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证券30年 求实创新 迈向高质量发展
三十而立，2021年9月8日，成立于1991年的广发证券迎来30周岁生日。
30年春华秋实，合着时代发展的步伐，伴随着证券行业从筚路蓝缕到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历程，一代又一代广发人秉持“知识图强、求实奉献;客户至上、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以努力、再努力的拼搏精神，践行着时代青年的金融报国之梦。今天，广发证券已从一家只有6名员工、1000万元营运资本的银行证券部，发展成为拥有12300多名员工、总资产5057亿元，主要指标连续27年稳居行业前十的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
驻足30年的历史节点，回顾奋斗历程，总结经验感悟，为历史赋予意义，为未来找准方向。行业一流的专业能力、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饮水思源的社会责任感、拼搏奋进的企业文化，是广发证券30年风雨前行的强大动力。
三十而“立”——立足市场 以投研能力驱动大财富管理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近期，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由此可以看到，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居民养老、子女教育、财富保值增值等需求，助力社会共同富裕，成为财富管理行业新的历史使命——这是广发证券的优势所在，也是职责所在。
作为综合实力排名靠前的大型综合券商，广发证券拥有投资银行、财富管理、交易及机构和投资管理等全业务牌照，旗下全资子公司包括广发期货、广发信德、广发乾和、广发资管、广发控股(香港)、广发融资租赁、广发合信，控股广发基金，参股易方达基金，形成了金融集团化架构。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积累，广发证券在大财富管理领域已形成领先优势。2019年以来，证券经纪业务收入、代销金融产品收入均位列行业前5;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公司代销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位列券商行业第3。今年上半年，广发资管私募主动管理资产月均规模行业排名第5。广发基金和易方达基金均是基金行业的领军企业，创造了资管行业的“广发现象”。
作为大财富管理能力的重要支撑，广发证券的投研能力突出，研究业务名列市场前茅，自2017年起，连续多年获得新财富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第一名。2020年“中国证券业分析师金牛奖”评选中，广发证券荣获“五大金牛研究团队”第一名，连续第七年获得金牛研究团队，6位首席分析师获得“最具价值首席分析师金牛奖”。
通过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产品全流程管理体系，公司汇聚了资本市场和广发系统内优秀的投资能力，致力于为客户创造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截至目前，广发证券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设立证券营业部288家，服务客户数超过1200万，管理客户资产规模超过3万亿元。同时，公司积极推进投顾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持续锻造专业化投顾队伍，截至2021年6月底，广发证券投资顾问团队人数已经超过3760名，连续10年行业排名第一。
三十而“厉”——厉行创新 以持续创新谋求转型发展
百年近代史，广东均是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创新之地，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担当了探路先锋的历史使命。大潮起珠江，广发证券秉承了敢为人先的文化基因，始终以创新为源动力，锐意进取、求实开拓，成为资本市场创新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从投资银行、证券经纪到金融科技，为每一次行业变革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为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助力国企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广发证券的投行业务创下了多个行业第一。例如，1994年，广发证券在担任星湖股份主承销商时，创造性地提出并制定了“全额预缴、比例配售、余额即退”的发行方式。2000年，广发证券在主承销闽东电力中首次采用“荷兰式竞标法”新股定价发行方式。2005年，在长江电力股权分置改革中，广发证券首次采用“认股权证”方式;在武钢股份股权分置改革中，广发证券提出蝶式权证理念，首次采用送股加上“认购权证+认沽权证”方式。
在为投资者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助力居民分享国家改革发展红利的过程中，广发证券的经纪业务开启了一条变革创新之路。从2008年开始，广发证券着手从经纪业务客户服务上进行创新，于2009年2月成立经纪业务管理部客户服务部。2010年广发证券率先在业内提出“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的思路，并于同年在国内券商中率先成立财富管理中心，为国内居民庞大的储蓄资产探寻更加多元化的投资路径。在服务手段创新方面，广发证券打造的全流程陪伴式财富管理平台易淘金App，为近3000万个人用户提供全天候优质服务，用户活跃率排名稳居券商前列;构建的“贝塔牛”智能投顾产品，实现金融产品的精准推荐;推出“有问必答”系统，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在线向7000名专业顾问发起业务咨询。
