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成功管理学（五）
接上篇
前面讲的是《序》，下面开始讲正文。首先看：“君体第一”。
《帝范》就是讲作为一位要管理天下的君主，应该有什么样的修养和素质。那么作为一个团体组织的领导人，应该具备有什么样的修养和素质，也可以作为参考。
什么是“君”？“君者，群也，群下之所归心。”这是《白虎通》上说的。《白虎通》是史学家班固写的一本书，它是根据东汉汉章帝时在白虎观里面举行的一个朝廷有关讲议《五经》的会议所写，所以这本书叫《白虎通》。
班固对君的解释是，君就是群众所归心、所拥护的，臣属和百姓要拥护他，他才是一个好的君王。
这就启发我们，作为一个领导人、一个管理者，要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护、尊敬，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好的管理者，而要得到大家的拥护和尊敬，就得为人民服务，为大众服务。领导者不能与人民为敌、与大众为敌。历史上的明君一定是被臣民所拥护的，假如被臣民所痛骂、唾弃、反对甚至推翻，那就是个昏君、暴君。
还有对君的解释，“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则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则水圆。”“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君就像身体，臣属、老百姓就像影子，身体正了，仪表端正了，影子就端正，反之，身斜则影斜。
君还像盘，臣民百姓就像盘里面的水，只有盘圆了，盘里面的水才是圆形的，假如盘不圆，里面的水肯定也不是圆形的，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只有上梁正，下梁才能正。
身正影正、盘圆水圆，就是说君一定要成为臣民的榜样。作为管理者，自己首先得做好，自己做不好，要求人听你的，那根本就不成立。即使他畏于你的强权，表面听你的，他心里也不服气，暗地里还是不好好干，这叫阳奉阴违。
还有，君就像水源一样，水源清了，流水就清了，水源混浊了，流水也混浊。所以君是百姓之源头，君教百姓什么，百姓就会做出来什么，教坏的，做出来就是坏的，教好的才能出来好的。
所以作为一位君主，必须被群众所归心、所拥护，才能叫君，才符合于“君”这个词。
古时候讲圣王，圣就是修养很高，高到了一定程度，才叫圣人，最少是人间之圣或者天圣。儒家讲人圣，道家讲天圣。佛家讲出世间的圣者、世出世间的圣者，也就是解脱的圣、菩萨的圣，还有大觉圆满的圣。
作为君主，最少要达到人圣、天圣的境界，也就是管理者自身素质修养一定要高，才能把团体管理好、带领好。
有人电视小说看多了，以为当君王就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惩罚谁就惩罚谁，这就是光看其相，不看其里，根本不懂得君的内涵，好像是学了所谓的中国文化，其实那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
“君体”的“体”，就是像身体一样。君主真正的内涵是修养，下面的文字就说明这个问题。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夫人者，国之先。”作为一位君王，他要管理一个国家。国家是怎么来的？是有了人才有国，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没有人民就不可能有国家。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君王一定要重视人民，因为离开人民就没有国家，不重视人民，国家就要离散，君王也就要下台了。
这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团体的管理者，要懂得团体是由人组成的，所以要重视人心，要为人民服务。假如不为人着想，就要被拉下台，或者团体散了，领导也当不成。
所以“人者，国之先。”有了人，才有了国。“国”是什么意思？“国者，域也。域者，居也，人民所聚居。”有一个词叫国域，国就是一个地域，地域是人所聚居的地方，人所聚居的地域形成了国家。也就是有了人，然后人聚居到一个地域、一定大的地方，就成立了一个国家。
“国者，君之本。”国家是君主的根本。君主为什么能称为君主？他得有国家，没有国家，一个人当谁的君主？所以首先要有国，有国才能有君。
这里就告诉我们，国是君之本，而人是国之先，君离不开国，国离不开人，所以最基础还是在人。作为一位君主，要以德化民，只要以德来感化人民，人民就会乐为其用，人民就会向着君主，君主就能够统领人民。如果不以德化民，人民就离散，国家就保不住，君也就不能成为君了。
那么作为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一定不能忘了这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团体是由人组成的，所以一定要时时刻刻想着人，时时刻刻为人服务。
有人就是想，我当上官有权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他就瞎用。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得自己为什么能上来，不懂得他的权是谁赋予的。他说，权是我的上级领导给我的。错误！上级领导也是代表人民、代表团体的，这个权不是他私人的。
注意！上级领导也是为人民、为团体服务的，他只是代表人民和团体给你这个权，所以你拿到权，就要为人民服务、为团体服务，否则就错了。
