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论述
1927年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毛泽东的发言共讲四个问题：第一，国民党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会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提出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37年8月7日
毛泽东写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这一节后来经作者作了部分补充、删节和修改，改题为《矛盾论》。《矛盾论》着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文章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逐一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文章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之后，而特别着力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指出：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及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摔跤。《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著作，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对于提高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重大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杰出的贡献。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77年8月7日
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科研要走在前面。在有人谈到开展学术交流的问题时指出：要先选几个重点学会，开始活动起来，组织学术讨论、学术交流，集中大家的智慧。总之，学术空气要活跃起来。在谈到引进先进技术问题时指出：自己研究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人类的成果为什么不用？一用，二批，三改，四创嘛！在谈到科研工作时指出：科研要走在前面。大厂、中厂，甚至小厂都要有科研机构、科研队伍。不要只看到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还要看到生产中的科研人员，这是大量的。例如鞍钢有十多万人，自动化搞起来，生产人员可以减到五万，有万把人搞科学研究完全应该，要为整个钢铁工业服务。不管什么行业都得搞科学研究。产品质量不稳定，过不了质量关，这里面有生产管理中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问题。科学研究应当允许一二十年搞不出成果，这不要紧。搞不出成果就批评，探索不成功就批评，弄得大家不敢讲、不敢做，那怎么行！科学研究允许失败，允许中间科研成果报废。现在是科学研究太少，应当让科技人员研究，要鼓动他们敢想、敢研究，给他们创造条件，鼓励创新。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创新？
党史回眸
1927年
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1934年
8月7日 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10月，与红三军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随后，逐步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47年
8月7日起，刘邓大军在鲁西南战役胜利后，不经休整，迅速甩开将要向它合围的几路国民党军队，分三路向南疾进，千里跃进大别山。刘邓大军先后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完成了一次无后方依托、以长驱直进插入敌人战略纵深为特点的特殊形式的进攻行动。刘邓大军经过艰苦斗争，到11月下旬，共歼敌3万余人，并发动群众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
1950年
8月7日－19日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
2007年
8月7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要求以城市低收入家庭为对象，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加大棚户区、旧住宅区改造力度。
历史瞬间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图为会议旧址。
1927年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毛泽东的发言共讲四个问题：第一，国民党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会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提出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37年8月7日
毛泽东写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这一节后来经作者作了部分补充、删节和修改，改题为《矛盾论》。《矛盾论》着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文章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逐一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文章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之后，而特别着力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指出：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及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摔跤。《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著作，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对于提高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重大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杰出的贡献。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77年8月7日
