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研教育名师工作室 | 走近经学堂，探究教与学】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想做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就要让自己在大师们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中更透彻地领悟教育真谛。我们需要常与大师对话，多与名师交流，从各方面，多角度来感受大师的情怀，自觉研修，内源成长。
11月23日，杨元超高中语文工作室带领全体工作室成员和井研中学高2022届15班全体同学到研溪湿地公园经学堂开展了“走近大师廖平”的活动。https://t.cn/A6q2OgQ5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想做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就要让自己在大师们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中更透彻地领悟教育真谛。我们需要常与大师对话，多与名师交流，从各方面，多角度来感受大师的情怀，自觉研修，内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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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渠四句再解读】
张载（1020-1077）是北宋理学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关学宗师。在长期的学术和为政生涯中，他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表达自己的志向。学者多称这四句话为“横渠四句”。由于四句的每一句都以“为”字开头，故也可称作“四为”句。横渠四句代表了北宋理学的根本精神，近千年来传诵不绝。由于前两句比较费解，学者的解读一直存在分歧，因而有必要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笔者的专题旧文，重新思考，进行再解读。
在逐句解读之前，先对横渠四句的版本和宗旨略加澄清。关于横渠四句的版本。横渠四句常见的版本有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包括：南宋朱熹、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南宋《诸儒鸣道》之《横渠语录》，南宋末吴坚刻本《张子语录》，明版《张子全书》之《语录抄》。第二个系统包括：晚明冯从吾所撰《关学编·自序》，清代《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黄百家案语。在这两个系统中，第一句“为天地立心”，未出现异文。重要的异文发生在第二句：第一个版本系统作“为生民立道”，第二个版本系统则作“为生民立命”。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宋、明各本所传当为原文，《宋元学案》所引则经过后人润色，但流传较广。综合相关版本信息，本文将以《关学编》和《宋元学案》所引的横渠四句作为解读对象。关于横渠四句的宗旨。有些学者把此四句视作张载的为学宗旨，这不确切。横渠四句是张载走上学术道路后对自己志抱和理想的抒发，而并非对为学宗旨的概括。朱熹的评价很中肯，他说：“此皆先生（指张载）以道自任之意。”黄百家同样认为，这表现的是张载“自任之重如此”。
第一句“为天地立心”。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天地没有心，但人有心；“为天地立心”就是把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最高限度，使物质世界的规律得到最多和最高理解。这是一种误解。首先，“天地”一词并不专指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易传》提出了天、地、人“三才”的世界模式，认为人是生存于天地之间的。“天地”，既可以指物质世界或自然界，也可以指人间社会，其确切含义要根据前后文研判。在横渠四句的语境中，“天地”应当指人间社会，而不是指自然界。其次，张载并不否认天地有“心”，他援用《周易·复卦》的《彖辞》，称此“心”为“天地之心”。张载认为，“天地之心惟是生物”，这意味着天地的功能是创生万物，这一功能似乎是蕴含于天地之内的心意。“天地之心”的说法，使“天地”创生万物具有了“目的”特征。牟宗三、金春峰等学者早就指出包括张载在内的儒家哲学属于“目的论”系统。最后，“天地之心”的“心”与“为天地立心”的“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显然，生物之心是“天地”亦即宇宙自然亘古以来所固有的，无须人来“立”，否则必将夸大人的力量。其实，“为天地立心”的“心”，指的是人的精神价值，进而“为天地立心”就是要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礼、乐等为核心的道德价值系统。张载在其著作中对“立心”有不少论述，后人的解释不应当脱离他本人的言说脉络。例如，张载主张“只将尊德性而道问学为心”。这里所谓“心”，其含义包括尊崇德性并探究服务于德性的知识，这当然属于人的精神价值。“为天地立心”，其实质是“立天理”之心。张载说：“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他所谓“天理”，指道德价值的道理，能够发挥“悦诸心”“通天下之志”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是以道德精神打动人心，让天下人乐于接受。二程兄弟指出，《西铭》“立心，便达得天德”。这从一个侧面肯定张载所谓“立心”是要为社会确立道德价值，而“天德”是其最高表现。总之，“为天地立心”之“心”，既不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也不是指“人的思维能力”，而是指圣人具有领悟“天地之仁”的能力，并以“天地之仁”的价值意蕴作为宇宙论根据，从而立教垂世，为天下确立以仁、孝、礼、乐为核心的道德价值系统。“为天地立心”的理论依据是价值论的，而不是自然观或认识论的。
