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牡丹#【曹州牡丹史话】 菏泽古称曹州，亦称曹南，因种植牡丹而驰名中外，是著名的中国牡丹之乡。目前，菏泽市牡丹栽培面积已达12万亩，品种多至1237个。牡丹区是全市牡丹的集中产地，其中牡丹办事处和黄堽镇，已把牡丹发展为产业，现在是“村村有花园，户户栽牡丹”。已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花色最全的牡丹观赏区，又是牡丹生产、科研和出口的基地。
据《菏泽市志》载，菏泽种植牡丹历史悠久，始于隋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据《曹州牡丹史》载，时赵楼村的赵瑞波经商去北京、天津，用当地特产木瓜、耿饼换来牡丹10余株。又去洛阳求得二乔、姚黄等品种，自此曹州牡丹在周边繁殖起来。明代后期，曹州牡丹开始兴盛，记有“甲于海内”之说，享有“曹州牡丹甲天下”之誉。
明清以来，曹州牡丹种植，已星罗棋布。较著名的园区，有明代的“赵氏园”（赵楼村）、“凝香园”（岳楼村）、“巢云园”（郭楼村）、“古今园”（王梨庄）、“毛花园”（毛胡同）等。有清代的“桑篱园”（李集村）、张花园等。有民国时期的“铁藜园”“军门园”“桂陵园”“官花园”等。另外，老城内还有“公署园”（城中）、“半半园”（城东）、“三爱堂花园”（城西）。且诸多居家庭院，也多有种植，足看出菏泽人对牡丹的喜爱和青睐。
清代，曹州牡丹种植繁盛，《聊斋志异》中曾赞“曹州牡丹甲齐鲁”，在《葛巾》篇中为曹州牡丹绝品—葛巾紫和玉版白，演绎出爱情佳话，使曹州牡丹声名远扬。乾隆时期，牡丹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急遽增加。《曹州牡丹谱》中曾写道：“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从顷计，东部二十里，盖连畦接畛也。看花之局，在三月杪，车马歌声相属。”花海人潮，盛况空前。
咸丰五年，黄河自竹林决口，菏泽遭受水患，牡丹大部淹死。清朝后期，曹州牡丹又相继发展起来，且栽培更趋于专业化、商品化。清朝末年，曹州牡丹又盛极一时。据赵世学的《新增牡丹谱》记，以赵楼为中心，周边20里均有载培，品种也增至200余种。
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兵匪交患，民族灾难日深。牡丹也运交华盖，日趋锐减。人传赵楼村南有两棵“脂红牡丹”，棵龄达200年，株高丈二，枝阔丈八，人称“牡丹王”。盛开时，红光耀眼，异香凌人，方圆几十里皆来观赏。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称帝。曹州镇守使陆建章，为讨袁欢心，强行买下，运至彰德府，栽在袁的公馆里。结果，陆建章官升三级，可不久这棵牡丹却枯死了。后人感叹：“窃国大盗用小人，国遭大难花不存。花农心血二百载，毁于一旦痛煞人。”
三十年代以后，民国政府腐败，军阀混战，横征暴敛。继而日寇侵华，铁蹄践踏，民不聊生。花农对牡丹种植，步履维艰，花无销路。迫于生计，只得忍痛改种五谷，残存的牡丹也不过几十亩。后虽有恢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牡丹面积也不过百亩，品种只剩有120个。曹州牡丹“甲于海内”的声誉，已名不副实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曹州牡丹得到快速发展。1982年，市政府拨专款组建、整修了“曹州牡丹园”“百花园”“古今园”，使牡丹面积增至5000亩，品种达470个。特别近些年来，市政府又加大了对牡丹种植的扶持力度，又相继新建了“中国牡丹园”“国花牡丹园”和“尧舜牡丹园”。同时组织专家和科技人员，成立了“曹州牡丹研究院”。在栽培技术上，由原来的分株、压条和嫁接繁殖，又研发了畦种、盆栽和催花等技术，培育出了许多新的品种。
