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人蒲松龄，擅描神仙鬼怪，借仙怪喻人。有些人虽然有人身，却比一些鬼怪还险恶；有些鬼虽是虚幻，却比一些人还有义气。
偶然读到蒲松龄的小说《堪舆》。也是寓教于乐。
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一个村子里，大家都很信堪舆学说，一个大户人家的男主人挂了。
大儿子和小儿子一直就想找宝地下葬，但是两人意见相左。一直争执不下。
最后竟然把棺-材放在路边，搭了个棚子遮风挡雨。
多年后，两个儿子也挂了后。两个儿子的老婆，一直之间关系都不错，让堪舆师傅找了几个位置。大家商量同意后，找到一个不错的地方让男主人的棺-入土为安。
小说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
“负气相争，委柩路侧，其于孝悌之道不讲，奈何冀以地理福儿孙哉！如闺中宛若，真雅而可传者矣。”
其实现实中，也很多类似例子。兄弟相争，最终多是一损俱损。根本都不用看堪舆、看命-理。
偶然读到蒲松龄的小说《堪舆》。也是寓教于乐。
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一个村子里，大家都很信堪舆学说，一个大户人家的男主人挂了。
大儿子和小儿子一直就想找宝地下葬，但是两人意见相左。一直争执不下。
最后竟然把棺-材放在路边，搭了个棚子遮风挡雨。
多年后，两个儿子也挂了后。两个儿子的老婆，一直之间关系都不错，让堪舆师傅找了几个位置。大家商量同意后，找到一个不错的地方让男主人的棺-入土为安。
小说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
“负气相争，委柩路侧，其于孝悌之道不讲，奈何冀以地理福儿孙哉！如闺中宛若，真雅而可传者矣。”
其实现实中，也很多类似例子。兄弟相争，最终多是一损俱损。根本都不用看堪舆、看命-理。
澳门王先生为书房订制徐宏篆书/明者远见于未萌，知者避危于无形（56㎝X69㎝）创作背景：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但在迷信神仙、奢靡侈费、贪恋女色、沉湎于游猎等方面，并不输于昏君。司马相如为郎时，曾作为武帝的随从行猎长杨宫，武帝不仅迷恋驰逐野兽的游戏，还喜欢亲自搏击熊和野猪。这篇散文是司马相如针对当时皇帝爱好田猎而写的谏函。
这篇散文是劝戒皇帝注意安全，免伤玉体，但结果却收到“劝百而讽一”的艺术效果。“祸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所忽。”语警意深，颇富哲理。
这篇散文是劝戒皇帝注意安全，免伤玉体，但结果却收到“劝百而讽一”的艺术效果。“祸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所忽。”语警意深，颇富哲理。
#每日一道# 【古人如何读《周易参同契》——参同易学小史】
汉代的神仙方术著作《周易参同契》是世界上现知最早的外丹理论著作，同时也是讲述内丹术的经典。《周易参同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借助汉代易学构筑炼丹理论，大量借用《京氏易》和《易纬》构成系统的象征符号。王明先生列举《参同契》与汉易学有关者，一曰纳甲说，二曰十二消息说，三曰六虚说，四曰卦气说。朱伯崑先生将《周易参同契》的月体纳甲说与郑玄易学中的五行说、荀爽的乾升坤降说、虞翻的卦变说等并列，统视为东汉时期象数之学的发展。萧汉明先生归纳《周易参同契》中易学的三个特征，一是以乾坤坎离四卦建构的天地结构模型，二是效法河图天地全数得到的《契》数，三是乾卦六爻之象模拟月相的死生盈亏和以阳气盛衰升降之说补纳甲法纯用阴历之不足。
道教易学内容丰富。道教的义理、方术、科仪、医学、文学、建筑和艺术等方方面面都吸收了易学的内容。这些内容被吸收后是否都属于道教易学的范围，学者间尚有分歧意见。比如对《太平经》表述的易学内容，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道教吸收易学内容后的讲述或运用，凡达到学术的层面或构成系统者，称得上是狭义的道教易学。凡仅仅引述或简单运用易学者，属于广义上的道教易学。