广发证券还持续深化科技金融模式，不断提升科技金融水平，为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并积极为各项管理、业务、服务赋能。在交易与机构业务方面，持续完善经纪业务极速交易体系，自主研发“广发投易通”投资交易终端及“广发智汇”App;在投资交易方面，自主研发的GFQG量化策略平台，助力公司在沪深交易所的三个期权品种全部获得最高AA评级;在合规风控方面，借助数据和AI技术打造的“数字化合规与风控监控体系”(DCAR)，为全集团、全业务提供实时、连续、穿透式的合规与风险管理。截至2020年底，公司累计申请发明专利39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19项。
三十而“利”——利国利民 以感恩之心履行社会责任
在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广发证券30年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公司也始终怀抱感恩之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自身的能力和善意来报效国家、回馈社会。
广发证券积极践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公益慈善等社会责任，先后帮扶了粤北山区的龙溪村、百家洞村和天井岗村，国家级贫困县海南省五指山市、临高县和白沙黎族自治县。
在精准扶贫的工作实践中，广发证券利用自身金融专业优势，创造性地探索出“党建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公益扶贫”五位一体的立体帮扶措施，带动超过500户贫困户2000名贫困人口脱贫，助力3个国家级贫困县脱贫退出，实现了扶贫工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2017年，广发证券结合证券业务特点，在行业内首创融资租赁金融扶贫新模式。融资租赁方便灵活、操作高效的特点，更加贴合对接贫困地区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
2019年，在中国证监会、农业农村部的指导下，广发证券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合作开展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项目正式启动，在湖北省来凤县、湖南省龙山县、海南省白沙县、四川省美姑县等4个国家级贫困县打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通过“互联网+农业+金融”的模式，对16个试点村进行全方位帮扶。
在其他公益领域，广发证券积极关注教育、环境和生态发展，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系统化投身社会公益。早在2011年，广发证券便联合旗下子公司广发基金、广发期货、广发信德共同发起设立了广发证券社会公益基金会，成为中国第一家以券商作为主要发起人并获得社会组织评估最高等级5A级的基金会。
多年来，广发证券社会公益基金会先后开展了“广发证券大学生微创业行动”“广发证券满天星乡村儿童阅读计划”“青春助力贫困生关爱计划”及“广发证券珍珠班”等一大批有较强影响力的社会公益项目，累计公益支出超1.6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发证券持续关注疫情发展情况。在2020年春节当天，公司紧急捐款1000万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设立广发证券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基金。捐款在国家卫健委相关部门的指导下，用于采购医院防疫设备及相关医护防疫急需物资，驰援疫情防控工作。截至目前，广发证券全系统已累计捐赠疫情防控资金达5710万元。
三十而“励”——励精图治 以文化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
广发证券的企业文化源远流长，自公司诞生之日起，以创始人陈云贤博士为代表的历届领导班子都高度重视塑造企业文化，涵养企业精神。从1993年提出“团结、开拓、求实、高效”的企业精神，1994年提出“股份化、集团化、国际化、规范化”的战略发展目标，到1999年明确“知识图强、求实奉献”的核心价值观，再到2015年首度将客户、协同元素融入企业文化视角，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知识图强、求实奉献;客户至上、合作共赢”的核心价值观。
这一核心价值观归纳总结了广发证券以人才为根本、以知识为动力、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内蕴使命感、事业心、专业追求和实现路径。它是广发证券成长壮大的力量源泉，也是广发证券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关键因素。今年7月3日，在证券业协会组织开展的首次证券公司文化建设实践评估中，广发证券获评A类，这是对公司前期文化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公司未来深入推进文化建设、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激励鞭策。