“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人主”指的是君，因为君领导大众，所以叫人主。君主要像高山五岳一样，巍然崇高而不动。
这里并不是说君主要长得很高大，“高峻而不动”是指他的德。古人说“德重如山岳”，德就像山一样高峻。所以领导者一定要讲德，他的道德修养要崇高，而且不能改变，这样才能当人主、当管理者。
“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而且有如太阳和月亮一样，具有永恒的光热，无私而普照万物。这是讲君主的智慧要像太阳月亮一样，白天晚上都很清楚地洞照万物，就是关心黎民百姓而没有偏私。所以君主要永远大脑清醒、智慧明白，白天晚上都不糊涂，对于臣民百姓要公正无私、没有偏向，而且处理好事情，关心百姓的疾苦。
讲到这里，就是说作为君主或者管理者，要德行与智慧具足，也就是慈悲与智慧是同时的。管理者得有些修养，假如道德不行，或者一开始行，后来不行，而且又没有智慧，白天晚上糊里糊涂，处理事务不公正、有私心、有偏袒，对这些人好，对那些人不好，或者有想不到的、做不到的，这样肯定不行。
“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兆”就是十亿，“庶”就是庶民、百姓。君主被众多黎民百姓所瞻仰，因为他有道德、有智慧、无偏私，他关心万民的疾苦，所以他被国内人民之所归心向往，就像周文王一样。领导者要得到大家拥护、归心、心服口服，就要德行、智慧、慈悲都具足。
“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心智一定要宽裕广大，与天地同德，足够包含天下乃至宇宙，或者自己管理的区域。
这是君主的志向在于为全天下服务。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志向一定要大，不要光为自己，要追求为天下人民服务，为天下人民谋幸福安乐。同样的道理，当一个团体的领导者，就要为这个团体谋利益、谋幸福。
“平正其心，足以制断。”心要正，就像儒家《大学》里说的：“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要正，首先心要正。心怎样才算正？就是不愤怒、不贪乐、不忧患、不恐惧，也就是不起嗔恨心，不起贪欲心，不牵肠挂肚、不害怕，这样心就正了。
所以必须要修心，因为人很容易就生气、贪婪、害怕、忧愁、担心等，有了这些情绪，心就不正了，心就偏了。因为情绪偏来偏去的不正，心动了，随着情绪走也就不正了，心不正，身就不正。所以要先正其心，让心能够平衡、平静、端正，这得有定力，儒家也是要修定的。
即使没有大般若慧，最少要有定，所以古时候的君主也得修定。没有定，就可能让这个大臣气一下，让那个大臣诱惑一下，或者这件事让他不痛快、那件事让他不如意，君主心里上蹿下跳、东倒西歪，这怎么行？为什么历史上明君少、昏君多？因为当君主不容易。或者当一个团体的管理者，假如自己修养不够，那也当不下去。
只有领导者心平静了、平衡了，心正了，不被情绪牵着走了，才能“足以制断”，才能够明辨是非，处理好各种事情，让事情都得其所益。
君主要日理万机，每天处理很多事，假如老是情绪不好，那怎么处理得下去？所以越是大领导，修养就得越高，越当大官，心态就得越好，自己的情绪就得把控得越好，不然就不好当下去。一个人没有大修养，没有高素质，是当不了大官的。
未完待续……
——能弘法师
接上篇
前面讲的是《序》，下面开始讲正文。首先看：“君体第一”。
《帝范》就是讲作为一位要管理天下的君主，应该有什么样的修养和素质。那么作为一个团体组织的领导人，应该具备有什么样的修养和素质，也可以作为参考。
什么是“君”？“君者，群也，群下之所归心。”这是《白虎通》上说的。《白虎通》是史学家班固写的一本书，它是根据东汉汉章帝时在白虎观里面举行的一个朝廷有关讲议《五经》的会议所写，所以这本书叫《白虎通》。
班固对君的解释是，君就是群众所归心、所拥护的，臣属和百姓要拥护他，他才是一个好的君王。
这就启发我们，作为一个领导人、一个管理者，要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护、尊敬，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好的管理者，而要得到大家的拥护和尊敬，就得为人民服务，为大众服务。领导者不能与人民为敌、与大众为敌。历史上的明君一定是被臣民所拥护的，假如被臣民所痛骂、唾弃、反对甚至推翻，那就是个昏君、暴君。
还有对君的解释，“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则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则水圆。”“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君就像身体，臣属、老百姓就像影子，身体正了，仪表端正了，影子就端正，反之，身斜则影斜。
君还像盘，臣民百姓就像盘里面的水，只有盘圆了，盘里面的水才是圆形的，假如盘不圆，里面的水肯定也不是圆形的，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只有上梁正，下梁才能正。
身正影正、盘圆水圆，就是说君一定要成为臣民的榜样。作为管理者，自己首先得做好，自己做不好，要求人听你的，那根本就不成立。即使他畏于你的强权，表面听你的，他心里也不服气，暗地里还是不好好干，这叫阳奉阴违。
还有，君就像水源一样，水源清了，流水就清了，水源混浊了，流水也混浊。所以君是百姓之源头，君教百姓什么，百姓就会做出来什么，教坏的，做出来就是坏的，教好的才能出来好的。
所以作为一位君主，必须被群众所归心、所拥护，才能叫君，才符合于“君”这个词。
