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上篇）
重返原点——韩少功的“知青”情结
韩少功是一个不那么会虚构的作家，即使像《爸爸爸》这样貌似荒诞、架空的作品，里头的主人公丙崽也仍是有着现实原型的。翻看韩少功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韩少功几乎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绕不过一个词——知青。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知青生涯，犹如一个没法剔除的烙印，频繁在韩少功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太特殊、太刻骨铭心，以至于从下乡的地方返城，后来又到了海南生活，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可后来的生活极难挤进韩少功的心灵，没法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知青生涯的重要，让他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某种免疫和拒绝。无论是讨论到什么话题，韩少功都往往把疑惑置放回知青岁月，让那个当年被历史裹挟的年轻的自己，进行选择和思考。和韩少功同代的“五零后”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会持续性地不断书写自己的青春的经历，他们的目光往往向前追溯，很多人经常会书写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不断把当下生活纳入视野。而韩少功几乎是恒定的，一个固定的点——上山下乡、知青——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作倔强地存在。即使他有某些作品确实涉及了当下的生活，也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返知青岁月，从那里生发出所有的思考。“韩少功在知青经验和知青视角的反复推进书写中，把一代人的生活和成长、衰老印刻进当代历史中去。”
——“知青”可以说是韩少功大部分写作的原点。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其发表于2018年的长篇《修改过程》，“知青”在韩少功这里，永动机一般，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要从这里出发；绕了一大道弯之后，还得回到这里。也很奇怪，即使韩少功书写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文字，可他仍然没有被视为所谓的“知青写作”，更不会被看作“青春写作”，这是因为韩少功从来不是那种题材论的作家。孔见就认为韩少功的知青写作“关乎知青一代，也关乎八0后、九0后、00后。将其命名为知青文学，会局限对作品原意和作者初衷的深入理解”。知青背景，只是韩少功思考的生发点，他关注的问题，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桥词典》当中，由下乡到马桥的“我”作为穿针引线，勾连起马桥的人物和历史；《暗示》中，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也都是从知青年代走来，走向当下、走出国门，在一种世界性的遭遇下，对被具象笼罩下的知识性危机展开思考。即使是在书写其每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隐居”半年的生活经历的《山南水北》，“知青”的视角也一直都在——他在书写二十一世纪初期乡村现实的同时，下乡时的经历，一直作为回忆、作为参证的文本存在，让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可即便是有了那么多的回探，《日夜书》重返知青的经历，也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
《日夜书》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单行本也在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生于1953年1月1日，进入2013年，恰好六十岁，恰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人生刚满六十之际，捧出《日夜书》，对于他个人，显得尤其有意义。可以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他早期的中短篇以及一系列思想随笔，其实都是一种公共写作，他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艰深的、有广泛意义的话题，可一个人总是面对这样的“沉重”，是会有倦怠感的，于是，他决定放下这些，面对自己，我们便看到了《日夜书》。他就在《日夜书》的修改版中自言：“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在自己身满六十的时候，想到了一代人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正在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现实当中的退场，也正是历史记忆的返场——他重新回溯自己文学的原点，书写那代人在当年与当下的遭遇。“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在此时，历史和现实到底是黑白分明的日与夜，还是没法割裂连成一体的日与夜？
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有独特思考的，又是那么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自哀自怜满纸怨气的“知青故事”——好像历史把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事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是受害者，永远那张哭哭啼啼的脸，“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韩少功显然不愿讲那类故事，他说：“‘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他讲了后来成为了官员、流亡者、先锋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韩少功随意出入十分自由，你甚至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他写下某句话时露出的微笑。沉重的题材，被处理得十分易读。
