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南阳# 【“南水北调”南阳大考古：点亮“文明在宛”的南阳之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成通水，使南北共饮一江水成为现实；
因这个世纪工程，这块神秘的土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永远被铭记的地方；
60年，上百支考古队，十几万件文物，见证了南阳历史的辉煌与璀璨，留下一部文化编年史……
2014年12月12日，历时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5年来，丹江口水库为京津人民送去了一渠清泉，在这甘甜的泉水中，不仅饱含着库区移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也见证着文物工作者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呕心沥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起我市陶岔渠首，向北纵穿南阳盆地，途经平顶山等8市32个县区。总干渠全长1267公里，其中河南境内约占总长度的60％，涉及各级各类文物点350多处。有专家将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涉及的文物，比作一部详尽记载中华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巨型编年史。而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和渠首所在地，文物保护工作最为繁重，文物保护成果也最为丰富，考古发掘项目和出土文物数量，接近整个中线工程总量的一半。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遗存，都记载着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着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也唤醒世人对古代文明的记忆……
60年考古
十几万件文物见证辉煌华夏文明
丹江，发源于秦岭地区的凤凰山南麓，向东南流经陕西省商州、丹凤县等地入淅川县境，至湖北省的均县镇与汉水汇合注入丹江口水库。443公里长的丹江造就了丹江口水库库区辉煌灿烂的中原文化。丹江口库区地处秦岭－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一带，附近众多河谷阶地、河漫滩地和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宜于农作。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作、生息。丹江后靠商洛险地，前可窥荆、襄一带，东北可下宛、洛，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周代以来，楚族在丹江流域兴起，在丹江流域建都丹阳，后逐渐发展为雄踞江淮、问鼎中原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泱泱大国……
1952年，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被第一次提出。1953年，北京的考古专家在淅川丹江源头附近进行考古发掘，为丹江口水库建设做前期铺垫，拉开了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文物保护大幕，数年间抢救发掘文物近5万件。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15年间文物工作者仅在淅川区域就发掘各个时期墓葬900多座，出土文物2万多件。1974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不断有古墓被库水冲出，文物工作者“发现一座、抢救一座”，20年发掘古墓近百座。1995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淅川淹没区进行了前期文物调查，并分别于1998年、2003年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复查。2003年至2004年，国家文物局对淅川丹江口库区淹没线（海拔172米）以下区域进行文物普查，共统计文物点169处，确认有价值的文物发掘点116处，其中古生物与古人类遗存37处，包括第三纪化石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古文化遗址34处，包含新石器时代、先秦和秦汉以后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墓群87处，分别属于先秦、秦汉以后至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地面文物11处，包括庙宇、民居、桥梁和碑刻等。2005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丹江口库区文物抢救性发掘工程，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数百名考古专家，组成近百支考古队云集淅川，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文物发掘工作。
伴随着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前后进行了历时60年的考古发掘，累计投入考古专家数千人，参与的考古队达上百支，遗址、墓葬等遗存涉及新旧石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众多时（朝）代，出土文物累计十余万件，发掘的众多古墓、遗迹、城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数量之巨大，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批珍贵文物更是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记载，也充分展示了南阳作为文物考古大市的学术地位。文物专家徐光冀曾指出，丹江口库区文物的发掘，对研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过渡区域的古文化地域特点、中原古代文明，探究楚文化渊源及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处处遗址
串起“文明在宛”的南阳原史
从文明之光到传播火种，南阳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前行，不断开启着人类历史的文明旅程。他们的足迹汇聚成一种历史的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发展进程、华夏文明的源起，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使南阳成为华夏文明的肇始地与引领者。
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从环壕聚落到5000年前的古城，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考古发现发掘中，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南阳原史 文明之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30万年来，人类由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丹江口库区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点20余处，主要有坑南遗址、东岗遗址、梁家岗遗址、双河狮子岗等。