第二句“为生民立命”。“生民”，语见《尚书》，是人民的意思。有学者认为，这句话源于孟子所谓“正命”，意思是要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说这句话与“正命”有关是正确的，但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则未能揭示其实质。其实，这句话并不是泛泛地讲人民的生活，而是讲要为民众的生活确立道德价值方向。历史上长期流行命定论，认为人生只能消极地听凭命运的摆布。针对这一倾向，孟子提出“立命”论。他所谓“命”，不再像孔子那样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运。孟子提出的“立命”，则指为人确立命运的方向。与此相关，孟子还把人的命运分为“正命”与“非正命”。这深刻地影响了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与孟子一样，也指人的命运。但二者的命运论是有区别的：孟子讲“立命”，专对士人而言；而张载讲“立命”，则着眼于民众这一更大群体。在理学史上，张载第一次把人的命运分为“德命”与“气命”。他提出：“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正蒙·诚明》）张载所谓“德命”，相当于后来朱子学派所谓“理命”。“德命”，指人生境遇中受道德理性支配的确定性力量。“气命”，则指在人生遭遇中受生理意欲及恶俗支配的不确定性力量。张载视“德命”为“正”，视“气命”为“非正”，特别强调人们在面对自己的命运时一定要“顺性命之理，则得性命之正”（《正蒙·诚明》）。他主张对“德命”与“气命”这两种不同的命运，都予以安立；但格外强调要以“德命”驾驭“气命”，而决不是相反。结合第一句话看，“为生民立命”是有前提的，就是首先需要“为天地立心”，把源于“天地”的“生生之德”向下转化为人类社会的仁、孝、礼、乐等道德价值系统，使民众能够据以做出正确的抉择，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儒家所谓圣人，指世所公认的人格典范和精神文化领袖。“绝学”，指中断了的学统。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的学统自孟子之后便“学绝道丧”，所以需要继承孔孟“绝学”。学统的实质关乎道统。道统论是关于“道”的思想内涵和“道”的传授谱系的理论。张载不同意“语道断自仲尼”，认为，“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虽文字不能传，然义理不灭，则须有此言语，不到得绝”（《经学理窟·义理》）。据此，他在梳理道统时提出：“‘作者七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制法兴王之道。”（《正蒙·作者篇》）“作者七人”，语出《论语·宪问》。张载认定，伏羲、神农、黄帝也属于“制法兴王之道”的开创者，同样尊奉他们为圣人。可见，他眼中的道统，不仅包括儒家文化传统，还包括其他优秀文化传统。因而，张载所欲继承的“绝学”，在包括儒家之学的同时，还包括整个中华学术文化传统。此外，他还宣称，“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张载继承“绝学”，其著书立说的内容“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范育《正蒙序》），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意识；他系统探讨“大道精微之理”（范育《正蒙序》），为儒家建构了一套极富创意的天人哲学体系。张载对“为往圣继绝学”的践行，堪称楷模。
第四句“为万世开太平”。实现天下“太平”，是周、孔以来儒者所追求的社会政治理想，这对北宋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太平”一语很流行，朝野关注度最高的议题是天下太平。为此，以欧阳修、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都向朝廷提出过“致太平”的方略。为了实现“太平”理想，张载付出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其文化方面的努力。面对佛老的挑战，张载与其他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士人挺身而出，“排邪说，归至理”（范育《正蒙序》），努力为社会的太平秩序奠定思想文化基础。其次，是其政治方面的努力。在《横渠先生行状》中，吕大临称自己的老师张载“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张载自己解释说，“望道”即是“望太平也”（《张子语录中》）。这里的“道”，就是以“王道”为宗旨的“治道”原理。把对“太平”秩序的渴望，与对“治道”的渴望联系起来，主张“道学”应当成为天下太平秩序的哲理基础。可见，张载对“太平”的思考并不囿限于当代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邃的视野关注可持续的“万世”太平问题，这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综上所述，对横渠四句的理解，不能脱离北宋的建立背景和理学家的问题关切。赵宋统治者总结前朝长期分裂的经验教训，亟须重建政治秩序，而张载等理学家的最大关怀则是为社会秩序奠定永恒的精神基础。横渠四句不仅是张载对自己一生抱负和理想的概括，还对当时、后世乃至现代的很多哲人志士都发挥过并继续发挥着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
（作者 林乐昌 系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首席专家）