曹州牡丹有较强的观赏性，以“花大色艳、风韵香浓”而闻名，以“丰姿多彩、种类繁多”而著称。从花瓣看，单层花大如盘，风姿飘逸；重瓣层次清晰，温文尔雅；千层重叠繁密，绚丽豁达。从花型看，平头型姿态绰约，翩翩似舞；绣球型多瓣轮叠，颤颤欲坠。皇冠型富丽堂皇，雍容华贵。从花色看，红牡丹妖艳似火，灿若蒸霞；黄牡丹花开富贵，端庄典雅；白牡丹洁白莹雪，若玉无瑕。放眼看，真是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曹州牡丹还有不菲的价值性，据《菏泽县志》载，早年“土人捆载之，南浮闽粤，北走京师。至则厚植以归，故每岁辄一往。”新中国成立前后，每年销往外地的牡丹达8万余株。主要是广州，人称“下广”。霜降动身，至春节花开上市。再者，牡丹根可脱皮入药，人称“丹皮”。曹州丹皮，又称“曹丹”，久存不易发霉，又无虫蛀之患，被列为上品，市场畅销。近些年，曹州牡丹研究院所，又相继开发出牡丹籽油、牡丹酒、牡丹茶、牡丹糕和牡丹化妆品等，从而拓展了牡丹的实用价值。
最近几年，在国家“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引导下，曹州牡丹已走向全国和世界。先后在国内、国际20多个大城市举办了“曹州牡丹花展览”，同时在重大花展中都连连获奖。而且，在国内外很多个城市公园都有曹州牡丹落户，观众达数百万人。曹州牡丹不仅供应了城市美化，而且还以花为媒，广交朋友，而轰动了世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创造了财富，传播了友谊。“曹州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可谓是实至名归。
据《菏泽市志》载，菏泽种植牡丹历史悠久，始于隋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据《曹州牡丹史》载，时赵楼村的赵瑞波经商去北京、天津，用当地特产木瓜、耿饼换来牡丹10余株。又去洛阳求得二乔、姚黄等品种，自此曹州牡丹在周边繁殖起来。明代后期，曹州牡丹开始兴盛，记有“甲于海内”之说，享有“曹州牡丹甲天下”之誉。
明清以来，曹州牡丹种植，已星罗棋布。较著名的园区，有明代的“赵氏园”（赵楼村）、“凝香园”（岳楼村）、“巢云园”（郭楼村）、“古今园”（王梨庄）、“毛花园”（毛胡同）等。有清代的“桑篱园”（李集村）、张花园等。有民国时期的“铁藜园”“军门园”“桂陵园”“官花园”等。另外，老城内还有“公署园”（城中）、“半半园”（城东）、“三爱堂花园”（城西）。且诸多居家庭院，也多有种植，足看出菏泽人对牡丹的喜爱和青睐。
清代，曹州牡丹种植繁盛，《聊斋志异》中曾赞“曹州牡丹甲齐鲁”，在《葛巾》篇中为曹州牡丹绝品—葛巾紫和玉版白，演绎出爱情佳话，使曹州牡丹声名远扬。乾隆时期，牡丹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急遽增加。《曹州牡丹谱》中曾写道：“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从顷计，东部二十里，盖连畦接畛也。看花之局，在三月杪，车马歌声相属。”花海人潮，盛况空前。
咸丰五年，黄河自竹林决口，菏泽遭受水患，牡丹大部淹死。清朝后期，曹州牡丹又相继发展起来，且栽培更趋于专业化、商品化。清朝末年，曹州牡丹又盛极一时。据赵世学的《新增牡丹谱》记，以赵楼为中心，周边20里均有载培，品种也增至200余种。
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兵匪交患，民族灾难日深。牡丹也运交华盖，日趋锐减。人传赵楼村南有两棵“脂红牡丹”，棵龄达200年，株高丈二，枝阔丈八，人称“牡丹王”。盛开时，红光耀眼，异香凌人，方圆几十里皆来观赏。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称帝。曹州镇守使陆建章，为讨袁欢心，强行买下，运至彰德府，栽在袁的公馆里。结果，陆建章官升三级，可不久这棵牡丹却枯死了。后人感叹：“窃国大盗用小人，国遭大难花不存。花农心血二百载，毁于一旦痛煞人。”