20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队在淅川县马蹬镇坑南村村南河湾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批石磨盘、研磨球、燧石制品。器类以刮削器和砍砸器居多，还有凹刮器、尖状器、锥钻等，总数达8000余件。除石器外还发现部分陶器残片。
双河－狮子岗旧石器地点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也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在这里，不仅发现了颇富北方色彩的小石器系统，同时又发现了有南方典型特征的陡刃砾石系统。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对了解当时人类如何利用自然环境谋生，自然环境又如何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博山旧石器地点，可谓打制石器工艺的时代巅峰。这处遗址点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其中，个别石制品采用了磨制工艺，或是与骨头、木头等组合成复合工具使用，尤其是发现精致规整的细石核、细石叶，代表了打制石器的巅峰水平。对进一步解释北方地区旧石器晚期以石叶为代表的石器工艺、发展水平及细石器工业的起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从大量的房基、墓葬到环壕、城址，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未间断。
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是长江中游发现的众多城址之中始建年代较早、位置最靠北的一座，也是汉水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其所处的丹江下游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系统的交会地带，对探讨该地域新石器时代各阶段聚落形态变迁及演变规律，认识南北文化中介地带的文化面貌和性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沟湾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探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规律、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下王岗遗址，对研究豫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楚源探索有重要价值；姚河遗址，开辟了刀类生产工具规模化生产的新尝试……
一处处散落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犹如一颗颗闪烁的珍珠，串起人类原始文明起源的南阳先声。
一件件国宝
默默地讲述着“楚地文明”
2500年前，楚文化似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原大地上，它折射出神秘而美丽的光晕，透出丝丝灵气，哺育和鼓励了一代代楚地人，使其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在时空的流转中创造出惊世的文明。
1978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开始对下寺楚国贵族墓葬群进行发掘，出土了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玉饰、骨器、料器等器物6000余件，其中包括王子午鼎、云纹铜禁和王孙诰编钟等国之重器。下寺楚墓的发掘，轰动了全国，是楚文化考古上的重大发现。
和尚岭楚墓出土的克黄升鼎、曾太师奠鼎、卷云纹填漆鼎、鸟嘴兽纹鼎、画像铜壶、仲姬敦、镇墓兽座等，都属于文物精品。尤其是克黄升鼎，造型古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楚式升鼎，可作为春秋中期楚式升鼎的标型器；卷云纹填漆鼎，在阴刻细线卷云纹等纹饰内填满黑漆，并打磨光亮，这种工艺十分少见；画像铜壶器表饰满铸造时镶嵌上去的七层红铜画像，每层又分数组，既有展翅欲飞的凤鸟，头上有角、双手似翼的仙人，还有凶猛的老虎，奔跑的山羊等，整个画像布局严谨，左右对称，栩栩如生。
在徐家岭楚墓众多的遗物中，以青铜鼓架——神兽、画像敦和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尤其是一对铜神兽，头上六龙探首，分向不同方向，张口，吐舌，颈、身、尾为虎的造型，龟足。兽身脊背正中铸一方座，座上又有一怪兽作直身欲搏状。其口内更衔一龙，头上有三个角，吐舌，躬身。神兽身上镶嵌绿松石，组成飞龙、凤鸟、虎及涡纹图案。神兽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实乃罕世精品。在和尚岭、徐家岭楚墓中还出土有3套铜钮钟和3套铜镈钟，其中和尚岭M2出土的钮钟和镈钟上有纪年铭文。这些为音乐史的研究也提供了珍贵资料。
2006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淅川徐家岭楚墓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3座楚国贵族墓。其中一“甲”字形墓葬，葬具为一椁重棺。两具殉人分别葬在陪葬棺内；随葬品有青铜器、玉石器、木器、骨器、陶器和铅器等，铜礼器组合基本完整。其中1件小口鼎铸有49字，涉及岁星纪年。根据岁星纪年推算鼎的铸造年代为公元前507年，证实了楚国在春秋时期用岁星纪年的事实，这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岁星纪年的实物，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座座楚墓的发掘，一件件稀世珍品的出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楚风的神秘魅力。仅2006年以来，考古部门在丹江口库区就发掘了数千座楚墓，如徐家岭楚墓、东沟长岭楚墓、吉岗楚墓、大石头山楚墓、毛坪楚墓、裴岭楚墓、熊家岭楚墓、郭庄楚墓、马川楚墓等，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为豫西南地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亦为楚都丹阳淅川说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座座古墓
解开西周鄂国“历史悬案”
鄂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夏商时鄂国为诸侯国，十分强大。商末，鄂侯在朝中为大臣，与西伯侯姬昌、九侯并列为“三公”，颇具声望和实力。当时的鄂国，位于黄河以北。商末，鄂侯劝谏被纣王杀害。此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国史书记载缺失，成为史学悬案。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题，“夏饷铺考古”为此提供了突破依据——从夏饷铺鄂国贵族墓葬群的发现与发掘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并未消亡，而是存在于南阳，且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说，“夏饷铺考古”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与判定，引起国内众多知名考古专家密切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夏饷铺考古”有着重大的史学和社会价值，是南阳乃至河南考古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