张载（1020-1077）是北宋理学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关学宗师。在长期的学术和为政生涯中，他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表达自己的志向。学者多称这四句话为“横渠四句”。由于四句的每一句都以“为”字开头，故也可称作“四为”句。横渠四句代表了北宋理学的根本精神，近千年来传诵不绝。由于前两句比较费解，学者的解读一直存在分歧，因而有必要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笔者的专题旧文，重新思考，进行再解读。
在逐句解读之前，先对横渠四句的版本和宗旨略加澄清。关于横渠四句的版本。横渠四句常见的版本有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包括：南宋朱熹、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南宋《诸儒鸣道》之《横渠语录》，南宋末吴坚刻本《张子语录》，明版《张子全书》之《语录抄》。第二个系统包括：晚明冯从吾所撰《关学编·自序》，清代《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黄百家案语。在这两个系统中，第一句“为天地立心”，未出现异文。重要的异文发生在第二句：第一个版本系统作“为生民立道”，第二个版本系统则作“为生民立命”。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宋、明各本所传当为原文，《宋元学案》所引则经过后人润色，但流传较广。综合相关版本信息，本文将以《关学编》和《宋元学案》所引的横渠四句作为解读对象。关于横渠四句的宗旨。有些学者把此四句视作张载的为学宗旨，这不确切。横渠四句是张载走上学术道路后对自己志抱和理想的抒发，而并非对为学宗旨的概括。朱熹的评价很中肯，他说：“此皆先生（指张载）以道自任之意。”黄百家同样认为，这表现的是张载“自任之重如此”。
第一句“为天地立心”。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天地没有心，但人有心；“为天地立心”就是把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最高限度，使物质世界的规律得到最多和最高理解。这是一种误解。首先，“天地”一词并不专指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易传》提出了天、地、人“三才”的世界模式，认为人是生存于天地之间的。“天地”，既可以指物质世界或自然界，也可以指人间社会，其确切含义要根据前后文研判。在横渠四句的语境中，“天地”应当指人间社会，而不是指自然界。其次，张载并不否认天地有“心”，他援用《周易·复卦》的《彖辞》，称此“心”为“天地之心”。张载认为，“天地之心惟是生物”，这意味着天地的功能是创生万物，这一功能似乎是蕴含于天地之内的心意。“天地之心”的说法，使“天地”创生万物具有了“目的”特征。牟宗三、金春峰等学者早就指出包括张载在内的儒家哲学属于“目的论”系统。最后，“天地之心”的“心”与“为天地立心”的“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显然，生物之心是“天地”亦即宇宙自然亘古以来所固有的，无须人来“立”，否则必将夸大人的力量。其实，“为天地立心”的“心”，指的是人的精神价值，进而“为天地立心”就是要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礼、乐等为核心的道德价值系统。张载在其著作中对“立心”有不少论述，后人的解释不应当脱离他本人的言说脉络。例如，张载主张“只将尊德性而道问学为心”。这里所谓“心”，其含义包括尊崇德性并探究服务于德性的知识，这当然属于人的精神价值。“为天地立心”，其实质是“立天理”之心。张载说：“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他所谓“天理”，指道德价值的道理，能够发挥“悦诸心”“通天下之志”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是以道德精神打动人心，让天下人乐于接受。二程兄弟指出，《西铭》“立心，便达得天德”。这从一个侧面肯定张载所谓“立心”是要为社会确立道德价值，而“天德”是其最高表现。总之，“为天地立心”之“心”，既不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也不是指“人的思维能力”，而是指圣人具有领悟“天地之仁”的能力，并以“天地之仁”的价值意蕴作为宇宙论根据，从而立教垂世，为天下确立以仁、孝、礼、乐为核心的道德价值系统。“为天地立心”的理论依据是价值论的，而不是自然观或认识论的。
第二句“为生民立命”。“生民”，语见《尚书》，是人民的意思。有学者认为，这句话源于孟子所谓“正命”，意思是要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说这句话与“正命”有关是正确的，但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则未能揭示其实质。其实，这句话并不是泛泛地讲人民的生活，而是讲要为民众的生活确立道德价值方向。历史上长期流行命定论，认为人生只能消极地听凭命运的摆布。针对这一倾向，孟子提出“立命”论。他所谓“命”，不再像孔子那样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运。孟子提出的“立命”，则指为人确立命运的方向。与此相关，孟子还把人的命运分为“正命”与“非正命”。这深刻地影响了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与孟子一样，也指人的命运。但二者的命运论是有区别的：孟子讲“立命”，专对士人而言；而张载讲“立命”，则着眼于民众这一更大群体。在理学史上，张载第一次把人的命运分为“德命”与“气命”。他提出：“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正蒙·诚明》）张载所谓“德命”，相当于后来朱子学派所谓“理命”。