古时候讲圣王，圣就是修养很高，高到了一定程度，才叫圣人，最少是人间之圣或者天圣。儒家讲人圣，道家讲天圣。佛家讲出世间的圣者、世出世间的圣者，也就是解脱的圣、菩萨的圣，还有大觉圆满的圣。
作为君主，最少要达到人圣、天圣的境界，也就是管理者自身素质修养一定要高，才能把团体管理好、带领好。
有人电视小说看多了，以为当君王就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惩罚谁就惩罚谁，这就是光看其相，不看其里，根本不懂得君的内涵，好像是学了所谓的中国文化，其实那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
“君体”的“体”，就是像身体一样。君主真正的内涵是修养，下面的文字就说明这个问题。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夫人者，国之先。”作为一位君王，他要管理一个国家。国家是怎么来的？是有了人才有国，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没有人民就不可能有国家。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君王一定要重视人民，因为离开人民就没有国家，不重视人民，国家就要离散，君王也就要下台了。
这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团体的管理者，要懂得团体是由人组成的，所以要重视人心，要为人民服务。假如不为人着想，就要被拉下台，或者团体散了，领导也当不成。
所以“人者，国之先。”有了人，才有了国。“国”是什么意思？“国者，域也。域者，居也，人民所聚居。”有一个词叫国域，国就是一个地域，地域是人所聚居的地方，人所聚居的地域形成了国家。也就是有了人，然后人聚居到一个地域、一定大的地方，就成立了一个国家。
“国者，君之本。”国家是君主的根本。君主为什么能称为君主？他得有国家，没有国家，一个人当谁的君主？所以首先要有国，有国才能有君。
这里就告诉我们，国是君之本，而人是国之先，君离不开国，国离不开人，所以最基础还是在人。作为一位君主，要以德化民，只要以德来感化人民，人民就会乐为其用，人民就会向着君主，君主就能够统领人民。如果不以德化民，人民就离散，国家就保不住，君也就不能成为君了。
那么作为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一定不能忘了这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团体是由人组成的，所以一定要时时刻刻想着人，时时刻刻为人服务。
有人就是想，我当上官有权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他就瞎用。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得自己为什么能上来，不懂得他的权是谁赋予的。他说，权是我的上级领导给我的。错误！上级领导也是代表人民、代表团体的，这个权不是他私人的。
注意！上级领导也是为人民、为团体服务的，他只是代表人民和团体给你这个权，所以你拿到权，就要为人民服务、为团体服务，否则就错了。
“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人主”指的是君，因为君领导大众，所以叫人主。君主要像高山五岳一样，巍然崇高而不动。
这里并不是说君主要长得很高大，“高峻而不动”是指他的德。古人说“德重如山岳”，德就像山一样高峻。所以领导者一定要讲德，他的道德修养要崇高，而且不能改变，这样才能当人主、当管理者。
“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而且有如太阳和月亮一样，具有永恒的光热，无私而普照万物。这是讲君主的智慧要像太阳月亮一样，白天晚上都很清楚地洞照万物，就是关心黎民百姓而没有偏私。所以君主要永远大脑清醒、智慧明白，白天晚上都不糊涂，对于臣民百姓要公正无私、没有偏向，而且处理好事情，关心百姓的疾苦。
讲到这里，就是说作为君主或者管理者，要德行与智慧具足，也就是慈悲与智慧是同时的。管理者得有些修养，假如道德不行，或者一开始行，后来不行，而且又没有智慧，白天晚上糊里糊涂，处理事务不公正、有私心、有偏袒，对这些人好，对那些人不好，或者有想不到的、做不到的，这样肯定不行。
“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兆”就是十亿，“庶”就是庶民、百姓。君主被众多黎民百姓所瞻仰，因为他有道德、有智慧、无偏私，他关心万民的疾苦，所以他被国内人民之所归心向往，就像周文王一样。领导者要得到大家拥护、归心、心服口服，就要德行、智慧、慈悲都具足。
“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心智一定要宽裕广大，与天地同德，足够包含天下乃至宇宙，或者自己管理的区域。
这是君主的志向在于为全天下服务。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志向一定要大，不要光为自己，要追求为天下人民服务，为天下人民谋幸福安乐。同样的道理，当一个团体的领导者，就要为这个团体谋利益、谋幸福。
“平正其心，足以制断。”心要正，就像儒家《大学》里说的：“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要正，首先心要正。心怎样才算正？就是不愤怒、不贪乐、不忧患、不恐惧，也就是不起嗔恨心，不起贪欲心，不牵肠挂肚、不害怕，这样心就正了。
所以必须要修心，因为人很容易就生气、贪婪、害怕、忧愁、担心等，有了这些情绪，心就不正了，心就偏了。因为情绪偏来偏去的不正，心动了，随着情绪走也就不正了，心不正，身就不正。所以要先正其心，让心能够平衡、平静、端正，这得有定力，儒家也是要修定的。
