索宇宙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有了它，可以推动对宇宙深空的了解与探测，为天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中国天眼”有多大？它口径500米，发射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如果在里面倒满矿泉水，全世界70亿人平均每人可分4瓶。它能看多远？能看穿130多亿光年的区域，接近宇宙边缘。目前，“中国天眼”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借鉴抛物面天线原理，从地球聆听来自宇宙的信号
“中国天眼”的学名是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不同于常见的通过可见光进行观测的光学望远镜，射电望远镜通过接收宇宙中不可见的无线电波来“观测”宇宙。我们上方厚厚的大气层有两个“窗口”： 一个是可见光窗口，千百年来人类都是通过这个窗口观测宇宙的；一个是无线电窗口，上世纪30年代，无线电天文学先驱卡尔·央斯基偶然发现了来自银河系中心的信号，射电天文学的大幕由此拉开，推动人类认识宇宙起源、生命起源。
“中国天眼”是当今射电天文学的“重器”。其基本原理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平行电磁波遇到抛物面反射后会汇聚到焦点的位置。对射电望远镜来说，把反射面做成抛物面的形状，然后在焦点位置放置一台接收机，就可以汇集天体发出的电磁波信号，从而进行天文观测。抛物面的面积越大，汇集的信号就越多，也就越能探测到更暗弱、更遥远的天体。所以，自卡尔·央斯基意外发现射电天文观测窗口之后，各国天文学家就一直致力于建造反射面尽可能大的巨型射电望远镜。
与此同时，伴随人类对无线电的大规模使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无线电波，干扰了人类对太空信号的接收。在1993年国际无线电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提出倡议，希望在地球电磁波环境被破坏之前，建造出超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次年，以南仁东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开始“中国天眼”的探索，开启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征途。
难度大、突破多，“中国天眼”在灵敏度上占据制高点
到底能建口径多大的望远镜，取决于最终找到多大的洼地。适宜的洼地非常难找，因为它要同时符合四大条件。首先要足够大、足够圆，否则只是开挖和支护成本就会让这个项目无法实现；其次，要远离人口密集区域，这样才能保证优良的电波环境；再次，不能积水，不然设备寿命难以保证；最后，还要有优良的地质条件，否则无法建成大型、高精度的天文观测设备。
从1994年到2006年，南仁东带领团队，从8000多幅地图中选出300多个洼坑，再进一步将范围缩小至几十个。团队几乎走遍这些洼地，现场踏勘，风餐露宿。最终，将台址定在贵州平塘县克度镇的大窝凼洼地。
台址确定后，如何设计、如何实现、建成之后如何调试和使用，都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需从头研制。
“中国天眼”设计不同于世界上已有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这首先体现在“视网膜”和“瞳孔”的设计上。“视网膜”指反射面；“瞳孔”指馈源舱，即放置接收宇宙外信号装置系统的舱体。
作为世界首创，“中国天眼”的“视网膜”是主动反射面，可以改变形状，一会儿是球面，一会儿是抛物面。具体来说，这张庞大的可动的“视网膜”是一张由6670根钢索编制的索网，挂在一个由50根巨大钢柱支撑的直径500米的圈梁上；索网上铺有4450块、380多种反射面单元；索网下方是2225根下拉索，每一根下拉索都被固定在地面上的作动器上，通过操纵作动器，拉动下拉索来改变索网形状，从而对天文信号进行收集和观测。
“中国天眼”的“瞳孔”即馈源舱，也是一个大胆的突破性设计。大多数传统射电望远镜的“瞳孔”位置是固定的，或仅可以微调。“中国天眼”则完全不同，采用的是全新的轻型索驱动控制系统，这让“中国天眼”的“瞳孔”可以自如改变角度和位置，更有效地收集、跟踪、监测更丰富的宇宙电磁波。
从体量来说，原世界第一大射电望远镜的馈源舱重1000多吨，“中国天眼”馈源舱重仅约30吨。体积小带来多方面的优势，比如可有效减少光路遮挡、减少干扰信号，从而让波束非常干净，更有利于天文观测。
“中国天眼”在设计上的突破创新，为“从图纸到现实”的制造带来巨大挑战。而应对挑战的过程，也正是国产精准制造不断创造奇迹的过程。比如，要实现反射面（即索网）可改变形状这个世界首创设计，要求构成索网的钢索像弹簧一样有一定伸缩性，疲劳强度是现有标准的两倍多，国际上未有先例；还要求每根钢索的加工精度要达到1毫米，把传统标准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两年来，科学家们持续全方位地改进索体工艺，一根钢索要进行200万次疲劳实验。经历了近百次的失败后，最终成功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实现了3项世界创举：超大跨度、超高精度、主动变位式的索网结构。
建设完成之后，“中国天眼”进入调试阶段。巨型望远镜调试涉及天文、测量、控制、电子学、机械、结构等众多学科，是强交叉学科的应用性研究，国际上传统大射电望远镜的调试周期很少低于4年。“中国天眼”开创了新模式，其调试工作也更具挑战性。
截至目前，已经实现跟踪、漂移、运动扫描、编织扫描等，提前完成功能性调试。在性能调试方面，“中国天眼”直径500米，却要实现毫米级的精度，难度相当大。当前，望远镜测量基准网的精度已提升至1毫米以内，其中，灵敏度水平是世界第二大望远镜的2.5倍，这是中国建造的望远镜第一次在灵敏度这个参数上占据制高点。另外，19波束已经完成安装，其意义也非常重大：可将望远镜视场扩大至原来的19倍，大幅提升望远镜的巡天效率。
