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读书笔记# 康平宝塔寺塔：窥探大辽兴衰的一扇窗
宝塔寺塔位于康平县郝官屯镇小塔子村东，建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公元921-926年间）。宝塔寺塔是与祺州城址同时建筑的辽代佛塔，为砖筑实心八角形十三级密檐结构建筑，塔高30余米，基高2.3米，塔身八面有佛龛，佛龛内有砖雕坐佛。保护范围为南北长80米，东西宽50米，面积4000平方米。
有塔必有庙。此处原有清代宝塔寺三层，大殿建筑基址，但目前宝塔寺早已荡然无存，现存有照壁，两根旗杆，一对石狮。
▷入夏，很适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有的人喜欢乡村田园风光，亲近大自然；有的人喜欢寻访历史遗迹，感受文化魅力。其实，不必真的走远，这样的“诗和远方”在康平县郝官屯镇小塔子村就能找到……
七月的一天，记者一行驱车来到康平县小塔子村。刚到村口，高大醒目的“祺州故里”牌楼映入眼帘，我们来到了祺州地界；村道两旁的田地郁郁葱葱，玉米叶随风摇摆，随处可见“辽”字旗和红灯笼。进入村中，村东头的宝塔寺塔格外显眼，走近一看，古塔更是巍峨壮观。塔南十余米处还立有一对石狮、石杆。一旁的古树上则缠满了红色的祈福丝带……
◤壹◢
“辽金文化第一村”里的千年古塔
被誉为“辽金文化第一村”的小塔子村，位于康平县郝官屯镇西南10.5公里，距沈康高速公路康平出口15公里。
小塔子村历史悠久，民俗特色明显，其中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座，为辽金时期的辽代佛塔（宝塔寺遗址）、祺州古城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座——民国百年老宅。见到陌生人来到村子里，村民们都会问上一句“是来看塔的不？”说完，他们还会热情地帮你指路。
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塔子人，小塔子村党支部书记李丽娟说：“小时候经常去古塔旁边玩，充满了儿时记忆。那时候也不懂，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座千年古塔。”
>>>
宝塔寺塔，东濒辽河，明代称“乌峰塔”，清代称“包塔”。据塔建筑风格及辽代祺州城址推断，建塔年当与辽代祺州置年相同或稍晚（公元921-926年），为辽代佛塔。塔身各面设佛龛，内砖雕坐佛，肋侍，下有束腰仰莲佛座。龛外雕宝盖飞天等装饰，上有额无字，施以连珠纹。各角陪衬砖雕小壁塔，密檐结构严紧。顶秃园，不见塔刹。古塔经千余年风剥雨蚀，基座又遭人为损坏，稍东南斜。密檐至十层尚可辨出层次，顶端三层已颓圮。塔刹，宝珠俱已无存。1858年（清咸丰八年）村人曾集资维修塔基。1981年9月，辽宁省文化厅拨款9000元对塔基再次维修。1980年10月，先后确定为县级、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2月，升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站在这座历经千年风霜屹立至今的古塔下，好似让人在寂静中洗却了蒙尘，在恬淡中穿越了时空……
◤贰◢
宝塔寺塔为何体量较小？
辽代古塔简称辽塔，其以独特的风格造型和精美的建造艺术在中华古塔中独树一帜。我国现存辽塔约有90座，其中辽宁境内就有约40座。
小塔子村的古塔又与大部分辽塔有所不同，其体量较小，做工也较为粗糙。“辽宁境内的辽塔大部分都是较为高大的城塔，高度在40米以上，宝塔寺塔高约30米，且各个面上、每个层上佛像、飞天没有其他塔多，雕刻不太细腻、生动。”康平县文管所所长王野说。
宝塔寺塔为何体量较小？因为它建在辽太祖在位初期。据王野介绍，辽国是公元十世纪由中国北方的契丹民族建立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政权。辽代统治阶级极其笃信佛教，在辽国皇帝崇佛政策的推动下，上至达官显贵，下到普通百姓，无不对佛顶礼膜拜。出于对佛事的需要，辽国境内佛塔、佛寺的营建十分盛行，特别是辽圣宗之后的几代帝王，对于佛塔的建造更是不惜血本，直到道宗一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大辽草创之时，契丹的保守势力造反不断，正如太祖平定诸弟之乱以后所说，“此曺行不道，残害忠良，涂炭生民，剽掠财产，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未曾有。”也就是说，当时辽国的财力非常薄弱，还不具备建造大塔的能力。