即使没有大般若慧，最少要有定，所以古时候的君主也得修定。没有定，就可能让这个大臣气一下，让那个大臣诱惑一下，或者这件事让他不痛快、那件事让他不如意，君主心里上蹿下跳、东倒西歪，这怎么行？为什么历史上明君少、昏君多？因为当君主不容易。或者当一个团体的管理者，假如自己修养不够，那也当不下去。
只有领导者心平静了、平衡了，心正了，不被情绪牵着走了，才能“足以制断”，才能够明辨是非，处理好各种事情，让事情都得其所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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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弘法师
#小乘佛教[超话]##泰国佛牌#
请佛牌没有那么多讲究，有眼缘，功效适合自己，价格自己接受范围，就可以请。没有什么运气透不透支一说，我们多做功德，只会让自己的佛牌更有灵力，功效更明显，佩戴佛牌就是一种信仰，这个信仰就是小乘佛教独有的，先度自己，再度别人。
在中国是大乘佛教，是修来世福报，许愿拜佛，都是希望我下辈子怎么样，因为中国历史文化原因，有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讲的是大爱，所以这地方不同，但是都是教我们好的，没有那些乱七八糟事。归结一点，有善念的人福报好的人都会有求必应 https://t.cn/A6AvF8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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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五服为何不再是亲戚？
在我国北方，尤其在山东，“五服”是判定同姓同宗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重要标准。现在人们口中常说的“五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五代人”，五服之内一般视为亲属，而五服之外的则不再以亲属相对待。没过五服禁止结婚。
五服制度历史悠久，自周朝形成以来就成为统治者规范宗族、家族的重要工具，不仅对维护和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儒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古代，五服中的“服”因为有多种意义，所以五服代表的意义也不相同。
最初时，“服”意为“服侍天子”，五服就是以周天子的王畿为中心向外，以五百里为一服，划分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和荒服”。每一服对天子承担的义务都不相同，各服诸侯因此要穿着不同的衣服以区分地位，所以“服”又指代衣服。
中国是礼仪之邦，不同的服饰既然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因此古人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服冠制度。“吉服”和“凶服”是服冠理论的核心，它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德”与“孝”，《尚书》中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吉服中的五服主要以衣服上的纹饰的不同加以区分。古代天子的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种图案；下衣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种图案，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十二章”。
史料记载：“此十二章为五服，天子备有焉，公自山龙而下，侯伯自华虫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天子十二章，公爵九章，不同的服饰代表不同的意义，同时这种差异也昭示着等级秩序。违背服制在古代是被视为“僭越”的大罪，因为这种行为不仅是对礼仪制度的破坏，更是对天子等级制度的挑战。
民间的宗法社会不仅要强调亲戚之间的亲疏远近，还要区分族人的身份和地位，然而服饰则是最佳的选择。葬礼是古人“孝”的重要环节，凶服中的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则是区分服丧者与死者亲缘关系的重要标志。
“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孝服，用最粗的麻布制成，因为“不缉边”，称“斩”；胸前有长六寸、宽四寸的麻为“衰”，故为“斩衰”。为了表达强烈的孝心和沉痛的哀思，服斩衰者要守孝三年，他们通常为死者的直系亲属。“齐衰”次于斩衰，因为衣服“缉边”，因此得名。服齐衰者守孝时间不一，子为母服三年，孙子为祖母、已嫁女为父母、儿媳妇为公婆等守孝一年。“大功、小功、缌麻”三者形制相同，且都用熟麻布制成，区别就在于麻的粗细不同。大功守丧九个月，多为堂兄弟、堂姊妹、姑姊妹、妻子为丈夫的祖父母。小功孝期为五个月，一般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兄弟妻等守丧。“缌麻”的丧期只有三个月，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父母等守丧。
