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逃脱“泰坦尼克号”？——透过森喜朗【前首相的歧视女性言论】，看“沉没”的日本
东京奥运及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森喜朗抛出的“问题言论”，及其在抨击声中辞职的消息，受到了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自不待言，他的言论有悖于提倡“多样性与包容性”的奥运精神，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言论暴露出了深深地根植于日本社会之中一股拒绝变革的“力量”。
～文科省要求增加女性理事人数，“真的很烦”～
2021年2月，东京奥运及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东京奥组会）主席、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在日本奥委会（JOC）临时评议会上发言称“文部科学省喋喋不休地要求增加女性理事人数，真的很烦，如果理事会里女人多了，开会就很费时间”。此言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并迫使他于次月辞去了奥组委主席一职。
为帮助大家理解，笔者在此做一点背景说明。此前，依据《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等法律，政府提出了“所有领域的领导层中，女性比例至少要达到30%”这一目标（起初设定的时间是“2020年度以前”，后放宽为“2020至2029年期间尽早实现”）。东京奥组会和日本奥委会都是文科省的下辖机构，自然会受到这个目标的约束。
森喜朗在会上贬斥这种国家大政方针，说这就是高层压下来的任务，实际上毫无效率可言，很烦人。后来还补充说“女性竞争意识太强。一旦某个人举手发言了，其他女性也觉得自己必须说几句，于是就变成所有人都要发言”。
是不是森喜朗参加的什么委员会里面，女性成员比例提高后，实际会议时间变长了呢？又或许只是他个人的主观意见？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他认为“这些女人明明什么都不懂却又要插嘴”，那么或许他长期以来一直觉得女性的发言如裹脚布一般又臭又长。
就算女性理事们的发言确实很多，也并非不可思议。为了实现“30%”的政府目标，文科省之所以“喋喋不休”地提醒呼吁，是因为考虑到了完全由年龄和职业等背景相近的男性拍板决策的模式存在局限性，为了组织和社会的发展，必须实现“多样性（Diversity）”。这早已是全世界公认的常识，而并非日本政府的创意。基于这种观点选出的女性理事之所以在会议上踊跃发言，完全是因为她们希望通过积极发挥被寄予厚望的责任，为组织做出贡献。如果这种努力被视作为出风头而抢着说废话，无疑会让她们感到沮丧泄气，怀疑到底为什么要任命自己。
森喜朗或许想奉承一下，又找补了一句：“我们奥组委里也有几位女性，她们就很懂事”。这种说法非常失礼，像是在评价说奥组委里的女性委员，都是些只会追随服从既有的组织的花瓶。
～力挺森喜朗说出了“日本社会的真心话”～
即使遭到猛烈抨击，甚至被迫辞去主席职务，但恐怕他本人只是觉得自己说了一些“可能对女性有些失礼”的话，并不理解引发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但是，未能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还不只是森喜朗。据说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等众多评议员都出席了那次会议，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甚至还发出了笑声。或许其中也有人觉得那种言论有问题，但似乎没有人认为那是日本奥委会不能坐视不理的大问题。
而且，当媒体曝出这些言论，迅速引发广泛批评后，时任经团联会长的中西宏明不仅对该言论加以肯定，表示“这就是日本社会的真心话”，还袒护称“瞬间就形成全面抨击之势的社交媒体非常可怕”等等，暴露出他本人就对这个问题的本质缺乏理解。网上也有不少人发帖拥护、力挺森喜朗，他们说“不至于骂得那么厉害”“这是对森主席的霸凌行为”，暴露出根深蒂固的歧视女性，与这个时代可谓格格不入。
～日本为什么总也改变不了？～
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性别差距指数”排行榜可以看到，日本每年都排在第一百几十位（2021年3月末公布的排行榜上，在156个国家中排列第120位）。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民主主义国家中，日本的男女平等程度始终没有提升，歧视问题长期存在。尽管日本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批准1979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该公约认为，性别刻板印象是造成歧视的主要原因，应该逐步消除这种印象，其观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究竟有多少政治家和企业家理解了这一点呢？为了提高该公约的效果，1999年又通过了《任择议定书》（批准生效后，该国的个人可以直接向“消除妇女歧视公约委员会”上报受到侵权的事实），尽管如今已有超过100个国家批准了该议定书，但日本尚未通过。
尽管好不容易出台了《男女共同参与政治领域推进法》，但相较于最初拟引入名额分配制度（议员选举中按一定比例分配候选人和议席的制度）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近年来，为了提高实效性，跨党派议员联盟曾试图在该法修正案中加入新条款，规定各政党有义务完成女性候选人占比数值目标，但由于自民党和其他一些势力的反对，只得作罢。
“选择性夫妻不同姓”制度的采用也面临着障碍。联合国消除女性歧视公约委员会曾多次建议日本修改强制要求夫妻同姓的民法，而且现在过半数民众（某些年龄段甚至超过70%）都表示支持，但由于“抵抗势力”的阻挠，实现之日依然遥遥无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一切都是高龄男性和世袭议员占据主导地位的执政党自民党的“力量”造成的。只要身置其中的女性议员处于被安排的身份，也就只能充当追随从属之角色，莫如说，她们当中有人甚至还主动站到台前扛大旗。
～全力抵制撼动权力的变化～