“中国天眼”专利技术被运用于多个领域，持续孵化科学新成果
“中国天眼”团队敢想敢做，难度大、挑战大，其设计、建造的过程既是攻坚克难的过程，也是创新性成果相继产生的过程。许多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相继诞生并得到应用。比如，超高疲劳性能钢索结构被应用于大型体育场馆，高精度索结构生产体系被应用于港珠澳大桥等建设。
在整个制造、安装过程中还产生了许多国家级、省级工法。比如，在为“中国天眼”铺设“视网膜”过程中，4450块反射单元、6670根钢索、上万个关节轴承，都是工人们在几十米高空一块块、一根根、一个个拼装完成的，容错率为零。这些复杂工法将有助于未来大型复杂项目的精准建造。
可以说，“中国天眼”是一个现代工程奇迹，它凝结了20多个科研机构、上百名科研人员的心血，汇聚了几千名一线工人的汗水。建造条件艰苦，很多人在现场工作几天，身上就会起满红疙瘩。潮湿、阴冷的工棚没有空调或暖气，每个人的被子潮湿得快要挤出水来。常有人说，只有中国才能做成“天眼”，我想，做成“天眼”所依靠的，就是这种永不言弃、众志成城的精神。
2017年10月，“中国天眼”首批科学成果公诸于世。如今，基于“中国天眼”数据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已有70余篇；所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超过300颗，是同一时期国际上所有其它望远镜发现数量总和的3倍。为什么发现脉冲星至关重要？脉冲星是正在快速旋转的中子星，密度极高，每立方厘米重达上亿吨。它自身如灯塔一般散射光芒，时时刻刻地扫描着宇宙；它自转速度很快、自转周期精确，堪称宇宙中最精确的时钟。因此，把握脉冲星，有利于建立“宇宙导航系统”，有助于人类在未来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
接下来，“中国天眼”将进一步在低频引力波探测、快速射电暴起源、星际分子等前沿方向加大探索，加强国内外开放共享，推动重大成果产出，勇攀世界科技高峰。我们青年一代科学家也将努力“用”好凝结了中国4代科学家心血的“天眼”，产生更多科研成果，推动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和认知。（本文作者为FAST总工程师）
图片分别为延时拍摄的FAST上空的星轨，以及建于贵州大窝凼洼地的FAST。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https://t.cn/A6cEZGxU
2021年3月31日，“中国天眼”（FAST）正式向全球天文学家开放。“中国天眼”是什么？它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用于探索宇宙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有了它，可以推动对宇宙深空的了解与探测，为天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中国天眼”有多大？它口径500米，发射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如果在里面倒满矿泉水，全世界70亿人平均每人可分4瓶。它能看多远？能看穿130多亿光年的区域，接近宇宙边缘。目前，“中国天眼”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借鉴抛物面天线原理，从地球聆听来自宇宙的信号
“中国天眼”的学名是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不同于常见的通过可见光进行观测的光学望远镜，射电望远镜通过接收宇宙中不可见的无线电波来“观测”宇宙。我们上方厚厚的大气层有两个“窗口”： 一个是可见光窗口，千百年来人类都是通过这个窗口观测宇宙的；一个是无线电窗口，上世纪30年代，无线电天文学先驱卡尔·央斯基偶然发现了来自银河系中心的信号，射电天文学的大幕由此拉开，推动人类认识宇宙起源、生命起源。
“中国天眼”是当今射电天文学的“重器”。其基本原理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平行电磁波遇到抛物面反射后会汇聚到焦点的位置。对射电望远镜来说，把反射面做成抛物面的形状，然后在焦点位置放置一台接收机，就可以汇集天体发出的电磁波信号，从而进行天文观测。抛物面的面积越大，汇集的信号就越多，也就越能探测到更暗弱、更遥远的天体。所以，自卡尔·央斯基意外发现射电天文观测窗口之后，各国天文学家就一直致力于建造反射面尽可能大的巨型射电望远镜。
与此同时，伴随人类对无线电的大规模使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无线电波，干扰了人类对太空信号的接收。在1993年国际无线电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提出倡议，希望在地球电磁波环境被破坏之前，建造出超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次年，以南仁东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开始“中国天眼”的探索，开启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征途。
难度大、突破多，“中国天眼”在灵敏度上占据制高点
到底能建口径多大的望远镜，取决于最终找到多大的洼地。适宜的洼地非常难找，因为它要同时符合四大条件。首先要足够大、足够圆，否则只是开挖和支护成本就会让这个项目无法实现；其次，要远离人口密集区域，这样才能保证优良的电波环境；再次，不能积水，不然设备寿命难以保证；最后，还要有优良的地质条件，否则无法建成大型、高精度的天文观测设备。
从1994年到2006年，南仁东带领团队，从8000多幅地图中选出300多个洼坑，再进一步将范围缩小至几十个。团队几乎走遍这些洼地，现场踏勘，风餐露宿。最终，将台址定在贵州平塘县克度镇的大窝凼洼地。
