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海淀共有产权房“霸王条款”后续：分歧仍存，开发商单方面解约？
新京报
今年年初，北京海淀区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房项目被质疑存在“霸王条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日，金隅凤栖家园多位购房人向新京报记者反映称，“‘折腾’了半年多，部分问题不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是等到了开发商给我们发的单方解约通知。而我们之前除了缴纳了10万元认购定金外，部分人还已经缴纳了房屋首付款。”
据悉，8月23日，金隅凤栖家园开发商金隅程远公司向部分购房人发出《告知函》称，截至2021年8月22日，未完成合同签订义务的购房人被视为放弃该项目房屋的选房资格，即日起双方解除《认购书》。
就整个事件来看，开发商与购房人为何难以就部分合同问题达成一致？开发商又能否以“购房人到期未签订合同”为由单方面要求解约？购房人的购房资格又该如何处理？8月31日，海淀区房管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记者时表示，开发商可以单方面解约，在此之后，购房人首套房资格可以保留，但是不再具有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房项目的购房资格。
历经各方协商，合同内容有部分修改
对于上述合同问题解决方法，2月26日，金隅程远公司在金隅凤栖家园微信公众号发文称，“在北京市住建委和海淀区房管局的监督指导下，我公司以示范文本为基础，充分考虑购房人需求，全面汇总购房人意见，结合与代表们多次沟通形成的建议，确认合同条款修订内容，并于今日起公示15个工作日至2021年3月18日。有关修订的具体内容可阅读金隅凤栖家园项目《附加补充协议》文本。”据介绍，此次合同条款修订内容降低了入住后购房人退房需承担的房屋使用费标准；约定了利息支付利率；增加了购房人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上限；重新约定了面积差异处理方式；取消了屋面外墙免费广告使用权；不动产登记可选择自行办理；修订了关于房屋质量、交付、规划设计变更处理方式等其他方面的内容。4月2日，金隅凤栖家园微信公众号再次发文称，就部分条款修订达成一致，拟定了《附加补充协议》。
5月27日，金隅程远公司在金隅凤栖家园微信公众号发文称，根据汇总的购房人的反馈意见，此前购房人提出并广泛关注的诸多条款比如违约金使用费过高、车位使用管理、利息支付标准等诸多问题，对本次合同修订没有再提出异议。但是仍有部分购房人对修订的一些条款提出意见，包括交房时间、质量违约金问题等等。对于购房者的不同意见，该文中，金隅程远公司也给出了解释。
金隅程远公司进一步表示，在5月28日新《预售合同》和《附加补充协议》公示结束后，在海淀区房管局的监督指导下，对公示的新《预售合同》及《附加补充协议》又进行了3处内容完善，其中包括取消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前缴纳契税、印花税、专项维修资金、物业费等费用、前置条件约定等条款。
7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简称“海淀区房管局”）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海淀区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合同条款修订及签约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下，海淀区房管局对两项目合同条款问题高度重视，于3月19日、3月26日、5月20日搭建金隅凤栖家园三方平台，沟通购房人提出的异议条款。”“经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海淀区房管局及法律顾问最终审核，金隅凤栖家园项目修订后的合同条款，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显失公平、违反诚实守信的内容。”
而在该《通知》中，海淀区房管局公示了金隅凤栖家园新《预售合同》签约版本和《附加补充协议》签约版本，并责成项目开发企业启动签约工作前，在售楼处同步公示修订后的合同条款内容，供广大购房人提前查阅。
然而，时至今日，金隅凤栖家园部分购房人依旧不肯接受上述公示的改后版合同。该项目多位购房人表示，金隅程远公司确实对原合同中部分条款内容作了修改，但在一些方面依旧存在明显的“霸王条款”。
焦点1：部分购房人对改后版合同仍有质疑
对于新版购房合同，购房人李盛（化名）向新京报记者表示：“细读海淀房管局公示的上述改后版合同不难发现，这份合同中的很多条款都是开发商私下作出的修改，对于交房时间、违约金赔偿等方面内容的约定，我们仍难以接受。”而开发商金隅程远公司则对交房、赔偿金额等部分问题作出了回应。
·交房时间等问题上双方依然存在分歧
“在此次公开的购房合同中，有一条极为不合理，主合同显示，开发商应该于2023年11月15日之前交付房子，但是后面的补充合同又显示，该共有产权住房的交付时间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这就难免让人产生很多质疑，属于交付时间约定不明。如果签了这份合同，开发商不通知交房即不会产生逾期交房，可以永久不交房而不用担责任。”李盛如是称。