那股“力量”顽固地抵抗着试图改变日本社会现状的动向，对此感到瞠目结舌的应该绝不止笔者一个人。如果违背“推进多样性”的呼声，拒绝为作为社会半边天的女性们提供施展身手的机会，会造成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然而，这样的道理对于抵抗势力来说毫无任何意义。
那些一直试图将各种有望实现男女平等思想变化的萌芽和愿望扼杀殆尽的人们，希望维持社会秩序的现状。比如，他们强硬反对“选择性夫妻不同姓”制度。经常有人说“既然是选择制，那么大家也可以像以前一样选择夫妻同姓，真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不理解他们反对引入不同姓制度的核心问题。
按照现行的强制同姓制度，96%的夫妻在婚后使用丈夫的姓，自然丈夫就成为了户籍主人和一家之主，妻子则从属于户主。政府下拨的新冠抗疫补贴，事实上也是把一家老小的补贴全都发给了作为户主的丈夫。在日本全国和所有家庭贯彻推广这种机制，就是不同姓制度反对派的意图。姓是一个切入口，以丈夫和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形态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他们绝不允许破坏这种现状。如果变成选择制，或许他们就会产生危机感——“要是将来儿媳妇或者自己老婆要求改姓怎么办？”“谁来给我养老？”“谁来给我守墓？”
换言之，通过现在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力量的人们拼尽全力也要阻止出现可能动摇这种秩序的变化。而且，由于他们现在掌握着金钱和权力，所以更要最大限度地动用这些资源，全力打压试图抵抗的人。实际上，笔者本人也在和自民党籍众议员杉田水脉打官司，针对笔者利用科研经费开展有关“慰安妇”问题和性暴力问题的联合研究一事，他声称笔者捏造事实、违规使用研究经费，这完全是毫无依据的中伤诽谤。起初，笔者也很迷惑，为什么要如此猛烈地攻击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研究人员，后来我想明白了，或许是因为安倍晋三前政权时期，“历史修正主义”成为政治主流，对政权和政府的方针提出异议、加以批判的研究和研究人员都会遭到攻击，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难道要和泰坦尼克号一起同归于尽？～
如果不实现多样性，就会落后于整个世界，但此理无论你怎么说，对那些意欲维持“力量”的人们而言，恐怕都是对牛弹琴。就算日本成为（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变为）世界上的“落后国”，只要能够维持国内秩序现状，那么对他们而言就不是问题。莫如说，唯有既存秩序才可以让日本始终保持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独特”传统。由父系男子世代相传的皇室、妻子一律跟随夫姓的家庭，男性总是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只能是“知情达理”的一方。即使日本这个国家和皇室因此而没落，或者走向穷途末路，对他们来说，或许都只是次要问题。
但是，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愿意坐在泰坦尼克号上一同沉没，而且，一旦大船开始下沉，最先逃走的必定都是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力的人，留在船上等待死亡的只会是身处廉价底层船舱的人们。虽然光明照不到大船的底层，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现实，而且与他们相比，即使非常微弱，但也并非毫无力量。我们可以逃离将要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如果还有时间，应该也可以把船舵掌握在自己手中。
全文请看 日本网 https://t.cn/A6fAUQum
#日本# #泰坦尼克号# #歧视# #女性# #东京奥运会# #多样性#
东京奥运及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森喜朗抛出的“问题言论”，及其在抨击声中辞职的消息，受到了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自不待言，他的言论有悖于提倡“多样性与包容性”的奥运精神，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言论暴露出了深深地根植于日本社会之中一股拒绝变革的“力量”。
～文科省要求增加女性理事人数，“真的很烦”～
2021年2月，东京奥运及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东京奥组会）主席、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在日本奥委会（JOC）临时评议会上发言称“文部科学省喋喋不休地要求增加女性理事人数，真的很烦，如果理事会里女人多了，开会就很费时间”。此言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并迫使他于次月辞去了奥组委主席一职。
为帮助大家理解，笔者在此做一点背景说明。此前，依据《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等法律，政府提出了“所有领域的领导层中，女性比例至少要达到30%”这一目标（起初设定的时间是“2020年度以前”，后放宽为“2020至2029年期间尽早实现”）。东京奥组会和日本奥委会都是文科省的下辖机构，自然会受到这个目标的约束。
森喜朗在会上贬斥这种国家大政方针，说这就是高层压下来的任务，实际上毫无效率可言，很烦人。后来还补充说“女性竞争意识太强。一旦某个人举手发言了，其他女性也觉得自己必须说几句，于是就变成所有人都要发言”。
是不是森喜朗参加的什么委员会里面，女性成员比例提高后，实际会议时间变长了呢？又或许只是他个人的主观意见？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他认为“这些女人明明什么都不懂却又要插嘴”，那么或许他长期以来一直觉得女性的发言如裹脚布一般又臭又长。
就算女性理事们的发言确实很多，也并非不可思议。为了实现“30%”的政府目标，文科省之所以“喋喋不休”地提醒呼吁，是因为考虑到了完全由年龄和职业等背景相近的男性拍板决策的模式存在局限性，为了组织和社会的发展，必须实现“多样性（Diversity）”。这早已是全世界公认的常识，而并非日本政府的创意。基于这种观点选出的女性理事之所以在会议上踊跃发言，完全是因为她们希望通过积极发挥被寄予厚望的责任，为组织做出贡献。如果这种努力被视作为出风头而抢着说废话，无疑会让她们感到沮丧泄气，怀疑到底为什么要任命自己。
