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用父母的方式教育子女吗# 不愿意，绝对不愿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父母那个时代的思想及行为准则并不见得适合我们现在去教育孩子。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父母是什么年代的？60、70居多，那个时候的时代特征是什么？一切求稳，趋于保守，因为那个年代我们输不起！而我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80、90居多，那个时候出生的人在物质上面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因此这一代人考虑问题可能优先考虑的不是生计，而是梦想与自由；而到了我们的子女，21世纪20年代之后的人，这群孩子一出生的那天，至少车子房子已经基本自由，他们长大之后可能更多是将自己的生力灌注于推动社会进步，求得全人类福祉上。
所以，境界不同，教育方法肯定不同。虽然我们依旧会教育孩子善良、友爱、热心、责任这一类人类传承多年的美德，但教他立身处世的方式那必然是随时代特点而变。

在哲学中，自从毕达哥拉斯时代以来，一向存在着两派人的一个对立局面：一派人的思想主要是在数学的启发下产生的，另一派人受经验科学的影响比较深。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斯宾诺莎和康德属于不妨叫作数学派的那一派，德谟克里特、亚里士多德、以及洛克以降的近代经验主义者们属于相反一派。#杭州电动车爆燃烧伤父亲恢复清醒#

民国时期，名流士人的原配夫人真是一个“高危职业”，能被自己的丈夫善待珍爱且一生相伴、白头偕老的原配妻子少之又少，多少舞文弄墨的文人才子打着“真爱”的幌子，抛妻弃子另寻新欢。

民国正值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不少名流在成名之前就已经按照父母之命在老家娶妻生子，但受过新式教育后，他们却自诩为“新派人士”，把红颜知己作为生命中的女神，将糟糠之妻视为向往新生活的羁绊。

于是，他们想尽办法抛妻弃子，把“三观不合”当成挡箭牌，扬言要打破封建婚姻陋俗，以便追求“婚姻自由”。在民国的文人圈，见异思迁几乎成为大师们的“通病”。

有的婚内出轨，一纸休书便堂而皇之抛妻弃子另办婚礼；有的与新欢未婚同居、未婚生子，扬言只是彼此互相“爱慕”，不愿受婚姻束缚，甚至发展出“登报同居”这种文化现象；有的老夫少妻，有的对自己的女学生近水楼台，同居几年后有的女伴如愿成为妻子，有的依然是情妇、伴侣、助理的身份。

有些文人的绯闻故事至今仍在流传：郭沫若被视为顶级“渣男”，以至于很多人将他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与他的人品混为一谈；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陆小曼的纠葛，让人眼花缭乱；郁达夫阅人无数，但最终也与新夫人登报撕得不可开交；鲁迅与许广平未婚同居，萧军与萧红未婚同居……

大师们的私生活乱得不行，不仅仅见一个爱一个，不少人的男女观也留有很多旧时代的痕迹，如不少民国文人出入风月场所，犹如家常便饭；辜鸿铭公开声称“作为名士岂能不嫖娼不纳妾”；齐白石晚年仍要纳少女为妾，93岁还嫌娶45岁女人太老。

这些学界泰斗的文化造诣很高，其中很多人还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一些人如郁达夫还成了革命烈士，他们以笔为枪，不畏强权，堪称是国家的功臣，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一面。

但从另一面来看，一些人在婚姻方面的表现是要受到谴责的，对于家庭而言他们是罪人，不少人的原配妻子结局都凄凉，几个情人也一样惨，像萧红、张爱玲都是遇人不淑的才女。

无怪乎有人总结出了“民国文人四大渣男”，他们可谓是既多情又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