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科研要走在前面。在有人谈到开展学术交流的问题时指出：要先选几个重点学会，开始活动起来，组织学术讨论、学术交流，集中大家的智慧。总之，学术空气要活跃起来。在谈到引进先进技术问题时指出：自己研究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人类的成果为什么不用？一用，二批，三改，四创嘛！在谈到科研工作时指出：科研要走在前面。大厂、中厂，甚至小厂都要有科研机构、科研队伍。不要只看到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还要看到生产中的科研人员，这是大量的。例如鞍钢有十多万人，自动化搞起来，生产人员可以减到五万，有万把人搞科学研究完全应该，要为整个钢铁工业服务。不管什么行业都得搞科学研究。产品质量不稳定，过不了质量关，这里面有生产管理中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问题。科学研究应当允许一二十年搞不出成果，这不要紧。搞不出成果就批评，探索不成功就批评，弄得大家不敢讲、不敢做，那怎么行！科学研究允许失败，允许中间科研成果报废。现在是科学研究太少，应当让科技人员研究，要鼓动他们敢想、敢研究，给他们创造条件，鼓励创新。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创新？
党史回眸
1927年
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1934年
8月7日 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10月，与红三军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随后，逐步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47年
8月7日起，刘邓大军在鲁西南战役胜利后，不经休整，迅速甩开将要向它合围的几路国民党军队，分三路向南疾进，千里跃进大别山。刘邓大军先后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完成了一次无后方依托、以长驱直进插入敌人战略纵深为特点的特殊形式的进攻行动。刘邓大军经过艰苦斗争，到11月下旬，共歼敌3万余人，并发动群众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
1950年
8月7日－19日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
2007年
8月7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要求以城市低收入家庭为对象，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加大棚户区、旧住宅区改造力度。
历史瞬间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图为会议旧址。
#马蹄露谈爱国遇袭经历说不后悔#【专访香港艺人马蹄露：做正确之事不后悔，乱港分子优越感可笑】2019年的香港“修例风波”中，香港TVB女艺人@馬蹄露Celine 曾因拍摄黑暴分子破坏中国银行柜员机的画面，当街遭到多名暴徒袭击导致面部、头部受伤，送医缝了十余针后还遭到部分媒体污蔑攻击，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一年多后，马蹄露接受了南方都市报、N视频记者专访。再谈到那段经历，她直言“从未后悔挺身而出”。#马蹄露谈揭发暴徒遭袭说不后悔##马蹄露说乱港分子莫名优越感可笑#
马蹄露生于香港，作为TVB演员，素有“金牌绿叶”之称，代表作有《鹿鼎记》、《天龙八部》、《真情》等。荧屏上，马蹄露常以夸张、幽默的形象示人，给观众带来诸多欢乐。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有着仗义执言的真性情，2014年发生的香港非法“占中”事件及2019年的“修例风波”期间，她都曾多次公开发表爱国、撑警言论。
“‘爱国’于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最真挚的情感。就像1997年香港回归，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踏入香港的那一刻，我就能感受到祖国有力的臂膀，从此祖国就是香港最坚实的依靠。”她说。
【南都专访】
【谈风波：遇袭对我心理造成的伤害远大于身体，但我没有后悔过】
南都：2019年香港经历“修例风波”，你看到的香港发生了什么？
马蹄露：过去两年间，香港确实经历了诸多不平静。尤其在“修例风波”期间，香港就像生病了一样，大批暴徒在一夕之间涌现，他们无视法律与道德，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搅乱立法会，肆意破坏香港的公共设施、袭击普通民众，极尽一切手段打压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声音。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香港很陌生。
南都：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近一年来，香港发生了什么变化？
马蹄露：我最直观的感受是，香港国安法出台后，普通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终于重新得到了保障，出行不用再担惊受怕。乱港分子也意识到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立刻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放肆。香港年轻人也似乎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那些洗脑式的狂热口号，究竟是否值得他们做出终令自己后悔一生的事情。
我认为，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国安法一直是香港法律中缺失的一环，正因如此，过去才让乱港分子有机可乘。还好现在亡羊补牢，一切都还来得及。香港国安法的出台，让我更加清楚地看见了祖国对香港的支持，我对此非常感恩。
南都：“修例风波”期间，你曾遭到暴徒袭击，现在身体恢复如何？
马蹄露：当时我看到有暴徒打砸中国银行的柜员机，便拿出手机拍摄，却遭到他们的袭击，其中一名暴徒甚至直接用玻璃瓶砸向我的头部，那些黑暴分子还表现得“理直气壮”。
这种黑白颠倒的事情荒谬到不可思议，但它就发生在香港，就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如今，当时的伤口已基本愈合，只有头部还有部分淤血未散，偶尔还会隐隐作痛。
那次遇袭，对我心理上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身体上的伤痛，但我并不是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恐惧或不平，而是为香港心痛。我不明白香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香港年轻一代的思想会如此扭曲？现在回顾此事，我承认自己当时有点冲动，但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我只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谈情怀：一些感动或许不能代表什么，但是我对祖国最朴素的情感】
南都：你在“修例风波”期间坚持公开撑警和表达爱国爱港的心声，在近期播出的新剧《伙记办大事》中，你也饰演了一名警察。
马蹄露：其实在学生年代，我也曾考虑过报考警队，只不过当时是因为喜欢那套帅气的制服。因此在我成为演员后，每当能出演穿着制服的警察角色，我都非常兴奋，在《伙记办大事》中亦是如此。
不同的是，这部剧拍摄时正值“修例风波”期间，也是在此时期，我遭遇了暴徒的袭击，头面部受伤，送医后缝了十余针，一度无法正常拍戏。而当我再次回到剧组，穿上警察制服，我突然意识到，这身制服上承担的使命。这也让我更加感谢香港警察在黑暴乱港期间，为维护香港法治、保护香港市民而作出的贡献。
南都：你如何理解“爱国”？