森喜朗或许想奉承一下，又找补了一句：“我们奥组委里也有几位女性，她们就很懂事”。这种说法非常失礼，像是在评价说奥组委里的女性委员，都是些只会追随服从既有的组织的花瓶。
～力挺森喜朗说出了“日本社会的真心话”～
即使遭到猛烈抨击，甚至被迫辞去主席职务，但恐怕他本人只是觉得自己说了一些“可能对女性有些失礼”的话，并不理解引发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但是，未能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还不只是森喜朗。据说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等众多评议员都出席了那次会议，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甚至还发出了笑声。或许其中也有人觉得那种言论有问题，但似乎没有人认为那是日本奥委会不能坐视不理的大问题。
而且，当媒体曝出这些言论，迅速引发广泛批评后，时任经团联会长的中西宏明不仅对该言论加以肯定，表示“这就是日本社会的真心话”，还袒护称“瞬间就形成全面抨击之势的社交媒体非常可怕”等等，暴露出他本人就对这个问题的本质缺乏理解。网上也有不少人发帖拥护、力挺森喜朗，他们说“不至于骂得那么厉害”“这是对森主席的霸凌行为”，暴露出根深蒂固的歧视女性，与这个时代可谓格格不入。
～日本为什么总也改变不了？～
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性别差距指数”排行榜可以看到，日本每年都排在第一百几十位（2021年3月末公布的排行榜上，在156个国家中排列第120位）。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民主主义国家中，日本的男女平等程度始终没有提升，歧视问题长期存在。尽管日本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批准1979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该公约认为，性别刻板印象是造成歧视的主要原因，应该逐步消除这种印象，其观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究竟有多少政治家和企业家理解了这一点呢？为了提高该公约的效果，1999年又通过了《任择议定书》（批准生效后，该国的个人可以直接向“消除妇女歧视公约委员会”上报受到侵权的事实），尽管如今已有超过100个国家批准了该议定书，但日本尚未通过。
尽管好不容易出台了《男女共同参与政治领域推进法》，但相较于最初拟引入名额分配制度（议员选举中按一定比例分配候选人和议席的制度）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近年来，为了提高实效性，跨党派议员联盟曾试图在该法修正案中加入新条款，规定各政党有义务完成女性候选人占比数值目标，但由于自民党和其他一些势力的反对，只得作罢。
“选择性夫妻不同姓”制度的采用也面临着障碍。联合国消除女性歧视公约委员会曾多次建议日本修改强制要求夫妻同姓的民法，而且现在过半数民众（某些年龄段甚至超过70%）都表示支持，但由于“抵抗势力”的阻挠，实现之日依然遥遥无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一切都是高龄男性和世袭议员占据主导地位的执政党自民党的“力量”造成的。只要身置其中的女性议员处于被安排的身份，也就只能充当追随从属之角色，莫如说，她们当中有人甚至还主动站到台前扛大旗。
～全力抵制撼动权力的变化～
那股“力量”顽固地抵抗着试图改变日本社会现状的动向，对此感到瞠目结舌的应该绝不止笔者一个人。如果违背“推进多样性”的呼声，拒绝为作为社会半边天的女性们提供施展身手的机会，会造成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然而，这样的道理对于抵抗势力来说毫无任何意义。
那些一直试图将各种有望实现男女平等思想变化的萌芽和愿望扼杀殆尽的人们，希望维持社会秩序的现状。比如，他们强硬反对“选择性夫妻不同姓”制度。经常有人说“既然是选择制，那么大家也可以像以前一样选择夫妻同姓，真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不理解他们反对引入不同姓制度的核心问题。
按照现行的强制同姓制度，96%的夫妻在婚后使用丈夫的姓，自然丈夫就成为了户籍主人和一家之主，妻子则从属于户主。政府下拨的新冠抗疫补贴，事实上也是把一家老小的补贴全都发给了作为户主的丈夫。在日本全国和所有家庭贯彻推广这种机制，就是不同姓制度反对派的意图。姓是一个切入口，以丈夫和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形态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他们绝不允许破坏这种现状。如果变成选择制，或许他们就会产生危机感——“要是将来儿媳妇或者自己老婆要求改姓怎么办？”“谁来给我养老？”“谁来给我守墓？”
换言之，通过现在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力量的人们拼尽全力也要阻止出现可能动摇这种秩序的变化。而且，由于他们现在掌握着金钱和权力，所以更要最大限度地动用这些资源，全力打压试图抵抗的人。实际上，笔者本人也在和自民党籍众议员杉田水脉打官司，针对笔者利用科研经费开展有关“慰安妇”问题和性暴力问题的联合研究一事，他声称笔者捏造事实、违规使用研究经费，这完全是毫无依据的中伤诽谤。起初，笔者也很迷惑，为什么要如此猛烈地攻击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研究人员，后来我想明白了，或许是因为安倍晋三前政权时期，“历史修正主义”成为政治主流，对政权和政府的方针提出异议、加以批判的研究和研究人员都会遭到攻击，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难道要和泰坦尼克号一起同归于尽？～
如果不实现多样性，就会落后于整个世界，但此理无论你怎么说，对那些意欲维持“力量”的人们而言，恐怕都是对牛弹琴。就算日本成为（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变为）世界上的“落后国”，只要能够维持国内秩序现状，那么对他们而言就不是问题。莫如说，唯有既存秩序才可以让日本始终保持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独特”传统。由父系男子世代相传的皇室、妻子一律跟随夫姓的家庭，男性总是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只能是“知情达理”的一方。即使日本这个国家和皇室因此而没落，或者走向穷途末路，对他们来说，或许都只是次要问题。
