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出了“五服”就不是亲戚？“五服”是什么？涨知识了！
喜欢看古装剧的细心观众，一定会注意到，某位官员若是犯了大事，就极有可能会“株连九族”，这算是“连坐”制度的顶格处罚，相当于一整个宗族都不复存在了。
“九族”不难理解，“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凡九族。”从高祖开始数，一直到玄孙，一共九代，这里是纯指父族的几代人。也有种说法，将母族的几代也包括进来。不过就中国历史上维护皇族统治的需要，更多学者的观点倾向于前者，毕竟古代社会的主流是强调父宗。为何要先解释这个概念呢？
因为民间说法中的“五服”，实际上是这“九族”的概念。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流行着一个说法，说若是出了这“五服”，就算不上是亲戚了。很多人眼中，这“五服”就等于是“五代”概念。可如果真的这么简单，为何古人不直接用“代”字，而非得用“服”字？看看老祖宗对这个概念是如何界定的吧。
为什么只株连九族？在古籍中，“五服”用途颇广。其中一层意思，就是以距离的远近划分。在古代王畿的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五个服。其中“服”的意思就是服侍天子。这种以天子为中心，然后向外扩散的统治管理模式，和在大家族中，以祖宗为家族发展的源头，子孙如开枝散叶般的绵延模式何其相似。
由此观之，中国历史上各代的这种治国方式，其实也渗透于各大家族，对宗族管理留下深远持久的影响。“五服”的另一层意思是指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自身五代，而按照前文所提到的主流观点，九族（也称九代）也仅包括从高祖到玄孙九代。九代以外的人，从血统上而论，已经和本宗族亲缘关系甚远，所以自然就不能算是“一家人”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统治者对一个人恨得不行的时候，直接就是拿掉九族，而不是“七族”或者“八族”。
“五服”这一概念的出处《尚书·禹贡》里曾记录过“甸服”一词。这是距离统治者最近的一个“服”，半径为500里。在这个区域内，又细分为5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的大小，是在半径为100里的基础上等加。这“五服”的最初含义，有点类似现在“行政区”的划分。不过是以天子所在地为中心，以这中心为圆心，然后半径不等画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圆，从里到外，冠以不同的“服”名。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便于天子对百姓臣民的管理。相应地，不同的“服”，有各自不同的任务和职责。这5个区域，由里向外，每年要缴纳的“粮食”如下：带藁秸的谷物、禾穗、去掉藁芒的禾穗、带壳的谷子、无壳的米。中国的古人是不是特别有智慧呢？
那时没有大数据，但是通过区域上的划分，可以保证国家粮食的来源和质量，从而保证国家的粮仓收入，维护社会安定，毕竟一个国家如果粮食供应出了问题，那么社会就要大乱了。目前的史料中，《尚书·禹贡》是最早写到“五服”这个概念，这本书其实和人口管理没什么关联，它是一本区域地理著作。
那为何这“五服”后来是更多和人有了关联？这是因为再没有哪个词，能用两个字，就概括出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这个词用于国家层面，是指和天子的关系从近到远；而到了民间，这个说法就能言简意赅表明某个后人和某个宗族是否有亲缘关系。
中国历史上，为了记录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还有一个“修家谱”的传统。不过如果按照这个出了几服就不算一家人的说法，就算同在一个家谱系上，大家都一个姓，有时和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五服”对于古代婚姻的影响由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执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因此衍生了“嫡庶”的区别。
对于大家族而言，这后代自然繁多，若是没有一个家谱做下登记，到了某一代，没准就弄混了亲缘关系。不过到了现在，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很多家庭是一个小孩，所以，这个“出五服”的说法，可以说逐渐没了其生存的依据。这种说法，在以前是为了防止近亲结婚，避免人口质量变差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对于婚姻”都有相对严苛的条件，不过到了民间，这些深晦的语言、繁琐的规矩，对于没有什么文化的百姓来说，看不懂的情况下，反而失了可行性，倒不如用“五服”这种更加直接的词语。也就是说，只要出了“五服”，就没有什么亲缘关系了，两人自然也就可以筹备婚事了。
虽然看上去，这种说法只是民间对于血缘关系最质朴的认识。但若是按照现在的生物遗传学分析，还真是这一个道理。虽然父系的某个染色体一直在，但是每一代的配偶，都会为下一代带来不同的基因，几代下来，各分支间，基因相似的概率就会降得很低。这种民间说法，应是在多年的经验中积累产生，对于维护一个宗族的发展，可是说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衣”作用。