三十年代以后，民国政府腐败，军阀混战，横征暴敛。继而日寇侵华，铁蹄践踏，民不聊生。花农对牡丹种植，步履维艰，花无销路。迫于生计，只得忍痛改种五谷，残存的牡丹也不过几十亩。后虽有恢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牡丹面积也不过百亩，品种只剩有120个。曹州牡丹“甲于海内”的声誉，已名不副实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曹州牡丹得到快速发展。1982年，市政府拨专款组建、整修了“曹州牡丹园”“百花园”“古今园”，使牡丹面积增至5000亩，品种达470个。特别近些年来，市政府又加大了对牡丹种植的扶持力度，又相继新建了“中国牡丹园”“国花牡丹园”和“尧舜牡丹园”。同时组织专家和科技人员，成立了“曹州牡丹研究院”。在栽培技术上，由原来的分株、压条和嫁接繁殖，又研发了畦种、盆栽和催花等技术，培育出了许多新的品种。
曹州牡丹有较强的观赏性，以“花大色艳、风韵香浓”而闻名，以“丰姿多彩、种类繁多”而著称。从花瓣看，单层花大如盘，风姿飘逸；重瓣层次清晰，温文尔雅；千层重叠繁密，绚丽豁达。从花型看，平头型姿态绰约，翩翩似舞；绣球型多瓣轮叠，颤颤欲坠。皇冠型富丽堂皇，雍容华贵。从花色看，红牡丹妖艳似火，灿若蒸霞；黄牡丹花开富贵，端庄典雅；白牡丹洁白莹雪，若玉无瑕。放眼看，真是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曹州牡丹还有不菲的价值性，据《菏泽县志》载，早年“土人捆载之，南浮闽粤，北走京师。至则厚植以归，故每岁辄一往。”新中国成立前后，每年销往外地的牡丹达8万余株。主要是广州，人称“下广”。霜降动身，至春节花开上市。再者，牡丹根可脱皮入药，人称“丹皮”。曹州丹皮，又称“曹丹”，久存不易发霉，又无虫蛀之患，被列为上品，市场畅销。近些年，曹州牡丹研究院所，又相继开发出牡丹籽油、牡丹酒、牡丹茶、牡丹糕和牡丹化妆品等，从而拓展了牡丹的实用价值。
最近几年，在国家“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引导下，曹州牡丹已走向全国和世界。先后在国内、国际20多个大城市举办了“曹州牡丹花展览”，同时在重大花展中都连连获奖。而且，在国内外很多个城市公园都有曹州牡丹落户，观众达数百万人。曹州牡丹不仅供应了城市美化，而且还以花为媒，广交朋友，而轰动了世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创造了财富，传播了友谊。“曹州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可谓是实至名归。
#菏泽# #菏泽牡丹# 【曹州牡丹史话】菏泽古称曹州，亦称曹南，因种植牡丹而驰名中外，是著名的中国牡丹之乡。目前，菏泽市牡丹栽培面积已达12万亩，品种多至1237个。牡丹区是全市牡丹的集中产地，其中牡丹办事处和黄堽镇，已把牡丹发展为产业，现在是“村村有花园，户户栽牡丹”。已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花色最全的牡丹观赏区，又是牡丹生产、科研和出口的基地。
据《菏泽市志》载，菏泽种植牡丹历史悠久，始于隋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据《曹州牡丹史》载，时赵楼村的赵瑞波经商去北京、天津，用当地特产木瓜、耿饼换来牡丹10余株。又去洛阳求得二乔、姚黄等品种，自此曹州牡丹在周边繁殖起来。明代后期，曹州牡丹开始兴盛，记有“甲于海内”之说，享有“曹州牡丹甲天下”之誉。