“德命”，指人生境遇中受道德理性支配的确定性力量。“气命”，则指在人生遭遇中受生理意欲及恶俗支配的不确定性力量。张载视“德命”为“正”，视“气命”为“非正”，特别强调人们在面对自己的命运时一定要“顺性命之理，则得性命之正”（《正蒙·诚明》）。他主张对“德命”与“气命”这两种不同的命运，都予以安立；但格外强调要以“德命”驾驭“气命”，而决不是相反。结合第一句话看，“为生民立命”是有前提的，就是首先需要“为天地立心”，把源于“天地”的“生生之德”向下转化为人类社会的仁、孝、礼、乐等道德价值系统，使民众能够据以做出正确的抉择，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儒家所谓圣人，指世所公认的人格典范和精神文化领袖。“绝学”，指中断了的学统。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的学统自孟子之后便“学绝道丧”，所以需要继承孔孟“绝学”。学统的实质关乎道统。道统论是关于“道”的思想内涵和“道”的传授谱系的理论。张载不同意“语道断自仲尼”，认为，“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虽文字不能传，然义理不灭，则须有此言语，不到得绝”（《经学理窟·义理》）。据此，他在梳理道统时提出：“‘作者七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制法兴王之道。”（《正蒙·作者篇》）“作者七人”，语出《论语·宪问》。张载认定，伏羲、神农、黄帝也属于“制法兴王之道”的开创者，同样尊奉他们为圣人。可见，他眼中的道统，不仅包括儒家文化传统，还包括其他优秀文化传统。因而，张载所欲继承的“绝学”，在包括儒家之学的同时，还包括整个中华学术文化传统。此外，他还宣称，“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张载继承“绝学”，其著书立说的内容“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范育《正蒙序》），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意识；他系统探讨“大道精微之理”（范育《正蒙序》），为儒家建构了一套极富创意的天人哲学体系。张载对“为往圣继绝学”的践行，堪称楷模。
第四句“为万世开太平”。实现天下“太平”，是周、孔以来儒者所追求的社会政治理想，这对北宋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太平”一语很流行，朝野关注度最高的议题是天下太平。为此，以欧阳修、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都向朝廷提出过“致太平”的方略。为了实现“太平”理想，张载付出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其文化方面的努力。面对佛老的挑战，张载与其他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士人挺身而出，“排邪说，归至理”（范育《正蒙序》），努力为社会的太平秩序奠定思想文化基础。其次，是其政治方面的努力。在《横渠先生行状》中，吕大临称自己的老师张载“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张载自己解释说，“望道”即是“望太平也”（《张子语录中》）。这里的“道”，就是以“王道”为宗旨的“治道”原理。把对“太平”秩序的渴望，与对“治道”的渴望联系起来，主张“道学”应当成为天下太平秩序的哲理基础。可见，张载对“太平”的思考并不囿限于当代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邃的视野关注可持续的“万世”太平问题，这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综上所述，对横渠四句的理解，不能脱离北宋的建立背景和理学家的问题关切。赵宋统治者总结前朝长期分裂的经验教训，亟须重建政治秩序，而张载等理学家的最大关怀则是为社会秩序奠定永恒的精神基础。横渠四句不仅是张载对自己一生抱负和理想的概括，还对当时、后世乃至现代的很多哲人志士都发挥过并继续发挥着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
（作者 林乐昌 系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首席专家）
#重点实验室巡礼# 【“高”掌远跖 万象更新——走进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当大量分子相互交融时，神奇的一幕就可能发生。通过调控催化聚合的条件，小分子丁烯—1变成了“塑料黄金”聚丁烯—1材料，可以广泛用于管材和薄膜制作。
人类的智慧创造出无数纷繁复杂的物质材料，如果以材料的变迁看社会文明的发展，不难发现，以塑料、橡胶与合成纤维为代表的高分子材料从20世纪就在这个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应化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高分子科学的发祥地，这里的科研人员立足前沿，探究新聚合物的性能表征，不断将“长链分子”变成日常材料。
“实验室成立30余年以来，紧紧围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发展自身学科。基础研究学科发展是实验室之本，最终目的是不断推出具有产业化能力的核心技术，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我们始终要做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这件事，从而把握高分子科学发展态势。”长春应化所研究员、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王利祥表示。
新布局：应需求而变