马蹄露：在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都还是学校里的必读科目，我们这代人都了解，中国经历过多么刻骨铭心的历史。我的父母亦经历过那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从他们的口中，我知道了旧时的中国曾被日本及西方国家侵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作为祖国一部分的香港，从此开启了长达百年的殖民地时期。因此，1997年香港回归，当解放军踏入香港的那一刻，我就能感受到祖国有力的臂膀，从此祖国就是香港最坚实的依靠了。
回归至今，香港在祖国的庇佑下走过许多风雨，这份情感也在我心中愈积愈深。我不知道怎样算“爱国”，但当我看见中国军人一步不退地坚守边疆，看见全国上下为抗击疫情拧成一股绳时，我为生是中国人而骄傲；当我看见黑暴分子破坏香港立法会，我会伤心落泪。这些感动或许不能代表什么，但它是我对祖国最朴素的情感。
南都：有人评价部分香港青年缺乏爱国观念，你怎么看？
马蹄露：现在香港确实有部分年轻人受到“港独”思想的毒害，坚持自称“香港人”，而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对此感到十分痛心。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出在香港的教育。
自香港回归以来，别有用心的“港独”分子悄然渗透进了香港的教育系统。他们在课堂乃至教科书上，堂而皇之地将扭曲的法制观念灌输给学生，将警察刻画成与市民对立的“坏人”。正是有这些“毒师”的存在，一张张渴望求知的“白纸”遭到荼毒。
【谈期望：希望香港尽快调整好脚步，重新出发】
南都：对于内地近年来的发展，你有何感受？
马蹄露：此前由于工作原因，我去过内地许多地方，尤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许多城市都留下过足迹。我亲眼目睹了祖国近几十年来，在经济、科技、基础建设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中国已经有了可以横跨“一带一路”的高速铁路，它正将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理念带往更多国家。而从个人层面来看，在物联网技术和物流网络的加持下，内地居民已经可以用一部手机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
与香港“毒媒”的抹黑相反，我看到的内地是安全、自由的，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热情也深深鼓舞着我。相比之下，那帮只会向社会索取、用破坏的方式表达自己不满的乱港分子，目光是如此的狭隘。他们至今仍坚持着自己那莫名的优越感，对内地的发展一无所知，亦或是不愿承认，我认为这是很可笑的。
南都：你对香港的未来有什么期望？
马蹄露：我希望香港能在香港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帮助下，尽快调整好脚步，重新出发。尤其在教育方面，我认为应该将中国历史重新纳为中小学必修课，同时加强国民教育，让学生能正确、全面地了解历史，增加民族认同感。
此外，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已经形成“一小时生活圈”，这让香港与内地的互通变得更加便捷，我希望更多香港年轻人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亲身实地走进内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https://t.cn/A6VxIs1x https://t.cn/A6VxxlcI
马蹄露生于香港，作为TVB演员，素有“金牌绿叶”之称，代表作有《鹿鼎记》、《天龙八部》、《真情》等。荧屏上，马蹄露常以夸张、幽默的形象示人，给观众带来诸多欢乐。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有着仗义执言的真性情，2014年发生的香港非法“占中”事件及2019年的“修例风波”期间，她都曾多次公开发表爱国、撑警言论。
“‘爱国’于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最真挚的情感。就像1997年香港回归，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踏入香港的那一刻，我就能感受到祖国有力的臂膀，从此祖国就是香港最坚实的依靠。”她说。
【南都专访】
【谈风波：遇袭对我心理造成的伤害远大于身体，但我没有后悔过】
南都：2019年香港经历“修例风波”，你看到的香港发生了什么？
马蹄露：过去两年间，香港确实经历了诸多不平静。尤其在“修例风波”期间，香港就像生病了一样，大批暴徒在一夕之间涌现，他们无视法律与道德，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搅乱立法会，肆意破坏香港的公共设施、袭击普通民众，极尽一切手段打压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声音。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香港很陌生。
南都：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近一年来，香港发生了什么变化？
马蹄露：我最直观的感受是，香港国安法出台后，普通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终于重新得到了保障，出行不用再担惊受怕。乱港分子也意识到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立刻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放肆。香港年轻人也似乎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那些洗脑式的狂热口号，究竟是否值得他们做出终令自己后悔一生的事情。
我认为，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国安法一直是香港法律中缺失的一环，正因如此，过去才让乱港分子有机可乘。还好现在亡羊补牢，一切都还来得及。香港国安法的出台，让我更加清楚地看见了祖国对香港的支持，我对此非常感恩。
南都：“修例风波”期间，你曾遭到暴徒袭击，现在身体恢复如何？
马蹄露：当时我看到有暴徒打砸中国银行的柜员机，便拿出手机拍摄，却遭到他们的袭击，其中一名暴徒甚至直接用玻璃瓶砸向我的头部，那些黑暴分子还表现得“理直气壮”。
这种黑白颠倒的事情荒谬到不可思议，但它就发生在香港，就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如今，当时的伤口已基本愈合，只有头部还有部分淤血未散，偶尔还会隐隐作痛。
那次遇袭，对我心理上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身体上的伤痛，但我并不是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恐惧或不平，而是为香港心痛。我不明白香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香港年轻一代的思想会如此扭曲？现在回顾此事，我承认自己当时有点冲动，但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我只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谈情怀：一些感动或许不能代表什么，但是我对祖国最朴素的情感】
南都：你在“修例风波”期间坚持公开撑警和表达爱国爱港的心声，在近期播出的新剧《伙记办大事》中，你也饰演了一名警察。
马蹄露：其实在学生年代，我也曾考虑过报考警队，只不过当时是因为喜欢那套帅气的制服。因此在我成为演员后，每当能出演穿着制服的警察角色，我都非常兴奋，在《伙记办大事》中亦是如此。
不同的是，这部剧拍摄时正值“修例风波”期间，也是在此时期，我遭遇了暴徒的袭击，头面部受伤，送医后缝了十余针，一度无法正常拍戏。而当我再次回到剧组，穿上警察制服，我突然意识到，这身制服上承担的使命。这也让我更加感谢香港警察在黑暴乱港期间，为维护香港法治、保护香港市民而作出的贡献。
南都：你如何理解“爱国”？