台址确定后，如何设计、如何实现、建成之后如何调试和使用，都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需从头研制。
“中国天眼”设计不同于世界上已有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这首先体现在“视网膜”和“瞳孔”的设计上。“视网膜”指反射面；“瞳孔”指馈源舱，即放置接收宇宙外信号装置系统的舱体。
作为世界首创，“中国天眼”的“视网膜”是主动反射面，可以改变形状，一会儿是球面，一会儿是抛物面。具体来说，这张庞大的可动的“视网膜”是一张由6670根钢索编制的索网，挂在一个由50根巨大钢柱支撑的直径500米的圈梁上；索网上铺有4450块、380多种反射面单元；索网下方是2225根下拉索，每一根下拉索都被固定在地面上的作动器上，通过操纵作动器，拉动下拉索来改变索网形状，从而对天文信号进行收集和观测。
“中国天眼”的“瞳孔”即馈源舱，也是一个大胆的突破性设计。大多数传统射电望远镜的“瞳孔”位置是固定的，或仅可以微调。“中国天眼”则完全不同，采用的是全新的轻型索驱动控制系统，这让“中国天眼”的“瞳孔”可以自如改变角度和位置，更有效地收集、跟踪、监测更丰富的宇宙电磁波。
从体量来说，原世界第一大射电望远镜的馈源舱重1000多吨，“中国天眼”馈源舱重仅约30吨。体积小带来多方面的优势，比如可有效减少光路遮挡、减少干扰信号，从而让波束非常干净，更有利于天文观测。
“中国天眼”在设计上的突破创新，为“从图纸到现实”的制造带来巨大挑战。而应对挑战的过程，也正是国产精准制造不断创造奇迹的过程。比如，要实现反射面（即索网）可改变形状这个世界首创设计，要求构成索网的钢索像弹簧一样有一定伸缩性，疲劳强度是现有标准的两倍多，国际上未有先例；还要求每根钢索的加工精度要达到1毫米，把传统标准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两年来，科学家们持续全方位地改进索体工艺，一根钢索要进行200万次疲劳实验。经历了近百次的失败后，最终成功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实现了3项世界创举：超大跨度、超高精度、主动变位式的索网结构。
建设完成之后，“中国天眼”进入调试阶段。巨型望远镜调试涉及天文、测量、控制、电子学、机械、结构等众多学科，是强交叉学科的应用性研究，国际上传统大射电望远镜的调试周期很少低于4年。“中国天眼”开创了新模式，其调试工作也更具挑战性。
截至目前，已经实现跟踪、漂移、运动扫描、编织扫描等，提前完成功能性调试。在性能调试方面，“中国天眼”直径500米，却要实现毫米级的精度，难度相当大。当前，望远镜测量基准网的精度已提升至1毫米以内，其中，灵敏度水平是世界第二大望远镜的2.5倍，这是中国建造的望远镜第一次在灵敏度这个参数上占据制高点。另外，19波束已经完成安装，其意义也非常重大：可将望远镜视场扩大至原来的19倍，大幅提升望远镜的巡天效率。
“中国天眼”专利技术被运用于多个领域，持续孵化科学新成果
“中国天眼”团队敢想敢做，难度大、挑战大，其设计、建造的过程既是攻坚克难的过程，也是创新性成果相继产生的过程。许多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相继诞生并得到应用。比如，超高疲劳性能钢索结构被应用于大型体育场馆，高精度索结构生产体系被应用于港珠澳大桥等建设。
在整个制造、安装过程中还产生了许多国家级、省级工法。比如，在为“中国天眼”铺设“视网膜”过程中，4450块反射单元、6670根钢索、上万个关节轴承，都是工人们在几十米高空一块块、一根根、一个个拼装完成的，容错率为零。这些复杂工法将有助于未来大型复杂项目的精准建造。
可以说，“中国天眼”是一个现代工程奇迹，它凝结了20多个科研机构、上百名科研人员的心血，汇聚了几千名一线工人的汗水。建造条件艰苦，很多人在现场工作几天，身上就会起满红疙瘩。潮湿、阴冷的工棚没有空调或暖气，每个人的被子潮湿得快要挤出水来。常有人说，只有中国才能做成“天眼”，我想，做成“天眼”所依靠的，就是这种永不言弃、众志成城的精神。
2017年10月，“中国天眼”首批科学成果公诸于世。如今，基于“中国天眼”数据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已有70余篇；所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超过300颗，是同一时期国际上所有其它望远镜发现数量总和的3倍。为什么发现脉冲星至关重要？脉冲星是正在快速旋转的中子星，密度极高，每立方厘米重达上亿吨。它自身如灯塔一般散射光芒，时时刻刻地扫描着宇宙；它自转速度很快、自转周期精确，堪称宇宙中最精确的时钟。因此，把握脉冲星，有利于建立“宇宙导航系统”，有助于人类在未来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
接下来，“中国天眼”将进一步在低频引力波探测、快速射电暴起源、星际分子等前沿方向加大探索，加强国内外开放共享，推动重大成果产出，勇攀世界科技高峰。我们青年一代科学家也将努力“用”好凝结了中国4代科学家心血的“天眼”，产生更多科研成果，推动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和认知。（本文作者为FAST总工程师）
图片分别为延时拍摄的FAST上空的星轨，以及建于贵州大窝凼洼地的FAST。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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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户农民兄弟遇到了“天大的事”，和房产有关……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拿到法院执行裁定的那一刻，王华文（化名）对这句话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对王华文来说，“公平正义”不再是写在纸上的一个抽象词语，此刻，它是如此鲜活地出现在了自己的生活中。