但是，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愿意坐在泰坦尼克号上一同沉没，而且，一旦大船开始下沉，最先逃走的必定都是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力的人，留在船上等待死亡的只会是身处廉价底层船舱的人们。虽然光明照不到大船的底层，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现实，而且与他们相比，即使非常微弱，但也并非毫无力量。我们可以逃离将要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如果还有时间，应该也可以把船舵掌握在自己手中。
全文请看 日本网 https://t.cn/A6fAUQum
#日本# #泰坦尼克号# #歧视# #女性# #东京奥运会# #多样性#
分红险、万能险、投连险的运作逻辑
首先来介绍分红险，它的英文叫做Participating Insurance，这是美式分红，或With-Profits Insurance，这是英式分红。分红险的逻辑就是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可分配盈余，按照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保险形式，听着很绕口，对吧？它的特点就是，分红险包含非保证分红的派发，包括周年红利、终期红利、复归红利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分红险计划的具体收益率是不会列明的，只会通过数字去展现，而且演示数字究竟完全是由精算的“黑匣子”算出来的，每一年保险公司都会对分红进行一定的审视。其实很多人质疑分红险的派发机制，因为它不透明，不知道是分红险如何运作的。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分红险的运作原理。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保险公司担心它所承担的风险，未来会出现一定的不确定性，而给保险公司带来亏损。所以保险公司在做分红险的保费定价的时候，会额外的多收一部分保费，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会用一个非常保守的预期去对保险产品进行定价，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就会比正常的保费高。而多收的保费，我们通常把它称为保费的垫子，它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保险产品的经营结果和之前定价时的预期相符，那么多收的保费垫子就可以当做分红险业务经营的可分配盈余，当实际经营结果优于定价假设的时候，在经营过程中就产生了额外的一部分可分配盈余，这部分可分配盈余就可以被当做分红来派发给保单的持有人。
但是，如果实际的经营结果没有达到预期，那么保险公司一开始多收的这部分保费垫子，就可以用来给保险公司吸收损失,因为定价时多收了客户一部分保费，当实际经营结果比预期的差的时候，就需要额外的成本来源帮保险公司吸收损失。
所以，分红业务的可分配盈余其实就是保险公司一开始在定价时多收取的一部分保费，这一部分分红的可分配盈余，会经过保险公司的分红委员会进行每年一次的审视，然后会把比较大的比例分配给保单的持有人，把比较小的比例分配给保险公司的股东。通常保单持有人获得的可分配盈余占70%以上，而保险公司的股东就拿很少一部分，给保险公司的股东进行一定的分红，是为了鼓励他们更好得经营分红业务，把大部分都分给保单持有人，是因为分红的产生，原本就是因为保单持有人一开始多缴纳了保费，所以把这部分分红拿回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分红险还拥有一个特有的“投资平滑机制”，分红险业务都会留有分红特别储备金，因为保险公司在投资的时候会有投资风险的波动，在收益比较好的年份，保险公司会把额外的收益留存起来，放入分红特别储备金。如果在碰到收益不好的年份，就会把分红特别储备金里的钱取出来作为分红的派发。所以长期来看，有这样一个“投资平滑机制”，会让产品的分红做得更加稳定，长期也可以达到保险公司预期的投资回报率。
接下来是万能险，英文是Universal Life Insurance。它的逻辑很简单，保费进入万能账户，按照约定的利率计息，这里包括保证与非保证利率，保险的风险保障成本与管理费用会定期从账户中扣除。可以把万能账户理解余额宝，当保费进入万能账户里时，它会按照一个约定的利率进行增值，利率包含两部分，一个是保底利率，另外一个是非保证利率，就是当期的结算利率，保险的风险保障成本以及管理费用会定期从万能账户里扣除，可以把万能险理解成一个带有保底收益的、每个月会结算实际结息率的余额宝。它的特点就是就有约定的保底利率和当期结算利率，当期的结算利率每个月都会在官网上公示，这个是中国银保监会的规定，保险公司必须执行。然它还有约定的初始费用（通常是保费的一个比例），还有保单的管理费用，风险的保障费用，还有退保费用等等。万能险和分红险比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十分透明，客户缴纳保费，最初要扣多少初始费用，每个月要支付多少比例的保单管理费用，风险保障费用如何扣除，还有退保费用如何收取，都是明确写在合同里的。而分红险却是一个“黑匣子”，客户完全不了解，所以万能险在透明度比分红险更加有优势。
万能险的的运作逻辑是什么样的呢？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假设万能账户按年结息，实际上是按月结息，年初缴纳的总保费，在扣除了初始费用，这里主要是佣金，保单管理费用及风险保障费用后，剩下的钱进入万能账户里以实际的结算利率，如4%进行滚存生息，到第二年继续扣除费用后再生息，周而复始运行。这里要强调一个问题，万能账户的结算利率并不是客户得到的保单实际收益率。
除非是保单扣除的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用及风险保障费用都是0，否则万能账户的收益率不等于结算利率。按照前面的结算利率4%为例，对于客户而言，增长率虽然是4%，但是客户缴纳的保费并非全部以4%进行增值，而是扣除了相应费用才进行增值，所以用以增值的本金是低于已缴保费的，这直接导致了实际收益率低于结算利率。
从万能账户中提取价值，也就是做部分退保，不同的保单年度会扣除不同的退保费用，通常来说前5年会有逐年递减的退保费用，比方说第一年退保扣账户价值的5%，第二年退保扣账户价值4%，以此类推。当万能账户价值为0的时候，也就是保单的账户价值已经被全部提取或是被各项费用扣完后，保单就终止了，同时保障也终止了。这就是万能险的运作逻辑。