文化建设是高质量中介服务的价值引领，是高质量资本市场的精神支撑，对证券公司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立足新发展阶段，广发证券将深入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关于行业文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工作部署，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传承和发展广发证券企业文化，以文化建设引领新时期高质量发展。
一是永葆家国情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统筹推进。广发证券将秉持“知识图强、求实奉献”的价值观，自觉地把公司发展和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尽责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居民财富保值增值，把广发证券建设成为践行实业报国责任的事业舞台。
二是聚焦主责主业。专业是证券公司的立身之本。广发证券将坚持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聚焦核心能力建设，在核心业务做专做优做强做精上下更大功夫，在助力资本、科技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中争取更大作为，努力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特色鲜明的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三是构建科学的业务结构。不过度依赖周期特征明显的传统业务，通过多条线、高壁垒的高阶业务来平滑经济周期影响，平顺市场周期波动。大力推动各项主要业务均衡发展、特色业务差异化发展，形成合理稳定的收入结构。
四是持续提升自我革新能力。广发证券企业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勇于变革、开拓创新。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挑战与困难，创新实践中更会碰到波折和风险。要敢于直面问题，深挖问题根源，补短板、强弱项，变革经营模式，加强平台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三十而立再扬帆，勇立潮头风更劲。立足新起点，广发证券将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履行社会责任”为己任，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业务“硬实力”，持续锻造新发展阶段的核心竞争力，在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创造价值，成就客户和员工，回报股东和社会，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三十而立，2021年9月8日，成立于1991年的广发证券迎来30周岁生日。
30年春华秋实，合着时代发展的步伐，伴随着证券行业从筚路蓝缕到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历程，一代又一代广发人秉持“知识图强、求实奉献;客户至上、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以努力、再努力的拼搏精神，践行着时代青年的金融报国之梦。今天，广发证券已从一家只有6名员工、1000万元营运资本的银行证券部，发展成为拥有12300多名员工、总资产5057亿元，主要指标连续27年稳居行业前十的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
驻足30年的历史节点，回顾奋斗历程，总结经验感悟，为历史赋予意义，为未来找准方向。行业一流的专业能力、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饮水思源的社会责任感、拼搏奋进的企业文化，是广发证券30年风雨前行的强大动力。
三十而“立”——立足市场 以投研能力驱动大财富管理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近期，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由此可以看到，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居民养老、子女教育、财富保值增值等需求，助力社会共同富裕，成为财富管理行业新的历史使命——这是广发证券的优势所在，也是职责所在。
作为综合实力排名靠前的大型综合券商，广发证券拥有投资银行、财富管理、交易及机构和投资管理等全业务牌照，旗下全资子公司包括广发期货、广发信德、广发乾和、广发资管、广发控股(香港)、广发融资租赁、广发合信，控股广发基金，参股易方达基金，形成了金融集团化架构。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积累，广发证券在大财富管理领域已形成领先优势。2019年以来，证券经纪业务收入、代销金融产品收入均位列行业前5;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公司代销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位列券商行业第3。今年上半年，广发资管私募主动管理资产月均规模行业排名第5。广发基金和易方达基金均是基金行业的领军企业，创造了资管行业的“广发现象”。
作为大财富管理能力的重要支撑，广发证券的投研能力突出，研究业务名列市场前茅，自2017年起，连续多年获得新财富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第一名。2020年“中国证券业分析师金牛奖”评选中，广发证券荣获“五大金牛研究团队”第一名，连续第七年获得金牛研究团队，6位首席分析师获得“最具价值首席分析师金牛奖”。