事实上，从1920年高分子的概念提出开始，高分子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才不过100年的发展历程，但重要性却非同寻常。
“没有橡胶就没有国防。”在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都把橡胶视为战略物资。1949年，世界合成橡胶的年产量已达60万吨，而新中国的产量几乎为零。
为了尽快掌握合成橡胶技术，长春应化所肩负使命，率先开展了相关研究。1950年12月28日，在长春应化所的中间工厂，20公斤生胶（氯丁橡胶）成功产出，标志着新中国第一块合成橡胶诞生。
从合成橡胶开始，老一辈高分子科学家不断推动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发展。1989年，依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长春应化所建立的中国科学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成立，此为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
从那时起，中国科学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便开始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不断促进高分子科学的人才流动和学科交叉渗透。
由于1995年和1999年连续两次在“国家化学学科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实验室，2000年经科技部批准，中国科学6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晋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并扩充“中国科学院—中国石化总公司高分子化学联合开放实验室”，重新组建成“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从开放实验室晋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跨越为我们提供了机遇，也让实验室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在实验室工作已有30个年头的王利祥告诉《中国科学报》，重新组建后的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对学科方向进行了重大调整，将高分子化学的部分融入高分子物理中。研究方向的拓展使得实验室在高分子学科上的布局更加完善。
“自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两条腿走路’的特色，同时也为实验室的未来发展凝聚出研究方向。”王利祥表示。
在学科布局调整的过程中，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连续5次在“国家化学学科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实验室，已成为体现我国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领域研究水平的突出代表之一。“协同攻关国家重大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长春应化所副所长逯乐慧道出其中奥秘。
围绕特色研究所的建设，实验室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针对吉林省地方的研究特色，开展了玉米后端材料加工、秸秆高值化利用、高性能农膜等多项工作，这也是国家布局的重要方向。
目前，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高分子的高性能化、高分子复杂体系和功能高分子的分子工程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坚持“基础研究面向国际化，高技术研究面向国家需求”的学术传统和战略定位，力争在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加工等领域创造出标志性成果。
新战场：让知识转为生产力
高分子材料是现代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石，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如何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是我国高分子科学研究中面临的问题。而这一点，始终贯穿在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发展过程中。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门永锋表示，实验室有义务做好高分子科学的基础研究，虽然当前生产了各种各样的新材料，但整个高分子工业中占主导的还是聚烯烃材料，实验室也正在布局相关研究，把握好“半壁江山”。
“实验室从基础研究出发，解决产业中的关键问题。例如，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与产业发展关联非常密切，我们将高分子物理领域的研究力量进行整合，与山东威高集团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合作，在医疗器械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门永锋介绍。
以静脉留置针为例，这是目前医院广泛使用的一种医疗器械。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在接近人体温度时软化，可随着血管弯曲，能显著减轻患者的不适感。但是之前这种材料被国外垄断，套管也只能依靠进口。在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威高集团的努力下，研发的新材料和产品不但具有国外同类产品的所有性能，而且还增加了抗菌、抗感染功能。