最后是投资连结保险，简称投连险，英文是Unit-Linked Insurance，在香港通常被称作为 Investment-Linked Assurance Scheme，简称ILAS。投连险的逻辑和万能险非常相似，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投保人在投保投连险时，一定要选一个投资组合，然后让自己的投连账户和投资组合挂钩，通常投资组合提供的收益是不保底的，保险公司也会定期的从投连账户里面就扣除一些风险保障成本或者是管理费用等等。它的特点就是投连账户一定会有一个投资的选项名称，比如说“激进型”或“平衡型”，在香港市场上的一些投连险，必须要挂钩某只基金或者某个投资组合，投连险也有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用、风险保障费用、退保费等等。
投连险的运作原理，除了最初的投资组合挑选之外，都和万能险一模一样，选投资组合其实就是选择基金，在选择的时候可以考虑基金的投资方向是偏股还是偏固收，从而影响之后的投资回报率。这里需要注意几个点，
第一，投连险和万能险的派系方式并不相同，比方说投资者有100元，万能险结算利率为4%（不考虑费用），那万能险每年可以派息4元。但投连险是按照资产价值确定的，投连险关联的资产变化了多少，投连险的账户价值就会随之一同变化；
第二，投连账户是独立于保险公司的资产账户运作的，它是由专业投资团队基金公司管理的，但是它的资产属于保险公司；
第三，投连险所有的投资风险均由保单持有人自行承担，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投连险均不保本的。
美国有一种指数型保险，通常会对于保单的收益设置上限和下限，比方说设置8%的上限和0%的下限，保证客户不会出现亏算的同时，也给投资收益设定天花板，如果超过8%的部分，就属于保险公司的收益。
投连险的收益率，其实和万能险也一样，因为产品挂钩的投连基金，也需要扣除各项费用，所以投连账户的实际收益率会低于它所挂钩基金的收益率。投连险和基金最大的区别在于，投资基金，买卖是需要手续费的，而投连险的基金转换是保险公司内部进行的转换，不收取任何费用，所以投连险在这方面相较基金而言更具有优势。
首先来介绍分红险，它的英文叫做Participating Insurance，这是美式分红，或With-Profits Insurance，这是英式分红。分红险的逻辑就是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可分配盈余，按照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保险形式，听着很绕口，对吧？它的特点就是，分红险包含非保证分红的派发，包括周年红利、终期红利、复归红利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分红险计划的具体收益率是不会列明的，只会通过数字去展现，而且演示数字究竟完全是由精算的“黑匣子”算出来的，每一年保险公司都会对分红进行一定的审视。其实很多人质疑分红险的派发机制，因为它不透明，不知道是分红险如何运作的。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分红险的运作原理。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保险公司担心它所承担的风险，未来会出现一定的不确定性，而给保险公司带来亏损。所以保险公司在做分红险的保费定价的时候，会额外的多收一部分保费，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会用一个非常保守的预期去对保险产品进行定价，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就会比正常的保费高。而多收的保费，我们通常把它称为保费的垫子，它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保险产品的经营结果和之前定价时的预期相符，那么多收的保费垫子就可以当做分红险业务经营的可分配盈余，当实际经营结果优于定价假设的时候，在经营过程中就产生了额外的一部分可分配盈余，这部分可分配盈余就可以被当做分红来派发给保单的持有人。
但是，如果实际的经营结果没有达到预期，那么保险公司一开始多收的这部分保费垫子，就可以用来给保险公司吸收损失,因为定价时多收了客户一部分保费，当实际经营结果比预期的差的时候，就需要额外的成本来源帮保险公司吸收损失。
所以，分红业务的可分配盈余其实就是保险公司一开始在定价时多收取的一部分保费，这一部分分红的可分配盈余，会经过保险公司的分红委员会进行每年一次的审视，然后会把比较大的比例分配给保单的持有人，把比较小的比例分配给保险公司的股东。通常保单持有人获得的可分配盈余占70%以上，而保险公司的股东就拿很少一部分，给保险公司的股东进行一定的分红，是为了鼓励他们更好得经营分红业务，把大部分都分给保单持有人，是因为分红的产生，原本就是因为保单持有人一开始多缴纳了保费，所以把这部分分红拿回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分红险还拥有一个特有的“投资平滑机制”，分红险业务都会留有分红特别储备金，因为保险公司在投资的时候会有投资风险的波动，在收益比较好的年份，保险公司会把额外的收益留存起来，放入分红特别储备金。如果在碰到收益不好的年份，就会把分红特别储备金里的钱取出来作为分红的派发。所以长期来看，有这样一个“投资平滑机制”，会让产品的分红做得更加稳定，长期也可以达到保险公司预期的投资回报率。
接下来是万能险，英文是Universal Life Insurance。它的逻辑很简单，保费进入万能账户，按照约定的利率计息，这里包括保证与非保证利率，保险的风险保障成本与管理费用会定期从账户中扣除。可以把万能账户理解余额宝，当保费进入万能账户里时，它会按照一个约定的利率进行增值，利率包含两部分，一个是保底利率，另外一个是非保证利率，就是当期的结算利率，保险的风险保障成本以及管理费用会定期从万能账户里扣除，可以把万能险理解成一个带有保底收益的、每个月会结算实际结息率的余额宝。它的特点就是就有约定的保底利率和当期结算利率，当期的结算利率每个月都会在官网上公示，这个是中国银保监会的规定，保险公司必须执行。然它还有约定的初始费用（通常是保费的一个比例），还有保单的管理费用，风险的保障费用，还有退保费用等等。万能险和分红险比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十分透明，客户缴纳保费，最初要扣多少初始费用，每个月要支付多少比例的保单管理费用，风险保障费用如何扣除，还有退保费用如何收取，都是明确写在合同里的。而分红险却是一个“黑匣子”，客户完全不了解，所以万能险在透明度比分红险更加有优势。