通过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产品全流程管理体系，公司汇聚了资本市场和广发系统内优秀的投资能力，致力于为客户创造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截至目前，广发证券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设立证券营业部288家，服务客户数超过1200万，管理客户资产规模超过3万亿元。同时，公司积极推进投顾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持续锻造专业化投顾队伍，截至2021年6月底，广发证券投资顾问团队人数已经超过3760名，连续10年行业排名第一。
三十而“厉”——厉行创新 以持续创新谋求转型发展
百年近代史，广东均是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创新之地，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担当了探路先锋的历史使命。大潮起珠江，广发证券秉承了敢为人先的文化基因，始终以创新为源动力，锐意进取、求实开拓，成为资本市场创新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从投资银行、证券经纪到金融科技，为每一次行业变革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为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助力国企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广发证券的投行业务创下了多个行业第一。例如，1994年，广发证券在担任星湖股份主承销商时，创造性地提出并制定了“全额预缴、比例配售、余额即退”的发行方式。2000年，广发证券在主承销闽东电力中首次采用“荷兰式竞标法”新股定价发行方式。2005年，在长江电力股权分置改革中，广发证券首次采用“认股权证”方式;在武钢股份股权分置改革中，广发证券提出蝶式权证理念，首次采用送股加上“认购权证+认沽权证”方式。
在为投资者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助力居民分享国家改革发展红利的过程中，广发证券的经纪业务开启了一条变革创新之路。从2008年开始，广发证券着手从经纪业务客户服务上进行创新，于2009年2月成立经纪业务管理部客户服务部。2010年广发证券率先在业内提出“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的思路，并于同年在国内券商中率先成立财富管理中心，为国内居民庞大的储蓄资产探寻更加多元化的投资路径。在服务手段创新方面，广发证券打造的全流程陪伴式财富管理平台易淘金App，为近3000万个人用户提供全天候优质服务，用户活跃率排名稳居券商前列;构建的“贝塔牛”智能投顾产品，实现金融产品的精准推荐;推出“有问必答”系统，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在线向7000名专业顾问发起业务咨询。
广发证券还持续深化科技金融模式，不断提升科技金融水平，为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并积极为各项管理、业务、服务赋能。在交易与机构业务方面，持续完善经纪业务极速交易体系，自主研发“广发投易通”投资交易终端及“广发智汇”App;在投资交易方面，自主研发的GFQG量化策略平台，助力公司在沪深交易所的三个期权品种全部获得最高AA评级;在合规风控方面，借助数据和AI技术打造的“数字化合规与风控监控体系”(DCAR)，为全集团、全业务提供实时、连续、穿透式的合规与风险管理。截至2020年底，公司累计申请发明专利39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19项。
三十而“利”——利国利民 以感恩之心履行社会责任
在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广发证券30年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公司也始终怀抱感恩之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自身的能力和善意来报效国家、回馈社会。
广发证券积极践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公益慈善等社会责任，先后帮扶了粤北山区的龙溪村、百家洞村和天井岗村，国家级贫困县海南省五指山市、临高县和白沙黎族自治县。
在精准扶贫的工作实践中，广发证券利用自身金融专业优势，创造性地探索出“党建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公益扶贫”五位一体的立体帮扶措施，带动超过500户贫困户2000名贫困人口脱贫，助力3个国家级贫困县脱贫退出，实现了扶贫工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2017年，广发证券结合证券业务特点，在行业内首创融资租赁金融扶贫新模式。融资租赁方便灵活、操作高效的特点，更加贴合对接贫困地区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
2019年，在中国证监会、农业农村部的指导下，广发证券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合作开展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项目正式启动，在湖北省来凤县、湖南省龙山县、海南省白沙县、四川省美姑县等4个国家级贫困县打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通过“互联网+农业+金融”的模式，对16个试点村进行全方位帮扶。