但随着辽的国力增强，建塔的规模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佛塔越来越多。辽代后期，因修塔不堪重负的大辽政权实力大为削弱，最终走向了覆灭。然而，巍巍的辽代佛塔却依然矗立在辽河西岸上，成为今天的历史文化古迹，它不仅记录了佛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流变，也成为我们窥探大辽王朝兴衰的一扇窗。
◤叁◢
古塔前石旗杆由姜化东捐建
俗话说，有塔必有庙。此处原为宝塔寺基址，但目前惟余古塔、影壁、旗杆、石狮而已。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在古塔前后，曾经有座“宝塔寺”，住持僧人法号“同宝”，收弟子“心悟”。师徒二人以辽河摆渡为生。后来，二人用摆渡所得钱财，从法库请来“空杰”和尚，于清咸丰年间扩建庙宇。扩建后的庙宇，占地两垧，修建四层大殿。
>>>
该庙宇最南面是三间二马殿，中间为过厅，直通寺内。二马殿两侧，即为寺院青砖围墙，左右各有侧门。步入寺内，迎面为影壁，两侧券门，中间神龛，神龛之上砖雕匾额“玉浪恒清”，落款为“住持僧刘源海敬立”。该影壁修建于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影壁两侧，东有钟楼、西有鼓楼。影壁之后便是辽代砖塔。塔后为三间老爷殿，正殿修龛，供奉关老爷塑像。“宝塔寺”西北角修建了群仙堂，青砖花墙独立成院，并修建了影壁。
据介绍，“宝塔寺”历经七世住持僧人。1928年后，寺庙逐渐萧条。尽管如此，每年农历四月十八庙会，“宝塔寺”依然热闹非凡。1940年，原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的副官姜化东，曾来“宝塔寺”求嗣，翌年果然得子。他遂为“宝塔寺”建了一对石旗杆，以表还愿诚意。如今，宝塔寺塔前保存完好的这对石旗杆，就是姜化东于1941年立的。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僧人们离去，宝塔寺无人管理，此后陆续遭到破坏、拆毁。
◤肆◢
将“宝贝”打造成文旅产业园
古塔不远处，是一片农田。李丽娟骄傲地说：“村里人在这里翻地翻出铜钱是常有的事。”
这些铜钱来自不同朝代，有唐代“开元通宝”，北宋“黄宋通宝”、“景德通宝”、“崇宁通宝”，金代“大定通宝”等，还翻出过铁铡刀、镰刀、石臼、石磨等生活用具，至于陶瓷残片更不足为奇。
事实上，这块玉米地的所在地，就是祺州——一座耶律阿保机时期的辽代古城。祺州城初名檀州密云县，后更名祺州庆云县，使用年代为辽、金、元三朝，至明代废止。《中国通史·辽金夏地名表》载：“祺州，康平东南”。
金代赵秉文诗作《庆云道中》，描绘了当年祺州城的景色：“对岸隔青山，孤城碧流开。绿芜天地合，白乌日边回。渡口呼舟急，沙头立马催。多烟生极浦，欲上客衣来。”当年景色之壮阔、都邑之繁盛可见一斑。
李丽娟说，小塔子村守着这么多“宝贝”，刺激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乡村致富。目前，小塔子村成立了农家乐6家、民宿10家、豆腐坊3家、酒坊1家，同时，借助辽金特色民俗集市，销售小笨鸡、鸡蛋、猪肉、绿色红薯、西红柿等，增加农民收入。据介绍，小塔子村仅2019年就接待游客5.5万人次，乡村旅游收入人均达500元。
郝官屯镇副镇长刘桂春介绍，根据《康平县郝官屯镇区域中心镇建设规划（2020-2035年）》，康平县将围绕辽代古塔、祺州古城，建设以文化、旅游、休闲、康养等为主题的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加快文旅产业、商贸服务、电子商务等产业发展，打造文旅产业园。李丽娟则兴奋地说：“咱们的生活，更有盼头了！”
宝塔寺塔位于康平县郝官屯镇小塔子村东，建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公元921-926年间）。宝塔寺塔是与祺州城址同时建筑的辽代佛塔，为砖筑实心八角形十三级密檐结构建筑，塔高30余米，基高2.3米，塔身八面有佛龛，佛龛内有砖雕坐佛。保护范围为南北长80米，东西宽50米，面积4000平方米。