万能险的的运作逻辑是什么样的呢？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假设万能账户按年结息，实际上是按月结息，年初缴纳的总保费，在扣除了初始费用，这里主要是佣金，保单管理费用及风险保障费用后，剩下的钱进入万能账户里以实际的结算利率，如4%进行滚存生息，到第二年继续扣除费用后再生息，周而复始运行。这里要强调一个问题，万能账户的结算利率并不是客户得到的保单实际收益率。
除非是保单扣除的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用及风险保障费用都是0，否则万能账户的收益率不等于结算利率。按照前面的结算利率4%为例，对于客户而言，增长率虽然是4%，但是客户缴纳的保费并非全部以4%进行增值，而是扣除了相应费用才进行增值，所以用以增值的本金是低于已缴保费的，这直接导致了实际收益率低于结算利率。
从万能账户中提取价值，也就是做部分退保，不同的保单年度会扣除不同的退保费用，通常来说前5年会有逐年递减的退保费用，比方说第一年退保扣账户价值的5%，第二年退保扣账户价值4%，以此类推。当万能账户价值为0的时候，也就是保单的账户价值已经被全部提取或是被各项费用扣完后，保单就终止了，同时保障也终止了。这就是万能险的运作逻辑。
最后是投资连结保险，简称投连险，英文是Unit-Linked Insurance，在香港通常被称作为 Investment-Linked Assurance Scheme，简称ILAS。投连险的逻辑和万能险非常相似，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投保人在投保投连险时，一定要选一个投资组合，然后让自己的投连账户和投资组合挂钩，通常投资组合提供的收益是不保底的，保险公司也会定期的从投连账户里面就扣除一些风险保障成本或者是管理费用等等。它的特点就是投连账户一定会有一个投资的选项名称，比如说“激进型”或“平衡型”，在香港市场上的一些投连险，必须要挂钩某只基金或者某个投资组合，投连险也有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用、风险保障费用、退保费等等。
投连险的运作原理，除了最初的投资组合挑选之外，都和万能险一模一样，选投资组合其实就是选择基金，在选择的时候可以考虑基金的投资方向是偏股还是偏固收，从而影响之后的投资回报率。这里需要注意几个点，
第一，投连险和万能险的派系方式并不相同，比方说投资者有100元，万能险结算利率为4%（不考虑费用），那万能险每年可以派息4元。但投连险是按照资产价值确定的，投连险关联的资产变化了多少，投连险的账户价值就会随之一同变化；
第二，投连账户是独立于保险公司的资产账户运作的，它是由专业投资团队基金公司管理的，但是它的资产属于保险公司；
第三，投连险所有的投资风险均由保单持有人自行承担，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投连险均不保本的。
美国有一种指数型保险，通常会对于保单的收益设置上限和下限，比方说设置8%的上限和0%的下限，保证客户不会出现亏算的同时，也给投资收益设定天花板，如果超过8%的部分，就属于保险公司的收益。
投连险的收益率，其实和万能险也一样，因为产品挂钩的投连基金，也需要扣除各项费用，所以投连账户的实际收益率会低于它所挂钩基金的收益率。投连险和基金最大的区别在于，投资基金，买卖是需要手续费的，而投连险的基金转换是保险公司内部进行的转换，不收取任何费用，所以投连险在这方面相较基金而言更具有优势。
#美好辽宁欢迎您# 辽宁增压器联盟成立十周年，产业规模从5亿元升至15亿元
增压器产业是辽宁省凤城市一项重要支柱产业，全市增压器生产及经营企业124户，年产量200多万台（套），约占国内20%。2020年，全市增压器产业主营收入15亿元，生产品种六大系列（乘用车、卡车、船舶、农机、工程机械、发电机组），型号4000多种，70%以上产品出口，产品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辽宁省汽车发动机增压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肖福良日前向本报介绍，2011年5月，经辽宁省科技厅批准，凤城率先在国内构建了辽宁省汽车发动机增压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自此凤城增压器制造走上了自主创新道路，如今10年过去了，凤城为我国大型车用发动机国产化和车辆增压器研制及发展做出了重大杰出贡献。
凤城是国内最早生产涡轮增压器的地区
凤城在70年代研制生产出我国第一台增压器。早在1938年，凤城建立了“荣昌铁工厂”机加工企业，从事小农工具制造和维修。新中国成立后，荣昌铁工厂改造成为凤城第一家地方国营企业—凤城县裕民铁工厂，1953年更名为凤城县机械厂，1958年，该企业试制生产“KW2015型”排灌用柴油机，1975年初，凤城县机械厂利用国际过期专利，经过反复研究和试验，首次在国内研制和生产出了“GJ120型”涡轮增压器，填补我国增压器生产空白。1978年，凤城研制的“GJ120型”增压器通过部级鉴定。1983年，凤城生产的GJ70型涡轮增压器荣获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国家级）科技成果三等奖，同年，凤城县机械厂被辽宁省机械厅确定为汽车增压器定点生产企业。1984年，经国家机械工业部批准，凤城县机械厂更名为凤城汽车增压器厂，是我国生产汽车增压器唯一专业生产厂家。
“七五”期间，国家有关部委投资对凤城汽车增压器厂进行技术改造，新扩建生产线7条，“八五”期间，国家先后投入4000多万元，凤城涡轮增压器生产由年产量3.4万台提高到5.6万台。“九五”期间，凤城市建立了国有企业—辽宁东方增压器集团公司，成为国内发动机企业和汽车制造主要配套企业。公司总工程师袁玉和和沈阳黎明发动机厂总工程师共同编制了我国最早的国家涡轮增压器行业标准，并编著出版了《车辆废气涡轮增压器—构造、使用、维修与保养》一书。
产学研合作助推凤城增压器产业转型升级
凤城虽然在研制增压器方面为我国发动机节能减排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也经历一段挫折时期。2002年，随着原辽宁东方增压器集团公司转制，企业下岗职工为谋求创业，依靠原来在国有企业积累的生产技术和销售市场人脉关系，纷纷建厂生产涡轮增压器。由于缺乏研发能力和生产经验，产品大多靠仿制。企业之间为获取私利竞相压价，销售市场混乱，产业下滑严重。2008年统计，凤城市增压器产业连续5年停滞不前，全市增压器产业销售额徘徊在5亿元左右。