检察官到拆迁安置房小区进行走访
拆迁补偿
安置房竟是违法建筑
2020年7月，山东省某县检察院接到一份信访材料，署名王华文。在这份信访材料中，王华文讲述了自己与某镇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纠纷的始末。
通过信访材料，检察官了解到，为实施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某镇政府联合第三人东某村委会及案外人西某村委会共同制定了片区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而王华文的房屋就在此次拆迁范围内。
2014年5月，依据拆迁方案，某镇政府与王华文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某镇政府向王华文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住宅安置房，并在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和一定的补偿标准，发放给王华文12个月的临时安置费。同时，该协议也明确指出，临时安置费从签订协议之日起计算，至安置房钥匙交付之日截止。
本以为能顺利入住拆迁安置房，可是，在房屋交付前，王华文却听说，某镇政府拟交付的房屋已被某县国土资源局认定为违法建筑。王华文认为，对自己一家来说，房子是“天大的事”，不能做任何妥协。因此，他直接表示拒绝接受该安置房，并在与镇政府交涉未果后，向某县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某镇政府重新为其安置住宅房，并承担自己重新安置房屋期间的临时安置费。
经审理，法院判决某镇政府继续履行协议，自2016年2月5日起，至向原告交付符合法律规定的住宅安置房之日止，按照一定的标准，向王华文支付临时安置费。某镇政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某市中级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随后，某镇政府向山东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一审判决生效后，王华文向某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法院的主持下，某镇政府支付了王华文2016年2月5日至2017年9月5日共计19个月的临时安置费。2017年9月，某县法院在征得王华文的代理人同意后，作出了执行结案裁定。
然而，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后来，某镇政府仍未交付符合法律规定的房屋，因此，又产生了新的临时安置费。王华文认为，判决确定的内容尚未执行完毕，遂向某县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不料某县法院却以当事人可在甲县法院（王华文所在地法院）申请执行为由而不予受理。
调查核实
53起同类案件浮出水面
经初步审查，某县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发现，王华文提供的信访材料内容较为齐全，符合受理要求，遂作出了受理决定。随后，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将案件转交该院行政检察部门办理，并将相关情况向王华文进行了反馈。
在对该案进行进一步审查后，该院行政检察部门承办检察官发现，某县法院执行的其他53起拆迁户与某镇政府补偿安置纠纷案件，与该案属同类情况。于是，承办检察官及时向院领导进行了汇报。
行政纠纷，历来是“老大难”问题。针对检察官反映的问题，该院检委会及时开会讨论研究，作出了对其他53起案件也依职权受理，并发挥职能作用、力促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决定。
“虽然这53起案件当事人并未申请检察监督，但是参照两高出台的有关规定，执行案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职权进行监督。”该院分管行政检察工作的院领导介绍说，这是基于法律层面的考量，依职权监督，于法有据。
“虽然这53起案件的当事人没有申请检察监督，但不排除其今后申请监督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这53起案件判决执行时间跨度大，涉及众多群众利益。据了解，部分群众情绪较为激动，与镇政府有过正面冲突，并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属于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因此检察机关有必要依职权监督，督促矛盾化解。”该院分管院领导介绍说，这是基于社会层面的考量，依职权监督，于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有利。
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往往牵扯到众多部门，仅凭检察机关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对于最终能否推动纠纷得到圆满解决，此时检察机关也并非胜券在握。
面对未知的结果，检察机关还是选择了迎难而上。正如该院检察长所说——对检察机关来说，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份必须努力答好的“必答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除了尽全力，别无选择。