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法的精髓，被封建统治者以法的形式强制推广成为天下百姓必须遵守的社会准则。清朝末年受新思潮的影响，很多地方已不再遵循五服制度，但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五服观念依然流传在民间，“五服”也从五种衣服变成了五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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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连九族：这算是“连坐”制度的顶格处罚，相当于一整个宗族都不复存在了。
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从高祖开始数，一直到玄孙，一共九代，这里是纯指父族的几代人。也有种说法，将母族的几代也包括进来。不过就中国历史上维护皇族统治的需要，更多学者的观点倾向于前者，毕竟古代社会的主流是强调父宗。
为何要先解释这个概念呢？因为民间说法中的“五服”，实际上是这“九族”的概念。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流行着一个说法，说若是出了这“五服”，就算不上是亲戚了。
很多人眼中，这“五服”就等于是“五代”概念。可如果真的这么简单，为何古人不直接用“代”字，而非得用“服”字？看看老祖宗对这个概念是如何界定的吧。
在古籍中，“五服”用途颇广。其中一层意思，就是以距离的远近划分。在古代王畿的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五个服。其中“服”的意思就是服侍天子。
这种以天子为中心，然后向外扩散的统治管理模式，和在大家族中，以祖宗为家族发展的源头，子孙如开枝散叶般的绵延模式何其相似。由此观之，中国历史上各代的这种治国方式，其实也渗透于各大家族，对宗族管理留下深远持久的影响。
“五服”的另一层意思是指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自身五代，而按照前文所提到的主流观点，九族（也称九代）也仅包括从高祖到玄孙九代。
九代以外的人，从血统上而论，已经和本宗族亲缘关系甚远，所以自然就不能算是“一家人”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统治者对一个人恨得不行的时候，直接就是拿掉九族，而不是“七族”或者“八族”。
“五服”这一概念的出处
《尚书·禹贡》里曾记录过“甸服”一词。这是距离统治者最近的一个“服”，半径为500里。在这个区域内，又细分为5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的大小，是在半径为100里的基础上等加。这“五服”的最初含义，有点类似现在“行政区”的划分。不过是以天子所在地为中心，以这中心为圆心，然后半径不等画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圆，从里到外，冠以不同的“服”名。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便于天子对百姓臣民的管理。相应地，不同的“服”，有各自不同的任务和职责。这5个区域，由里向外，每年要缴纳的“粮食”如下：带藁秸的谷物、禾穗、去掉藁芒的禾穗、带壳的谷子、无壳的米。中国的古人是不是特别有智慧呢？那时没有大数据，但是通过区域上的划分，可以保证国家粮食的来源和质量，从而保证国家的粮仓收入，维护社会安定，毕竟一个国家如果粮食供应出了问题，那么社会就要大乱了。目前的史料中，《尚书·禹贡》是最早写到“五服”这个概念，这本书其实和人口管理没什么关联，它是一本区域地理著作。那为何这“五服”后来是更多和人有了关联？这是因为再没有哪个词，能用两个字，就概括出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这个词用于国家层面，是指和天子的关系从近到远；而到了民间，这个说法就能言简意赅表明某个后人和某个宗族是否有亲缘关系。中国历史上，为了记录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还有一个“修家谱”的传统。不过如果按照这个出了几服就不算一家人的说法，就算同在一个家谱系上，大家都一个姓，有时和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五服”对于古代婚姻的影响
由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执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因此衍生了“嫡庶”的区别。对于大家族而言，这后代自然繁多，若是没有一个家谱做下登记，到了某一代，没准就弄混了亲缘关系。不过到了现在，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很多家庭是一个小孩，所以，这个“出五服”的说法，可以说逐渐没了其生存的依据。这种说法，在以前是为了防止近亲结婚，避免人口质量变差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对于婚姻”都有相对严苛的条件，不过到了民间，这些深晦的语言、繁琐的规矩，对于没有什么文化的百姓来说，看不懂胡情况下，反而失了可行性，倒不如用“五服”这种更加直接的词语。也就是说，只要出了“五服”，就没有什么亲缘关系了，两人自然也就可以筹备婚事了。虽然看上去，这种说法只是民间对于血缘关系最质朴的认识。但若是按照现在的生物遗传学分析，还真是这一个道理。虽然父系的某个染色体一直在，但是每一代的配偶，都会为下一代带来不同的基因，几代下来，各分支间，基因相似的概率就会降得很低。这种民间说法，应是在多年的经验中积累产生，对于维护一个宗族的发展，可是说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衣”作用。当然，古代社会还是有不少亲上加亲的事例，这就是另一层面的事了，常见的原因是为了家族的长远发展，通过稳定的婚姻关系，将强大家族之间的联系强化，实现仕途上的强强联合。这种说法的流行，从一定程度上说，还是证实了古人对于婚姻的慎重。至于是“九代”还是“五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自然是隔得越远越稳妥。