有塔必有庙。此处原有清代宝塔寺三层，大殿建筑基址，但目前宝塔寺早已荡然无存，现存有照壁，两根旗杆，一对石狮。
▷入夏，很适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有的人喜欢乡村田园风光，亲近大自然；有的人喜欢寻访历史遗迹，感受文化魅力。其实，不必真的走远，这样的“诗和远方”在康平县郝官屯镇小塔子村就能找到……
七月的一天，记者一行驱车来到康平县小塔子村。刚到村口，高大醒目的“祺州故里”牌楼映入眼帘，我们来到了祺州地界；村道两旁的田地郁郁葱葱，玉米叶随风摇摆，随处可见“辽”字旗和红灯笼。进入村中，村东头的宝塔寺塔格外显眼，走近一看，古塔更是巍峨壮观。塔南十余米处还立有一对石狮、石杆。一旁的古树上则缠满了红色的祈福丝带……
◤壹◢
“辽金文化第一村”里的千年古塔
被誉为“辽金文化第一村”的小塔子村，位于康平县郝官屯镇西南10.5公里，距沈康高速公路康平出口15公里。
小塔子村历史悠久，民俗特色明显，其中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座，为辽金时期的辽代佛塔（宝塔寺遗址）、祺州古城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座——民国百年老宅。见到陌生人来到村子里，村民们都会问上一句“是来看塔的不？”说完，他们还会热情地帮你指路。
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塔子人，小塔子村党支部书记李丽娟说：“小时候经常去古塔旁边玩，充满了儿时记忆。那时候也不懂，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座千年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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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寺塔，东濒辽河，明代称“乌峰塔”，清代称“包塔”。据塔建筑风格及辽代祺州城址推断，建塔年当与辽代祺州置年相同或稍晚（公元921-926年），为辽代佛塔。塔身各面设佛龛，内砖雕坐佛，肋侍，下有束腰仰莲佛座。龛外雕宝盖飞天等装饰，上有额无字，施以连珠纹。各角陪衬砖雕小壁塔，密檐结构严紧。顶秃园，不见塔刹。古塔经千余年风剥雨蚀，基座又遭人为损坏，稍东南斜。密檐至十层尚可辨出层次，顶端三层已颓圮。塔刹，宝珠俱已无存。1858年（清咸丰八年）村人曾集资维修塔基。1981年9月，辽宁省文化厅拨款9000元对塔基再次维修。1980年10月，先后确定为县级、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2月，升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站在这座历经千年风霜屹立至今的古塔下，好似让人在寂静中洗却了蒙尘，在恬淡中穿越了时空……
◤贰◢
宝塔寺塔为何体量较小？
辽代古塔简称辽塔，其以独特的风格造型和精美的建造艺术在中华古塔中独树一帜。我国现存辽塔约有90座，其中辽宁境内就有约40座。
小塔子村的古塔又与大部分辽塔有所不同，其体量较小，做工也较为粗糙。“辽宁境内的辽塔大部分都是较为高大的城塔，高度在40米以上，宝塔寺塔高约30米，且各个面上、每个层上佛像、飞天没有其他塔多，雕刻不太细腻、生动。”康平县文管所所长王野说。
宝塔寺塔为何体量较小？因为它建在辽太祖在位初期。据王野介绍，辽国是公元十世纪由中国北方的契丹民族建立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政权。辽代统治阶级极其笃信佛教，在辽国皇帝崇佛政策的推动下，上至达官显贵，下到普通百姓，无不对佛顶礼膜拜。出于对佛事的需要，辽国境内佛塔、佛寺的营建十分盛行，特别是辽圣宗之后的几代帝王，对于佛塔的建造更是不惜血本，直到道宗一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大辽草创之时，契丹的保守势力造反不断，正如太祖平定诸弟之乱以后所说，“此曺行不道，残害忠良，涂炭生民，剽掠财产，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未曾有。”也就是说，当时辽国的财力非常薄弱，还不具备建造大塔的能力。