《日夜书》在正式发表前的题目叫《后来》，格非曾建议他这个小说可以叫做《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了，不如直白些，最后换成了《日夜书》。从题目来看，“时间”无疑是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式的小说开场，更是强调了时间性：“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作者更愿意让记忆盘根错节，更愿意让语言随意萌发——很多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他的叙述——这种流畅甚至“搞笑”的语言，和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当然是沉重的，可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沉重地叙述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貌似轻松”的语调，来述说一个时代的沉重和荒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许韩少功在面对历史的沉重时，也有个人的柔软和脆弱，所以他需要用一种这么“轻松”的语言来带领自己进入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历史时间。
在《马桥词典》和《暗示》里，韩少功投入更多的，是理性、智性的思考，到了《日夜书》，感性开始强势介入，情感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他甚至也开始塑造人物了，比如说“马涛”，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极为少见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复杂的信息，他既是对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无能无感者；他既是一个在思想方面有着极度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从未成功过一次的失败者；他既想引领全人类前进，又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势同水火……评论家刘复生也注意到了马涛这个人物：“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展示了自己的柔弱，他的思考当然也还在——比如说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可却已经不是通过思想的直接阐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里，少见的“个人化写作”，用韩少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何谓“日与夜”？
韩少功的其他作品，在发表之后也曾有过修订，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的文集一共九本，韩少功就曾在这套文集的自序中谈到他借着整理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三方面的修订，一是恢复性的；二是解释性的；三是修补性的。但这些都是在旧作发表了多年之后的修订。《日夜书》不同，《日夜书》在《收获》2013年的发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一个版本，很快地，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一个繁体字版本，同时也将有韩文版推出。韩少功自言：“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这个新版本也曾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转载。文字上的增删不大，可由于不少段落的前后顺序出现了调整，阅读感受差别极大。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韩少功作品典藏系列”作品里，精装版的《日夜书》又再次作出增删、调整。多个版本的存在，使得分析《日夜书》变得比较困难，本文分析的内容，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为准。怎么理解题目中的“日”与“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杨庆祥认为：“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理解，但也可以看成历史的隐喻。日代表什么，代表历史的清晰理智的层面；夜代表那种非常荒谬的埋在地底的非常深层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日夜书》中，有多组概念都对应着“日”与“夜”，得一一分析。
“日”与“夜”之一：历史与现实
《日夜书》在故事的安排上，被分割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关于当下现实的。书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被切分成两半，一半呈现着知青时期的经历，一部分则是当下的遭遇，从故事的发展来讲，中间有数十年空白期。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字句作为串联，但整体上来讲，历史和现实显得泾渭分明。在《日夜书》里，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当然是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抛弃了一切，就再也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人公的“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甚至都没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的看法，就被时代天空上飘荡着的大词所鼓动，毅然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作出决定时，“我”是有着“激情”的，还在日记里写下“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等词。在激情的掩盖下，人变得盲目，对下乡想得太过美好，离开城市时的豪情万丈，很快就迎来痛击——一场最简单的农活“挑泥”就把所有幻想打回原型。下乡之后，韩少功开始了对知青们日常生活的书写，有生活的、情感的、思想的……细节丰盈，“幽默”的语言之中，暗藏着时代的酸楚和悲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时代大潮中，被“命运”一次次抛起又摔下。韩少功以自己书写中极为罕见的耐心，塑造人物和记下时代印痕，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个人亲身经历，他没法对这段历史全然否定，犹豫不决的情绪尤其复杂。那一段历史是无情的，可青春、热血、眼泪都曾抛洒过；对比之下，眼下的生活显然更加平稳、更加应该让人珍惜，可更多的庸常和新的荒谬也出现了。正如杨庆祥在《<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中所言：“1960年代的政治狂热、知青狂热我们现在看很可笑，那我们看1990年代和当下的这种资本狂热不同样也很可笑吗？”走出当年那段历史时间的人，在数十年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生活往上走，更多人则不断被迎头痛击，在新的生活里面对“永恒不变”的磨难。貌似被韩少功忽略掉中间环节的书写，并没有因为泾渭分明而非此即彼互相抵制，在韩少功眼中，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互相撞击、交融的，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眼下的现实，是历史的呼应和回声。