《周易参同契》对易学的表述和运用，从狭义上讲亦称得上道教易学。因为《周易参同契》对吸收的易学有所改造和发展，并且构建了理论体系。朱伯崑先生从易学史的角度评价说：《参同契》标志着汉易发展的另一倾向，成为后来道教易学的先驱。《参同契》创建了道教解易的系统，其在道教史和易学史上都起了很大的影响。《周易参同契》创建的炼丹理论和方术，张广保研究员称之为“周易参同学”，曾传辉研究员则称“参同学”。《参同契》创建的道教解易的系统，即创建的炼丹术易学，不妨称之为“参同”易学。
三国虞翻曾经注释《周易参同契》，萧汉明先生说：虞翻“没有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看作是《易》外别传，这种胸襟后世儒者罕有及之者。”“《周易参同契》之月相纳甲说，经虞翻援用后，在后世儒者中引起程度不等的反响”。有学者认为《黄庭经》是《周易参同契》金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总的看，《周易参同契》在相当长时期里影响不大。至唐代，《周易参同契》开始大显，不少内丹、外丹经均举起《周易参同契》的旗帜，注释《周易参同契》者渐多。如唐代元阳子《周易参同契注》《金碧五相类参同契》无名氏《周易参同契注》、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等。
自唐代始，外丹术开始走下坡路，而转向内丹术的人逐渐增多。伴随着这一潮流，《周易参同契》亦更多地受到内丹家的重视。正如陈国符先生说：“至唐代，推崇《周易参同契》为内丹要籍。”又说：“隋唐内丹书，多言阴阳八卦四象五行，铅汞龙虎，多援引《参同契》《龙虎经》《金碧经》。此时外丹书亦用此说，但不及内丹应用之多而广”。笔者将唐代以来依托《周易参同契》的内丹术简称为“参同”内丹术。依托《周易参同契》，主要目的在于依托“参同”易学。
“参同”内丹术的发展， 引起了“参同”易学的变化。卢国龙研究员归纳了《参同契》注释学的发展规律。他说：内外兼综诠释《参同契》，造成了丹术层面模棱两可的结果，使得宋代诠释《参同契》的风气必然向偏重内丹的方向转化。这种转化出现两种新趋势：其一是纯以内丹法注解《参同契》，其二是创造内丹经典的意识在成长。
北宋张伯端著《悟真篇》，远承《周易参同契》，讲述 “参同”丹法。王沐先生说《悟真篇》的第三个渊源是继承了《参同契》。卢国龙研究员论《悟真篇》说：“其本体论思想建立在《参同契》流系丹道理论的基础上”。张伯端不仅远承《周易参同契》，而且又以《参同契》注我，用陈抟易学充实了内丹术的理论基础。卢国龙盛赞张伯端“在思路上曾借鉴王弼《易》学”，在学理性的“层面上，张伯端甚至表现一个哲学家深闳气象，而不只是一个优越的内丹家”。可以说，《悟真篇》将“参同”易学发展为“参同悟真”易学。《悟真篇》甚至成为解读《周易参同契》的“钥匙”，人们在注释《周易参同契》时往往援引《悟真篇》。明罗钦顺强调这一点说：“仙家妙旨无出《参同契》一书，然须读《悟真篇》首尾贯通无所遗，方是究竟处也”。
盖于北宋神哲二帝时期，出现了钟吕丹法。钟吕丹法是参同清修内丹术与吕洞宾崇拜结合的产物，以“参同悟真”易学为内丹术的理论基础。钟吕金丹派随后形成，盖形成于两宋之际。南宋时期，白玉蟾创立了钟吕金丹派南宗，后人就将张伯端视为南宗祖师，将《悟真篇》视为南宗祖经，北方的钟吕金丹派全真教遂被称为北宗。由此开始，钟吕金丹派成为道教内丹派中的主流派别，钟吕丹法成为道教内丹术的主流丹法，《悟真篇》与《周易参同契》并列为 “参同”内丹术的权威经典，注释《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成为钟吕金丹派的重要功课。如宋代钟吕金丹派内丹家陈显微著《周易参同契解》，连理学宗师朱熹也著《周易参同契考异》。“参同悟真”易学得以广泛流传。
元俞琰对“参同悟真”易学有所发展。俞琰潜心研究《周易》和丹道三十余年，著《周易参同契发挥》《易外别传》《周易参同契释疑》等。朱伯崑先生说：俞琰以邵雍的先天图解释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俞琰继承陈抟、邵雍、朱熹的传统，进一步将道教炼内丹的理论同邵雍易学结合起来，成为宋易中以图式解释《周易参同契》的代表。萧汉明先生指出：“俞氏治道教易，以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为宗，会通邵雍的先天之学，遍采唐宋以来内丹诸学派之说，参以伊川、横渠、朱熹之论，着重阐发道教内丹修炼的功理功法。”将先天图引入道教易，寻找宋代图书易与汉代象数易两者之间的连接点，是俞琰道教易的特征。“炼丹术一向注重天道与人道的吻合，但多零散之论，或者语焉不详，未能形成理论系统。俞琰通过总结古代天文、医术和炼丹术的成就，并以易学的结构框架和自然哲学，实现了这一理论的系统化建构。”“至俞琰始大量引入易学基础理论，且援《易》象建构了众多的人体丹术模型，不仅使丹术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大大丰富了医学研究的方法论”。