工作过程是困难且繁琐的。其他53起案件的当事人是否符合监督条件？法院作出执行结案裁定是否有其他依据？这些都需要逐一核实清楚，不能有任何差错。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首先审查的是王华文等54人的申请执行是否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根据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因撤销申请而终结执行后，当事人在两年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再次申请执行的，法院应当受理。
图片
办案人员研究案情
办案中，承办检察官全面审阅了54起案件卷宗，依法开展了调查核实，多次与法官座谈沟通。其间，检察机关多次召开内部会议，沟通案件办理情况，并针对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座谈交流。
经全面核实，检察机关确定，2017年9月下旬，某县法院在征得王华文的代理人同意后，作出了执行结案裁定；2019年7月，王华文等人申请恢复执行，并未超过执行时效期间。
同时，检察机关认为，某县法院作为案件的审判和执行机关，受理并立案执行具有连续性和必要性，对于王华文等当事人的多次申请，某县法院以当事人可在甲县法院（王华文等人所在地法院）申请执行为由而不予受理，违反了相关规定，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查清上述情况后，根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向某县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法及时受理案件，并及时对案件予以执行，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检察监督
促法院重启执行推动纠纷化解
收到检察建议后，某县法院高度重视，对检察建议进行了书面回复，说明了当时不予立案的客观情况，并采纳了检察建议，决定将王华文等54人的申请合并立案执行。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如何与法院、镇政府等达成法治共识，真正化解矛盾，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是检察机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保证案件顺利执行，让群众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房屋是最为核心的问题。”承办检察官介绍说，这也是检察机关的最终目标。
从受理申请到依职权启动监督；从审查调查到制发检察建议；从跟进检察建议落实到争议最终化解，检察机关始终坚持通过座谈，与执行、审判法官沟通、了解情况，就相关法律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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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检察官与法官讨论案件
特别是在法院恢复立案执行后，承办检察官与法院办案人员随时进行沟通，持续关注执行进度，研究化解争议的有效方式。同时，在做好当事人工作的基础上，督促法院加大执行力度。
在与法院的共同努力下，某镇政府先后两次交付了共计180万元的执行款。“如果不解决安置房的问题，以后还要支付相应安置款，镇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据承办检察官介绍，事情进展到此，检察机关、法院和某镇政府达成了一致的目标：解决安置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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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检察官与镇政府有关人员座谈交流
在检察机关、法院和某镇政府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某镇政府协调相关部门为王华文等人的安置房办理了合法的住宅手续，王华文等人也领取了2020年12月26日前的临时安置费，某县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予以结案。至此，这场行政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
采访中，记者通过电话连线了王华文。“检察院为我们解决了大困难，太感谢了！”在电话那头，王华文一遍遍表达着感谢之情，同时对记者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对一个家庭来说，房子是天大的事，买一栋房子，或者说建一栋房子，花掉的是我们一家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积蓄。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没法生活。这么多户人家，都得租房子住，老的老，小的小，拖家带口，很不容易。家里有老人的，别人也是不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们的，怕老人有意外，不吉利。”
通过王华文的诉说，记者了解到，对这54户群众来说，租房子牵扯到的远远不止是房租费用的问题，受当时风俗的影响，房东不愿意租房者在租住的房子里进行婚丧嫁娶。因此，对王华文等人来说，除了经济上拮据外，婚丧嫁娶这样的人生大事，都受到了影响。