与此同时，李盛表示，改后版合同中关于共有产权住房质量和保修责任款项中约定，经检测不合格的，购房人有权解除合同；开发商给购房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全部房价款的2%，“我和很多其他购房人都认为，开发商违约成本太低，按一套400万的房子来算，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开发商只需支付8万元左右的赔偿，此处，应将赔付金额改为不超过购房款的一倍。”
另外，李盛称，购房人和开发商曾协商一致，开发商为该项目制作的宣传、广告、沙盘、楼书、样板间以及销售人员与乙方（即购房人）的沟通、承诺，均作为合同内容；但是现在开发商公示的合同显示，开发商为该项目制作的宣传、广告、沙盘、楼书、样板间以及销售人员与乙方的沟通、承诺，均以《预售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为准。
从开发商方面来看，对于交付时间约定的问题，金隅程远公司于今年5月27日在金隅凤栖家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解释称，“主合同明确约定，交房日期为2023年11月15日。补充协议第八条‘该共有产权住房的交付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并没有对交房日期2023年11月15日作出任何调整、变更，因此，补充协议的通知必须也当然是在2023年11月15日之前，之所以要约定‘以甲方通知为准’，目的在于2848个购房家庭不可能集中在11月15日一天办理入住手续，只能提前分批分次办理。”
关于赔偿金额问题，金隅程远公司表示，“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的质量问题即使出现，具体问题可能很大，大到理论上存在房屋倒塌可能；也可能很小，经过维修即可解决，甚至可能不影响购房人对房屋的使用，具体情形千差万别。出现质量问题，按损失全部赔偿合情合理。出现了质量问题，经过维修不影响使用，但要求开发商承担房价一倍的赔偿，相当于开发商白送一套房子，请换位思考。我公司作为一家国有企业，有义务保护国家资产不受损失，出现质量问题造成购房人多少损失，我公司就愿意赔偿多少损失，但超出合理范围的无理要求，我公司无法接受。”
而对于购房人所提出的其他问题，连日来，新京报记者分别致电了金隅程远公司所公示的多部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8月31日，记者又与金隅公司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但也未得到进一步回应。
·律师：改后版合同中部分条款仍不太合理
8月31日，新京报记者就购房者所提出的问题与海淀区房管局多个科室取得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记者时表示，该局于7月11日公示的新版购房合同是经过审核的，购房人可以以此合同为样本签订合同；对于合同具体条款细节，购房人要与开发商进行沟通，不属于房管局管理范围。
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戴金花律师认为，根据目前的合同等材料不难看出，上述改后版合同中的部分条款还是不太合理。在常规的购房合同中，都会约定明确的交付时间，并且会明确约定违约金和补偿金。常规情况下，主合同往往比较正规，是住建委的备案合同，补充协议往往是为了规避责任而制定的，所以，为了规避风险，主、附合同（补充合同）往往前后内容不一致。
而关于备受争议的广告宣传条款，戴金花律师解释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构成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应作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这一点，今年4月22日，北京住建委发布通知，重点整治“补充协议中约定宣传广告及销售人员的沟通承诺不作为合同邀请要约”等行为。
焦点2：协商未果，购房人超时未签合同，开发商能解约吗？
据了解，金隅凤栖家园2021年7月12日启动签约，8月22日截止签约。在李浩（化名）等购房人还在进一步争取修改合同时，8月23日，其收到了开发商金隅程远公司方面发来的《告知函》。该函称，截至2021年8月22日，未完成合同签订义务的购房人被视为放弃该项目房屋的选房资格，即日起双方解除《认购书》，开发商将退还认购定金9.5万元；如逾期未办理退款手续的，已经支付的10万元认购金不予退还。
而金隅程远公司于8月22日在金隅凤栖家园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称，因为该项目已于2021年8月22日结束项目签约工作，所以除因疫情防控隔离或派驻境外等原因已向该公司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购房人外，其他尚未与该公司签订《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预售合同》的购房人视为放弃本次购房资格。
·海淀房管局：开发商可以单方面解约
“我们的认购书中已约定了房屋的价款、面积、用途及具体门牌号等信息，而开发商却单方面解约，直接剥夺了我们的购房资格。我们基本都是交了10万元认购定金，部分人还交了首付款，开发商称解约只退还我们9.5万元定金和首付款，等于直接扣了5000元定金。”金隅凤栖家园购房人李浩告诉记者，对于开发商金隅程远公司发告知函、自己是因合同中的“霸王条款”而未签约的问题，很多购房人再次向海淀区房管局进行了反映，明确表示不接受开发商这一系列行为。