明清以来，曹州牡丹种植，已星罗棋布。较著名的园区，有明代的“赵氏园”（赵楼村）、“凝香园”（岳楼村）、“巢云园”（郭楼村）、“古今园”（王梨庄）、“毛花园”（毛胡同）等。有清代的“桑篱园”（李集村）、张花园等。有民国时期的“铁藜园”“军门园”“桂陵园”“官花园”等。另外，老城内还有“公署园”（城中）、“半半园”（城东）、“三爱堂花园”（城西）。且诸多居家庭院，也多有种植，足看出菏泽人对牡丹的喜爱和青睐。
清代，曹州牡丹种植繁盛，《聊斋志异》中曾赞“曹州牡丹甲齐鲁”，在《葛巾》篇中为曹州牡丹绝品—葛巾紫和玉版白，演绎出爱情佳话，使曹州牡丹声名远扬。乾隆时期，牡丹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急遽增加。《曹州牡丹谱》中曾写道：“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从顷计，东部二十里，盖连畦接畛也。看花之局，在三月杪，车马歌声相属。”花海人潮，盛况空前。
咸丰五年，黄河自竹林决口，菏泽遭受水患，牡丹大部淹死。清朝后期，曹州牡丹又相继发展起来，且栽培更趋于专业化、商品化。清朝末年，曹州牡丹又盛极一时。据赵世学的《新增牡丹谱》记，以赵楼为中心，周边20里均有载培，品种也增至200余种。
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兵匪交患，民族灾难日深。牡丹也运交华盖，日趋锐减。人传赵楼村南有两棵“脂红牡丹”，棵龄达200年，株高丈二，枝阔丈八，人称“牡丹王”。盛开时，红光耀眼，异香凌人，方圆几十里皆来观赏。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称帝。曹州镇守使陆建章，为讨袁欢心，强行买下，运至彰德府，栽在袁的公馆里。结果，陆建章官升三级，可不久这棵牡丹却枯死了。后人感叹：“窃国大盗用小人，国遭大难花不存。花农心血二百载，毁于一旦痛煞人。”
三十年代以后，民国政府腐败，军阀混战，横征暴敛。继而日寇侵华，铁蹄践踏，民不聊生。花农对牡丹种植，步履维艰，花无销路。迫于生计，只得忍痛改种五谷，残存的牡丹也不过几十亩。后虽有恢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牡丹面积也不过百亩，品种只剩有120个。曹州牡丹“甲于海内”的声誉，已名不副实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曹州牡丹得到快速发展。1982年，市政府拨专款组建、整修了“曹州牡丹园”“百花园”“古今园”，使牡丹面积增至5000亩，品种达470个。特别近些年来，市政府又加大了对牡丹种植的扶持力度，又相继新建了“中国牡丹园”“国花牡丹园”和“尧舜牡丹园”。同时组织专家和科技人员，成立了“曹州牡丹研究院”。在栽培技术上，由原来的分株、压条和嫁接繁殖，又研发了畦种、盆栽和催花等技术，培育出了许多新的品种。
曹州牡丹有较强的观赏性，以“花大色艳、风韵香浓”而闻名，以“丰姿多彩、种类繁多”而著称。从花瓣看，单层花大如盘，风姿飘逸；重瓣层次清晰，温文尔雅；千层重叠繁密，绚丽豁达。从花型看，平头型姿态绰约，翩翩似舞；绣球型多瓣轮叠，颤颤欲坠。皇冠型富丽堂皇，雍容华贵。从花色看，红牡丹妖艳似火，灿若蒸霞；黄牡丹花开富贵，端庄典雅；白牡丹洁白莹雪，若玉无瑕。放眼看，真是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曹州牡丹还有不菲的价值性，据《菏泽县志》载，早年“土人捆载之，南浮闽粤，北走京师。至则厚植以归，故每岁辄一往。”新中国成立前后，每年销往外地的牡丹达8万余株。主要是广州，人称“下广”。霜降动身，至春节花开上市。再者，牡丹根可脱皮入药，人称“丹皮”。曹州丹皮，又称“曹丹”，久存不易发霉，又无虫蛀之患，被列为上品，市场畅销。近些年，曹州牡丹研究院所，又相继开发出牡丹籽油、牡丹酒、牡丹茶、牡丹糕和牡丹化妆品等，从而拓展了牡丹的实用价值。