2011年5月，经辽宁省科技厅论证批准，凤城市建立了辽宁省汽车发动机增压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增压器联盟”）。增压器联盟由凤城24家增压器骨干企业与北京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沈阳理工大学、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和中科院沈阳分院等8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共同签约组建；2016年，随着联盟影响力扩大和创新能力的增强，新合作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增加了中国北方发动机研究所、上海交大、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辽东学院和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所和德国凯策研发机构等9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联盟企业增加了32户；2020年2月，凤城市委、市政府与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联合举办了“2020辽宁丹东·凤城首届增压器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高峰论坛”，又一次把增压器技术合作推向新的领域，又有大连海事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博格华纳（宁波）公司、沈阳铸造研究所、广州工程机械行业协会、中日合资企业—北京法那科机电公司等6所高校及研发机构加盟，合作的高端人才达到63人，截至目前，辽宁增压器创新联盟在辽宁省范围合作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是所有联盟专家最多的一个联盟。
多方吸纳人才，建立增压器产业集群专家委员会
增压器联盟除自身引进了一批高端人才，还从实际出发，根据企业需求，引进天津大学、中国工程院苏万华院士，在凤城太平洋神龙增压器企业建立了增压器院士专家工作站；引进霍尼韦尔首席专家、大连海事大学教授陈化在凤城时代龙增压器企业建立了增压器专家工作站；引进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导马朝臣等专家团队，在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建立增压器研发中心，在凤城开发区建立增压器技术转移中心，在凤城市职教中心建立增压器人才培育基地。2021年，为了推进“2020年辽宁丹东·凤城首届增压器及汽车零部件高峰论坛”成果转化，凤城成立了由国内17所高校及科研机构33名增压器专家和北京法那科15名数控技术专家组成，建立了增压器产业集群专家委员会；与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北京理工大学、吉林大学等四位老专家合作，在凤城开发区建立了老科协增压器工作站等。
通过产学研联合研发，到目前主要攻克和转化了以下技术成果：围绕可变截面、电控技术、噪声控制技术、高可靠性、低成本、提高响应性、耐高温性能等方面。一是重点解决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发明的快速应用；二是增压器与发动匹配、整机优化、电控化等综合效率；三是产品结构更加紧凑，向小型化、大功率方向发展；四是制造更加专业化、数控化和自动化；五是实现高效率、高压比、宽流量、高可靠性；六是优化涡轮增压器系统，充分利用发动机排气能力，避免进排气干扰；七是为增压器产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凤城市增压器共计申报专利达200多件，授权的专利120多件，其中授权的发明专利12件，这些专利的创造和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凤城增压器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的创建。
在多方支持下，辽宁增压器联盟在促进产学研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及培养等方面，为凤城增压器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做优提供了有效地技术和人才支撑，产业规模由2008年不足5亿元，发展到2020年末15亿元，增压器产业成为凤城市最具发展潜力的支柱产业。2013年，凤城增压器产业集群被省政府批准为全省重点百家集群之一，2015年，被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授予“全国内燃机工业增压器生产基地”；2015年，省科技厅在全省推广增压器联盟构建典型经验。联盟理事长单位—凤城太平洋神龙增压器有限公司成为凤城市增压器产业龙头企业，2020年末，其综合生产能力名列国内增压器企业第10名。
来源：中国工业新闻
编辑：余欣霏
增压器产业是辽宁省凤城市一项重要支柱产业，全市增压器生产及经营企业124户，年产量200多万台（套），约占国内20%。2020年，全市增压器产业主营收入15亿元，生产品种六大系列（乘用车、卡车、船舶、农机、工程机械、发电机组），型号4000多种，70%以上产品出口，产品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辽宁省汽车发动机增压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肖福良日前向本报介绍，2011年5月，经辽宁省科技厅批准，凤城率先在国内构建了辽宁省汽车发动机增压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自此凤城增压器制造走上了自主创新道路，如今10年过去了，凤城为我国大型车用发动机国产化和车辆增压器研制及发展做出了重大杰出贡献。
凤城是国内最早生产涡轮增压器的地区
凤城在70年代研制生产出我国第一台增压器。早在1938年，凤城建立了“荣昌铁工厂”机加工企业，从事小农工具制造和维修。新中国成立后，荣昌铁工厂改造成为凤城第一家地方国营企业—凤城县裕民铁工厂，1953年更名为凤城县机械厂，1958年，该企业试制生产“KW2015型”排灌用柴油机，1975年初，凤城县机械厂利用国际过期专利，经过反复研究和试验，首次在国内研制和生产出了“GJ120型”涡轮增压器，填补我国增压器生产空白。1978年，凤城研制的“GJ120型”增压器通过部级鉴定。1983年，凤城生产的GJ70型涡轮增压器荣获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国家级）科技成果三等奖，同年，凤城县机械厂被辽宁省机械厅确定为汽车增压器定点生产企业。1984年，经国家机械工业部批准，凤城县机械厂更名为凤城汽车增压器厂，是我国生产汽车增压器唯一专业生产厂家。
