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论语》：立身行事，求达不求闻】《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述：子张问孔子，士怎样做才可以称得上“达”呢？孔子反问说：你所问的“达”何所指呢？子张应答说：我所理解的“达”，是知名于国家，知名于乡邦。孔子说：这是“闻”啊，哪里是“达”。孔子强调，“达”为“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而“闻”则与此大相径庭，是“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求达不求闻”，是孔子赞赏的立身行事的信念和原则，其间也包含了孔子所期许的君子品性与特质。#每天读国学#

从文意来分析，“闻”指名声、令誉等社会知晓度，而“达”则指“质直好义”，涵摄道德的成熟和品格的完善之意。诚如朱熹所注：“达者，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得之谓。”显然，“达”是向内的，追求的是自我的成长与“成人”。故朱熹又说，“达”要在“主忠信”，行为合宜，谦虚低调，处事慎重，皆自修于内，不求人知。与此相对，“闻”则是向外的，务求人知，博取名声，其间难免务虚矫饰，表里相违。

“达”与“闻”有此迥异，故孔子舍“闻”而取“达”。他反复强调君子不应汲汲于求知于他人，不要在意所谓名声的有无和大小。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只应反省、自责自己的能力不够，而不要担心、顾虑不被人知，更不应焦虑自己的名声不足。“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孔子甚至认为不被人知而淡定自如，不愠不怒，才是真正的君子。

显然，在孔子看来，求“达”的君子，是内在自足的，无须外求干誉；求“达”的君子也是内向务实的，故也无意于外在的虚名。因此，孔子特别主张君子应忠厚笃实，少说多做；君子还应言实相符，言行应一致，言而过其行，在君子那里是可耻的；孔子尤其要求，作为一个君子，不仅要做到言出有物，做不到的不说，说的则必须做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所谓 “无所苟”，即意力戒虚浮，更拒绝为了所谓“闻”而虚张其词，夸诞其语。

从《论语》可见，孔子对于自炫之类求名的花言巧语，极为反感，也十分鄙弃，斥之为“不仁”。“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文中的“巧言”，按朱熹的注解，即“好言”，不过此非好坏之好，而是“致饰于外，务以悦人”的讨好之意，亦即巧舌如簧的夸夸其谈，以哗众取宠。

孔子之所以如此强调君子应求“达”不求“闻”，在逻辑上与他倡导的君子“为己之学”密切相关。“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儿的“人—己”之分，非如一般意义上的“人—我”之别，其所谓“为己”，非谋一己之私利和好处，其所谓“为人”，亦非为他人着想的奉献。在上述语境中，“为己”即实事实做，治学是为自己的学问和道德进步，而“为人”，则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即只意在邀誉而已。“为人、为己”之分，表面上谈的是治学，其实论的是如何做人，特别是如何做一个君子一样的人。孔子借古讽今，欣赏的是“为己”，鄙薄的是“为人”，而前者是“君子”应有的品性，后者则是“小人”的机巧和敷衍，即“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所谓“求诸己”，在孔子的思想中，首先意味着主动而自觉的追求道德之善，这种追求不是外加的，更不是被迫或受利禄诱惑的，而是自觉自愿的，是一种内在的需要。

其次，“求诸己”意味着乐观进取，“为己”之学不在博取外在的名声或功利，而专注于“闻道”和“怀德”，寄意于“为圣成贤”，故洋溢着向上向善的追求，它是充实而快乐的。孔子曾生动地形容这种追求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以至都忘了生命的年轮，不知不觉老了都没意识到。可见，“求诸己”的迷人之处。

再次，“求诸己”还意味着严于律己，时刻坚守君子的操守与德行，而绝不会在外在虚荣牵制和左右下，俯仰迎合、弄虚作假的表里相背。因为，君子“求达”而学在“为己”，必然要求内在的真实和诚实，即“吾日三省吾身”，在毫不松懈的自我检视、反思中，坚定而始终的严于律己。

不论处在何种情形下，也不论身处何种境况中，“求达”的君子，会自觉为仁，并且时时刻刻以此为信念，不在意浮名，不在意虚誉，永远做个真诚、纯粹的人。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君子“求达不求闻”的底蕴，也是社会对君子立身行事的现实而迫切的期待。