最近几年，在国家“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引导下，曹州牡丹已走向全国和世界。先后在国内、国际20多个大城市举办了“曹州牡丹花展览”，同时在重大花展中都连连获奖。而且，在国内外很多个城市公园都有曹州牡丹落户，观众达数百万人。曹州牡丹不仅供应了城市美化，而且还以花为媒，广交朋友，而轰动了世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创造了财富，传播了友谊。“曹州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可谓是实至名归。（邓文献）
据《菏泽市志》载，菏泽种植牡丹历史悠久，始于隋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据《曹州牡丹史》载，时赵楼村的赵瑞波经商去北京、天津，用当地特产木瓜、耿饼换来牡丹10余株。又去洛阳求得二乔、姚黄等品种，自此曹州牡丹在周边繁殖起来。明代后期，曹州牡丹开始兴盛，记有“甲于海内”之说，享有“曹州牡丹甲天下”之誉。
明清以来，曹州牡丹种植，已星罗棋布。较著名的园区，有明代的“赵氏园”（赵楼村）、“凝香园”（岳楼村）、“巢云园”（郭楼村）、“古今园”（王梨庄）、“毛花园”（毛胡同）等。有清代的“桑篱园”（李集村）、张花园等。有民国时期的“铁藜园”“军门园”“桂陵园”“官花园”等。另外，老城内还有“公署园”（城中）、“半半园”（城东）、“三爱堂花园”（城西）。且诸多居家庭院，也多有种植，足看出菏泽人对牡丹的喜爱和青睐。
清代，曹州牡丹种植繁盛，《聊斋志异》中曾赞“曹州牡丹甲齐鲁”，在《葛巾》篇中为曹州牡丹绝品—葛巾紫和玉版白，演绎出爱情佳话，使曹州牡丹声名远扬。乾隆时期，牡丹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品种急遽增加。《曹州牡丹谱》中曾写道：“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从顷计，东部二十里，盖连畦接畛也。看花之局，在三月杪，车马歌声相属。”花海人潮，盛况空前。
咸丰五年，黄河自竹林决口，菏泽遭受水患，牡丹大部淹死。清朝后期，曹州牡丹又相继发展起来，且栽培更趋于专业化、商品化。清朝末年，曹州牡丹又盛极一时。据赵世学的《新增牡丹谱》记，以赵楼为中心，周边20里均有载培，品种也增至200余种。
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兵匪交患，民族灾难日深。牡丹也运交华盖，日趋锐减。人传赵楼村南有两棵“脂红牡丹”，棵龄达200年，株高丈二，枝阔丈八，人称“牡丹王”。盛开时，红光耀眼，异香凌人，方圆几十里皆来观赏。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称帝。曹州镇守使陆建章，为讨袁欢心，强行买下，运至彰德府，栽在袁的公馆里。结果，陆建章官升三级，可不久这棵牡丹却枯死了。后人感叹：“窃国大盗用小人，国遭大难花不存。花农心血二百载，毁于一旦痛煞人。”
三十年代以后，民国政府腐败，军阀混战，横征暴敛。继而日寇侵华，铁蹄践踏，民不聊生。花农对牡丹种植，步履维艰，花无销路。迫于生计，只得忍痛改种五谷，残存的牡丹也不过几十亩。后虽有恢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牡丹面积也不过百亩，品种只剩有120个。曹州牡丹“甲于海内”的声誉，已名不副实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曹州牡丹得到快速发展。1982年，市政府拨专款组建、整修了“曹州牡丹园”“百花园”“古今园”，使牡丹面积增至5000亩，品种达470个。特别近些年来，市政府又加大了对牡丹种植的扶持力度，又相继新建了“中国牡丹园”“国花牡丹园”和“尧舜牡丹园”。同时组织专家和科技人员，成立了“曹州牡丹研究院”。在栽培技术上，由原来的分株、压条和嫁接繁殖，又研发了畦种、盆栽和催花等技术，培育出了许多新的品种。