在其他公益领域，广发证券积极关注教育、环境和生态发展，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系统化投身社会公益。早在2011年，广发证券便联合旗下子公司广发基金、广发期货、广发信德共同发起设立了广发证券社会公益基金会，成为中国第一家以券商作为主要发起人并获得社会组织评估最高等级5A级的基金会。
多年来，广发证券社会公益基金会先后开展了“广发证券大学生微创业行动”“广发证券满天星乡村儿童阅读计划”“青春助力贫困生关爱计划”及“广发证券珍珠班”等一大批有较强影响力的社会公益项目，累计公益支出超1.6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发证券持续关注疫情发展情况。在2020年春节当天，公司紧急捐款1000万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设立广发证券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基金。捐款在国家卫健委相关部门的指导下，用于采购医院防疫设备及相关医护防疫急需物资，驰援疫情防控工作。截至目前，广发证券全系统已累计捐赠疫情防控资金达5710万元。
三十而“励”——励精图治 以文化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
广发证券的企业文化源远流长，自公司诞生之日起，以创始人陈云贤博士为代表的历届领导班子都高度重视塑造企业文化，涵养企业精神。从1993年提出“团结、开拓、求实、高效”的企业精神，1994年提出“股份化、集团化、国际化、规范化”的战略发展目标，到1999年明确“知识图强、求实奉献”的核心价值观，再到2015年首度将客户、协同元素融入企业文化视角，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知识图强、求实奉献;客户至上、合作共赢”的核心价值观。
这一核心价值观归纳总结了广发证券以人才为根本、以知识为动力、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内蕴使命感、事业心、专业追求和实现路径。它是广发证券成长壮大的力量源泉，也是广发证券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关键因素。今年7月3日，在证券业协会组织开展的首次证券公司文化建设实践评估中，广发证券获评A类，这是对公司前期文化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公司未来深入推进文化建设、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激励鞭策。
文化建设是高质量中介服务的价值引领，是高质量资本市场的精神支撑，对证券公司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立足新发展阶段，广发证券将深入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关于行业文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工作部署，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传承和发展广发证券企业文化，以文化建设引领新时期高质量发展。
一是永葆家国情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统筹推进。广发证券将秉持“知识图强、求实奉献”的价值观，自觉地把公司发展和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尽责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居民财富保值增值，把广发证券建设成为践行实业报国责任的事业舞台。
二是聚焦主责主业。专业是证券公司的立身之本。广发证券将坚持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聚焦核心能力建设，在核心业务做专做优做强做精上下更大功夫，在助力资本、科技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中争取更大作为，努力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特色鲜明的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三是构建科学的业务结构。不过度依赖周期特征明显的传统业务，通过多条线、高壁垒的高阶业务来平滑经济周期影响，平顺市场周期波动。大力推动各项主要业务均衡发展、特色业务差异化发展，形成合理稳定的收入结构。
四是持续提升自我革新能力。广发证券企业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勇于变革、开拓创新。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挑战与困难，创新实践中更会碰到波折和风险。要敢于直面问题，深挖问题根源，补短板、强弱项，变革经营模式，加强平台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三十而立再扬帆，勇立潮头风更劲。立足新起点，广发证券将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履行社会责任”为己任，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业务“硬实力”，持续锻造新发展阶段的核心竞争力，在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创造价值，成就客户和员工，回报股东和社会，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异：长得像不代表是同一物种
2020年4月，格力发布一季报，季度利润锐减了70%。有投资者问董大姐你要不要试试直播，董明珠说：“转型去做线上的话，那线下的60多万的门店员工就要失业了。”