金隅程远公司则在上述公告中称，“根据《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认购书》（简称《认购书》）第五条第（二）款的相关约定，‘认购人未按出卖人通知的时间、地点与出卖人签订《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预售合同》，亦未公证委托他人办理的，出卖人有权单方解除本认购书，本认购书不再对出卖人具有约束力，认购人已经支付的认购定金不予退还，出卖人有权将该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方。’但考虑到购房人的实际资金情况，公司酌情处理，购房人于2021年8月31日前至金隅凤栖家园展示中心办理退款手续的，公司将退还认购定金9.5万元。”
8月24日，部分未签约而被通知解除《认购书》的购房人收到了由海淀房管局发出的《海淀区房屋管理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该意见书表示，经研究，海淀房管局将协调开发建设单位就相关合同版本争议事项与购房家庭搭建沟通平台，在争议事项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前，暂缓开发建设单位向海淀区房管局报送递补房源。
8月31日，海淀区房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记者称，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项目属于半商品房半保障性住房属性，开发商可以自由进行买卖，即开发商可以单方面解约。在此之后，购房人首套房资格仍然保留，但是不再具有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项目的购房资格。对于购房人所提及的损失问题，属于民事纠纷，购房人可以提起司法诉讼解决。
而对于购房人质疑其单方解约，以及究竟涉及多少位购房人未签约等问题，金隅程远公司方面未给出进一步回应。
·业内：共有产权房买卖程序应受政府监管
对于上述事件，戴金花律师认为，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房项目不属于一般的商品房项目，建议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监管与指导，不能将所有的纠纷都交由法院去处理。当然，如果求助行政救济不能，则建议购房人及时提起诉讼。
而对于引起争议的《认购书》解约，戴金花律师解释称，普通的商品房认购书一般属于预约合同性质，如果双方没有签署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可以协商解约，这种情况下出卖人一般需要退还认购金，因购房人存在较为重大过失等原因的除外。但是，共有产权房目前暂无这方面的具体规定。
根据《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显示，共有产权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由建设单位开发建设，销售价格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格水平，并限定使用和处分权利，实行政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的政策性商品住房。该办法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共有产权住房的规划、建设、销售、使用、转让以及监督管理。而从目前的《办法》来看，也暂未有明确的申购者能否推迟签约以及如何退出购房程序的规定。
新京报
今年年初，北京海淀区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房项目被质疑存在“霸王条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日，金隅凤栖家园多位购房人向新京报记者反映称，“‘折腾’了半年多，部分问题不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是等到了开发商给我们发的单方解约通知。而我们之前除了缴纳了10万元认购定金外，部分人还已经缴纳了房屋首付款。”
据悉，8月23日，金隅凤栖家园开发商金隅程远公司向部分购房人发出《告知函》称，截至2021年8月22日，未完成合同签订义务的购房人被视为放弃该项目房屋的选房资格，即日起双方解除《认购书》。
就整个事件来看，开发商与购房人为何难以就部分合同问题达成一致？开发商又能否以“购房人到期未签订合同”为由单方面要求解约？购房人的购房资格又该如何处理？8月31日，海淀区房管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记者时表示，开发商可以单方面解约，在此之后，购房人首套房资格可以保留，但是不再具有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房项目的购房资格。
历经各方协商，合同内容有部分修改