“割掉”了中间的过渡期，是因为韩少功用这两个时间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在互相映照中显现出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形象，就像“日”与“夜”那么分明。
重返原点——韩少功的“知青”情结
韩少功是一个不那么会虚构的作家，即使像《爸爸爸》这样貌似荒诞、架空的作品，里头的主人公丙崽也仍是有着现实原型的。翻看韩少功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韩少功几乎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绕不过一个词——知青。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知青生涯，犹如一个没法剔除的烙印，频繁在韩少功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太特殊、太刻骨铭心，以至于从下乡的地方返城，后来又到了海南生活，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可后来的生活极难挤进韩少功的心灵，没法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知青生涯的重要，让他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某种免疫和拒绝。无论是讨论到什么话题，韩少功都往往把疑惑置放回知青岁月，让那个当年被历史裹挟的年轻的自己，进行选择和思考。和韩少功同代的“五零后”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会持续性地不断书写自己的青春的经历，他们的目光往往向前追溯，很多人经常会书写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不断把当下生活纳入视野。而韩少功几乎是恒定的，一个固定的点——上山下乡、知青——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作倔强地存在。即使他有某些作品确实涉及了当下的生活，也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返知青岁月，从那里生发出所有的思考。“韩少功在知青经验和知青视角的反复推进书写中，把一代人的生活和成长、衰老印刻进当代历史中去。”
——“知青”可以说是韩少功大部分写作的原点。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其发表于2018年的长篇《修改过程》，“知青”在韩少功这里，永动机一般，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要从这里出发；绕了一大道弯之后，还得回到这里。也很奇怪，即使韩少功书写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文字，可他仍然没有被视为所谓的“知青写作”，更不会被看作“青春写作”，这是因为韩少功从来不是那种题材论的作家。孔见就认为韩少功的知青写作“关乎知青一代，也关乎八0后、九0后、00后。将其命名为知青文学，会局限对作品原意和作者初衷的深入理解”。知青背景，只是韩少功思考的生发点，他关注的问题，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桥词典》当中，由下乡到马桥的“我”作为穿针引线，勾连起马桥的人物和历史；《暗示》中，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也都是从知青年代走来，走向当下、走出国门，在一种世界性的遭遇下，对被具象笼罩下的知识性危机展开思考。即使是在书写其每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隐居”半年的生活经历的《山南水北》，“知青”的视角也一直都在——他在书写二十一世纪初期乡村现实的同时，下乡时的经历，一直作为回忆、作为参证的文本存在，让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可即便是有了那么多的回探，《日夜书》重返知青的经历，也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
《日夜书》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单行本也在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生于1953年1月1日，进入2013年，恰好六十岁，恰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人生刚满六十之际，捧出《日夜书》，对于他个人，显得尤其有意义。可以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他早期的中短篇以及一系列思想随笔，其实都是一种公共写作，他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艰深的、有广泛意义的话题，可一个人总是面对这样的“沉重”，是会有倦怠感的，于是，他决定放下这些，面对自己，我们便看到了《日夜书》。他就在《日夜书》的修改版中自言：“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在自己身满六十的时候，想到了一代人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正在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现实当中的退场，也正是历史记忆的返场——他重新回溯自己文学的原点，书写那代人在当年与当下的遭遇。“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在此时，历史和现实到底是黑白分明的日与夜，还是没法割裂连成一体的日与夜？