然而在10天后，董明珠现身抖音直播间。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格力做了四次直播，效果一次比一次好。2020年全年，格力直播13场，带货476亿，这个数据接近全年营收的五分之一。
格力直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完全依托线上，是连同线下4万家经销商一起：格力通过线下经销商进行引流，后者会给用户发专属的二维码。线上价格比线下低，但还是高于经销商进货的成本。在直播间成交后，格力总部通过每个经销商带来的流量和销售额进行利润分成。
这可以看作是董明珠的“聪明之处”，渠道精简了，但也没有完全触动线下的奶酪。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还是反映了格力与线下经销商如履薄冰的关系——哪怕已经是利益共同体了，还是免不了关于利益多少的纷争。去年，就在格力618直播带货销售额首次过100亿两天后，京海担保突然宣布减持价值20个亿的格力股票。
今年，格力又减少了直播，一改往昔统一售价的规定，反而允许经销商调节价格以获取利润，经销商拿货积极性大幅提高，但代价是侵蚀了公司的利润。究其根本，格力的渠道压货、淡季返利更适合在行业景气度高的时候快速扩张。但这会导致渠道的利润来自返利，对市场需求的感知天然匮乏。
长期以来，格力空调的市场份额更高，对上下游有更高的议价权，毛利率也比美的多10个点，这是投资者之前看好格力的根本。
而美的的T+3能够快速响应，更适合在市场环境变化时灵活应变。疫情爆发后，美的多品类产品和T＋3的快速应对能力，一方面通过出口保住了规模，海外收入占比一度超过40%。而在海外疫情加重后，又反过来加大在电商渠道的销售力度。
即便格力效仿美的改造生产端和供应链，由于格力库存往往超过同行，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就算是低成本的库存，也还是会成为库存。
归根结底，虽然名曰空调双寡头，但格力和美的，本质上是两种公司。格力从收入结构上来看，仍然是一家单品类、主攻内销市场的“内生型”公司：空调营收占比超过七成，国内市场营收占比超过八成。无论是渠道、还是公司架构，其实都是围绕着空调转的。2019年在央视《对话》节目，董明珠谈到别人一讲格力就会想到空调时讲道：“那我要检讨，为什么人家还不知道呢？因为空调这个烙印太深，已经让企业对上号了。”这句略显凡尔赛的话，道出的反而是格力的缺点。
而美的则是一家外延式的公司，虽然在渠道商略逊一筹，但管理层持股却能让美的在收购和改革上游刃有余。1997年，美的推行事业部编制，每个事业部配有财务、制造、销售、研发以及计划职能，为后来的多线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4年，美的收购华凌（空调、冰箱），2008年收购荣事达（厨卫）和小天鹅（洗衣机），早早布局让美的在冰箱、洗衣机、厨电和小家电这些品类，收入与空调相当。正是因为当年电器洗衣机事业部的“三年到五年内进军洗衣机市场前两强”战略，才有了后来对小天鹅的收购。
另外，美的在海外的布局，也是“比格力贵2400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最近的十年，美的陆续并购和投资了Miraco、日本东芝白电、Clivet、库卡、Servotronix等企业，今年上半年美的海外收入739.6亿元，占收入比重高达42.55%。
中国地产行业1998年以来超长的景气周期，穿插一系列家电行业的利好政策，与格力独特的产销模式交相辉映，塑造了格力这个空调领域当之无愧的巨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的空调的竞争力都弱于格力。但地产景气结束，加上突如其来的疫情，更倚重国内市场、更长的产销周期、更多的线下门店这些昔日的优势，瞬间变成了劣势。
双寡头格局碾压指南
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里[11]，我们提过一个规律：很多行业最后只会剩下两家巨头公司，它们吃掉80%以上市场份额，老三的规模通常跟老大老二不在一个量级，比如波音和空客、可口和百事、Visa和Master、格力和美的等。
这种现象有一个专业的英文单词来形容：Duopoly（双寡头垄断）。
达到Duopoly状态之前，行业都会经历无数轮血洗，从尸山血海中，才能走出几家寡头企业。但即使进入稳固期，即使这些寡头已经能联手赚全行业90%的钱，它们也不会岁月静好，而是仍然会相互攻伐，试图超越对方。
但就空调这个品类来说：和平时期美的打不过格力，动荡时期格力打不过美的。美的抓住一次“动荡”机会，完成了反超。
但如果要问：为何美的能进化出一套更灵活的机制？或许两家公司的管理架构为这一差异埋下了伏笔：美的早早完成私有化，在重大决策上推进顺利，而格力则时常需要面对管理层和决策层的博弈。
美的在1997年推行事业部编制，让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事业部享有充分自主权。而这之前，拥有1000多种产品的美的仍然采用集中式管理。何享健后来回忆称，当时作为总经理每天有看不完的文件，即便每天只睡四小时也处理不完。
而方洪波从一名内刊编辑到空调事业部总经理，再到以职业经理人身份担任美的董事长，每一步都得到了前董事长何享健的支持。1997年方洪波刚一上任空调事业部销售总经理，自己的新款宝马就被砸了。何享健让方洪波把车停到了总部门口，并对他表示：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相比之下，格力之前的股权架构没少折腾自己。即使2019年混改完成，新股东高瓴充分尊重管理层，格力真正进入了“董明珠时代”，但目前格力的制度和董明珠的风格问题，也时不时地被舆论拿出来调侃和质疑。
两家大象级别的公司展开竞争，小聪明、小算计、小心思其实都起不到什么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招式——制度、人才、文化、共识、内部的凝聚力。这个道理，适用于任何两家寡头竞争的场景。
来源于远川研究所 ，作者周哲浩
2020年4月，格力发布一季报，季度利润锐减了70%。有投资者问董大姐你要不要试试直播，董明珠说：“转型去做线上的话，那线下的60多万的门店员工就要失业了。”