在我国北方，尤其在山东，“五服”是判定同姓同宗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重要标准。现在人们口中常说的“五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五代人”，五服之内一般视为亲属，而五服之外的则不再以亲属相对待。没过五服禁止结婚。
五服制度历史悠久，自周朝形成以来就成为统治者规范宗族、家族的重要工具，不仅对维护和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儒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古代，五服中的“服”因为有多种意义，所以五服代表的意义也不相同。
最初时，“服”意为“服侍天子”，五服就是以周天子的王畿为中心向外，以五百里为一服，划分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和荒服”。每一服对天子承担的义务都不相同，各服诸侯因此要穿着不同的衣服以区分地位，所以“服”又指代衣服。
中国是礼仪之邦，不同的服饰既然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因此古人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服冠制度。“吉服”和“凶服”是服冠理论的核心，它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德”与“孝”，《尚书》中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吉服中的五服主要以衣服上的纹饰的不同加以区分。古代天子的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种图案；下衣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种图案，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十二章”。
史料记载：“此十二章为五服，天子备有焉，公自山龙而下，侯伯自华虫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天子十二章，公爵九章，不同的服饰代表不同的意义，同时这种差异也昭示着等级秩序。违背服制在古代是被视为“僭越”的大罪，因为这种行为不仅是对礼仪制度的破坏，更是对天子等级制度的挑战。
民间的宗法社会不仅要强调亲戚之间的亲疏远近，还要区分族人的身份和地位，然而服饰则是最佳的选择。葬礼是古人“孝”的重要环节，凶服中的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则是区分服丧者与死者亲缘关系的重要标志。
“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孝服，用最粗的麻布制成，因为“不缉边”，称“斩”；胸前有长六寸、宽四寸的麻为“衰”，故为“斩衰”。为了表达强烈的孝心和沉痛的哀思，服斩衰者要守孝三年，他们通常为死者的直系亲属。“齐衰”次于斩衰，因为衣服“缉边”，因此得名。服齐衰者守孝时间不一，子为母服三年，孙子为祖母、已嫁女为父母、儿媳妇为公婆等守孝一年。“大功、小功、缌麻”三者形制相同，且都用熟麻布制成，区别就在于麻的粗细不同。大功守丧九个月，多为堂兄弟、堂姊妹、姑姊妹、妻子为丈夫的祖父母。小功孝期为五个月，一般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兄弟妻等守丧。“缌麻”的丧期只有三个月，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父母等守丧。
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法的精髓，被封建统治者以法的形式强制推广成为天下百姓必须遵守的社会准则。清朝末年受新思潮的影响，很多地方已不再遵循五服制度，但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五服观念依然流传在民间，“五服”也从五种衣服变成了五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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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连九族：这算是“连坐”制度的顶格处罚，相当于一整个宗族都不复存在了。
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从高祖开始数，一直到玄孙，一共九代，这里是纯指父族的几代人。也有种说法，将母族的几代也包括进来。不过就中国历史上维护皇族统治的需要，更多学者的观点倾向于前者，毕竟古代社会的主流是强调父宗。