但随着辽的国力增强，建塔的规模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佛塔越来越多。辽代后期，因修塔不堪重负的大辽政权实力大为削弱，最终走向了覆灭。然而，巍巍的辽代佛塔却依然矗立在辽河西岸上，成为今天的历史文化古迹，它不仅记录了佛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流变，也成为我们窥探大辽王朝兴衰的一扇窗。
◤叁◢
古塔前石旗杆由姜化东捐建
俗话说，有塔必有庙。此处原为宝塔寺基址，但目前惟余古塔、影壁、旗杆、石狮而已。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在古塔前后，曾经有座“宝塔寺”，住持僧人法号“同宝”，收弟子“心悟”。师徒二人以辽河摆渡为生。后来，二人用摆渡所得钱财，从法库请来“空杰”和尚，于清咸丰年间扩建庙宇。扩建后的庙宇，占地两垧，修建四层大殿。
>>>
该庙宇最南面是三间二马殿，中间为过厅，直通寺内。二马殿两侧，即为寺院青砖围墙，左右各有侧门。步入寺内，迎面为影壁，两侧券门，中间神龛，神龛之上砖雕匾额“玉浪恒清”，落款为“住持僧刘源海敬立”。该影壁修建于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影壁两侧，东有钟楼、西有鼓楼。影壁之后便是辽代砖塔。塔后为三间老爷殿，正殿修龛，供奉关老爷塑像。“宝塔寺”西北角修建了群仙堂，青砖花墙独立成院，并修建了影壁。
据介绍，“宝塔寺”历经七世住持僧人。1928年后，寺庙逐渐萧条。尽管如此，每年农历四月十八庙会，“宝塔寺”依然热闹非凡。1940年，原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的副官姜化东，曾来“宝塔寺”求嗣，翌年果然得子。他遂为“宝塔寺”建了一对石旗杆，以表还愿诚意。如今，宝塔寺塔前保存完好的这对石旗杆，就是姜化东于1941年立的。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僧人们离去，宝塔寺无人管理，此后陆续遭到破坏、拆毁。
◤肆◢
将“宝贝”打造成文旅产业园
古塔不远处，是一片农田。李丽娟骄傲地说：“村里人在这里翻地翻出铜钱是常有的事。”
这些铜钱来自不同朝代，有唐代“开元通宝”，北宋“黄宋通宝”、“景德通宝”、“崇宁通宝”，金代“大定通宝”等，还翻出过铁铡刀、镰刀、石臼、石磨等生活用具，至于陶瓷残片更不足为奇。
事实上，这块玉米地的所在地，就是祺州——一座耶律阿保机时期的辽代古城。祺州城初名檀州密云县，后更名祺州庆云县，使用年代为辽、金、元三朝，至明代废止。《中国通史·辽金夏地名表》载：“祺州，康平东南”。
金代赵秉文诗作《庆云道中》，描绘了当年祺州城的景色：“对岸隔青山，孤城碧流开。绿芜天地合，白乌日边回。渡口呼舟急，沙头立马催。多烟生极浦，欲上客衣来。”当年景色之壮阔、都邑之繁盛可见一斑。
李丽娟说，小塔子村守着这么多“宝贝”，刺激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乡村致富。目前，小塔子村成立了农家乐6家、民宿10家、豆腐坊3家、酒坊1家，同时，借助辽金特色民俗集市，销售小笨鸡、鸡蛋、猪肉、绿色红薯、西红柿等，增加农民收入。据介绍，小塔子村仅2019年就接待游客5.5万人次，乡村旅游收入人均达500元。
郝官屯镇副镇长刘桂春介绍，根据《康平县郝官屯镇区域中心镇建设规划（2020-2035年）》，康平县将围绕辽代古塔、祺州古城，建设以文化、旅游、休闲、康养等为主题的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加快文旅产业、商贸服务、电子商务等产业发展，打造文旅产业园。李丽娟则兴奋地说：“咱们的生活，更有盼头了！”
【以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西安高新区东大街道千亩水稻基地探索水稻套养新模式】
池面风来波潋潋，波间露下叶田田。七月盛夏，走进西安高新区东大街道千亩水稻基地，这里18亩的荷花花开正艳，清风徐来，一池荷花随风摇曳，构成秦岭脚下一处绝美的风景，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打卡。