正因如此，村民们意见比较大、情绪比较激动，曾与镇政府出现过正面冲突，也曾多次集体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很欣慰，也很庆幸，通过我们的努力，推动问题得到解决，避免行政纠纷演变为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办案检察官感慨地说。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在寄送信访材料前，王华文是这样想的。如今，他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检察机关秉持公平正义理念开展法律监督，坚定了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对公平正义的信念。作为一名基层检察官，能发挥微小的作用，守护公平正义之光，我深感光荣。”办案检察官说。
行政裁判执行检察监督的
一次生动实践
这是入选2020年度行政检察十大典型案例中，唯一一件对行政诉讼案件裁判执行实施监督的案件。这是检察机关依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检《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对行政裁判执行进行监督的一次生动实践，对其他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裁判执行监督，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强化行政检察监督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目前我们行政检察监督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检察机关必须和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进行充分沟通。在本案中，检察机关立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与政府和法院进行了有效沟通，把监督和制约作为首要的任务，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使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
该案的典型意义还在于，对类似案件一并进行检察监督，既很好地监督了法院对生效判决的执行，对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法院的判决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监督作用，达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该案在依职权进行监督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所所长 罗智敏）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拿到法院执行裁定的那一刻，王华文（化名）对这句话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对王华文来说，“公平正义”不再是写在纸上的一个抽象词语，此刻，它是如此鲜活地出现在了自己的生活中。
检察官到拆迁安置房小区进行走访
拆迁补偿
安置房竟是违法建筑
2020年7月，山东省某县检察院接到一份信访材料，署名王华文。在这份信访材料中，王华文讲述了自己与某镇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纠纷的始末。
通过信访材料，检察官了解到，为实施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某镇政府联合第三人东某村委会及案外人西某村委会共同制定了片区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而王华文的房屋就在此次拆迁范围内。
2014年5月，依据拆迁方案，某镇政府与王华文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某镇政府向王华文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住宅安置房，并在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和一定的补偿标准，发放给王华文12个月的临时安置费。同时，该协议也明确指出，临时安置费从签订协议之日起计算，至安置房钥匙交付之日截止。
本以为能顺利入住拆迁安置房，可是，在房屋交付前，王华文却听说，某镇政府拟交付的房屋已被某县国土资源局认定为违法建筑。王华文认为，对自己一家来说，房子是“天大的事”，不能做任何妥协。因此，他直接表示拒绝接受该安置房，并在与镇政府交涉未果后，向某县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某镇政府重新为其安置住宅房，并承担自己重新安置房屋期间的临时安置费。
经审理，法院判决某镇政府继续履行协议，自2016年2月5日起，至向原告交付符合法律规定的住宅安置房之日止，按照一定的标准，向王华文支付临时安置费。某镇政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某市中级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随后，某镇政府向山东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一审判决生效后，王华文向某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法院的主持下，某镇政府支付了王华文2016年2月5日至2017年9月5日共计19个月的临时安置费。2017年9月，某县法院在征得王华文的代理人同意后，作出了执行结案裁定。