夏饷铺墓葬群位于南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乡夏饷铺村北1公里处的南水北调干渠中，历史上属于文物集中区，夏饷铺遗址、襄汉漕渠就在附近。文物部门在此勘探出属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墓葬20座。
“夏饷铺考古”共出土各类文物500多件（套），部分文物保存完整，意义重大，弥足珍贵。6号墓出土的铜方彝，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南阳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该墓葬中还出土3件保存完整、带有约1米长木柄的铜戈，在南阳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南阳考古空白；1号墓出土的7件铜鼎形状一样、纹饰一致、大小不一，是典型周代侯级贵族的列鼎，其中6件铜鼎上有“鄂侯夫人”的铭文，该墓葬出土的铜簋、铜鬲上的铭文也为“鄂侯夫人”，十分珍贵；5号墓中发现了两件铜簠和两件铜鬲，上有“鄂姜”铭文；6号墓中发现一套6件的铜编钟，上有“鄂侯作”铭文……大批鄂国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同时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的传统判定。
2013年，“夏饷铺考古”入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虽最终未能入选“十大考古”，但考古界还是给予它极高的评价。之后，央视10套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类栏目《探索·发现》抵宛，聚焦“夏饷铺考古”之古鄂国传奇，拍摄成一部长约40分钟的纪录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一座水库的建成，不仅造福沿线百姓、为京津人民送去一渠清泉，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出土国宝之多之珍贵，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已出土的十余万件文物，记录着楚文化的辉煌，彰显着南阳历史文化的灿烂，中华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
因这个世纪工程，这块神秘的土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永远被铭记的地方；
60年，上百支考古队，十几万件文物，见证了南阳历史的辉煌与璀璨，留下一部文化编年史……
2014年12月12日，历时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5年来，丹江口水库为京津人民送去了一渠清泉，在这甘甜的泉水中，不仅饱含着库区移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也见证着文物工作者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呕心沥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起我市陶岔渠首，向北纵穿南阳盆地，途经平顶山等8市32个县区。总干渠全长1267公里，其中河南境内约占总长度的60％，涉及各级各类文物点350多处。有专家将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涉及的文物，比作一部详尽记载中华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巨型编年史。而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和渠首所在地，文物保护工作最为繁重，文物保护成果也最为丰富，考古发掘项目和出土文物数量，接近整个中线工程总量的一半。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遗存，都记载着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着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也唤醒世人对古代文明的记忆……
60年考古
十几万件文物见证辉煌华夏文明
丹江，发源于秦岭地区的凤凰山南麓，向东南流经陕西省商州、丹凤县等地入淅川县境，至湖北省的均县镇与汉水汇合注入丹江口水库。443公里长的丹江造就了丹江口水库库区辉煌灿烂的中原文化。丹江口库区地处秦岭－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一带，附近众多河谷阶地、河漫滩地和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宜于农作。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作、生息。丹江后靠商洛险地，前可窥荆、襄一带，东北可下宛、洛，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周代以来，楚族在丹江流域兴起，在丹江流域建都丹阳，后逐渐发展为雄踞江淮、问鼎中原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泱泱大国……
1952年，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被第一次提出。1953年，北京的考古专家在淅川丹江源头附近进行考古发掘，为丹江口水库建设做前期铺垫，拉开了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文物保护大幕，数年间抢救发掘文物近5万件。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15年间文物工作者仅在淅川区域就发掘各个时期墓葬900多座，出土文物2万多件。1974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不断有古墓被库水冲出，文物工作者“发现一座、抢救一座”，20年发掘古墓近百座。1995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淅川淹没区进行了前期文物调查，并分别于1998年、2003年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复查。2003年至2004年，国家文物局对淅川丹江口库区淹没线（海拔172米）以下区域进行文物普查，共统计文物点169处，确认有价值的文物发掘点116处，其中古生物与古人类遗存37处，包括第三纪化石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古文化遗址34处，包含新石器时代、先秦和秦汉以后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墓群87处，分别属于先秦、秦汉以后至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地面文物11处，包括庙宇、民居、桥梁和碑刻等。2005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丹江口库区文物抢救性发掘工程，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数百名考古专家，组成近百支考古队云集淅川，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文物发掘工作。