曹州牡丹有较强的观赏性，以“花大色艳、风韵香浓”而闻名，以“丰姿多彩、种类繁多”而著称。从花瓣看，单层花大如盘，风姿飘逸；重瓣层次清晰，温文尔雅；千层重叠繁密，绚丽豁达。从花型看，平头型姿态绰约，翩翩似舞；绣球型多瓣轮叠，颤颤欲坠。皇冠型富丽堂皇，雍容华贵。从花色看，红牡丹妖艳似火，灿若蒸霞；黄牡丹花开富贵，端庄典雅；白牡丹洁白莹雪，若玉无瑕。放眼看，真是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曹州牡丹还有不菲的价值性，据《菏泽县志》载，早年“土人捆载之，南浮闽粤，北走京师。至则厚植以归，故每岁辄一往。”新中国成立前后，每年销往外地的牡丹达8万余株。主要是广州，人称“下广”。霜降动身，至春节花开上市。再者，牡丹根可脱皮入药，人称“丹皮”。曹州丹皮，又称“曹丹”，久存不易发霉，又无虫蛀之患，被列为上品，市场畅销。近些年，曹州牡丹研究院所，又相继开发出牡丹籽油、牡丹酒、牡丹茶、牡丹糕和牡丹化妆品等，从而拓展了牡丹的实用价值。
最近几年，在国家“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引导下，曹州牡丹已走向全国和世界。先后在国内、国际20多个大城市举办了“曹州牡丹花展览”，同时在重大花展中都连连获奖。而且，在国内外很多个城市公园都有曹州牡丹落户，观众达数百万人。曹州牡丹不仅供应了城市美化，而且还以花为媒，广交朋友，而轰动了世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创造了财富，传播了友谊。“曹州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可谓是实至名归。（邓文献）
藿香正气水不是治疗中暑的！ —— 外感病因辨析系列(一)附
在历代的中医学著作、现行的中医学教材中，都有一些原本是辛温类的，治疗寒湿外感类疾病的方剂被作为解暑剂，导致以热治暑的误治经常发生。
一、香薷散
出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组成：白扁豆、厚朴、香薷。
主治：起居不慎、饮食不节等原因致使“风冷之气，归于三焦，传于脾胃”，而出现的霍乱吐利，腹痛呕恶，烦闷气逆，肢厥转筋之证。
历代主张“香薷散（饮）治暑”的医家众多，在历版《方剂学》教材中，也将此方归于祛暑解表剂，并载其能“祛暑解表，化湿和中”，主治夏季感受寒湿而出现“恶寒发热，腹痛吐泻，头重身痛，无汗，胸闷，舌苔白腻，脉浮”的阴暑证。
香薷散中，君药香薷为辛温解表药，辛而微温；厚朴为化湿药，苦、辛、温；白扁豆为补虚药，性味甘平。三者药性皆非寒凉，也不属祛暑、清热药，按祛暑剂的定义来说并不符合祛暑剂范畴。
其原方煎煮法尚有“水一盏，入酒一分，煎七分”一条，观其方原义，以香薷为君辛温解表、芳香化湿；藉厚朴为臣，燥湿行气、下气除满；佐以白扁豆健脾渗湿，并藉酒力加强温散寒邪的程度，以达到解表散寒，化湿和中之力。
其方原为伤于寒湿而设，而后世延用于夏季感受寒湿也无可厚非，但渐演变以“解暑”一词代替其“主治暑季阴证”之功效，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暑性本热，更何况方中君药香薷“辛温解表”，若未遇寒湿兼挟，以其“祛暑”势必火上浇油；
君药既为解表药，此方理当属于解表剂，而非祛暑剂；
而且暑热耗气伤阴，香薷为“夏月麻黄”，虚人服之反而重伤其表。
若方剂归类暧昧不清，可能致使虚人误服或用于暑热而贻误病情。
二、藿香正气散
出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组成：大腹皮、白芷、紫苏、茯苓、半夏曲、白术、陈皮、厚朴、苦桔梗、藿香、炙甘草。
主治：外感风寒，头痛喘嗽，胸膈满闷，腹痛吐泻，霍乱瘴疟，胎前产后之血气刺痛，小儿疳疾等疾病。
《方剂学》教材载其主治“外感风寒、内伤湿滞证”，尤适夏月里外感寒湿所致的脾胃疾病，将其归于祛湿和胃剂中。