马蹄露：在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都还是学校里的必读科目，我们这代人都了解，中国经历过多么刻骨铭心的历史。我的父母亦经历过那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从他们的口中，我知道了旧时的中国曾被日本及西方国家侵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作为祖国一部分的香港，从此开启了长达百年的殖民地时期。因此，1997年香港回归，当解放军踏入香港的那一刻，我就能感受到祖国有力的臂膀，从此祖国就是香港最坚实的依靠了。
回归至今，香港在祖国的庇佑下走过许多风雨，这份情感也在我心中愈积愈深。我不知道怎样算“爱国”，但当我看见中国军人一步不退地坚守边疆，看见全国上下为抗击疫情拧成一股绳时，我为生是中国人而骄傲；当我看见黑暴分子破坏香港立法会，我会伤心落泪。这些感动或许不能代表什么，但它是我对祖国最朴素的情感。
南都：有人评价部分香港青年缺乏爱国观念，你怎么看？
马蹄露：现在香港确实有部分年轻人受到“港独”思想的毒害，坚持自称“香港人”，而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对此感到十分痛心。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出在香港的教育。
自香港回归以来，别有用心的“港独”分子悄然渗透进了香港的教育系统。他们在课堂乃至教科书上，堂而皇之地将扭曲的法制观念灌输给学生，将警察刻画成与市民对立的“坏人”。正是有这些“毒师”的存在，一张张渴望求知的“白纸”遭到荼毒。
【谈期望：希望香港尽快调整好脚步，重新出发】
南都：对于内地近年来的发展，你有何感受？
马蹄露：此前由于工作原因，我去过内地许多地方，尤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许多城市都留下过足迹。我亲眼目睹了祖国近几十年来，在经济、科技、基础建设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中国已经有了可以横跨“一带一路”的高速铁路，它正将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理念带往更多国家。而从个人层面来看，在物联网技术和物流网络的加持下，内地居民已经可以用一部手机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
与香港“毒媒”的抹黑相反，我看到的内地是安全、自由的，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热情也深深鼓舞着我。相比之下，那帮只会向社会索取、用破坏的方式表达自己不满的乱港分子，目光是如此的狭隘。他们至今仍坚持着自己那莫名的优越感，对内地的发展一无所知，亦或是不愿承认，我认为这是很可笑的。
南都：你对香港的未来有什么期望？
马蹄露：我希望香港能在香港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帮助下，尽快调整好脚步，重新出发。尤其在教育方面，我认为应该将中国历史重新纳为中小学必修课，同时加强国民教育，让学生能正确、全面地了解历史，增加民族认同感。
此外，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已经形成“一小时生活圈”，这让香港与内地的互通变得更加便捷，我希望更多香港年轻人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亲身实地走进内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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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期】普定县司法局党史宣传（党的历史上的今天）
1950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自1950年5月1日起施行。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新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修订，新修订的婚姻法同日起施行。
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令全国有关单位贯彻执行。“文艺八条”主要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的团结等。
1931年4月3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反“围剿”问题。毛泽东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否定了“分兵退敌”的主张。会议认为，目前全国革命形势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势好。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会议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红一方面军自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报告系统地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必须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认识清楚。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队伍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队伍要作严格的区别。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司令官即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这篇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这三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二十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在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以后，决定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即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暂不向江南出动，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