伴随着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前后进行了历时60年的考古发掘，累计投入考古专家数千人，参与的考古队达上百支，遗址、墓葬等遗存涉及新旧石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众多时（朝）代，出土文物累计十余万件，发掘的众多古墓、遗迹、城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数量之巨大，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批珍贵文物更是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记载，也充分展示了南阳作为文物考古大市的学术地位。文物专家徐光冀曾指出，丹江口库区文物的发掘，对研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过渡区域的古文化地域特点、中原古代文明，探究楚文化渊源及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处处遗址
串起“文明在宛”的南阳原史
从文明之光到传播火种，南阳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前行，不断开启着人类历史的文明旅程。他们的足迹汇聚成一种历史的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发展进程、华夏文明的源起，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使南阳成为华夏文明的肇始地与引领者。
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从环壕聚落到5000年前的古城，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考古发现发掘中，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南阳原史 文明之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30万年来，人类由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丹江口库区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点20余处，主要有坑南遗址、东岗遗址、梁家岗遗址、双河狮子岗等。
20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队在淅川县马蹬镇坑南村村南河湾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批石磨盘、研磨球、燧石制品。器类以刮削器和砍砸器居多，还有凹刮器、尖状器、锥钻等，总数达8000余件。除石器外还发现部分陶器残片。
双河－狮子岗旧石器地点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也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在这里，不仅发现了颇富北方色彩的小石器系统，同时又发现了有南方典型特征的陡刃砾石系统。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对了解当时人类如何利用自然环境谋生，自然环境又如何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博山旧石器地点，可谓打制石器工艺的时代巅峰。这处遗址点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其中，个别石制品采用了磨制工艺，或是与骨头、木头等组合成复合工具使用，尤其是发现精致规整的细石核、细石叶，代表了打制石器的巅峰水平。对进一步解释北方地区旧石器晚期以石叶为代表的石器工艺、发展水平及细石器工业的起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从大量的房基、墓葬到环壕、城址，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未间断。
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是长江中游发现的众多城址之中始建年代较早、位置最靠北的一座，也是汉水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其所处的丹江下游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系统的交会地带，对探讨该地域新石器时代各阶段聚落形态变迁及演变规律，认识南北文化中介地带的文化面貌和性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沟湾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探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规律、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下王岗遗址，对研究豫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楚源探索有重要价值；姚河遗址，开辟了刀类生产工具规模化生产的新尝试……
一处处散落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犹如一颗颗闪烁的珍珠，串起人类原始文明起源的南阳先声。
一件件国宝
默默地讲述着“楚地文明”
2500年前，楚文化似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原大地上，它折射出神秘而美丽的光晕，透出丝丝灵气，哺育和鼓励了一代代楚地人，使其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在时空的流转中创造出惊世的文明。
1978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开始对下寺楚国贵族墓葬群进行发掘，出土了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玉饰、骨器、料器等器物6000余件，其中包括王子午鼎、云纹铜禁和王孙诰编钟等国之重器。下寺楚墓的发掘，轰动了全国，是楚文化考古上的重大发现。
和尚岭楚墓出土的克黄升鼎、曾太师奠鼎、卷云纹填漆鼎、鸟嘴兽纹鼎、画像铜壶、仲姬敦、镇墓兽座等，都属于文物精品。尤其是克黄升鼎，造型古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楚式升鼎，可作为春秋中期楚式升鼎的标型器；卷云纹填漆鼎，在阴刻细线卷云纹等纹饰内填满黑漆，并打磨光亮，这种工艺十分少见；画像铜壶器表饰满铸造时镶嵌上去的七层红铜画像，每层又分数组，既有展翅欲飞的凤鸟，头上有角、双手似翼的仙人，还有凶猛的老虎，奔跑的山羊等，整个画像布局严谨，左右对称，栩栩如生。
在徐家岭楚墓众多的遗物中，以青铜鼓架——神兽、画像敦和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尤其是一对铜神兽，头上六龙探首，分向不同方向，张口，吐舌，颈、身、尾为虎的造型，龟足。兽身脊背正中铸一方座，座上又有一怪兽作直身欲搏状。其口内更衔一龙，头上有三个角，吐舌，躬身。神兽身上镶嵌绿松石，组成飞龙、凤鸟、虎及涡纹图案。神兽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实乃罕世精品。在和尚岭、徐家岭楚墓中还出土有3套铜钮钟和3套铜镈钟，其中和尚岭M2出土的钮钟和镈钟上有纪年铭文。这些为音乐史的研究也提供了珍贵资料。