明清时期注释《周易参同契》者仍然不少，如明陆西星《周易参同契测疏》和《周易参同契口义》、清陶素耜《参同契脉望》、仇兆鳌《顶批周易参同契脉望》和《古本周易参同契集注》、傅金铨《顶批上阳子原注参同契》、纪大奎《周易参同契集韵》、吕惠连《周易参同契秘解》等。这些注释虽在理论方面无突出的发展，但仍起到承载和接续“参同悟真”易学的作用。如明陆西星《周易参同契测疏》下篇曰：“炉火之事一大《易》之道也”。清仇兆鳌《古本周易参同契集注》上卷曰：“丹道之与易道适相符合耳”。吕惠连《周易参同契秘解》卷1 曰：“不明乎易者，不足以读《参同契》之书也”。这些都是秉承《周易参同契》“三道由一”的基本精神的。
（本文作者朱越利，原文发表于“首届中国•特克斯世界周易高端论坛”，2012年9月）
汉代的神仙方术著作《周易参同契》是世界上现知最早的外丹理论著作，同时也是讲述内丹术的经典。《周易参同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借助汉代易学构筑炼丹理论，大量借用《京氏易》和《易纬》构成系统的象征符号。王明先生列举《参同契》与汉易学有关者，一曰纳甲说，二曰十二消息说，三曰六虚说，四曰卦气说。朱伯崑先生将《周易参同契》的月体纳甲说与郑玄易学中的五行说、荀爽的乾升坤降说、虞翻的卦变说等并列，统视为东汉时期象数之学的发展。萧汉明先生归纳《周易参同契》中易学的三个特征，一是以乾坤坎离四卦建构的天地结构模型，二是效法河图天地全数得到的《契》数，三是乾卦六爻之象模拟月相的死生盈亏和以阳气盛衰升降之说补纳甲法纯用阴历之不足。
道教易学内容丰富。道教的义理、方术、科仪、医学、文学、建筑和艺术等方方面面都吸收了易学的内容。这些内容被吸收后是否都属于道教易学的范围，学者间尚有分歧意见。比如对《太平经》表述的易学内容，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道教吸收易学内容后的讲述或运用，凡达到学术的层面或构成系统者，称得上是狭义的道教易学。凡仅仅引述或简单运用易学者，属于广义上的道教易学。
《周易参同契》对易学的表述和运用，从狭义上讲亦称得上道教易学。因为《周易参同契》对吸收的易学有所改造和发展，并且构建了理论体系。朱伯崑先生从易学史的角度评价说：《参同契》标志着汉易发展的另一倾向，成为后来道教易学的先驱。《参同契》创建了道教解易的系统，其在道教史和易学史上都起了很大的影响。《周易参同契》创建的炼丹理论和方术，张广保研究员称之为“周易参同学”，曾传辉研究员则称“参同学”。《参同契》创建的道教解易的系统，即创建的炼丹术易学，不妨称之为“参同”易学。
三国虞翻曾经注释《周易参同契》，萧汉明先生说：虞翻“没有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看作是《易》外别传，这种胸襟后世儒者罕有及之者。”“《周易参同契》之月相纳甲说，经虞翻援用后，在后世儒者中引起程度不等的反响”。有学者认为《黄庭经》是《周易参同契》金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总的看，《周易参同契》在相当长时期里影响不大。至唐代，《周易参同契》开始大显，不少内丹、外丹经均举起《周易参同契》的旗帜，注释《周易参同契》者渐多。如唐代元阳子《周易参同契注》《金碧五相类参同契》无名氏《周易参同契注》、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等。
自唐代始，外丹术开始走下坡路，而转向内丹术的人逐渐增多。伴随着这一潮流，《周易参同契》亦更多地受到内丹家的重视。正如陈国符先生说：“至唐代，推崇《周易参同契》为内丹要籍。”又说：“隋唐内丹书，多言阴阳八卦四象五行，铅汞龙虎，多援引《参同契》《龙虎经》《金碧经》。此时外丹书亦用此说，但不及内丹应用之多而广”。笔者将唐代以来依托《周易参同契》的内丹术简称为“参同”内丹术。依托《周易参同契》，主要目的在于依托“参同”易学。