对于上述合同问题解决方法，2月26日，金隅程远公司在金隅凤栖家园微信公众号发文称，“在北京市住建委和海淀区房管局的监督指导下，我公司以示范文本为基础，充分考虑购房人需求，全面汇总购房人意见，结合与代表们多次沟通形成的建议，确认合同条款修订内容，并于今日起公示15个工作日至2021年3月18日。有关修订的具体内容可阅读金隅凤栖家园项目《附加补充协议》文本。”据介绍，此次合同条款修订内容降低了入住后购房人退房需承担的房屋使用费标准；约定了利息支付利率；增加了购房人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上限；重新约定了面积差异处理方式；取消了屋面外墙免费广告使用权；不动产登记可选择自行办理；修订了关于房屋质量、交付、规划设计变更处理方式等其他方面的内容。4月2日，金隅凤栖家园微信公众号再次发文称，就部分条款修订达成一致，拟定了《附加补充协议》。
5月27日，金隅程远公司在金隅凤栖家园微信公众号发文称，根据汇总的购房人的反馈意见，此前购房人提出并广泛关注的诸多条款比如违约金使用费过高、车位使用管理、利息支付标准等诸多问题，对本次合同修订没有再提出异议。但是仍有部分购房人对修订的一些条款提出意见，包括交房时间、质量违约金问题等等。对于购房者的不同意见，该文中，金隅程远公司也给出了解释。
金隅程远公司进一步表示，在5月28日新《预售合同》和《附加补充协议》公示结束后，在海淀区房管局的监督指导下，对公示的新《预售合同》及《附加补充协议》又进行了3处内容完善，其中包括取消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前缴纳契税、印花税、专项维修资金、物业费等费用、前置条件约定等条款。
7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简称“海淀区房管局”）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海淀区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合同条款修订及签约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下，海淀区房管局对两项目合同条款问题高度重视，于3月19日、3月26日、5月20日搭建金隅凤栖家园三方平台，沟通购房人提出的异议条款。”“经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海淀区房管局及法律顾问最终审核，金隅凤栖家园项目修订后的合同条款，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显失公平、违反诚实守信的内容。”
而在该《通知》中，海淀区房管局公示了金隅凤栖家园新《预售合同》签约版本和《附加补充协议》签约版本，并责成项目开发企业启动签约工作前，在售楼处同步公示修订后的合同条款内容，供广大购房人提前查阅。
然而，时至今日，金隅凤栖家园部分购房人依旧不肯接受上述公示的改后版合同。该项目多位购房人表示，金隅程远公司确实对原合同中部分条款内容作了修改，但在一些方面依旧存在明显的“霸王条款”。
焦点1：部分购房人对改后版合同仍有质疑
对于新版购房合同，购房人李盛（化名）向新京报记者表示：“细读海淀房管局公示的上述改后版合同不难发现，这份合同中的很多条款都是开发商私下作出的修改，对于交房时间、违约金赔偿等方面内容的约定，我们仍难以接受。”而开发商金隅程远公司则对交房、赔偿金额等部分问题作出了回应。
·交房时间等问题上双方依然存在分歧
“在此次公开的购房合同中，有一条极为不合理，主合同显示，开发商应该于2023年11月15日之前交付房子，但是后面的补充合同又显示，该共有产权住房的交付时间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这就难免让人产生很多质疑，属于交付时间约定不明。如果签了这份合同，开发商不通知交房即不会产生逾期交房，可以永久不交房而不用担责任。”李盛如是称。
与此同时，李盛表示，改后版合同中关于共有产权住房质量和保修责任款项中约定，经检测不合格的，购房人有权解除合同；开发商给购房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全部房价款的2%，“我和很多其他购房人都认为，开发商违约成本太低，按一套400万的房子来算，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开发商只需支付8万元左右的赔偿，此处，应将赔付金额改为不超过购房款的一倍。”
另外，李盛称，购房人和开发商曾协商一致，开发商为该项目制作的宣传、广告、沙盘、楼书、样板间以及销售人员与乙方（即购房人）的沟通、承诺，均作为合同内容；但是现在开发商公示的合同显示，开发商为该项目制作的宣传、广告、沙盘、楼书、样板间以及销售人员与乙方的沟通、承诺，均以《预售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为准。
从开发商方面来看，对于交付时间约定的问题，金隅程远公司于今年5月27日在金隅凤栖家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解释称，“主合同明确约定，交房日期为2023年11月15日。补充协议第八条‘该共有产权住房的交付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并没有对交房日期2023年11月15日作出任何调整、变更，因此，补充协议的通知必须也当然是在2023年11月15日之前，之所以要约定‘以甲方通知为准’，目的在于2848个购房家庭不可能集中在11月15日一天办理入住手续，只能提前分批分次办理。”
关于赔偿金额问题，金隅程远公司表示，“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的质量问题即使出现，具体问题可能很大，大到理论上存在房屋倒塌可能；也可能很小，经过维修即可解决，甚至可能不影响购房人对房屋的使用，具体情形千差万别。出现质量问题，按损失全部赔偿合情合理。出现了质量问题，经过维修不影响使用，但要求开发商承担房价一倍的赔偿，相当于开发商白送一套房子，请换位思考。我公司作为一家国有企业，有义务保护国家资产不受损失，出现质量问题造成购房人多少损失，我公司就愿意赔偿多少损失，但超出合理范围的无理要求，我公司无法接受。”