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有独特思考的，又是那么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自哀自怜满纸怨气的“知青故事”——好像历史把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事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是受害者，永远那张哭哭啼啼的脸，“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韩少功显然不愿讲那类故事，他说：“‘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他讲了后来成为了官员、流亡者、先锋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韩少功随意出入十分自由，你甚至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他写下某句话时露出的微笑。沉重的题材，被处理得十分易读。
《日夜书》在正式发表前的题目叫《后来》，格非曾建议他这个小说可以叫做《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了，不如直白些，最后换成了《日夜书》。从题目来看，“时间”无疑是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式的小说开场，更是强调了时间性：“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作者更愿意让记忆盘根错节，更愿意让语言随意萌发——很多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他的叙述——这种流畅甚至“搞笑”的语言，和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当然是沉重的，可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沉重地叙述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貌似轻松”的语调，来述说一个时代的沉重和荒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许韩少功在面对历史的沉重时，也有个人的柔软和脆弱，所以他需要用一种这么“轻松”的语言来带领自己进入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历史时间。
在《马桥词典》和《暗示》里，韩少功投入更多的，是理性、智性的思考，到了《日夜书》，感性开始强势介入，情感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他甚至也开始塑造人物了，比如说“马涛”，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极为少见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复杂的信息，他既是对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无能无感者；他既是一个在思想方面有着极度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从未成功过一次的失败者；他既想引领全人类前进，又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势同水火……评论家刘复生也注意到了马涛这个人物：“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展示了自己的柔弱，他的思考当然也还在——比如说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可却已经不是通过思想的直接阐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里，少见的“个人化写作”，用韩少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何谓“日与夜”？
韩少功的其他作品，在发表之后也曾有过修订，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的文集一共九本，韩少功就曾在这套文集的自序中谈到他借着整理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三方面的修订，一是恢复性的；二是解释性的；三是修补性的。但这些都是在旧作发表了多年之后的修订。《日夜书》不同，《日夜书》在《收获》2013年的发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一个版本，很快地，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一个繁体字版本，同时也将有韩文版推出。韩少功自言：“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这个新版本也曾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转载。文字上的增删不大，可由于不少段落的前后顺序出现了调整，阅读感受差别极大。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韩少功作品典藏系列”作品里，精装版的《日夜书》又再次作出增删、调整。多个版本的存在，使得分析《日夜书》变得比较困难，本文分析的内容，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为准。怎么理解题目中的“日”与“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杨庆祥认为：“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理解，但也可以看成历史的隐喻。日代表什么，代表历史的清晰理智的层面；夜代表那种非常荒谬的埋在地底的非常深层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日夜书》中，有多组概念都对应着“日”与“夜”，得一一分析。
“日”与“夜”之一：历史与现实
《日夜书》在故事的安排上，被分割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关于当下现实的。书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被切分成两半，一半呈现着知青时期的经历，一部分则是当下的遭遇，从故事的发展来讲，中间有数十年空白期。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字句作为串联，但整体上来讲，历史和现实显得泾渭分明。在《日夜书》里，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当然是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抛弃了一切，就再也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人公的“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甚至都没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的看法，就被时代天空上飘荡着的大词所鼓动，毅然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作出决定时，“我”是有着“激情”的，还在日记里写下“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等词。