历代医籍如《杂病广要》、《杂病源流犀烛》、《证治准绳》皆将其列为治暑方，在现代也可见将藿香正气散用于中暑的范畴中，但藿香正气散作为辛燥之剂，用于暑证治疗一直存在争议。
方中君药为藿香，有辛温解表，内散寒湿，芳香辟秽之效；苏叶、白芷皆芳香辛散，能加强解表化湿之力；半夏曲、厚朴燥湿止呕；桔梗、陈皮、大腹皮畅气行水；茯苓、白术、甘草健脾祛湿，诸药相合达到外解风寒，内散寒湿，理气和中之效。
观其整体制方温燥之品为主，方剂学教材载其主治伤寒湿滞，且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始，此方即为伤寒喘嗽伴脾胃不和证而设，非用作暑证治疗。
后世以其化湿而误认为其能祛暑，实则混淆了概念。
因为暑季多湿，即所谓的“暑必挟湿”，因而在很多时候，很多人就将“暑季的湿等同于暑”，将“祛湿等同于祛暑”，特别是在暑季感受了湿邪，就直接将“湿邪等同于暑邪”，这就是藿香正气散被认为是“祛暑”的根源所在。
方中君药藿香，在《中药学》教材被列为化湿药而非解暑药，虽中药学亦强调其有解暑功效，但也仍然是混淆了暑季的湿与暑本身的区别，其药性温燥，多用于夏季的寒湿证，与暑季有关而已，归根究底还是属于散寒化湿药的。
故“藿香正气散是解暑剂”的说法与其组成、功效相悖，存在矛盾。
三、东垣清暑益气汤
出处：《脾胃论》
组成：黄芪、苍术、升麻、人参、泽泻、神曲、橘皮、白术、麦门冬、当归身、炙甘草、青皮、黄柏、葛根、五味子。
主治：乃东垣针对虚人长夏感受湿邪，出现神倦肢重而疼，气短或喘，胸闷脘痞，烦热自汗，纳少便溏，溺黄数，脉虚等证而设。
昔人云其“清暑”有名无实。
暑证的病因是夏季热邪，多见烦热汗出、恶热口渴、多饮溺短、脉洪大等证；
东垣则认为长夏湿盛，暑证多由湿、热二气夹杂所致，故其有云“时当长夏，湿热大胜，蒸蒸而炽……其天暑湿令则一也。宜以清燥之剂治之。”
可知东垣清暑益气汤主要针对长夏湿令所制，其性偏燥，并非为不挟寒湿的暑证而创。
观其原方组成，以黄芪为君，甘温益气，固表止汗；以归、橘、参、草为臣，健脾益气；二术、泽泻燥湿利水；用升、葛解肌退热；湿滞脾胃则水谷不化，以神曲、青皮消积破滞；黄柏苦寒燥湿；五味子、麦冬合人参有生脉散之意，益气生津，敛阴止汗。诸药共达益气健脾，除湿清热之效。
方中君药乃补虚药，多数药物为补虚药、理气药及利水渗湿药，药性偏温燥，主要构成药物不是祛暑药，从《方剂学》定义来说，此方当属补益剂而非祛暑剂。
王士雄云其方“从补中益气加味”，方中理气、除湿之品又多，可知东垣清暑益气汤功偏健脾益气，除湿利水；
再参东垣语“此病皆由饮食劳倦，损其脾胃，乘天暑而病作也”，知此方主治平素气虚复于长夏感受湿邪的气虚湿盛证，只是发病季节与“暑”有关而已。
此清暑益气汤方名清暑，而欠清暑药物，能够健脾燥湿，却并非清热解暑，故并不适用于暑证。
（北京中医药大学肖相如）
在历代的中医学著作、现行的中医学教材中，都有一些原本是辛温类的，治疗寒湿外感类疾病的方剂被作为解暑剂，导致以热治暑的误治经常发生。
一、香薷散
出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组成：白扁豆、厚朴、香薷。
主治：起居不慎、饮食不节等原因致使“风冷之气，归于三焦，传于脾胃”，而出现的霍乱吐利，腹痛呕恶，烦闷气逆，肢厥转筋之证。
历代主张“香薷散（饮）治暑”的医家众多，在历版《方剂学》教材中，也将此方归于祛暑解表剂，并载其能“祛暑解表，化湿和中”，主治夏季感受寒湿而出现“恶寒发热，腹痛吐泻，头重身痛，无汗，胸闷，舌苔白腻，脉浮”的阴暑证。
香薷散中，君药香薷为辛温解表药，辛而微温；厚朴为化湿药，苦、辛、温；白扁豆为补虚药，性味甘平。三者药性皆非寒凉，也不属祛暑、清热药，按祛暑剂的定义来说并不符合祛暑剂范畴。
其原方煎煮法尚有“水一盏，入酒一分，煎七分”一条，观其方原义，以香薷为君辛温解表、芳香化湿；藉厚朴为臣，燥湿行气、下气除满；佐以白扁豆健脾渗湿，并藉酒力加强温散寒邪的程度，以达到解表散寒，化湿和中之力。