而对于购房人所提出的其他问题，连日来，新京报记者分别致电了金隅程远公司所公示的多部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8月31日，记者又与金隅公司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但也未得到进一步回应。
·律师：改后版合同中部分条款仍不太合理
8月31日，新京报记者就购房者所提出的问题与海淀区房管局多个科室取得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记者时表示，该局于7月11日公示的新版购房合同是经过审核的，购房人可以以此合同为样本签订合同；对于合同具体条款细节，购房人要与开发商进行沟通，不属于房管局管理范围。
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戴金花律师认为，根据目前的合同等材料不难看出，上述改后版合同中的部分条款还是不太合理。在常规的购房合同中，都会约定明确的交付时间，并且会明确约定违约金和补偿金。常规情况下，主合同往往比较正规，是住建委的备案合同，补充协议往往是为了规避责任而制定的，所以，为了规避风险，主、附合同（补充合同）往往前后内容不一致。
而关于备受争议的广告宣传条款，戴金花律师解释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构成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应作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这一点，今年4月22日，北京住建委发布通知，重点整治“补充协议中约定宣传广告及销售人员的沟通承诺不作为合同邀请要约”等行为。
焦点2：协商未果，购房人超时未签合同，开发商能解约吗？
据了解，金隅凤栖家园2021年7月12日启动签约，8月22日截止签约。在李浩（化名）等购房人还在进一步争取修改合同时，8月23日，其收到了开发商金隅程远公司方面发来的《告知函》。该函称，截至2021年8月22日，未完成合同签订义务的购房人被视为放弃该项目房屋的选房资格，即日起双方解除《认购书》，开发商将退还认购定金9.5万元；如逾期未办理退款手续的，已经支付的10万元认购金不予退还。
而金隅程远公司于8月22日在金隅凤栖家园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称，因为该项目已于2021年8月22日结束项目签约工作，所以除因疫情防控隔离或派驻境外等原因已向该公司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购房人外，其他尚未与该公司签订《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预售合同》的购房人视为放弃本次购房资格。
·海淀房管局：开发商可以单方面解约
“我们的认购书中已约定了房屋的价款、面积、用途及具体门牌号等信息，而开发商却单方面解约，直接剥夺了我们的购房资格。我们基本都是交了10万元认购定金，部分人还交了首付款，开发商称解约只退还我们9.5万元定金和首付款，等于直接扣了5000元定金。”金隅凤栖家园购房人李浩告诉记者，对于开发商金隅程远公司发告知函、自己是因合同中的“霸王条款”而未签约的问题，很多购房人再次向海淀区房管局进行了反映，明确表示不接受开发商这一系列行为。
金隅程远公司则在上述公告中称，“根据《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认购书》（简称《认购书》）第五条第（二）款的相关约定，‘认购人未按出卖人通知的时间、地点与出卖人签订《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预售合同》，亦未公证委托他人办理的，出卖人有权单方解除本认购书，本认购书不再对出卖人具有约束力，认购人已经支付的认购定金不予退还，出卖人有权将该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方。’但考虑到购房人的实际资金情况，公司酌情处理，购房人于2021年8月31日前至金隅凤栖家园展示中心办理退款手续的，公司将退还认购定金9.5万元。”
8月24日，部分未签约而被通知解除《认购书》的购房人收到了由海淀房管局发出的《海淀区房屋管理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该意见书表示，经研究，海淀房管局将协调开发建设单位就相关合同版本争议事项与购房家庭搭建沟通平台，在争议事项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前，暂缓开发建设单位向海淀区房管局报送递补房源。
8月31日，海淀区房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记者称，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项目属于半商品房半保障性住房属性，开发商可以自由进行买卖，即开发商可以单方面解约。在此之后，购房人首套房资格仍然保留，但是不再具有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项目的购房资格。对于购房人所提及的损失问题，属于民事纠纷，购房人可以提起司法诉讼解决。