“参同”内丹术的发展， 引起了“参同”易学的变化。卢国龙研究员归纳了《参同契》注释学的发展规律。他说：内外兼综诠释《参同契》，造成了丹术层面模棱两可的结果，使得宋代诠释《参同契》的风气必然向偏重内丹的方向转化。这种转化出现两种新趋势：其一是纯以内丹法注解《参同契》，其二是创造内丹经典的意识在成长。
北宋张伯端著《悟真篇》，远承《周易参同契》，讲述 “参同”丹法。王沐先生说《悟真篇》的第三个渊源是继承了《参同契》。卢国龙研究员论《悟真篇》说：“其本体论思想建立在《参同契》流系丹道理论的基础上”。张伯端不仅远承《周易参同契》，而且又以《参同契》注我，用陈抟易学充实了内丹术的理论基础。卢国龙盛赞张伯端“在思路上曾借鉴王弼《易》学”，在学理性的“层面上，张伯端甚至表现一个哲学家深闳气象，而不只是一个优越的内丹家”。可以说，《悟真篇》将“参同”易学发展为“参同悟真”易学。《悟真篇》甚至成为解读《周易参同契》的“钥匙”，人们在注释《周易参同契》时往往援引《悟真篇》。明罗钦顺强调这一点说：“仙家妙旨无出《参同契》一书，然须读《悟真篇》首尾贯通无所遗，方是究竟处也”。
盖于北宋神哲二帝时期，出现了钟吕丹法。钟吕丹法是参同清修内丹术与吕洞宾崇拜结合的产物，以“参同悟真”易学为内丹术的理论基础。钟吕金丹派随后形成，盖形成于两宋之际。南宋时期，白玉蟾创立了钟吕金丹派南宗，后人就将张伯端视为南宗祖师，将《悟真篇》视为南宗祖经，北方的钟吕金丹派全真教遂被称为北宗。由此开始，钟吕金丹派成为道教内丹派中的主流派别，钟吕丹法成为道教内丹术的主流丹法，《悟真篇》与《周易参同契》并列为 “参同”内丹术的权威经典，注释《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成为钟吕金丹派的重要功课。如宋代钟吕金丹派内丹家陈显微著《周易参同契解》，连理学宗师朱熹也著《周易参同契考异》。“参同悟真”易学得以广泛流传。
元俞琰对“参同悟真”易学有所发展。俞琰潜心研究《周易》和丹道三十余年，著《周易参同契发挥》《易外别传》《周易参同契释疑》等。朱伯崑先生说：俞琰以邵雍的先天图解释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俞琰继承陈抟、邵雍、朱熹的传统，进一步将道教炼内丹的理论同邵雍易学结合起来，成为宋易中以图式解释《周易参同契》的代表。萧汉明先生指出：“俞氏治道教易，以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为宗，会通邵雍的先天之学，遍采唐宋以来内丹诸学派之说，参以伊川、横渠、朱熹之论，着重阐发道教内丹修炼的功理功法。”将先天图引入道教易，寻找宋代图书易与汉代象数易两者之间的连接点，是俞琰道教易的特征。“炼丹术一向注重天道与人道的吻合，但多零散之论，或者语焉不详，未能形成理论系统。俞琰通过总结古代天文、医术和炼丹术的成就，并以易学的结构框架和自然哲学，实现了这一理论的系统化建构。”“至俞琰始大量引入易学基础理论，且援《易》象建构了众多的人体丹术模型，不仅使丹术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大大丰富了医学研究的方法论”。
明清时期注释《周易参同契》者仍然不少，如明陆西星《周易参同契测疏》和《周易参同契口义》、清陶素耜《参同契脉望》、仇兆鳌《顶批周易参同契脉望》和《古本周易参同契集注》、傅金铨《顶批上阳子原注参同契》、纪大奎《周易参同契集韵》、吕惠连《周易参同契秘解》等。这些注释虽在理论方面无突出的发展，但仍起到承载和接续“参同悟真”易学的作用。如明陆西星《周易参同契测疏》下篇曰：“炉火之事一大《易》之道也”。清仇兆鳌《古本周易参同契集注》上卷曰：“丹道之与易道适相符合耳”。吕惠连《周易参同契秘解》卷1 曰：“不明乎易者，不足以读《参同契》之书也”。这些都是秉承《周易参同契》“三道由一”的基本精神的。
（本文作者朱越利，原文发表于“首届中国•特克斯世界周易高端论坛”，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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