#肖战yyds# 别有深意！当表露出野心的肖战，半年拿下15个新代言热剧又突破95亿，打脸龙丹妮和黑粉太解气。对比别家泼脏水撕番搞来的热度，肖战“出淤泥而不染”的心态，可谓是娱乐圈大染缸里的一支清流。
​俗话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肖战自2019年走红后，脱离了龙丹妮的魔爪摆布，事业上可谓是一飞冲天，只能感叹“哇唧唧哇逆长子”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
​就拿2021年，近两个季度来说，肖战新增了15个代言，在品牌星带货排行榜上的占比指数，更是多次超越90%，拿下断层第一。
​影视实绩方面，肖战的代表作《陈情令》和《斗罗大陆》在鹅厂的累计播放量，现已分别突破95亿和55亿大关，整体剧评也处于中上游阶段。
​都说明星的商业价值，和作品实绩是一方面。而社会影响力的较量，饭圈粉丝也从未停止“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行为。
​记得前期，网上一直流传着：某明星或者某团，可能会顶替肖战，成为新任头牌顶流的瓜。
​我们可以从微博势力榜为切入点，观察当红的艺人的排行变化。
​肖战在榜单上的处境，整体算是：前有00后爱豆乘风而上，后有新晋顶流猛烈夹击。尽管如此，肖战依然以内地榜91.86分，稳居月榜前三。
​另外，肖战在6月21号时，发布的四宫格《入梦》微博，单条点赞量突破1000万，占据了总粉丝数的三分之一。估计这种号召力，在娱乐圈里，没几个偶像能做到吧？
​现在看来，别家粉丝幻想自家爱豆，顶替肖战的顶流位置，也只能算是“痴人说梦”了，还不如“各扫门前雪”来的痛快。
​都说名利是身外之物，肖战也从未觉得“顶流”头衔，是可以随时拿来炫耀的资本，他反倒在以往的采访中，用谦虚的态度说：
​“爆红这个词，让我觉得害怕，很怕这是虚的，我很明白那种在低谷的感觉”。
​回望年近三十岁的他，在素人时期，也不过是个每天接着散活，帮人设计logo的打工人。而闯进演艺圈后走红，都或许是个既美好、又麻烦的意外。
​有句话叫“飞得越高，摔得越惨”。
​肖战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他曾透露说：他一直很害怕自己嗨过头，时不时的会让工作室的人，提醒他要更清醒一点，多在作品上下功夫，才是真谛。
​纵观整个娱乐圈，能一直保持“谨小慎微”的艺人不多，是黑是红的选择，只在刹那之间。
​复盘那些劣迹艺人的陨落，无非就是私生活混乱，言行举止令人窒息，太拿明星身份当回事，才会惹得“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局面。
​再反观肖战，对待艺人这份职业的态度：他从来不会利用顶流光环，去跟合作对象耍大牌、争抢番位、猛踩一脚之类的。
​以实绩回报粉丝，成了他最坚固的基石。
​肖战曾感叹说：“我现在已经跨界要做演员，既然来了，我就把它做好。如果不上不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句话里，既透露出肖战“既来之则安之”的觉悟，也有向粉丝喊话证明了，他现在处在巅峰，又想打破巅峰的“野心”。
​毕竟，娱乐圈的环境鱼龙混杂，除了沉稳一点，会被键盘侠喷不红，稍微高调一点，又会被指责太飘了。
​这时，如果肖战不给自己，确立一些新目标，随时都有可能，会被后辈拍在沙滩上。
​话又说回来，外部声音固然重要，但肖战也从未放弃，重新找回那个纯真、善良的自己。
​早前，肖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被记者问到：“关于90后的流行记忆，有什么比较有趣的经历，可以讲一下吗”？
​肖战收到问题后，满脸笑容的分享说：“那时候，每个人都很喜欢，把自己搞得很非主流的样子，就是那种爱我你怕了吗的感觉”……
​肖战很腼腆的袒露称：他现在再回忆那个年代的自己，简直不能理解，以前为什么要留“爆炸式”的长发，就很奇葩又很搞笑。
​随后，肖战又被问到：“你早些年最爱听哪些歌曲”？他第一直觉就想到了，孙燕姿在2003年1月份时，发布的单曲《未完成》。
​了解到这首歌主要写了，孙燕姿对青春的留恋和期待，而能引起肖战共鸣的重点，和其中一句：“25岁的我，现在有所不同”的歌词，有着莫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肖战是一个怀揣远大理想的小伙子，性格稳重之余，更是多了几分，天秤座的多愁善感。
​所以，肖战小时候听到这歌词后，经常会考虑：“25岁离我好遥远啊！25岁的我在干嘛呢？我会变得很好吗”？等类似的问题。
​虽然说，这是肖战幼年时期，对未来的幻想。可转眼间，肖战已经到了，年近三十而立的里程碑。
​对于一个，即将满三十周岁的男人来说，除了要保持最烂漫的初心，拥有个性的核心价值观，也变得愈发重要。
​毕竟，人生路上风雨飘摇，没有成长，就不会懂得什么叫做责任。
​橙子曾经看见过，有忠粉向他表白说：“当别人问我偶像是谁时，我会很自信的说出他是肖战，我是一名小飞侠”。
​可见，肖战多年来，带给粉丝最大的感受，还是一种信仰感、温暖感。而肖战努力追梦，也算是，他对粉丝最负责任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