而对于购房人质疑其单方解约，以及究竟涉及多少位购房人未签约等问题，金隅程远公司方面未给出进一步回应。
·业内：共有产权房买卖程序应受政府监管
对于上述事件，戴金花律师认为，金隅凤栖家园共有产权房项目不属于一般的商品房项目，建议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监管与指导，不能将所有的纠纷都交由法院去处理。当然，如果求助行政救济不能，则建议购房人及时提起诉讼。
而对于引起争议的《认购书》解约，戴金花律师解释称，普通的商品房认购书一般属于预约合同性质，如果双方没有签署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可以协商解约，这种情况下出卖人一般需要退还认购金，因购房人存在较为重大过失等原因的除外。但是，共有产权房目前暂无这方面的具体规定。
根据《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显示，共有产权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由建设单位开发建设，销售价格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格水平，并限定使用和处分权利，实行政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的政策性商品住房。该办法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共有产权住房的规划、建设、销售、使用、转让以及监督管理。而从目前的《办法》来看，也暂未有明确的申购者能否推迟签约以及如何退出购房程序的规定。
#六安#【我市共完成第一剂次疫苗接种343.6万剂次，在全省内率先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疫苗接种目标任务】连日来，六安市围绕宣传发动、倾心服务，全力推进疫苗接种工作，筑牢防疫屏障。我市自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以来，全市上下勠力同心，截止8月31日24时，我市共完成第一剂次疫苗接种343.6万剂次，在全省内率先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疫苗接种目标任务。
金安区
“请大家有序排队，等待叫号，放心，有号的今天都能接种上。”9月2日，戴着口罩的居民们陆陆续续来到中市街道健康苑社区的新冠疫苗接种点。他们都是来进行第二剂次疫苗接种的。
为了高效开展工作，经主管部门和街道协调，专门将此处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闲置安置房用于新冠疫苗接种点。体检登记区、建档区、接种区、留观区、应急处置区……九个独立的空间被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每个功能区内都有街道、社区工作者，医护人员，志愿者们为前来接种疫苗的居民热情服务，大家干劲十足、有条不紊。
“自4月份以来，该接种点已完成近4万剂接种。整个街道的第一剂次接种工作也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推进第二剂次。”据中市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黄振介绍，该街道广泛动员、积极宣传，充分发挥各级网格员作用，不仅给每个社区配备了流动宣传车，还发动辖区老党员加入宣传队伍；同时，建立台账，通过短信、微信等形式等和辖区居民互动，提醒其按时全程接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您好，请问接种新冠疫苗了吗？近期家里有没有外来人员啊？”在毛坦厂镇，该镇的网格员们走村串户，通过“电话问、入户访、进出查”等方式，对本地常住人口疫苗接种情况、外来人员情况进行排查登记，同时，向群众讲解接种疫苗的重要意义，普及接种人群范围，引导大家主动登记、积极接种疫苗，当好疫苗接种的宣传员。
“我之前听他们说，打疫苗要排很长的队，秋老虎这种炎热天气，太热了又没得车不方便，所以一直没去打。党的政策太好了，不仅为我们免费打疫苗，对于我们这种老人和行动不方便的人，还专门上门来打，真好！”翁墩乡红桥村村民王礼英提起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十分激动。
乡村干部为出行不方便群众提供专车接送或者背包上门接种服务，做到应接尽接，全力提高辖区内群众疫苗接种率，周到细致的服务得到群众点赞。
“我们志愿者都是早上七点半到岗，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水都顾不上喝几口。”东市街道团工委书记、党政办副主任韩玉洁坦言“说不辛苦也是假的，但是为了大家都能接种上疫苗很值得”。
早在今年1月疫苗接种工作刚启动时，每天组织青年志愿者前往街道接种点服务便成了韩玉洁的“头等大事”，秩序维护、线路指引、登记解答，还要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宣传，志愿者们动态轮班上岗，坚持为民服务。
基层干部和志愿者们的辛勤付出群众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79岁的梁奶奶连连为国家新冠疫苗免费接种的政策点赞，她说：“党和政府现在对我们老百姓真好，打疫苗不要钱，接种点的服务也很好，还没打疫苗要抓紧了。”