2006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淅川徐家岭楚墓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3座楚国贵族墓。其中一“甲”字形墓葬，葬具为一椁重棺。两具殉人分别葬在陪葬棺内；随葬品有青铜器、玉石器、木器、骨器、陶器和铅器等，铜礼器组合基本完整。其中1件小口鼎铸有49字，涉及岁星纪年。根据岁星纪年推算鼎的铸造年代为公元前507年，证实了楚国在春秋时期用岁星纪年的事实，这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岁星纪年的实物，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座座楚墓的发掘，一件件稀世珍品的出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楚风的神秘魅力。仅2006年以来，考古部门在丹江口库区就发掘了数千座楚墓，如徐家岭楚墓、东沟长岭楚墓、吉岗楚墓、大石头山楚墓、毛坪楚墓、裴岭楚墓、熊家岭楚墓、郭庄楚墓、马川楚墓等，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为豫西南地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亦为楚都丹阳淅川说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座座古墓
解开西周鄂国“历史悬案”
鄂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夏商时鄂国为诸侯国，十分强大。商末，鄂侯在朝中为大臣，与西伯侯姬昌、九侯并列为“三公”，颇具声望和实力。当时的鄂国，位于黄河以北。商末，鄂侯劝谏被纣王杀害。此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国史书记载缺失，成为史学悬案。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题，“夏饷铺考古”为此提供了突破依据——从夏饷铺鄂国贵族墓葬群的发现与发掘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并未消亡，而是存在于南阳，且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说，“夏饷铺考古”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与判定，引起国内众多知名考古专家密切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夏饷铺考古”有着重大的史学和社会价值，是南阳乃至河南考古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
夏饷铺墓葬群位于南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乡夏饷铺村北1公里处的南水北调干渠中，历史上属于文物集中区，夏饷铺遗址、襄汉漕渠就在附近。文物部门在此勘探出属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墓葬20座。
“夏饷铺考古”共出土各类文物500多件（套），部分文物保存完整，意义重大，弥足珍贵。6号墓出土的铜方彝，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南阳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该墓葬中还出土3件保存完整、带有约1米长木柄的铜戈，在南阳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南阳考古空白；1号墓出土的7件铜鼎形状一样、纹饰一致、大小不一，是典型周代侯级贵族的列鼎，其中6件铜鼎上有“鄂侯夫人”的铭文，该墓葬出土的铜簋、铜鬲上的铭文也为“鄂侯夫人”，十分珍贵；5号墓中发现了两件铜簠和两件铜鬲，上有“鄂姜”铭文；6号墓中发现一套6件的铜编钟，上有“鄂侯作”铭文……大批鄂国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同时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的传统判定。
2013年，“夏饷铺考古”入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虽最终未能入选“十大考古”，但考古界还是给予它极高的评价。之后，央视10套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类栏目《探索·发现》抵宛，聚焦“夏饷铺考古”之古鄂国传奇，拍摄成一部长约40分钟的纪录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一座水库的建成，不仅造福沿线百姓、为京津人民送去一渠清泉，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出土国宝之多之珍贵，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已出土的十余万件文物，记录着楚文化的辉煌，彰显着南阳历史文化的灿烂，中华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
【近十年，辽宁红山文化考古结硕果——发现遗址500余处】辽宁省博物馆“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吸引了大批省内外观众。在该展览举办的同时，“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考古界、文博界、文化界百余位专家会聚沈阳，交流红山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关于近十年辽宁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颇受关注。在205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100个小型地方社区的红山文化遗存。
发现100个小型地方社区遗存组
10月27日，记者采访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考古项目负责人熊增珑。
他告诉记者，在2009年至2011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夏威夷大学联合在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大凌河上游流域开展了系统性考古调查，在205平方公里内有针对性地发掘了二布尺、三家遗址。
专家认为，以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为核心的大凌河上游地区在红山文化阶段，存在地方性社区和超地方性社区。专家根据地表采集的陶片数量，进而推测出当时每个社区内的人口数量，这次的调查成果反映在《大凌河上游流域红山文化区域性社会组织》一书中。
经调查，红山文化遗存在这一区域内广泛分布，确认了反映100个小型地方社区的遗存组，区域人口规模约在750人至1500人。约有50%的地方社区是由一到两个家族构成的农庄。其余社区人口规模较大，最大规模的地方社区人口大约有150人。大多数聚落不论大小，分别可以划归四个小型超地方社区或行政区。每一行政区由一组小型地方社区组成，通常在中心有一个规模较大的社区。分布范围约4公里至8公里，人口约有100人至700人。在每个行政区的中心是红山文化礼仪性建筑的地面遗存以及彩陶筒形器，这表明礼仪性行为是最主要的社会向心力。
目前，专家在人口统计方面还没有发现各行政区之间有隶属关系的证据。
自2016年开始，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匹兹堡大学联合在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西北开展“红山文化社区与分期”研究项目，仍然采用区域系统性调查方法，目前已调查了150平方公里。
东北亚地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