在激情的掩盖下，人变得盲目，对下乡想得太过美好，离开城市时的豪情万丈，很快就迎来痛击——一场最简单的农活“挑泥”就把所有幻想打回原型。下乡之后，韩少功开始了对知青们日常生活的书写，有生活的、情感的、思想的……细节丰盈，“幽默”的语言之中，暗藏着时代的酸楚和悲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时代大潮中，被“命运”一次次抛起又摔下。韩少功以自己书写中极为罕见的耐心，塑造人物和记下时代印痕，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个人亲身经历，他没法对这段历史全然否定，犹豫不决的情绪尤其复杂。那一段历史是无情的，可青春、热血、眼泪都曾抛洒过；对比之下，眼下的生活显然更加平稳、更加应该让人珍惜，可更多的庸常和新的荒谬也出现了。正如杨庆祥在《<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中所言：“1960年代的政治狂热、知青狂热我们现在看很可笑，那我们看1990年代和当下的这种资本狂热不同样也很可笑吗？”走出当年那段历史时间的人，在数十年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生活往上走，更多人则不断被迎头痛击，在新的生活里面对“永恒不变”的磨难。貌似被韩少功忽略掉中间环节的书写，并没有因为泾渭分明而非此即彼互相抵制，在韩少功眼中，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互相撞击、交融的，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眼下的现实，是历史的呼应和回声。
“割掉”了中间的过渡期，是因为韩少功用这两个时间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在互相映照中显现出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形象，就像“日”与“夜”那么分明。
猜测 : a社可能扮演保证人，或调停的角色。介于集团和春马之间，确保监视春马不会有过激行为(透露秘密或拒绝再给予钱财等)。当天如果是契约终止日，可能他拒绝签约，a社失去控制，所以集团出手。或者和契约无关，集团强迫他加入组织（因为让知道秘密的人安静下来就只能拉他入伙），他不愿意，于是就出手。无论怎么样，很可能长期处于监视状态，大厦内部也可能是有耳目。然后卖掉汽车，是不是车子有做手脚，或者监控。也有怀疑，集团可能就是慈善组织，毕竟很多慈善背后都有龌龊的事情。暗金，慈善，政治势力，邪教的，不是说春马主动去招惹，而是有可能参加一些活动(酒会？商业活动？他们圈子各种可能的活动都有)。这些人也去，然后会有意识接近有名的人，这些人表面上都是正经的大人物，请你到哪再见个面吃个饭参加他们那一类人的饭局或者私下出席个活动，然后你就突然和他有关联了（他们也会宣传你和他们关系很好，谎言1000遍成真），摆脱不掉了。然后他意识到有麻烦，但是脱不了身，请a社法务部帮忙，但是a社胆小啊，只想作为中间人不把事情闹大了，让两方都满意。
【港澳辦：郭榮鏗之流企圖“完全自治”純屬妄想 中央有權力有責任維護香港憲制秩序】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昨應詢表示，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一般不會過問。但是，如果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的情況，出現損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況，中央就必須過問，包括適時表明立場和態度，並依法加以糾正。發言人強調，中央有權力有責任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而反對中央依法行使對香港行使管治權，歡迎外部勢力非法干預恰恰是郭榮鏗及郭榮鏗之流的政治本性。
中央監督確保“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
有記者問，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發言人對香港立法會內委會被惡意停擺的亂象予以譴責之後，4月17日中聯辦發言人再次回答了記者提問。現在香港社會圍繞“兩辦”發言人談話是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存在不同看法。您對此有何回應？
港澳辦發言人答問時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行使的高度自治權。有授權，就有監督。中央授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並不意味着中央沒有或放棄監督權。相反，中央必要的監督是確保有關授權得到正確行使，從而確保“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得到全面準確實施的重要保障。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一般不會過問。但是，如果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的情況，出現損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況，中央就必須過問，包括適時表明立場和態度，並依法加以糾正。
中聯辦代表中央處理香港事務
發言人表示，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重要的政權機構。郭榮鏗等人惡意造成內委會停擺，企圖癱瘓立法會，這已直接妨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有效運作，衝擊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對這一嚴重事件，中央政府怎麼可能坐視不理？中央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對此發出嚴正警告，正是中央政府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具體體現，是撥亂反正，理所當然。
發言人說，近日香港一些人對中聯辦在基本法之下的角色和權力提出質疑，認為香港中聯辦與中央其他部門一樣，受基本法第22條規限，不能“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管理的事務。這種看法沒有充分考慮到香港中聯辦的特殊性，是不準確的。儘管香港基本法沒有對香港中聯辦的設置和法律地位予以明文規定，但無論是之前的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還是更名後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負責代表中央處理香港有關事務，完全有權力、有責任對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