记者从金安区卫健委了解到，截至9月2日中午12时，金安区累计接种第一剂新冠病毒疫苗577225剂次，圆满完成市下达该区第一剂次新冠病毒疫苗目标任务。
裕安区
“你第二剂次疫苗打了吗？”“打过了，特别快”这两天，市民们聊天的新方式已经从“你打疫苗了吗？”转到询问各自打第二剂次疫苗上。为方便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近进行接种，加速建立免疫屏障，连日来，裕安区平桥乡在辖区内增设了五处社区疫苗临时接种点，让疫苗“进”小区，让居民少跑路。
9月2日，这五处疫苗临时接种点正式“营业”。记者来到平桥乡振兴社区居委会，辖区居民在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有序地开展第二剂次针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社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张贴疫苗接种须知、疫苗免费接种预约操作指南等海报，供居民阅览。
与此同时，社区工作者通过手机微信群、小喇叭等宣传方式充分发动居民前来接种疫苗，辖区居民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佩戴口罩，有序接种。经过2个多小时的工作，社区临时接种点顺利为辖区40多位居民接种了新冠疫苗。
振兴社区居委会主任严敏告诉记者，前段时间，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入户排查，多措并举开展疫苗宣传工作，顺利地完成了辖区第一剂次新冠疫苗接种任务。尽管工作量大，大家丝毫没有叫苦，齐心协力地又投入到第二剂次疫苗接种工作中。
线下，社区联合物业充分利用“小喇叭”，在小区内循环广播第二剂次疫苗接种的讯息；线上，发挥党建引领社区作用，调动网格员、党员、楼栋长等在小区业主微信群，发布接种信息，呼吁居民早日来接种第二剂次疫苗。
在前期工作细致开展的基础上，在新启用的社区临时接种点，平桥乡三里岗村卫生室站长洪国栋说，居民们打第二剂次不用排队，全程约10分钟就完成接种了，既快捷，又省心。
“在开展第一剂次疫苗接种工作中，很多老人特别支持我们工作，主动联系社区要接种疫苗。”在裕安区百花苑小区，鼓楼街道锥子庙社区书记李杰和社区志愿者一道来到在汪国林老人家中进行随访，老人精神矍铄，状态非常好。
图片前段时间，社区开展第一剂次疫苗接种时，了解到汪国林老人和老伴因出行不便无法接种疫苗，李杰带着工作人员开车来老人家中，背着老人下楼来到卫生服务中心接种，再送两位老人回家。这一举动令汪国林老人特别感动，“在接种完疫苗后，他们还回访我们身体情况，真得是太谢谢了！”
“我们辖区老旧小区居多，老年人特别多，还有很多老人需要我们关心关爱，需要社区提供更多精准的服务，确保老人们第二剂次疫苗完成接种。”李杰说，这两天，社区疫苗临时接种点即将启用，社区工作人员将继续通过张贴通知、电话告知、朋友圈推送等方式广泛宣传，让老人们缩短去接种点的距离，让疫苗“动”起来，筑牢群防群控的“防疫线”，不断提高广大居民的幸福感。
据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程立介绍，自新冠疫苗接种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在全市广大干群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六安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广大基层工作者的努力，有力有序地推进了全市的疫苗接种，截止8月31日24时全市已完成第一剂次疫苗343.6万剂次，已达到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占省下达的目标任务的99.22%，下一步在有力有序推进第一剂次接种的同时，全力推进第二剂次、第三剂次接种工作，争取尽早建立起全民免疫屏障。
来源：六安新周报融媒体
金安区
“请大家有序排队，等待叫号，放心，有号的今天都能接种上。”9月2日，戴着口罩的居民们陆陆续续来到中市街道健康苑社区的新冠疫苗接种点。他们都是来进行第二剂次疫苗接种的。
为了高效开展工作，经主管部门和街道协调，专门将此处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闲置安置房用于新冠疫苗接种点。体检登记区、建档区、接种区、留观区、应急处置区……九个独立的空间被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每个功能区内都有街道、社区工作者，医护人员，志愿者们为前来接种疫苗的居民热情服务，大家干劲十足、有条不紊。
“自4月份以来，该接种点已完成近4万剂接种。整个街道的第一剂次接种工作也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推进第二剂次。”据中市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黄振介绍，该街道广泛动员、积极宣传，充分发挥各级网格员作用，不仅给每个社区配备了流动宣传车，还发动辖区老党员加入宣传队伍；同时，建立台账，通过短信、微信等形式等和辖区居民互动，提醒其按时全程接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您好，请问接种新冠疫苗了吗？近期家里有没有外来人员啊？”在毛坦厂镇，该镇的网格员们走村串户，通过“电话问、入户访、进出查”等方式，对本地常住人口疫苗接种情况、外来人员情况进行排查登记，同时，向群众讲解接种疫苗的重要意义，普及接种人群范围，引导大家主动登记、积极接种疫苗，当好疫苗接种的宣传员。