牛河梁遗址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十三和第十六地点开展过系统的考古。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主体是一个具有神庙性质的建筑和一个大型平台，还有仓库性质的附属建筑和祭祀坑。第二、第三、第五、第十六地点均为积石冢，尤以第二地点积石冢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随葬品最丰富。第十三地点则很可能是一个大型的祭坛。在牛河梁遗址内，神庙、祭坛、积石冢群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熊增珑介绍说，1954年，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历经60余年的发展，红山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占据独特地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东北亚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近十年来，辽宁、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工作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等工作，不断充实红山文化研究材料，开展多学科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
新发现红山文化遗址500余处
据熊增珑介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我省朝阳地区文物部门相继在管辖区内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址的线索：在北票地区发现了两处红山文化遗址，在建平县发现了南梁垭口遗址，在朝阳市龙城区发现了半拉山墓地，在凌源市牛河梁遗址保护区新发现了40余处红山文化遗址等，但总体来看，遗址发现的数量较少。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地区、通辽地区文物部门发现了较多的红山文化遗址，总数约1000处，其中，仅敖汉旗境内就发现了约530处遗址。以上调查材料表明，在大凌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内广泛分布着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
2017年开始，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喀左县博物馆、建平县博物馆、凌源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队，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全面考古调查，新发现红山文化遗址416处。十年来，辽宁红山文化考古调查共发现500余处遗址。此次调查，主要沿大凌河（含部分老哈河流域）及其支流两岸台地进行调查。经调查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山坡。墓地多分布在河流两岸山梁顶部或独立的山丘顶部，少数墓地分布在缓坡处。遗址和墓地多沿河分布，两河交汇区域遗址和墓地较丰富，遗址多选择临近水源，背风向阳、地势开阔平坦的位置。在调查区域南部的大凌河西支、大凌河南支、第二牤牛河和老哈河中游南段地区，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多相伴分布，遗址多位于离墓地不远的坡地上。在调查区域北部的老哈河中游北段和蹦蹦河地区发现，遗址分布密集，遗址数量远远高于墓地数量，在遗址分布的密集区极少发现有墓地。在遗址中采集的遗物有陶片和石器等。陶片有夹砂陶、泥质陶两种。夹砂陶火候低，陶质疏松，多饰“之”字纹，兼有刻划纹、压印指甲纹、席纹等。泥质陶包括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素面为主，有些饰“之”字纹、黑色彩绘、红色彩绘等。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石耜、石磨盘、石磨棒、细石器等。墓地采集遗物以祭祀陶器为大宗，兼有少量的石器和骨器和少量塔形器残片，石器主要为细石器。
发现100个小型地方社区遗存组
10月27日，记者采访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考古项目负责人熊增珑。
他告诉记者，在2009年至2011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夏威夷大学联合在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大凌河上游流域开展了系统性考古调查，在205平方公里内有针对性地发掘了二布尺、三家遗址。
专家认为，以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为核心的大凌河上游地区在红山文化阶段，存在地方性社区和超地方性社区。专家根据地表采集的陶片数量，进而推测出当时每个社区内的人口数量，这次的调查成果反映在《大凌河上游流域红山文化区域性社会组织》一书中。
经调查，红山文化遗存在这一区域内广泛分布，确认了反映100个小型地方社区的遗存组，区域人口规模约在750人至1500人。约有50%的地方社区是由一到两个家族构成的农庄。其余社区人口规模较大，最大规模的地方社区人口大约有150人。大多数聚落不论大小，分别可以划归四个小型超地方社区或行政区。每一行政区由一组小型地方社区组成，通常在中心有一个规模较大的社区。分布范围约4公里至8公里，人口约有100人至700人。在每个行政区的中心是红山文化礼仪性建筑的地面遗存以及彩陶筒形器，这表明礼仪性行为是最主要的社会向心力。
目前，专家在人口统计方面还没有发现各行政区之间有隶属关系的证据。
自2016年开始，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匹兹堡大学联合在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西北开展“红山文化社区与分期”研究项目，仍然采用区域系统性调查方法，目前已调查了150平方公里。
东北亚地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
牛河梁遗址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十三和第十六地点开展过系统的考古。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主体是一个具有神庙性质的建筑和一个大型平台，还有仓库性质的附属建筑和祭祀坑。第二、第三、第五、第十六地点均为积石冢，尤以第二地点积石冢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随葬品最丰富。第十三地点则很可能是一个大型的祭坛。在牛河梁遗址内，神庙、祭坛、积石冢群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熊增珑介绍说，1954年，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历经60余年的发展，红山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占据独特地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东北亚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近十年来，辽宁、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工作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等工作，不断充实红山文化研究材料，开展多学科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