当然，古代社会还是有不少亲上加亲的事例，这就是另一层面的事了，常见的原因是为了家族的长远发展，通过稳定的婚姻关系，将强大家族之间的联系强化，实现仕途上的强强联合。这种说法的流行，从一定程度上说，还是证实了古人对于婚姻的慎重。至于是“九代”还是“五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自然是隔得越远越稳妥。 #涨知识#
喜欢看古装剧的细心观众，一定会注意到，某位官员若是犯了大事，就极有可能会“株连九族”，这算是“连坐”制度的顶格处罚，相当于一整个宗族都不复存在了。
“九族”不难理解，“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凡九族。”从高祖开始数，一直到玄孙，一共九代，这里是纯指父族的几代人。也有种说法，将母族的几代也包括进来。不过就中国历史上维护皇族统治的需要，更多学者的观点倾向于前者，毕竟古代社会的主流是强调父宗。为何要先解释这个概念呢？
因为民间说法中的“五服”，实际上是这“九族”的概念。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流行着一个说法，说若是出了这“五服”，就算不上是亲戚了。很多人眼中，这“五服”就等于是“五代”概念。可如果真的这么简单，为何古人不直接用“代”字，而非得用“服”字？看看老祖宗对这个概念是如何界定的吧。
为什么只株连九族？在古籍中，“五服”用途颇广。其中一层意思，就是以距离的远近划分。在古代王畿的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五个服。其中“服”的意思就是服侍天子。这种以天子为中心，然后向外扩散的统治管理模式，和在大家族中，以祖宗为家族发展的源头，子孙如开枝散叶般的绵延模式何其相似。
由此观之，中国历史上各代的这种治国方式，其实也渗透于各大家族，对宗族管理留下深远持久的影响。“五服”的另一层意思是指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自身五代，而按照前文所提到的主流观点，九族（也称九代）也仅包括从高祖到玄孙九代。九代以外的人，从血统上而论，已经和本宗族亲缘关系甚远，所以自然就不能算是“一家人”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统治者对一个人恨得不行的时候，直接就是拿掉九族，而不是“七族”或者“八族”。
“五服”这一概念的出处《尚书·禹贡》里曾记录过“甸服”一词。这是距离统治者最近的一个“服”，半径为500里。在这个区域内，又细分为5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的大小，是在半径为100里的基础上等加。这“五服”的最初含义，有点类似现在“行政区”的划分。不过是以天子所在地为中心，以这中心为圆心，然后半径不等画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圆，从里到外，冠以不同的“服”名。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便于天子对百姓臣民的管理。相应地，不同的“服”，有各自不同的任务和职责。这5个区域，由里向外，每年要缴纳的“粮食”如下：带藁秸的谷物、禾穗、去掉藁芒的禾穗、带壳的谷子、无壳的米。中国的古人是不是特别有智慧呢？
那时没有大数据，但是通过区域上的划分，可以保证国家粮食的来源和质量，从而保证国家的粮仓收入，维护社会安定，毕竟一个国家如果粮食供应出了问题，那么社会就要大乱了。目前的史料中，《尚书·禹贡》是最早写到“五服”这个概念，这本书其实和人口管理没什么关联，它是一本区域地理著作。
那为何这“五服”后来是更多和人有了关联？这是因为再没有哪个词，能用两个字，就概括出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这个词用于国家层面，是指和天子的关系从近到远；而到了民间，这个说法就能言简意赅表明某个后人和某个宗族是否有亲缘关系。
中国历史上，为了记录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还有一个“修家谱”的传统。不过如果按照这个出了几服就不算一家人的说法，就算同在一个家谱系上，大家都一个姓，有时和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五服”对于古代婚姻的影响由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执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因此衍生了“嫡庶”的区别。
对于大家族而言，这后代自然繁多，若是没有一个家谱做下登记，到了某一代，没准就弄混了亲缘关系。不过到了现在，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很多家庭是一个小孩，所以，这个“出五服”的说法，可以说逐渐没了其生存的依据。这种说法，在以前是为了防止近亲结婚，避免人口质量变差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对于婚姻”都有相对严苛的条件，不过到了民间，这些深晦的语言、繁琐的规矩，对于没有什么文化的百姓来说，看不懂的情况下，反而失了可行性，倒不如用“五服”这种更加直接的词语。也就是说，只要出了“五服”，就没有什么亲缘关系了，两人自然也就可以筹备婚事了。