然而，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后来，某镇政府仍未交付符合法律规定的房屋，因此，又产生了新的临时安置费。王华文认为，判决确定的内容尚未执行完毕，遂向某县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不料某县法院却以当事人可在甲县法院（王华文所在地法院）申请执行为由而不予受理。
调查核实
53起同类案件浮出水面
经初步审查，某县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发现，王华文提供的信访材料内容较为齐全，符合受理要求，遂作出了受理决定。随后，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将案件转交该院行政检察部门办理，并将相关情况向王华文进行了反馈。
在对该案进行进一步审查后，该院行政检察部门承办检察官发现，某县法院执行的其他53起拆迁户与某镇政府补偿安置纠纷案件，与该案属同类情况。于是，承办检察官及时向院领导进行了汇报。
行政纠纷，历来是“老大难”问题。针对检察官反映的问题，该院检委会及时开会讨论研究，作出了对其他53起案件也依职权受理，并发挥职能作用、力促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决定。
“虽然这53起案件当事人并未申请检察监督，但是参照两高出台的有关规定，执行案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职权进行监督。”该院分管行政检察工作的院领导介绍说，这是基于法律层面的考量，依职权监督，于法有据。
“虽然这53起案件的当事人没有申请检察监督，但不排除其今后申请监督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这53起案件判决执行时间跨度大，涉及众多群众利益。据了解，部分群众情绪较为激动，与镇政府有过正面冲突，并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属于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因此检察机关有必要依职权监督，督促矛盾化解。”该院分管院领导介绍说，这是基于社会层面的考量，依职权监督，于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有利。
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往往牵扯到众多部门，仅凭检察机关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对于最终能否推动纠纷得到圆满解决，此时检察机关也并非胜券在握。
面对未知的结果，检察机关还是选择了迎难而上。正如该院检察长所说——对检察机关来说，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份必须努力答好的“必答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除了尽全力，别无选择。
工作过程是困难且繁琐的。其他53起案件的当事人是否符合监督条件？法院作出执行结案裁定是否有其他依据？这些都需要逐一核实清楚，不能有任何差错。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首先审查的是王华文等54人的申请执行是否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根据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因撤销申请而终结执行后，当事人在两年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再次申请执行的，法院应当受理。
图片
办案人员研究案情
办案中，承办检察官全面审阅了54起案件卷宗，依法开展了调查核实，多次与法官座谈沟通。其间，检察机关多次召开内部会议，沟通案件办理情况，并针对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座谈交流。
经全面核实，检察机关确定，2017年9月下旬，某县法院在征得王华文的代理人同意后，作出了执行结案裁定；2019年7月，王华文等人申请恢复执行，并未超过执行时效期间。
同时，检察机关认为，某县法院作为案件的审判和执行机关，受理并立案执行具有连续性和必要性，对于王华文等当事人的多次申请，某县法院以当事人可在甲县法院（王华文等人所在地法院）申请执行为由而不予受理，违反了相关规定，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查清上述情况后，根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向某县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法及时受理案件，并及时对案件予以执行，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检察监督
促法院重启执行推动纠纷化解
收到检察建议后，某县法院高度重视，对检察建议进行了书面回复，说明了当时不予立案的客观情况，并采纳了检察建议，决定将王华文等54人的申请合并立案执行。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如何与法院、镇政府等达成法治共识，真正化解矛盾，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是检察机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保证案件顺利执行，让群众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房屋是最为核心的问题。”承办检察官介绍说，这也是检察机关的最终目标。
从受理申请到依职权启动监督；从审查调查到制发检察建议；从跟进检察建议落实到争议最终化解，检察机关始终坚持通过座谈，与执行、审判法官沟通、了解情况，就相关法律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共识。