新发现红山文化遗址500余处
据熊增珑介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我省朝阳地区文物部门相继在管辖区内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址的线索：在北票地区发现了两处红山文化遗址，在建平县发现了南梁垭口遗址，在朝阳市龙城区发现了半拉山墓地，在凌源市牛河梁遗址保护区新发现了40余处红山文化遗址等，但总体来看，遗址发现的数量较少。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地区、通辽地区文物部门发现了较多的红山文化遗址，总数约1000处，其中，仅敖汉旗境内就发现了约530处遗址。以上调查材料表明，在大凌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内广泛分布着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
2017年开始，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喀左县博物馆、建平县博物馆、凌源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队，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全面考古调查，新发现红山文化遗址416处。十年来，辽宁红山文化考古调查共发现500余处遗址。此次调查，主要沿大凌河（含部分老哈河流域）及其支流两岸台地进行调查。经调查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山坡。墓地多分布在河流两岸山梁顶部或独立的山丘顶部，少数墓地分布在缓坡处。遗址和墓地多沿河分布，两河交汇区域遗址和墓地较丰富，遗址多选择临近水源，背风向阳、地势开阔平坦的位置。在调查区域南部的大凌河西支、大凌河南支、第二牤牛河和老哈河中游南段地区，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多相伴分布，遗址多位于离墓地不远的坡地上。在调查区域北部的老哈河中游北段和蹦蹦河地区发现，遗址分布密集，遗址数量远远高于墓地数量，在遗址分布的密集区极少发现有墓地。在遗址中采集的遗物有陶片和石器等。陶片有夹砂陶、泥质陶两种。夹砂陶火候低，陶质疏松，多饰“之”字纹，兼有刻划纹、压印指甲纹、席纹等。泥质陶包括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素面为主，有些饰“之”字纹、黑色彩绘、红色彩绘等。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石耜、石磨盘、石磨棒、细石器等。墓地采集遗物以祭祀陶器为大宗，兼有少量的石器和骨器和少量塔形器残片，石器主要为细石器。
#芜湖文旅那些事儿# 恰似一处小蓬莱
白鹤观位于无为县襄安镇，它是襄安八景之一，是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地方。本期“芜湖新晋‘省保’”栏目，就带大家走近白鹤观……
看到白鹤观三个字，瞬间让人联想起崔颢的那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只不过，崔颢写的是黄鹤，襄安住着的是白鹤。
古观有神奇
作为襄安八景之一，白鹤观屡圮屡建，有着丰厚的历史人文价值。白鹤观不仅是一处道观，它还处于一个商周遗存之上。早在嘉庆《无为州志》中就有记载：“白鹤观在襄安镇南印墩上，建自唐时，墩形如印，高十余丈。”襄安白鹤观位于印墩之上，四周都是平坦的农田，所以显得非常挺拔秀美，有人形容它是“白云缥缈小蓬莱”。白鹤观能成为襄安八景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了。
白鹤观有很多神奇之处，特别是观中的那眼泉水。泉水有个很儒雅的名字——墨泉。2014年版《无为县志》记载，“白鹤观有一座商朝的墨泉古井，井口岩石被井绳磨刻有33道3厘米多深的痕迹。此泉平时水为白色，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却变为黑色，十天后恢复正常，故称墨泉，曾与杏花泉、太守泉并称无为县‘三大名泉’。”记者在采访时看到，墨泉上有一石井圈，圈的四周镌刻有近乎漫灭的文字：“天启三年闰十月”等字样。据此可知，墨泉的诞生时间不迟于1623年，据今最起码也有400年左右的历史了。《无为史话》一书作者戴启文告诉记者，听当地百姓回忆，此泉平时泉水清澈，但每年下元之际，也就是农历的十月十五，泉水会变为墨色，持续约十五天后又恢复清澈。这其中的原因，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惜的是，抗战期间，墨泉被驻扎于此的日军士兵破坏了。从此，墨泉再也没有变过色，它的神奇只能驻留于文人笔下，供人怀想了。
这个白鹤观，还有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神奇之处。大家都知道中药中有一味叫五加皮。宋代苏颂所著《本草图经》中，附有五加皮植物图两张，分别为无为军五加皮和衡州五加皮。而在无为民间，一直有“五加皮出无为军白鹤观”的传说。这说明早在宋代，襄安白鹤观的五加皮不仅已经名扬天下了，还是当时全国两处最为优质五加皮产地之一。
遗址藏乾坤
白鹤观的出名，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商周遗存和黑泉古井这两个因素。在众多的文献之中，基本上也都是侧重于介绍这两个因素。此次白鹤观申报省级文保单位，也是以“白鹤观商周遗址”的名义申报的。在此前的1986年11月，无为县人民政府已经公布其为第一批全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无为县文物所副所长邹喜庆介绍，1983年3月，巢湖地区文物管理所和无为县文化局在考古时发现，白鹤观所在地其实也是一处商周文化遗址。该遗址表面布满汉代布纹瓦片、云气纹瓦当和大量的商周陶片。遗址可分为近代扰乱层、汉代文化层和商周文化层三层。商周文化层又分为三小层，上部为厚达二十多厘米的红烧土层，中部蚌壳螺蛳壳层，下部黑灰土层。商周层中的陶器多灰色，也有红陶、黑陶，以夹砂陶为主，其次泥质陶、印纹硬陶；纹饰主要常见绳纹，附加堆纹、捏窝纹、弦纹、重菱形纹、方格网纹等。可辨器形有罐、碗、盘、豆等。整个墩形遗址保存较为完整。该遗址所含文物十分丰富，有大量的陶器、石器等，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古文化遗址，清晰地反映了白鹤观所在地区自战国、秦、到汉唐这一漫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脉络。遗址地层堆积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厚达二十多厘米的蚌壳螺蛳壳层和石箭头反映这一文化的创造者是一个以渔猎为生的原始部落。遗址高十多米，南北长近一百米，远望如同城垒。于是，便将遗址命名为“白鹤观商周遗址”。此次“白鹤观商周遗址”能够成功入选“省保”单位，上述这些文物和遗存，是决定性因素。
白鹤观所在地，史志上皆言印墩，其实是一座小山。这座貌不惊人的小山，有着好几个名称。其一、印墩，因为像一枚印章而得名。其二、又称罾山，因为山形四四方方、四边陡峭，中间凹陷，酷似渔民扳鱼用的罾网，故得名。其三、升山，有人觉得这样的山形似量米用的竹升筒，便以升山称之。其四、孙山，此名是升山的误传。我们在襄安采访时，84岁的闻广铭老先生告诉记者，他以前曾听老人说过，罾山并不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小山，而是百姓多年挑河塘里淤泥堆积而成的人造小山。但这也只是一个传说，难辨真假。在襄安关于罾山，还有另外一个民间谚语：“罾山上的白鹤一年叫一次。叫一次，罾山就长一寸。”意思是罾山任凭风吹雨打，只要罾山上的仙鹤叫一声，就能保持不坍不塌。尽管那只传说中的仙鹤谁也没见过，但襄安百姓对这座“神山”的爱惜之情却朴素而又真实。
