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自己居然能夠寫出這篇東西來，可見我的凌亂的頭腦也略略靜定了，這也是一件高興的事

首页发布

若子的病

《北京孔德學校旬刊》第二期於四月十一日出版，載有兩篇兒童作品，其中之一是我的小女兒寫的。

《晚上的月亮》周若子

晚上的月亮，很大又很明。我的兩個弟弟說：「我們把月亮請下來，叫月亮抱我們到天上去玩。月亮給我們東西，我們很高興。我們拿到家裡給母親吃，母親也一定高興。」

但是這張旬刊從郵局寄到的時候，若子已正在垂死狀態了。她的母親望著攤在席上的報紙又看昏沈的病人，再也沒有什麼話可說，只叫我好好地收藏起來，--做一個將來決不再寓目的紀念品。我讀了這篇小文，不禁忽然想起六歲時死亡的四弟椿壽，他於得急性肺炎的前兩三天，也是固執地向著傭婦追問天上的情形，我自己知道這都是迷信，卻不能禁止我脊梁上不發生冰冷的奇感。

十一日的夜中，她就發起熱來，繼之以大吐，恰巧小兒用的攝氏體溫表給小波波(我的兄弟的小孩)摔破了，上步君正出著第二次種的牛痘，把華氏的一具拿去應用，我們房裡沒有體溫表了，所以不能測量熱度，到了黎明從間壁房中拿來表一量，乃是四十度三分!八時左右起了痙攣，妻抱住了她，只喊說：「阿玉驚了阿，阿玉驚了!」弟婦(即是妻的三妹)走到外邊叫內弟起來，說：「阿玉死了!」他驚起不覺墜落床下。這時候醫生已到來了，診察的結果說疑是「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雖然徵候還未全具，總之是腦的故障，危險很大，十二時又復痙攣，這回腦的方面倒還在其次了，心臟中了霉菌的毒非常衰弱，以致血行不良，皮膚現出黑色，在臂上捺一下，凹下白色的痕好久還不回復。這一日里，院長山本博士，助手蒲君，看護婦永井君白君，前後都到，山本先生自來四次，永井君留住我家，幫助看病。第一天在混亂中過去了，次日病人雖不見變壞，可是一晝夜以來每兩小時一回的樟腦注射毫不見效，心臟還是衰弱，雖然熱度已減至三八至九度之間。這天下午因為病人想吃可可糖，我趕往哈達門去買，路上時時為不祥的幻想所侵襲，直到回家看見毫無動靜這才略略放心。第三天是火耀日，勉強往學校去，下午三點半正要上課，聽說家裡有電話來叫，趕緊又告假回來，幸而這回只是夢吃，並未發生什麼變化。夜中十二時山本先生診後，始宣言性命可以無慮。十二日以來，經了兩次的食鹽注射，三十次以上的樟腦注射，身上擁著大小七個的冰囊，在七十二小時之末總算已離開了死之國土，這真是萬幸的事了。

山本先生後來告訴川島君說，那日曜日他以為一定不行的了。大約是第二天，永井君也走到弟婦的房裡躲著下淚，她也覺得這小朋友怕要為了什麼而辭去這個家庭了。但是這病人竟從萬死中逃得一生，不知是哪裡來的力量。醫呢，藥呢，她自己或別的不可知之力呢?但我知道，如沒有醫藥及大家的救護，她總是早已不在了。我若是一種宗派的信徒，我的感謝便有所歸，而且當初的驚怖或者也可減少，但是我不能如此，我對於未知之力有時或感著驚異，卻還沒有致感謝的那麼深密的接觸。我現在所想致感謝者在人而不在自然，我很感謝山本先生與永井君的熱心的幫助，雖然我也還不曾忘記四年前給我醫治肋膜炎的勞苦。川島斐君二君每日殷勤的訪問，也是應該致謝的。

整整地睡了一星期，腦部已經漸好，可以移動，遂於十九日午前搬往醫院，她的母親和「姊姊」陪伴著，因為心臟尚須治療，住在院裡較為便利，省得醫生早晚兩次趕來診察，現在溫度復原，脈搏亦漸恢復，她臥在我曾經住過兩個月的病室的床上，只靠著一個冰枕，胸前放著一個小冰囊，伸出兩只手來，在那裡唱歌。妻同我商量，若干的兄姊十歲的時候，都花過十來塊錢，分給傭人並吃點東西當作紀念，去年因為籌不出這筆款，所以沒有這樣辦。這回病好之後，須得設法來補做並以祝賀病癒。她聽懂了這會話的意思，便反對說：「這樣辦不好。倘若今年做了十歲，那麼明年豈不還是十一歲嗎?」我們聽了不禁破顏一笑。唉，這個小小的情景，我們在一星期前哪裡敢夢想到呢?

緊張透了的心一時殊不容易松放開來。今日已是若子病後的第十一日，下午因為稍覺頭痛告假在家，在院子里散步，這才見到白的紫的丁香都已盛開，山桃爛漫得開始憔悴了，東邊路旁愛羅先珂君回俄國前手植作為紀念的一株杏花已經零落淨盡，只剩有好些綠蒂隱藏嫩葉的底下。春天過去了，在我們訪惶驚恐的幾天里，北京這好像敷衍人似地短促的春天早已愉愉地走過去了。這或者未免可惜，我們今年竟沒有好好地看一番桃杏花。但是花明年會開的，春天明年也會再來的，不妨等明年再看;我們今年幸而能夠留住了別個一去將不復來的春光，我們也就夠滿足了。

今天我自己居然能夠寫出這篇東西來，可見我的凌亂的頭腦也略略靜定了，這也是一件高興的事。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雨夜