郭榮鏗等人該醒醒了
發言人強調，在香港，每當中央依法行使權力時，總有一些人鼓噪“中央干預香港自治事務”。我們倒要問問這些人：當黎智英公然叫囂“為美國而戰”的時候，你們怎麼不出來表示一下反對？當黃之鋒一夥把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專員的名單交給美國人，乞求他們給予所謂制裁的時候，你們怎麼不出來表示一下反對？就是這位郭議員本人，還跟隨李柱銘等跑到美國去乞求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以干預香港事務，並對美國政客的干預行徑感激涕零，聲稱“如果要外國人一方面在香港投資，另一方面對香港事務噤聲，是不可能的”。
發言人指，由此可見郭榮鏗以及郭榮鏗之流的政治本性，他們反對的是中央依法行使對香港的管治權，歡迎的是外部勢力的非法干預！他們企圖用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來排斥中央的全面管治權，進而把高度自治變質成為完全自治，把香港變成獨立或者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這純屬癡心妄想！中央有足夠的誠意和信心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同時也有足夠的決心和力量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郭榮鏗等人該醒醒了。
【港澳辦回應三問】
關於香港社會圍繞“兩辦”發言人談話是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存在不同看法：
中央授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並不意味着中央沒有或放棄監督權。相反，中央必要的監督是確保有關授權得到正確行使，從而確保“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得到全面準確實施的重要保障。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一般不會過問。但是，如果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的情況，出現損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況，中央就必須過問，包括適時表明立場和態度，並依法加以糾正。
對於郭榮鏗等反對派議員濫用權力，其行為偏離誓言，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但郭辯稱他是按照立法會議事規則主持會議：
郭榮鏗種種行為蓄意違背誓言、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可謂事實清楚，鐵證如山。郭榮鏗議員等人必須如實回應這些問題，而不要急於藉製造其他議題轉移公眾視線。
對於黎智英等人被捕是“政治檢控”和外國方面所謂“關切”：
香港警方根據調查的事實及獲得的證據依法對黎智英、李柱銘、李卓人、梁國雄、何俊仁、吳靄儀等15名犯罪嫌疑人予以拘捕，這是維護香港法治、秩序和社會正義的正常執法行動。我們堅決支持。
郭榮鏗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在回答媒體關於郭榮鏗等反對派議員濫用權力問題時，港澳辦新聞發言人表示，郭榮鏗議員種種行為蓄意違背誓言、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可謂事實清楚，鐵證如山。
發言人指，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就任時，須宣誓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郭榮鏗等議員就任時也作過這樣的宣誓。但在他以及其他反對派議員故意拖延下，原本十幾分鐘就可完成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延耗了6個月、15次會議仍未完成，這放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其結果是，內委會長期停擺，多達14條法案不能及時審議，超過80條附屬法例在限期屆滿前得不到處理，一些本可惠及納稅人、殘障人士以及與房屋供應、公眾健康保障等民生息息相關的法案未能得到及時通過。
郭蓄意違背誓言濫用權力
發言人表示，郭議員公然宣稱這麼做就是為了阻止國歌法等法案通過。眾所周知，國歌是國家的象徵，《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已於2017年11月4日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盡快完成該法的本地立法工作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應盡的憲制責任。我們不禁要問：郭議員為何如此敵視國歌法，反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國家象徵？他是真認同“一國”原則嗎？是真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嗎？郭議員夥同反對派議員對立法會保安安排胡攪蠻纏、擅自安排會前默哀儀式，等等，不是惡意“拉布”、濫用權力是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糾纏於與選舉內委會主席無關的無聊瑣事，反而將事關香港每一位市民切身利益的大量法案議案統統擱置，這是盡忠職守、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的應有表現嗎？上述種種行為蓄意違背誓言、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可謂事實清楚，鐵證如山。郭榮鏗議員等人必須如實回應這些問題，而不要急於藉製造其他議題轉移公眾視線。
違反誓言須承擔法律責任
發言人指，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所作的解釋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04條所規定的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的法律承諾，具有法律約束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宣誓及聲明條例》也規定，任何人作出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的誓言，已在任的人士必須離任。這些規定明白無誤地表明，立法會議員如果違反誓言，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堅定撐警依法拘捕黎智英等人