“七五”期间，国家有关部委投资对凤城汽车增压器厂进行技术改造，新扩建生产线7条，“八五”期间，国家先后投入4000多万元，凤城涡轮增压器生产由年产量3.4万台提高到5.6万台。“九五”期间，凤城市建立了国有企业—辽宁东方增压器集团公司，成为国内发动机企业和汽车制造主要配套企业。公司总工程师袁玉和和沈阳黎明发动机厂总工程师共同编制了我国最早的国家涡轮增压器行业标准，并编著出版了《车辆废气涡轮增压器—构造、使用、维修与保养》一书。
产学研合作助推凤城增压器产业转型升级
凤城虽然在研制增压器方面为我国发动机节能减排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也经历一段挫折时期。2002年，随着原辽宁东方增压器集团公司转制，企业下岗职工为谋求创业，依靠原来在国有企业积累的生产技术和销售市场人脉关系，纷纷建厂生产涡轮增压器。由于缺乏研发能力和生产经验，产品大多靠仿制。企业之间为获取私利竞相压价，销售市场混乱，产业下滑严重。2008年统计，凤城市增压器产业连续5年停滞不前，全市增压器产业销售额徘徊在5亿元左右。
2011年5月，经辽宁省科技厅论证批准，凤城市建立了辽宁省汽车发动机增压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增压器联盟”）。增压器联盟由凤城24家增压器骨干企业与北京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沈阳理工大学、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和中科院沈阳分院等8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共同签约组建；2016年，随着联盟影响力扩大和创新能力的增强，新合作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增加了中国北方发动机研究所、上海交大、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辽东学院和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所和德国凯策研发机构等9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联盟企业增加了32户；2020年2月，凤城市委、市政府与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联合举办了“2020辽宁丹东·凤城首届增压器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高峰论坛”，又一次把增压器技术合作推向新的领域，又有大连海事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博格华纳（宁波）公司、沈阳铸造研究所、广州工程机械行业协会、中日合资企业—北京法那科机电公司等6所高校及研发机构加盟，合作的高端人才达到63人，截至目前，辽宁增压器创新联盟在辽宁省范围合作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是所有联盟专家最多的一个联盟。
多方吸纳人才，建立增压器产业集群专家委员会
增压器联盟除自身引进了一批高端人才，还从实际出发，根据企业需求，引进天津大学、中国工程院苏万华院士，在凤城太平洋神龙增压器企业建立了增压器院士专家工作站；引进霍尼韦尔首席专家、大连海事大学教授陈化在凤城时代龙增压器企业建立了增压器专家工作站；引进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导马朝臣等专家团队，在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建立增压器研发中心，在凤城开发区建立增压器技术转移中心，在凤城市职教中心建立增压器人才培育基地。2021年，为了推进“2020年辽宁丹东·凤城首届增压器及汽车零部件高峰论坛”成果转化，凤城成立了由国内17所高校及科研机构33名增压器专家和北京法那科15名数控技术专家组成，建立了增压器产业集群专家委员会；与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北京理工大学、吉林大学等四位老专家合作，在凤城开发区建立了老科协增压器工作站等。
通过产学研联合研发，到目前主要攻克和转化了以下技术成果：围绕可变截面、电控技术、噪声控制技术、高可靠性、低成本、提高响应性、耐高温性能等方面。一是重点解决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发明的快速应用；二是增压器与发动匹配、整机优化、电控化等综合效率；三是产品结构更加紧凑，向小型化、大功率方向发展；四是制造更加专业化、数控化和自动化；五是实现高效率、高压比、宽流量、高可靠性；六是优化涡轮增压器系统，充分利用发动机排气能力，避免进排气干扰；七是为增压器产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凤城市增压器共计申报专利达200多件，授权的专利120多件，其中授权的发明专利12件，这些专利的创造和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凤城增压器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的创建。
在多方支持下，辽宁增压器联盟在促进产学研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及培养等方面，为凤城增压器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做优提供了有效地技术和人才支撑，产业规模由2008年不足5亿元，发展到2020年末15亿元，增压器产业成为凤城市最具发展潜力的支柱产业。2013年，凤城增压器产业集群被省政府批准为全省重点百家集群之一，2015年，被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授予“全国内燃机工业增压器生产基地”；2015年，省科技厅在全省推广增压器联盟构建典型经验。联盟理事长单位—凤城太平洋神龙增压器有限公司成为凤城市增压器产业龙头企业，2020年末，其综合生产能力名列国内增压器企业第10名。
来源：中国工业新闻
编辑：余欣霏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