除带动旅游外，荷花花期过后，留下的一节节洁白莲藕，也成了周边村民增收的“聚宝 盆”。此外，在东大街道千亩水稻基地北大村片区内，还种植着水稻450余亩，持续助力者村集体经济焕发出新生机。
东大街道自古就有种植水稻的传统。2020年，西安高新区为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正式启动东大街道千亩水稻基地项目，以生态、观光、循环为目标，着力打造现代休闲新农业。
东大街道千亩水稻基地建设项目由北大村片区和西庄村片区组成。北大村片区今年种植了450余亩水稻，采用传统水种、水管方式种植，以人工育秧、插秧传承传统技术；西庄村片区今年种植了300余亩水稻，并首次使用了水稻直播技术。据介绍，直播水稻具有抗病抗旱能力强、产量高等特点，并且，直播种植省去了前期水稻种植育秧、插秧过程，大量节省了人工、时间成本。为提高观赏性、吸引力，西庄村片区还种植了40余亩油葵，预计8月下旬即可开花观赏。
与此同时，东大街道水稻基地还积极创新探索水稻种植套养模式。今年6月份，北大村在6亩水稻田中放养了400斤鳖，探索实施“稻-鳖”套养，预计到今年10月，放养的鳖便可出塘，价格预计每斤可达90元至100元，每亩增收将达2000元。
而随着东大街道千亩水稻基地的日益完善，周边村民也逐步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增收。今年50多岁的北大村村民张九锋说，自己担任着基地北大村水稻观光田的管理员工作，“这份管理工作不太累，既能顾家，每个月还有三千多的收入，感觉生活越来越有盼头了”。
据介绍，下一步东大街道将在大力开展水稻种植之余，以北大村片区为试点继续实践“莲藕-小龙虾”套养，通过投入低、管理易、立体种养殖的方式，有效节约土地资源，实现“
稻—鳖”“莲藕-小龙虾”共发展，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实现产业振兴、乡村振兴。
池面风来波潋潋，波间露下叶田田。七月盛夏，走进西安高新区东大街道千亩水稻基地，这里18亩的荷花花开正艳，清风徐来，一池荷花随风摇曳，构成秦岭脚下一处绝美的风景，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打卡。
除带动旅游外，荷花花期过后，留下的一节节洁白莲藕，也成了周边村民增收的“聚宝 盆”。此外，在东大街道千亩水稻基地北大村片区内，还种植着水稻450余亩，持续助力者村集体经济焕发出新生机。
东大街道自古就有种植水稻的传统。2020年，西安高新区为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正式启动东大街道千亩水稻基地项目，以生态、观光、循环为目标，着力打造现代休闲新农业。
东大街道千亩水稻基地建设项目由北大村片区和西庄村片区组成。北大村片区今年种植了450余亩水稻，采用传统水种、水管方式种植，以人工育秧、插秧传承传统技术；西庄村片区今年种植了300余亩水稻，并首次使用了水稻直播技术。据介绍，直播水稻具有抗病抗旱能力强、产量高等特点，并且，直播种植省去了前期水稻种植育秧、插秧过程，大量节省了人工、时间成本。为提高观赏性、吸引力，西庄村片区还种植了40余亩油葵，预计8月下旬即可开花观赏。
与此同时，东大街道水稻基地还积极创新探索水稻种植套养模式。今年6月份，北大村在6亩水稻田中放养了400斤鳖，探索实施“稻-鳖”套养，预计到今年10月，放养的鳖便可出塘，价格预计每斤可达90元至100元，每亩增收将达2000元。
而随着东大街道千亩水稻基地的日益完善，周边村民也逐步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增收。今年50多岁的北大村村民张九锋说，自己担任着基地北大村水稻观光田的管理员工作，“这份管理工作不太累，既能顾家，每个月还有三千多的收入，感觉生活越来越有盼头了”。
据介绍，下一步东大街道将在大力开展水稻种植之余，以北大村片区为试点继续实践“莲藕-小龙虾”套养，通过投入低、管理易、立体种养殖的方式，有效节约土地资源，实现“
稻—鳖”“莲藕-小龙虾”共发展，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实现产业振兴、乡村振兴。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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