为何要先解释这个概念呢？因为民间说法中的“五服”，实际上是这“九族”的概念。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流行着一个说法，说若是出了这“五服”，就算不上是亲戚了。
很多人眼中，这“五服”就等于是“五代”概念。可如果真的这么简单，为何古人不直接用“代”字，而非得用“服”字？看看老祖宗对这个概念是如何界定的吧。
在古籍中，“五服”用途颇广。其中一层意思，就是以距离的远近划分。在古代王畿的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五个服。其中“服”的意思就是服侍天子。
这种以天子为中心，然后向外扩散的统治管理模式，和在大家族中，以祖宗为家族发展的源头，子孙如开枝散叶般的绵延模式何其相似。由此观之，中国历史上各代的这种治国方式，其实也渗透于各大家族，对宗族管理留下深远持久的影响。
“五服”的另一层意思是指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自身五代，而按照前文所提到的主流观点，九族（也称九代）也仅包括从高祖到玄孙九代。
九代以外的人，从血统上而论，已经和本宗族亲缘关系甚远，所以自然就不能算是“一家人”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统治者对一个人恨得不行的时候，直接就是拿掉九族，而不是“七族”或者“八族”。
“五服”这一概念的出处
《尚书·禹贡》里曾记录过“甸服”一词。这是距离统治者最近的一个“服”，半径为500里。在这个区域内，又细分为5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的大小，是在半径为100里的基础上等加。这“五服”的最初含义，有点类似现在“行政区”的划分。不过是以天子所在地为中心，以这中心为圆心，然后半径不等画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圆，从里到外，冠以不同的“服”名。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便于天子对百姓臣民的管理。相应地，不同的“服”，有各自不同的任务和职责。这5个区域，由里向外，每年要缴纳的“粮食”如下：带藁秸的谷物、禾穗、去掉藁芒的禾穗、带壳的谷子、无壳的米。中国的古人是不是特别有智慧呢？那时没有大数据，但是通过区域上的划分，可以保证国家粮食的来源和质量，从而保证国家的粮仓收入，维护社会安定，毕竟一个国家如果粮食供应出了问题，那么社会就要大乱了。目前的史料中，《尚书·禹贡》是最早写到“五服”这个概念，这本书其实和人口管理没什么关联，它是一本区域地理著作。那为何这“五服”后来是更多和人有了关联？这是因为再没有哪个词，能用两个字，就概括出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这个词用于国家层面，是指和天子的关系从近到远；而到了民间，这个说法就能言简意赅表明某个后人和某个宗族是否有亲缘关系。中国历史上，为了记录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还有一个“修家谱”的传统。不过如果按照这个出了几服就不算一家人的说法，就算同在一个家谱系上，大家都一个姓，有时和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五服”对于古代婚姻的影响
由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执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因此衍生了“嫡庶”的区别。对于大家族而言，这后代自然繁多，若是没有一个家谱做下登记，到了某一代，没准就弄混了亲缘关系。不过到了现在，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很多家庭是一个小孩，所以，这个“出五服”的说法，可以说逐渐没了其生存的依据。这种说法，在以前是为了防止近亲结婚，避免人口质量变差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对于婚姻”都有相对严苛的条件，不过到了民间，这些深晦的语言、繁琐的规矩，对于没有什么文化的百姓来说，看不懂胡情况下，反而失了可行性，倒不如用“五服”这种更加直接的词语。也就是说，只要出了“五服”，就没有什么亲缘关系了，两人自然也就可以筹备婚事了。虽然看上去，这种说法只是民间对于血缘关系最质朴的认识。但若是按照现在的生物遗传学分析，还真是这一个道理。虽然父系的某个染色体一直在，但是每一代的配偶，都会为下一代带来不同的基因，几代下来，各分支间，基因相似的概率就会降得很低。这种民间说法，应是在多年的经验中积累产生，对于维护一个宗族的发展，可是说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衣”作用。当然，古代社会还是有不少亲上加亲的事例，这就是另一层面的事了，常见的原因是为了家族的长远发展，通过稳定的婚姻关系，将强大家族之间的联系强化，实现仕途上的强强联合。这种说法的流行，从一定程度上说，还是证实了古人对于婚姻的慎重。至于是“九代”还是“五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自然是隔得越远越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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