白鹤观商周遗址能够出现在襄安，也绝非偶然。襄安地处无为县西南，历史悠久，素有“无为县首镇”之称。据清乾隆《无为州志》记载:襄安战国时属楚，秦王政24年（公元前223年）灭楚，置襄安县，属九江郡。襄安遂成为安徽境内屈指可数的秦汉古县之一。襄安还曾是九江郡的治所。汉代于此设立过襄安县。白鹤观遗址周边地下埋藏着大范围的古墓群，年代一般都在战国至汉代，已出土过一大批珍贵文物。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史》一书中，认为《左传》成公十七年提到的驾邑，即今天襄安镇。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原始部落发展到带有城邦性质的邑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白鹤观遗址处高十多米，顶端面积约五千平方米。加上连在一起的白鹤观部分，共有数万平方米的面积，是难得的面积较大的滨江亲水宜居高地。
如今的白鹤观，依然高高地耸立在罾山之巅。那口明代的古井依旧保存完好，打上来的清澈井水还在默默服务着周边的百姓。吴廷翰在《白鹤观》一诗中描写的“一殿凭孤烟，千花被高垒。远树生微钟，夕峰露馀霭。”这般美景，今天依然如故。但愿晋级“省保”以后，白鹤观能够更加美丽。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记者 郭青 文/摄）
白鹤观位于无为县襄安镇，它是襄安八景之一，是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地方。本期“芜湖新晋‘省保’”栏目，就带大家走近白鹤观……
看到白鹤观三个字，瞬间让人联想起崔颢的那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只不过，崔颢写的是黄鹤，襄安住着的是白鹤。
古观有神奇
作为襄安八景之一，白鹤观屡圮屡建，有着丰厚的历史人文价值。白鹤观不仅是一处道观，它还处于一个商周遗存之上。早在嘉庆《无为州志》中就有记载：“白鹤观在襄安镇南印墩上，建自唐时，墩形如印，高十余丈。”襄安白鹤观位于印墩之上，四周都是平坦的农田，所以显得非常挺拔秀美，有人形容它是“白云缥缈小蓬莱”。白鹤观能成为襄安八景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了。
白鹤观有很多神奇之处，特别是观中的那眼泉水。泉水有个很儒雅的名字——墨泉。2014年版《无为县志》记载，“白鹤观有一座商朝的墨泉古井，井口岩石被井绳磨刻有33道3厘米多深的痕迹。此泉平时水为白色，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却变为黑色，十天后恢复正常，故称墨泉，曾与杏花泉、太守泉并称无为县‘三大名泉’。”记者在采访时看到，墨泉上有一石井圈，圈的四周镌刻有近乎漫灭的文字：“天启三年闰十月”等字样。据此可知，墨泉的诞生时间不迟于1623年，据今最起码也有400年左右的历史了。《无为史话》一书作者戴启文告诉记者，听当地百姓回忆，此泉平时泉水清澈，但每年下元之际，也就是农历的十月十五，泉水会变为墨色，持续约十五天后又恢复清澈。这其中的原因，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惜的是，抗战期间，墨泉被驻扎于此的日军士兵破坏了。从此，墨泉再也没有变过色，它的神奇只能驻留于文人笔下，供人怀想了。
这个白鹤观，还有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神奇之处。大家都知道中药中有一味叫五加皮。宋代苏颂所著《本草图经》中，附有五加皮植物图两张，分别为无为军五加皮和衡州五加皮。而在无为民间，一直有“五加皮出无为军白鹤观”的传说。这说明早在宋代，襄安白鹤观的五加皮不仅已经名扬天下了，还是当时全国两处最为优质五加皮产地之一。
遗址藏乾坤
白鹤观的出名，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商周遗存和黑泉古井这两个因素。在众多的文献之中，基本上也都是侧重于介绍这两个因素。此次白鹤观申报省级文保单位，也是以“白鹤观商周遗址”的名义申报的。在此前的1986年11月，无为县人民政府已经公布其为第一批全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无为县文物所副所长邹喜庆介绍，1983年3月，巢湖地区文物管理所和无为县文化局在考古时发现，白鹤观所在地其实也是一处商周文化遗址。该遗址表面布满汉代布纹瓦片、云气纹瓦当和大量的商周陶片。遗址可分为近代扰乱层、汉代文化层和商周文化层三层。商周文化层又分为三小层，上部为厚达二十多厘米的红烧土层，中部蚌壳螺蛳壳层，下部黑灰土层。商周层中的陶器多灰色，也有红陶、黑陶，以夹砂陶为主，其次泥质陶、印纹硬陶；纹饰主要常见绳纹，附加堆纹、捏窝纹、弦纹、重菱形纹、方格网纹等。可辨器形有罐、碗、盘、豆等。整个墩形遗址保存较为完整。该遗址所含文物十分丰富，有大量的陶器、石器等，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古文化遗址，清晰地反映了白鹤观所在地区自战国、秦、到汉唐这一漫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脉络。遗址地层堆积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厚达二十多厘米的蚌壳螺蛳壳层和石箭头反映这一文化的创造者是一个以渔猎为生的原始部落。遗址高十多米，南北长近一百米，远望如同城垒。于是，便将遗址命名为“白鹤观商周遗址”。此次“白鹤观商周遗址”能够成功入选“省保”单位，上述这些文物和遗存，是决定性因素。
白鹤观所在地，史志上皆言印墩，其实是一座小山。这座貌不惊人的小山，有着好几个名称。其一、印墩，因为像一枚印章而得名。其二、又称罾山，因为山形四四方方、四边陡峭，中间凹陷，酷似渔民扳鱼用的罾网，故得名。其三、升山，有人觉得这样的山形似量米用的竹升筒，便以升山称之。其四、孙山，此名是升山的误传。我们在襄安采访时，84岁的闻广铭老先生告诉记者，他以前曾听老人说过，罾山并不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小山，而是百姓多年挑河塘里淤泥堆积而成的人造小山。但这也只是一个传说，难辨真假。在襄安关于罾山，还有另外一个民间谚语：“罾山上的白鹤一年叫一次。叫一次，罾山就长一寸。”意思是罾山任凭风吹雨打，只要罾山上的仙鹤叫一声，就能保持不坍不塌。尽管那只传说中的仙鹤谁也没见过，但襄安百姓对这座“神山”的爱惜之情却朴素而又真实。
白鹤观商周遗址能够出现在襄安，也绝非偶然。襄安地处无为县西南，历史悠久，素有“无为县首镇”之称。据清乾隆《无为州志》记载:襄安战国时属楚，秦王政24年（公元前223年）灭楚，置襄安县，属九江郡。襄安遂成为安徽境内屈指可数的秦汉古县之一。襄安还曾是九江郡的治所。汉代于此设立过襄安县。白鹤观遗址周边地下埋藏着大范围的古墓群，年代一般都在战国至汉代，已出土过一大批珍贵文物。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史》一书中，认为《左传》成公十七年提到的驾邑，即今天襄安镇。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原始部落发展到带有城邦性质的邑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白鹤观遗址处高十多米，顶端面积约五千平方米。加上连在一起的白鹤观部分，共有数万平方米的面积，是难得的面积较大的滨江亲水宜居高地。
如今的白鹤观，依然高高地耸立在罾山之巅。那口明代的古井依旧保存完好，打上来的清澈井水还在默默服务着周边的百姓。吴廷翰在《白鹤观》一诗中描写的“一殿凭孤烟，千花被高垒。远树生微钟，夕峰露馀霭。”这般美景，今天依然如故。但愿晋级“省保”以后，白鹤观能够更加美丽。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记者 郭青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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