图片
承办检察官与法官讨论案件
特别是在法院恢复立案执行后，承办检察官与法院办案人员随时进行沟通，持续关注执行进度，研究化解争议的有效方式。同时，在做好当事人工作的基础上，督促法院加大执行力度。
在与法院的共同努力下，某镇政府先后两次交付了共计180万元的执行款。“如果不解决安置房的问题，以后还要支付相应安置款，镇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据承办检察官介绍，事情进展到此，检察机关、法院和某镇政府达成了一致的目标：解决安置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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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检察官与镇政府有关人员座谈交流
在检察机关、法院和某镇政府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某镇政府协调相关部门为王华文等人的安置房办理了合法的住宅手续，王华文等人也领取了2020年12月26日前的临时安置费，某县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予以结案。至此，这场行政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
采访中，记者通过电话连线了王华文。“检察院为我们解决了大困难，太感谢了！”在电话那头，王华文一遍遍表达着感谢之情，同时对记者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对一个家庭来说，房子是天大的事，买一栋房子，或者说建一栋房子，花掉的是我们一家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积蓄。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没法生活。这么多户人家，都得租房子住，老的老，小的小，拖家带口，很不容易。家里有老人的，别人也是不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们的，怕老人有意外，不吉利。”
通过王华文的诉说，记者了解到，对这54户群众来说，租房子牵扯到的远远不止是房租费用的问题，受当时风俗的影响，房东不愿意租房者在租住的房子里进行婚丧嫁娶。因此，对王华文等人来说，除了经济上拮据外，婚丧嫁娶这样的人生大事，都受到了影响。
正因如此，村民们意见比较大、情绪比较激动，曾与镇政府出现过正面冲突，也曾多次集体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很欣慰，也很庆幸，通过我们的努力，推动问题得到解决，避免行政纠纷演变为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办案检察官感慨地说。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在寄送信访材料前，王华文是这样想的。如今，他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检察机关秉持公平正义理念开展法律监督，坚定了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对公平正义的信念。作为一名基层检察官，能发挥微小的作用，守护公平正义之光，我深感光荣。”办案检察官说。
行政裁判执行检察监督的
一次生动实践
这是入选2020年度行政检察十大典型案例中，唯一一件对行政诉讼案件裁判执行实施监督的案件。这是检察机关依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检《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对行政裁判执行进行监督的一次生动实践，对其他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裁判执行监督，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强化行政检察监督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目前我们行政检察监督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检察机关必须和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进行充分沟通。在本案中，检察机关立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与政府和法院进行了有效沟通，把监督和制约作为首要的任务，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使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
该案的典型意义还在于，对类似案件一并进行检察监督，既很好地监督了法院对生效判决的执行，对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法院的判决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监督作用，达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该案在依职权进行监督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所所长 罗智敏）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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