“我之前听他们说，打疫苗要排很长的队，秋老虎这种炎热天气，太热了又没得车不方便，所以一直没去打。党的政策太好了，不仅为我们免费打疫苗，对于我们这种老人和行动不方便的人，还专门上门来打，真好！”翁墩乡红桥村村民王礼英提起新冠疫苗免费接种十分激动。
乡村干部为出行不方便群众提供专车接送或者背包上门接种服务，做到应接尽接，全力提高辖区内群众疫苗接种率，周到细致的服务得到群众点赞。
“我们志愿者都是早上七点半到岗，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水都顾不上喝几口。”东市街道团工委书记、党政办副主任韩玉洁坦言“说不辛苦也是假的，但是为了大家都能接种上疫苗很值得”。
早在今年1月疫苗接种工作刚启动时，每天组织青年志愿者前往街道接种点服务便成了韩玉洁的“头等大事”，秩序维护、线路指引、登记解答，还要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宣传，志愿者们动态轮班上岗，坚持为民服务。
基层干部和志愿者们的辛勤付出群众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79岁的梁奶奶连连为国家新冠疫苗免费接种的政策点赞，她说：“党和政府现在对我们老百姓真好，打疫苗不要钱，接种点的服务也很好，还没打疫苗要抓紧了。”
记者从金安区卫健委了解到，截至9月2日中午12时，金安区累计接种第一剂新冠病毒疫苗577225剂次，圆满完成市下达该区第一剂次新冠病毒疫苗目标任务。
裕安区
“你第二剂次疫苗打了吗？”“打过了，特别快”这两天，市民们聊天的新方式已经从“你打疫苗了吗？”转到询问各自打第二剂次疫苗上。为方便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近进行接种，加速建立免疫屏障，连日来，裕安区平桥乡在辖区内增设了五处社区疫苗临时接种点，让疫苗“进”小区，让居民少跑路。
9月2日，这五处疫苗临时接种点正式“营业”。记者来到平桥乡振兴社区居委会，辖区居民在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有序地开展第二剂次针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社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张贴疫苗接种须知、疫苗免费接种预约操作指南等海报，供居民阅览。
与此同时，社区工作者通过手机微信群、小喇叭等宣传方式充分发动居民前来接种疫苗，辖区居民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佩戴口罩，有序接种。经过2个多小时的工作，社区临时接种点顺利为辖区40多位居民接种了新冠疫苗。
振兴社区居委会主任严敏告诉记者，前段时间，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入户排查，多措并举开展疫苗宣传工作，顺利地完成了辖区第一剂次新冠疫苗接种任务。尽管工作量大，大家丝毫没有叫苦，齐心协力地又投入到第二剂次疫苗接种工作中。
线下，社区联合物业充分利用“小喇叭”，在小区内循环广播第二剂次疫苗接种的讯息；线上，发挥党建引领社区作用，调动网格员、党员、楼栋长等在小区业主微信群，发布接种信息，呼吁居民早日来接种第二剂次疫苗。
在前期工作细致开展的基础上，在新启用的社区临时接种点，平桥乡三里岗村卫生室站长洪国栋说，居民们打第二剂次不用排队，全程约10分钟就完成接种了，既快捷，又省心。
“在开展第一剂次疫苗接种工作中，很多老人特别支持我们工作，主动联系社区要接种疫苗。”在裕安区百花苑小区，鼓楼街道锥子庙社区书记李杰和社区志愿者一道来到在汪国林老人家中进行随访，老人精神矍铄，状态非常好。
图片前段时间，社区开展第一剂次疫苗接种时，了解到汪国林老人和老伴因出行不便无法接种疫苗，李杰带着工作人员开车来老人家中，背着老人下楼来到卫生服务中心接种，再送两位老人回家。这一举动令汪国林老人特别感动，“在接种完疫苗后，他们还回访我们身体情况，真得是太谢谢了！”
“我们辖区老旧小区居多，老年人特别多，还有很多老人需要我们关心关爱，需要社区提供更多精准的服务，确保老人们第二剂次疫苗完成接种。”李杰说，这两天，社区疫苗临时接种点即将启用，社区工作人员将继续通过张贴通知、电话告知、朋友圈推送等方式广泛宣传，让老人们缩短去接种点的距离，让疫苗“动”起来，筑牢群防群控的“防疫线”，不断提高广大居民的幸福感。
据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程立介绍，自新冠疫苗接种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在全市广大干群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六安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广大基层工作者的努力，有力有序地推进了全市的疫苗接种，截止8月31日24时全市已完成第一剂次疫苗343.6万剂次，已达到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占省下达的目标任务的99.22%，下一步在有力有序推进第一剂次接种的同时，全力推进第二剂次、第三剂次接种工作，争取尽早建立起全民免疫屏障。
来源：六安新周报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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