然而在10天后，董明珠现身抖音直播间。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格力做了四次直播，效果一次比一次好。2020年全年，格力直播13场，带货476亿，这个数据接近全年营收的五分之一。
格力直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完全依托线上，是连同线下4万家经销商一起：格力通过线下经销商进行引流，后者会给用户发专属的二维码。线上价格比线下低，但还是高于经销商进货的成本。在直播间成交后，格力总部通过每个经销商带来的流量和销售额进行利润分成。
这可以看作是董明珠的“聪明之处”，渠道精简了，但也没有完全触动线下的奶酪。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还是反映了格力与线下经销商如履薄冰的关系——哪怕已经是利益共同体了，还是免不了关于利益多少的纷争。去年，就在格力618直播带货销售额首次过100亿两天后，京海担保突然宣布减持价值20个亿的格力股票。
今年，格力又减少了直播，一改往昔统一售价的规定，反而允许经销商调节价格以获取利润，经销商拿货积极性大幅提高，但代价是侵蚀了公司的利润。究其根本，格力的渠道压货、淡季返利更适合在行业景气度高的时候快速扩张。但这会导致渠道的利润来自返利，对市场需求的感知天然匮乏。
长期以来，格力空调的市场份额更高，对上下游有更高的议价权，毛利率也比美的多10个点，这是投资者之前看好格力的根本。
而美的的T+3能够快速响应，更适合在市场环境变化时灵活应变。疫情爆发后，美的多品类产品和T＋3的快速应对能力，一方面通过出口保住了规模，海外收入占比一度超过40%。而在海外疫情加重后，又反过来加大在电商渠道的销售力度。
即便格力效仿美的改造生产端和供应链，由于格力库存往往超过同行，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就算是低成本的库存，也还是会成为库存。
归根结底，虽然名曰空调双寡头，但格力和美的，本质上是两种公司。格力从收入结构上来看，仍然是一家单品类、主攻内销市场的“内生型”公司：空调营收占比超过七成，国内市场营收占比超过八成。无论是渠道、还是公司架构，其实都是围绕着空调转的。2019年在央视《对话》节目，董明珠谈到别人一讲格力就会想到空调时讲道：“那我要检讨，为什么人家还不知道呢？因为空调这个烙印太深，已经让企业对上号了。”这句略显凡尔赛的话，道出的反而是格力的缺点。
而美的则是一家外延式的公司，虽然在渠道商略逊一筹，但管理层持股却能让美的在收购和改革上游刃有余。1997年，美的推行事业部编制，每个事业部配有财务、制造、销售、研发以及计划职能，为后来的多线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4年，美的收购华凌（空调、冰箱），2008年收购荣事达（厨卫）和小天鹅（洗衣机），早早布局让美的在冰箱、洗衣机、厨电和小家电这些品类，收入与空调相当。正是因为当年电器洗衣机事业部的“三年到五年内进军洗衣机市场前两强”战略，才有了后来对小天鹅的收购。
另外，美的在海外的布局，也是“比格力贵2400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最近的十年，美的陆续并购和投资了Miraco、日本东芝白电、Clivet、库卡、Servotronix等企业，今年上半年美的海外收入739.6亿元，占收入比重高达42.55%。
中国地产行业1998年以来超长的景气周期，穿插一系列家电行业的利好政策，与格力独特的产销模式交相辉映，塑造了格力这个空调领域当之无愧的巨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的空调的竞争力都弱于格力。但地产景气结束，加上突如其来的疫情，更倚重国内市场、更长的产销周期、更多的线下门店这些昔日的优势，瞬间变成了劣势。
双寡头格局碾压指南
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里[11]，我们提过一个规律：很多行业最后只会剩下两家巨头公司，它们吃掉80%以上市场份额，老三的规模通常跟老大老二不在一个量级，比如波音和空客、可口和百事、Visa和Master、格力和美的等。
这种现象有一个专业的英文单词来形容：Duopoly（双寡头垄断）。
达到Duopoly状态之前，行业都会经历无数轮血洗，从尸山血海中，才能走出几家寡头企业。但即使进入稳固期，即使这些寡头已经能联手赚全行业90%的钱，它们也不会岁月静好，而是仍然会相互攻伐，试图超越对方。
但就空调这个品类来说：和平时期美的打不过格力，动荡时期格力打不过美的。美的抓住一次“动荡”机会，完成了反超。
但如果要问：为何美的能进化出一套更灵活的机制？或许两家公司的管理架构为这一差异埋下了伏笔：美的早早完成私有化，在重大决策上推进顺利，而格力则时常需要面对管理层和决策层的博弈。
美的在1997年推行事业部编制，让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事业部享有充分自主权。而这之前，拥有1000多种产品的美的仍然采用集中式管理。何享健后来回忆称，当时作为总经理每天有看不完的文件，即便每天只睡四小时也处理不完。
而方洪波从一名内刊编辑到空调事业部总经理，再到以职业经理人身份担任美的董事长，每一步都得到了前董事长何享健的支持。1997年方洪波刚一上任空调事业部销售总经理，自己的新款宝马就被砸了。何享健让方洪波把车停到了总部门口，并对他表示：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相比之下，格力之前的股权架构没少折腾自己。即使2019年混改完成，新股东高瓴充分尊重管理层，格力真正进入了“董明珠时代”，但目前格力的制度和董明珠的风格问题，也时不时地被舆论拿出来调侃和质疑。
两家大象级别的公司展开竞争，小聪明、小算计、小心思其实都起不到什么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招式——制度、人才、文化、共识、内部的凝聚力。这个道理，适用于任何两家寡头竞争的场景。
来源于远川研究所 ，作者周哲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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