1937年，国画大师徐悲鸿在香港花1万元，外加自己的7幅画作，买下了一幅陈旧发黄，没有落款，不知朝代的画。后来，日军空袭昆明，被徐悲鸿视若珍宝的画作不幸被盗！

1937年春天，徐悲鸿应邀到香港举办画展时，听作家许地山说，有个德国女人在出售中国书画文物，于是两人一同前往。

鉴赏了两箱子画后，在第三个箱子中，一幅发黄的长卷让徐悲鸿眼放光芒。他当即激动地说：“我就要这一幅！”

这是一幅白描人物长卷，由于年代久远，画作已呈褐色。虽然暂时无法判断它的年代、作者，但徐悲鸿断定这是一幅珍贵的古画。

此画全部用线条勾画了87位神仙出行的宏大场景，形貌刻画细致入微，笔墨遒劲洒脱，每根线条都表现出行云流水，极富生命力的神韵。众神仙脚踏祥云，令观者不由生出虔诚之心。

为了买下此画，徐悲鸿倾尽家财，最后以1万元现金，外加自己7幅画作成交。画作到手后，徐悲鸿好多天闭门不出，仔细观看研究。

这幅画长292厘米，宽30厘米，绢面上用明快而的线条，描绘了87位列队前往朝拜元始天尊的神仙。加上亭台曲桥等点缀，使得画面宛若仙境，好似有仙乐在飘荡耳旁。

徐悲鸿为此画取名《八十七神仙图》。后经他反复琢磨，加之对古画多年的鉴赏经验，他感觉无论从绘画风格，还是笔法特点，此画都有着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痕迹。

这个判断令徐悲鸿无比兴奋，并将此事形容为“平生做的最快意的一件事”。他特意制作了一方刻有“悲鸿生命”的印章，然后加盖在长卷上，另外还写下了题跋。

为了确定自己的判断，徐悲鸿请人将此画重新装裱，然后又把当时美术界和鉴定界的大师张大千、谢稚柳等人请到家中鉴定。

张大千对这幅画分析后得出：《八十七神仙图卷》通幅洋溢着豪迈博大、生气勃勃、雄浑健伟、气度开放、质朴刚强、典雅庄重，应是吴道子的手迹。

而谢稚柳认为：这幅画卷的画法具有隋唐壁画的典型特征，仅从云鬓、虬须的“毛根出肉”的画法上去考察，这幅画的作者非吴道子莫属。

得到权威鉴定家的认可后，徐悲鸿从此就将这幅《八十七神仙卷》随身携带。

1942年5月，日军轰炸昆明，为了给抗日将士筹集资金，徐悲鸿到昆明举办劳军画展。期间，虽然空袭警报接连不断，但观众依然络绎不绝。光画展当天门票的收入就达了10万元。

5月10日，徐悲鸿在办公室整理作品时，突然空袭警报响起。匆忙间徐悲鸿与大家一起跑进防空洞。然而等警报解除后，他发现办公室的门和箱子全被撬开，自己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和其它30多幅名画已不知去向。

沉重的打击，令徐悲鸿当头棒喝，昏了过去。此事惊动了云南省府，当局立刻派人调查，却杳无音信。徐悲鸿为此三天三夜寝食不安，血压上升，病倒了。

1944年，徐悲鸿举家迁往重庆。一天，他收一来自成都的信件。此信是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卢荫寰写来的。卢荫寰在信中告诉老师，她看到了老师两年前丢失的《八十七神仙卷》。

卢荫寰怎会认得《八十七神仙卷》呢？原来，徐悲鸿曾在中央大学任教时，为了让学生们临摹到最高水准的白描作品，特意将自己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拍成照片，给他们讲解其艺术价值，和自己得到此画的经过。

这幅画给卢荫寰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后来，在得知《八十七神仙卷》在昆明被盗后，她还为老师难过了一阵子。两年后，卢荫寰随朋友去做客时，主人拿出一幅古代人物白描长卷请大家欣赏。

卢荫寰当即就吓了一跳，这不正是徐老师在昆明丢失的《八十七神仙卷》吗？为了不打草惊蛇，卢荫寰不露声色地回到家，写信将此事先告诉老师，以保证国宝的安全。

收到卢荫寰的信后，徐悲鸿夫妇兴奋不已，恨不得立即赶赴成都。但冷静下来后，他决定请在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出面。

临行前，徐悲鸿再三交待朋友，请他确认真迹后，花钱把画买下来。不久，消息传来：那幅画的确是原画，持画者也愿意把它卖给徐悲鸿，但他开价20万银元，同时还要徐悲鸿的20幅作品。

为了画作的安全，徐悲鸿决定不惊动警方。他带着病身子，不分白天黑夜的作画，夫人廖静文则找朋友筹款。很快，20万现款筹齐，过了几天后，20幅作品也寄到了成都。

一番波折后，《八十七神仙卷》终于重新回到了徐悲鸿手中，虽然画作上的“悲鸿生命”印章和自己的亲笔题跋已被割去，但好在画的主体没有损伤。失而复得后的国宝，此后再没离开它的主人一步。

1953年9月，徐悲鸿先生突发脑溢血去世。逝世当天，他的夫人廖静文遵照他的遗嘱，将徐悲鸿先生的1000余幅作品，和他收藏的1000余幅历代名人字画，以及上万件图书资料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就包括他两次倾尽家财购买的国宝《八十七神仙卷》。

后来，徐悲鸿故居被改为徐悲鸿纪念馆，《八十七神仙卷》和徐悲鸿收藏的所有作品，都保存在纪念馆内。

《八十七神仙卷》是至今罕见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它代表了唐代白描绘画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致敬为保护国宝，做出贡献的徐悲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