此外，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化工巨头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由门永锋领衔组织实验室聚烯烃研究链条上的主要课题组，共同承担聚烯烃结构与性能方向的攻关任务。这是2018年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与中国科研机构的最大合作项目。
为何这个项目会落地该实验室？“因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实验室都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团队，可以从聚烯烃链结构出发，形成完整的研究链条。”门永锋语气中透出自豪。
在研究与产业化之间，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路径。
长春应化所科技处副处长胡士奇表示，科研管理部门也在不断推动科研人员向产业化发展。“我们对经费不足的课题组进行改革，将它们并到上下游关联的课题组。同时引导课题组自己布局方向进行攻关。这个方向如果是对的，我们就鼓励科研人员一直向这个方向攻关。”
“在30余年的科研过程中，我认为无论研究哪个方面，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紧密围绕未来产业需求。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双轮驱动模式，构成了实验室发展的文化。”王利祥总结说。
新改革：打造高水平研究团队
在人才竞争中，东北地区的人才流失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身处其中的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无法做到“独善其身”，但在人才流动中，实验室也摸索出了巩固科研队伍的新办法。
逯乐慧告诉《中国科学报》，长春应化所经过分析发现，不少青年科研人员在子女到了上学年龄时，会选择到南方或者师范院校工作。
针对这一痛点，长春应化所对症下药。“我们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积极配合，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学争取到了一定的入学名额；同时积极向省里申请人才政策，帮助骨干人才提高待遇、解决子女入学问题；此外，针对青年人才发展，研究所拨出经费，设立协同创新项目，鼓励他们参与。”逯乐慧介绍。
除了研究所的政策，为了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2018年开始，设立了两项为期1年的火花课题，帮助青年人才成长。
实验室青年科研人员陈全的工作主要聚焦在具有可逆相互作用的高分子体系的流变学研究上，这个方向相对“小众”，但实验室在分析测试平台划出独立区域建立的流变学实验室，整合了课题组和实验室的多台流变测试仪器，为他的课题组建设提供了良好保障。
“实验室的科研评价不是量化的‘唯论文’，实验室对青年人才最大的帮助就是学科齐全，有许多老一代、中生代科学家，我希望年轻人能从‘无名’的学者成长为行业里有影响力的优秀学者。”门永锋说。
此外，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不断推动国际合作，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自2015年起，门永锋课题组与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高分子多学科中心的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Phil Coates团队深度合作，在皇家学会牛顿高级学者基金的支持下，互派科研团队骨干开展合作研究。“我们在高分子加工物理，特别是高分子固态模拉加工领域进行了优势互补的深入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Coates因与四川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及长春应化所等机构合作，还荣获了2017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门永锋说。
从新中国第一代合成橡胶到中国第一条能开工生产的生物可降解材料生产线，从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输注器械到单一高分子白光材料，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创造了高分子领域的无数“第一”。面对新需求，在这30余年中，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始终强调改革创新，于变化中寻找新突破。
面向未来，门永锋一直在构思如何更好地发挥重点实验室的优势。“我希望重点实验室保持传承，真正形成多个能打硬仗的团队，为国家高分子科学建设和高分子工程应用作出更多支撑和贡献。”门永锋说。https://t.cn/A6bnKtOh
人类的智慧创造出无数纷繁复杂的物质材料，如果以材料的变迁看社会文明的发展，不难发现，以塑料、橡胶与合成纤维为代表的高分子材料从20世纪就在这个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应化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高分子科学的发祥地，这里的科研人员立足前沿，探究新聚合物的性能表征，不断将“长链分子”变成日常材料。