其方原为伤于寒湿而设，而后世延用于夏季感受寒湿也无可厚非，但渐演变以“解暑”一词代替其“主治暑季阴证”之功效，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暑性本热，更何况方中君药香薷“辛温解表”，若未遇寒湿兼挟，以其“祛暑”势必火上浇油；
君药既为解表药，此方理当属于解表剂，而非祛暑剂；
而且暑热耗气伤阴，香薷为“夏月麻黄”，虚人服之反而重伤其表。
若方剂归类暧昧不清，可能致使虚人误服或用于暑热而贻误病情。
二、藿香正气散
出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组成：大腹皮、白芷、紫苏、茯苓、半夏曲、白术、陈皮、厚朴、苦桔梗、藿香、炙甘草。
主治：外感风寒，头痛喘嗽，胸膈满闷，腹痛吐泻，霍乱瘴疟，胎前产后之血气刺痛，小儿疳疾等疾病。
《方剂学》教材载其主治“外感风寒、内伤湿滞证”，尤适夏月里外感寒湿所致的脾胃疾病，将其归于祛湿和胃剂中。
历代医籍如《杂病广要》、《杂病源流犀烛》、《证治准绳》皆将其列为治暑方，在现代也可见将藿香正气散用于中暑的范畴中，但藿香正气散作为辛燥之剂，用于暑证治疗一直存在争议。
方中君药为藿香，有辛温解表，内散寒湿，芳香辟秽之效；苏叶、白芷皆芳香辛散，能加强解表化湿之力；半夏曲、厚朴燥湿止呕；桔梗、陈皮、大腹皮畅气行水；茯苓、白术、甘草健脾祛湿，诸药相合达到外解风寒，内散寒湿，理气和中之效。
观其整体制方温燥之品为主，方剂学教材载其主治伤寒湿滞，且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始，此方即为伤寒喘嗽伴脾胃不和证而设，非用作暑证治疗。
后世以其化湿而误认为其能祛暑，实则混淆了概念。
因为暑季多湿，即所谓的“暑必挟湿”，因而在很多时候，很多人就将“暑季的湿等同于暑”，将“祛湿等同于祛暑”，特别是在暑季感受了湿邪，就直接将“湿邪等同于暑邪”，这就是藿香正气散被认为是“祛暑”的根源所在。
方中君药藿香，在《中药学》教材被列为化湿药而非解暑药，虽中药学亦强调其有解暑功效，但也仍然是混淆了暑季的湿与暑本身的区别，其药性温燥，多用于夏季的寒湿证，与暑季有关而已，归根究底还是属于散寒化湿药的。
故“藿香正气散是解暑剂”的说法与其组成、功效相悖，存在矛盾。
三、东垣清暑益气汤
出处：《脾胃论》
组成：黄芪、苍术、升麻、人参、泽泻、神曲、橘皮、白术、麦门冬、当归身、炙甘草、青皮、黄柏、葛根、五味子。
主治：乃东垣针对虚人长夏感受湿邪，出现神倦肢重而疼，气短或喘，胸闷脘痞，烦热自汗，纳少便溏，溺黄数，脉虚等证而设。
昔人云其“清暑”有名无实。
暑证的病因是夏季热邪，多见烦热汗出、恶热口渴、多饮溺短、脉洪大等证；
东垣则认为长夏湿盛，暑证多由湿、热二气夹杂所致，故其有云“时当长夏，湿热大胜，蒸蒸而炽……其天暑湿令则一也。宜以清燥之剂治之。”
可知东垣清暑益气汤主要针对长夏湿令所制，其性偏燥，并非为不挟寒湿的暑证而创。
观其原方组成，以黄芪为君，甘温益气，固表止汗；以归、橘、参、草为臣，健脾益气；二术、泽泻燥湿利水；用升、葛解肌退热；湿滞脾胃则水谷不化，以神曲、青皮消积破滞；黄柏苦寒燥湿；五味子、麦冬合人参有生脉散之意，益气生津，敛阴止汗。诸药共达益气健脾，除湿清热之效。
方中君药乃补虚药，多数药物为补虚药、理气药及利水渗湿药，药性偏温燥，主要构成药物不是祛暑药，从《方剂学》定义来说，此方当属补益剂而非祛暑剂。
王士雄云其方“从补中益气加味”，方中理气、除湿之品又多，可知东垣清暑益气汤功偏健脾益气，除湿利水；
再参东垣语“此病皆由饮食劳倦，损其脾胃，乘天暑而病作也”，知此方主治平素气虚复于长夏感受湿邪的气虚湿盛证，只是发病季节与“暑”有关而已。
此清暑益气汤方名清暑，而欠清暑药物，能够健脾燥湿，却并非清热解暑，故并不适用于暑证。
（北京中医药大学肖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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