針對香港警方4月18日以涉嫌非法集結罪等罪名拘捕黎智英、李柱銘等15人，港澳辦發言人昨日回答媒體有關所謂“政治檢控”和外國方面所謂“關切”時指，香港警方根據調查的事實及獲得的證據依法對黎智英、李柱銘、李卓人、梁國雄、何俊仁、吳靄儀等15名犯罪嫌疑人予以拘捕，這是維護香港法治、秩序和社會正義的正常執法行動。我們堅決支持。
美英勢力政治施壓踐踏法治
發言人說，我們注意到，美英政府和一些政客對此異常關注，急不可待地跳出來說三道四、妄加評論，將這些人組織、策劃、參與“非法集會”美化成行使言論集會自由的民主行動，完全無視有關非法集會遊行演化為極端暴力活動的客觀事實，公然為他們的違法犯罪行為開脫罪責，卻將警方的正當執法行為污衊為“政治化執法”，甚至公然要求警方撤銷有關控罪，並藉口《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向香港警方和司法機關進行政治施壓。這是對香港人權和法治的肆意踐踏，是對香港特區司法獨立和高度自治權的公然干預，是對我國內政和主權的粗暴干涉，也再次暴露了美英勢力為香港一些反中亂港勢力撐腰打氣的政治圖謀。我們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對於中央關於香港事務的評論，香港一些反對派和激進分子動輒詆毀為“中央干預香港高度自治”，卻對外部勢力針對香港內部事務包括警方和律政司執法、法院判決的干預舉動熟視無睹，安之若素，甚至主動乞求外國啟動對港制裁，如此是非顛倒、“雙重標準”，豈非咄咄怪事！
發言人表示，法律是神聖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違法者必須依法受到追究。我們將繼續堅定不移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支持香港司法機關公正司法，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昨應詢表示，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一般不會過問。但是，如果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的情況，出現損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況，中央就必須過問，包括適時表明立場和態度，並依法加以糾正。發言人強調，中央有權力有責任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而反對中央依法行使對香港行使管治權，歡迎外部勢力非法干預恰恰是郭榮鏗及郭榮鏗之流的政治本性。
中央監督確保“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
有記者問，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發言人對香港立法會內委會被惡意停擺的亂象予以譴責之後，4月17日中聯辦發言人再次回答了記者提問。現在香港社會圍繞“兩辦”發言人談話是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存在不同看法。您對此有何回應？
港澳辦發言人答問時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行使的高度自治權。有授權，就有監督。中央授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並不意味着中央沒有或放棄監督權。相反，中央必要的監督是確保有關授權得到正確行使，從而確保“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得到全面準確實施的重要保障。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一般不會過問。但是，如果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的情況，出現損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況，中央就必須過問，包括適時表明立場和態度，並依法加以糾正。
中聯辦代表中央處理香港事務
發言人表示，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重要的政權機構。郭榮鏗等人惡意造成內委會停擺，企圖癱瘓立法會，這已直接妨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有效運作，衝擊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對這一嚴重事件，中央政府怎麼可能坐視不理？中央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對此發出嚴正警告，正是中央政府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具體體現，是撥亂反正，理所當然。
發言人說，近日香港一些人對中聯辦在基本法之下的角色和權力提出質疑，認為香港中聯辦與中央其他部門一樣，受基本法第22條規限，不能“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管理的事務。這種看法沒有充分考慮到香港中聯辦的特殊性，是不準確的。儘管香港基本法沒有對香港中聯辦的設置和法律地位予以明文規定，但無論是之前的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還是更名後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負責代表中央處理香港有關事務，完全有權力、有責任對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
郭榮鏗等人該醒醒了
發言人強調，在香港，每當中央依法行使權力時，總有一些人鼓噪“中央干預香港自治事務”。我們倒要問問這些人：當黎智英公然叫囂“為美國而戰”的時候，你們怎麼不出來表示一下反對？當黃之鋒一夥把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專員的名單交給美國人，乞求他們給予所謂制裁的時候，你們怎麼不出來表示一下反對？就是這位郭議員本人，還跟隨李柱銘等跑到美國去乞求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以干預香港事務，並對美國政客的干預行徑感激涕零，聲稱“如果要外國人一方面在香港投資，另一方面對香港事務噤聲，是不可能的”。
發言人指，由此可見郭榮鏗以及郭榮鏗之流的政治本性，他們反對的是中央依法行使對香港的管治權，歡迎的是外部勢力的非法干預！他們企圖用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來排斥中央的全面管治權，進而把高度自治變質成為完全自治，把香港變成獨立或者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這純屬癡心妄想！中央有足夠的誠意和信心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同時也有足夠的決心和力量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郭榮鏗等人該醒醒了。
【港澳辦回應三問】
關於香港社會圍繞“兩辦”發言人談話是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存在不同看法：