“实验室成立30余年以来，紧紧围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发展自身学科。基础研究学科发展是实验室之本，最终目的是不断推出具有产业化能力的核心技术，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我们始终要做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这件事，从而把握高分子科学发展态势。”长春应化所研究员、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王利祥表示。
新布局：应需求而变
事实上，从1920年高分子的概念提出开始，高分子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才不过100年的发展历程，但重要性却非同寻常。
“没有橡胶就没有国防。”在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都把橡胶视为战略物资。1949年，世界合成橡胶的年产量已达60万吨，而新中国的产量几乎为零。
为了尽快掌握合成橡胶技术，长春应化所肩负使命，率先开展了相关研究。1950年12月28日，在长春应化所的中间工厂，20公斤生胶（氯丁橡胶）成功产出，标志着新中国第一块合成橡胶诞生。
从合成橡胶开始，老一辈高分子科学家不断推动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发展。1989年，依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长春应化所建立的中国科学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成立，此为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
从那时起，中国科学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便开始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不断促进高分子科学的人才流动和学科交叉渗透。
由于1995年和1999年连续两次在“国家化学学科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实验室，2000年经科技部批准，中国科学6院高分子物理联合开放实验室晋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并扩充“中国科学院—中国石化总公司高分子化学联合开放实验室”，重新组建成“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从开放实验室晋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跨越为我们提供了机遇，也让实验室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在实验室工作已有30个年头的王利祥告诉《中国科学报》，重新组建后的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对学科方向进行了重大调整，将高分子化学的部分融入高分子物理中。研究方向的拓展使得实验室在高分子学科上的布局更加完善。
“自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两条腿走路’的特色，同时也为实验室的未来发展凝聚出研究方向。”王利祥表示。
在学科布局调整的过程中，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连续5次在“国家化学学科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实验室，已成为体现我国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领域研究水平的突出代表之一。“协同攻关国家重大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长春应化所副所长逯乐慧道出其中奥秘。
围绕特色研究所的建设，实验室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针对吉林省地方的研究特色，开展了玉米后端材料加工、秸秆高值化利用、高性能农膜等多项工作，这也是国家布局的重要方向。
目前，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高分子的高性能化、高分子复杂体系和功能高分子的分子工程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坚持“基础研究面向国际化，高技术研究面向国家需求”的学术传统和战略定位，力争在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加工等领域创造出标志性成果。
新战场：让知识转为生产力
高分子材料是现代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石，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如何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是我国高分子科学研究中面临的问题。而这一点，始终贯穿在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发展过程中。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门永锋表示，实验室有义务做好高分子科学的基础研究，虽然当前生产了各种各样的新材料，但整个高分子工业中占主导的还是聚烯烃材料，实验室也正在布局相关研究，把握好“半壁江山”。
“实验室从基础研究出发，解决产业中的关键问题。例如，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与产业发展关联非常密切，我们将高分子物理领域的研究力量进行整合，与山东威高集团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合作，在医疗器械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门永锋介绍。