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人民解放军发炮攻击的暴行辩护的言论。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篇声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总结。总结指出：外交工作要分清敌我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世界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此，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总结强调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总结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81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时，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和对战争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对战争的看法还是那三条：一、战争的危险始终严重存在；二、经过努力，主要是建立国际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战争是可以延缓的，可以争取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三、尽管我们判断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对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目前我们很穷，但也得加强国防建设。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采纳了粟裕提出的暂不渡江的意见，决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会议还研究和决定如何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及其他多项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4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的号召，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当即得到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起，各方面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50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自1950年5月1日起施行。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新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修订，新修订的婚姻法同日起施行。
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令全国有关单位贯彻执行。“文艺八条”主要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的团结等。
1931年4月3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反“围剿”问题。毛泽东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否定了“分兵退敌”的主张。会议认为，目前全国革命形势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势好。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会议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红一方面军自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报告系统地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必须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认识清楚。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队伍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队伍要作严格的区别。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司令官即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这篇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这三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二十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在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以后，决定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即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暂不向江南出动，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
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人民解放军发炮攻击的暴行辩护的言论。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篇声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总结。总结指出：外交工作要分清敌我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世界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此，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总结强调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总结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81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时，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和对战争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对战争的看法还是那三条：一、战争的危险始终严重存在；二、经过努力，主要是建立国际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战争是可以延缓的，可以争取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三、尽管我们判断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对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目前我们很穷，但也得加强国防建设。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采纳了粟裕提出的暂不渡江的意见，决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会议还研究和决定如何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及其他多项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4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的号召，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当即得到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起，各方面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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