中央授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並不意味着中央沒有或放棄監督權。相反，中央必要的監督是確保有關授權得到正確行使，從而確保“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得到全面準確實施的重要保障。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一般不會過問。但是，如果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的情況，出現損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況，中央就必須過問，包括適時表明立場和態度，並依法加以糾正。
對於郭榮鏗等反對派議員濫用權力，其行為偏離誓言，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但郭辯稱他是按照立法會議事規則主持會議：
郭榮鏗種種行為蓄意違背誓言、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可謂事實清楚，鐵證如山。郭榮鏗議員等人必須如實回應這些問題，而不要急於藉製造其他議題轉移公眾視線。
對於黎智英等人被捕是“政治檢控”和外國方面所謂“關切”：
香港警方根據調查的事實及獲得的證據依法對黎智英、李柱銘、李卓人、梁國雄、何俊仁、吳靄儀等15名犯罪嫌疑人予以拘捕，這是維護香港法治、秩序和社會正義的正常執法行動。我們堅決支持。
郭榮鏗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在回答媒體關於郭榮鏗等反對派議員濫用權力問題時，港澳辦新聞發言人表示，郭榮鏗議員種種行為蓄意違背誓言、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可謂事實清楚，鐵證如山。
發言人指，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就任時，須宣誓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郭榮鏗等議員就任時也作過這樣的宣誓。但在他以及其他反對派議員故意拖延下，原本十幾分鐘就可完成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延耗了6個月、15次會議仍未完成，這放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其結果是，內委會長期停擺，多達14條法案不能及時審議，超過80條附屬法例在限期屆滿前得不到處理，一些本可惠及納稅人、殘障人士以及與房屋供應、公眾健康保障等民生息息相關的法案未能得到及時通過。
郭蓄意違背誓言濫用權力
發言人表示，郭議員公然宣稱這麼做就是為了阻止國歌法等法案通過。眾所周知，國歌是國家的象徵，《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已於2017年11月4日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盡快完成該法的本地立法工作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應盡的憲制責任。我們不禁要問：郭議員為何如此敵視國歌法，反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國家象徵？他是真認同“一國”原則嗎？是真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嗎？郭議員夥同反對派議員對立法會保安安排胡攪蠻纏、擅自安排會前默哀儀式，等等，不是惡意“拉布”、濫用權力是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糾纏於與選舉內委會主席無關的無聊瑣事，反而將事關香港每一位市民切身利益的大量法案議案統統擱置，這是盡忠職守、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的應有表現嗎？上述種種行為蓄意違背誓言、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可謂事實清楚，鐵證如山。郭榮鏗議員等人必須如實回應這些問題，而不要急於藉製造其他議題轉移公眾視線。
違反誓言須承擔法律責任
發言人指，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所作的解釋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04條所規定的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的法律承諾，具有法律約束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宣誓及聲明條例》也規定，任何人作出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的誓言，已在任的人士必須離任。這些規定明白無誤地表明，立法會議員如果違反誓言，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堅定撐警依法拘捕黎智英等人
針對香港警方4月18日以涉嫌非法集結罪等罪名拘捕黎智英、李柱銘等15人，港澳辦發言人昨日回答媒體有關所謂“政治檢控”和外國方面所謂“關切”時指，香港警方根據調查的事實及獲得的證據依法對黎智英、李柱銘、李卓人、梁國雄、何俊仁、吳靄儀等15名犯罪嫌疑人予以拘捕，這是維護香港法治、秩序和社會正義的正常執法行動。我們堅決支持。
美英勢力政治施壓踐踏法治
發言人說，我們注意到，美英政府和一些政客對此異常關注，急不可待地跳出來說三道四、妄加評論，將這些人組織、策劃、參與“非法集會”美化成行使言論集會自由的民主行動，完全無視有關非法集會遊行演化為極端暴力活動的客觀事實，公然為他們的違法犯罪行為開脫罪責，卻將警方的正當執法行為污衊為“政治化執法”，甚至公然要求警方撤銷有關控罪，並藉口《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向香港警方和司法機關進行政治施壓。這是對香港人權和法治的肆意踐踏，是對香港特區司法獨立和高度自治權的公然干預，是對我國內政和主權的粗暴干涉，也再次暴露了美英勢力為香港一些反中亂港勢力撐腰打氣的政治圖謀。我們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對於中央關於香港事務的評論，香港一些反對派和激進分子動輒詆毀為“中央干預香港高度自治”，卻對外部勢力針對香港內部事務包括警方和律政司執法、法院判決的干預舉動熟視無睹，安之若素，甚至主動乞求外國啟動對港制裁，如此是非顛倒、“雙重標準”，豈非咄咄怪事！
發言人表示，法律是神聖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違法者必須依法受到追究。我們將繼續堅定不移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支持香港司法機關公正司法，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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