以静脉留置针为例，这是目前医院广泛使用的一种医疗器械。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在接近人体温度时软化，可随着血管弯曲，能显著减轻患者的不适感。但是之前这种材料被国外垄断，套管也只能依靠进口。在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威高集团的努力下，研发的新材料和产品不但具有国外同类产品的所有性能，而且还增加了抗菌、抗感染功能。
此外，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化工巨头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由门永锋领衔组织实验室聚烯烃研究链条上的主要课题组，共同承担聚烯烃结构与性能方向的攻关任务。这是2018年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与中国科研机构的最大合作项目。
为何这个项目会落地该实验室？“因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实验室都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团队，可以从聚烯烃链结构出发，形成完整的研究链条。”门永锋语气中透出自豪。
在研究与产业化之间，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路径。
长春应化所科技处副处长胡士奇表示，科研管理部门也在不断推动科研人员向产业化发展。“我们对经费不足的课题组进行改革，将它们并到上下游关联的课题组。同时引导课题组自己布局方向进行攻关。这个方向如果是对的，我们就鼓励科研人员一直向这个方向攻关。”
“在30余年的科研过程中，我认为无论研究哪个方面，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紧密围绕未来产业需求。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双轮驱动模式，构成了实验室发展的文化。”王利祥总结说。
新改革：打造高水平研究团队
在人才竞争中，东北地区的人才流失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身处其中的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无法做到“独善其身”，但在人才流动中，实验室也摸索出了巩固科研队伍的新办法。
逯乐慧告诉《中国科学报》，长春应化所经过分析发现，不少青年科研人员在子女到了上学年龄时，会选择到南方或者师范院校工作。
针对这一痛点，长春应化所对症下药。“我们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积极配合，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学争取到了一定的入学名额；同时积极向省里申请人才政策，帮助骨干人才提高待遇、解决子女入学问题；此外，针对青年人才发展，研究所拨出经费，设立协同创新项目，鼓励他们参与。”逯乐慧介绍。
除了研究所的政策，为了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2018年开始，设立了两项为期1年的火花课题，帮助青年人才成长。
实验室青年科研人员陈全的工作主要聚焦在具有可逆相互作用的高分子体系的流变学研究上，这个方向相对“小众”，但实验室在分析测试平台划出独立区域建立的流变学实验室，整合了课题组和实验室的多台流变测试仪器，为他的课题组建设提供了良好保障。
“实验室的科研评价不是量化的‘唯论文’，实验室对青年人才最大的帮助就是学科齐全，有许多老一代、中生代科学家，我希望年轻人能从‘无名’的学者成长为行业里有影响力的优秀学者。”门永锋说。
此外，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不断推动国际合作，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自2015年起，门永锋课题组与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高分子多学科中心的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Phil Coates团队深度合作，在皇家学会牛顿高级学者基金的支持下，互派科研团队骨干开展合作研究。“我们在高分子加工物理，特别是高分子固态模拉加工领域进行了优势互补的深入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Coates因与四川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及长春应化所等机构合作，还荣获了2017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门永锋说。
从新中国第一代合成橡胶到中国第一条能开工生产的生物可降解材料生产线，从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输注器械到单一高分子白光材料，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创造了高分子领域的无数“第一”。面对新需求，在这30余年中，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始终强调改革创新，于变化中寻找新突破。
面向未来，门永锋一直在构思如何更好地发挥重点实验室的优势。“我希望重点实验室保持传承，真正形成多个能打硬仗的团队，为国家高分子科学建设和高分子工程应用作出更多支撑和贡献。”门永锋说。https://t.cn/A6bnKt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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