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能够淡化情绪、顺其自然，才是延长人生福报的根源

一、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国学实录# 没有什么比避开情绪、顺应淡然，更能让自己处在主动位置的方式了。
《道德经》之中有一句话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世间万物福祸相依，没有人知道其中变化的终极，因为事物是不断向前推演的，所以圣人在这种情况下，则能做到“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处事方正不会割伤人，有棱角不会刺伤物，直率却不放肆，光亮而不耀眼夺目。
不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处于极端妄为的姿态之中，而是一切顺应，用看似消极的方式获取真正积极的结果，#读书# 从而使人生不断处在有效积极的状态之中。
很多人评价道家思想的时候，总觉得无为是一种消极和被动，其实世间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对于事物产生的认知，只是主观带着局限性存在的偏见。
我们认为的消极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消极，就像《道德经》之中所说避开情绪、顺应自然的智慧一样，看似消极，实则能够在另一方面有效推动自己处在主动的位置。
比如说，当一个人身处于荣辱变换的境遇之中，他自身所持的态度都会直接作用自己的人生，最后带来相应的结果。
所以世间才有一句话叫因果不虚，人生最后产生的局面都是在过程中的行为举止，甚至一个念头所造成的结局。

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根源处调整自己的念头，最后推行出一个正确的处事方式。
《围炉夜话》之中有一句话叫：#传统文化# 安分守贫，何等清闲，而好事者偏自寻烦恼；持盈保泰，总须忍让，而恃强者乃自取灭亡。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能持守本分，安贫乐道，这是多么清闲自在的境界，而好生事端的人却偏偏要自寻烦恼；在事业昌盛的时候谦虚谨慎，注意容忍谦让，而倚仗强势的人就等于自取灭亡。
当一个人削弱自己的主观意识之后，自然少了一些妄念妄为，在任何境遇中都能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这样的状态，才有利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主观妄为而带来问题。
比如有的人身处于贫贱之时，本来他也坐拥着相对清闲的人生状态，只要能持守本分，安贫乐道，就不会多生事端，但是他偏偏在自己欲望的驱动下做一些超出常理之所为，最后带来的结果自然让自己自食恶果。
又比如一个人身处在富贵之中，只要能够做到谦虚谨慎，自然能够将自己身处高位的福报延长得更长久一些。
但是很多人却不明白“势不可使尽，福不可双收”的道理，身处在高位之时更是恃才傲物，居功自傲，甚至依仗财势和地位强横乡里，仗势欺人。
最后弄得天怒人怨，因为缺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损失了长久享受幸福的权利和机缘。

二、
历史上有一个《暮夜却金》的故事：
在东汉时期，#国学# 杨震出身于官宦世家，他通晓经典，博览群书，后来被举荐为茂才，经过几次升迁之后，做了荆州刺史，东莱太守。
当他走马上任的时候路过昌邑，而在这个地方他遇见了一个熟人，也就是之前由他推荐为茂才的王密，而王密现在则是昌邑县的县令。
王密见恩人到此，自然十分激动，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密为了感谢杨震曾经的知遇之恩，就悄悄带了十斤黄金前去“拜访”，一来是想感激杨震曾经的知遇之恩，二来是想贿赂一下杨震，以后好有个照应。
而杨震则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
王密以为杨震只是客套，于是就说：“暮夜无知者。”
而杨震则生气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说不知呢？”
王密听了之后才知道杨震是认真的，于是灰溜溜地走了。
对于杨震来说，最难得的就是身处高位之时，依然懂得并坚守“慎独”的道理。
“慎独”一词出自于《中庸》之中，意思就是：即便在无人察觉的地方，也依然严格自律，谨慎小心。
而这也是确保自己在身处高位之时，不因自身行为偏颇而招致祸患的根本。
当一个人能够顺其自然，不以妄念强求人生，凡事只尽本分，做到内心安泰的时候，外在才能平顺。

正如孟子说：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意思就是说：舜做平民的时候，吃干饭和吃野菜也非常知足快乐，就好像他准备贫穷于世一样，毫不介意。后来等他做了天子的时候，穿着采服，弹着琴，又有尧的两个女儿侍奉，依然没有傲踞之色，就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真正的智者，在富贵贫贱之时，始终如一，不为环境所动，无论身居何处，皆能顺应自然。
穷则不怨，达而不骄，这才是做人的功夫，而正是这样的姿态，方能使人获益终身。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实录

知乎搜索国学实录

收听语音文字视频

新书推荐：《国学知识大全》
索书号： Z126/ 72
作者：吕思勉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出版年：2020年
简介：本书收录了吕思勉先生的《国学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中国文化史》《史学与史籍》《中国史籍读法》，使读者从一个有深度、有宽度、有高度的层面上了解国历史学，通过深入浅出的解读，快速掌握国学常识。

摘【史家批顾颉刚疑史 及顾氏承认破坏历史】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