虽然看上去，这种说法只是民间对于血缘关系最质朴的认识。但若是按照现在的生物遗传学分析，还真是这一个道理。虽然父系的某个染色体一直在，但是每一代的配偶，都会为下一代带来不同的基因，几代下来，各分支间，基因相似的概率就会降得很低。这种民间说法，应是在多年的经验中积累产生，对于维护一个宗族的发展，可是说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衣”作用。
当然，古代社会还是有不少亲上加亲的事例，这就是另一层面的事了，常见的原因是为了家族的长远发展，通过稳定的婚姻关系，将强大家族之间的联系强化，实现仕途上的强强联合。这种说法的流行，从一定程度上说，还是证实了古人对于婚姻的慎重。至于是“九代”还是“五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自然是隔得越远越稳妥。 #涨知识#
【时光的模样】李学明
在山东书城五楼山东出版美术馆举办的“时光的模样”画展上，有一幅李学明先生的竖幅作品《此物最磨人》。我的内心被这幅画震动了一下。
此作画的是一方抄手古砚，古砚位于整幅画的下半部分，右上为篆书题款“此物最磨人”，书法一气呵成，墨色干湿浓淡变化自然丰富。左上为大片留白。画中之砚纯水墨写就，呈45度角倾斜，有一种“寓动于静”的势。砚体笔触分明，墨色轻重枯润宛宛可见，呈现出一种结实的体量感。此用笔所致。笔力到了，水墨方能出现这个效果。如此体量硕大的抄手砚稳稳当当地落在宣纸上，堂堂正正，敦厚静穆，又是那么的温柔可爱，仿佛主人刚刚用磨好的墨写完了字或画完了画，砚堂上那呈弧形运动的墨痕犹在，墨海里则是余墨，黑而重，重而透，了无火气。整件作品是在造型的基础上完成的写意，含蓄中见博大，仿佛一股饱满的元气蕴含其中，静静诉说着关于主人的人生、笔墨的故事。当我拉开距离看，忽然一惊，这哪里是一方砚，这分明是一座体型硕大稳稳当当放置在你面前的一方大鼎！
这种气息是如何产生的呢？显然，是笔墨效果所致，然而这笔墨效果从何而来？这要归于画家的笔力与控水能力。李学明先生是当今画坛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画大家，他不仅擅画，也擅书。他的书法从碑帖中来，既有金石气，又有书卷气，沉厚酣畅，落到画上，笔力到位，浑穆质朴。然而，只是笔力到了也不能出现这种艺术效果，非要文气的涵养不可。李学明不仅擅书，且擅文。他的散文笔记记录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人生经历以及从事绘画的甘苦与体悟。我曾读过他的许多文章，有文言，亦有白话。他的文章其意趣、其风骨，因生活与艺术的持久浸润而娓娓道来，读来令人心生共鸣。他虽不以散文家自诩，然这些画余闲话既有内在的人生哲理又有美学逻辑，虽如散落的珠玉，却自成系统。
文人画，对画家第一要求即首先是个文人，而文人第一要务就是能文，没有文这个前提，断然画不好文人画。以文涵养笔墨，笔墨才有生命，画才可观。李学明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文品、画品俱素朴，也俱高妙；俱深情，也俱超脱。
有了笔力，有了文气，然而这也还不够，非要归结为人格的锻造而不可。布丰说“风格即人”，放在中国文化里看，对于中国画而言，笔墨即人，一切笔墨都是人格的体现。没有人格，就没有笔墨。天赋秉性、经历经验、体悟总结、学问修养，最后都沉淀为画家的人格。因此，只讲情调、情趣是不够的，还要讲理趣，情趣理趣共同作用就会塑造出笔墨的人格，当笔墨中有了人格，笔墨才真正被赋予生命，至此才真正有了能涵养人的东西。
古人与砚的风雅故事让人遐想。咱无资格与古人攀比风雅，但我喜欢看砚、藏砚、玩砚，见到心仪的砚总是盘桓良久不忍离去，索性使劲看，把它装在心里带回来。最喜素砚。一方素砚在手，时光就会变得冷静，变得沉实，变得可观、可触、可感，似乎有了某种模样。时光有模样吗？有。用李学明先生的话说就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我觉得这句话真是妙，虽然不是那么具体，但一下子说透了，说明白了。时光是什么模样？大约就是你手执一方素砚，婆娑日影在乌黑而坚硬的砚身缓缓流淌过去的模样，那是你眼睛里的模样，更是你心里的模样。在看到摸到这个模样的同时，内心忽然升起一种悲凉之感：人生如寄、时不我待、流光可惜哉！
中国文化真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一切都似乎是自然而然，文房四宝从它们的来历到用途再上升到文化哲学，无不顺应着自然天道：砚的硬与毛笔的软是一双辩证的存在，此其一；石之坚与水之柔是一双辩证的存在，此其二；墨的黑与宣纸的白是一双辩证的存在，此其三；砚的端正有方含蓄稳重与毛笔的八面出锋婀娜多姿又是一对辩证的存在，此其四；书写者的柔软心灵与所置身的坚硬时空又是一对辩证的存在，此其五。时光的模样，大约就在这几层“辩证的存在”里。
砚可磨墨，亦可磨人。砚越磨越薄，人却越磨越厚。生命有限，时光无情，然而这无情里又分明透着几多柔情几许深情，而在这柔情这深情里，又分明有着一种隐隐约约的凛冽的风骨蕴藏其中，让你说不清道不明。柳公权说“非人磨墨墨磨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罢。万事一理。古人又说“文以载道”，作为文房四宝，砚是文思生发的四个维度之一，文不仅载治国平天下之道，也载艺术之道、笔墨之道、人生之道。由此看来，砚虽小，亦广大无边，可耕云种月，培植出尘之想；亦可耕耘人生播种艺术，收获人生与艺术之思。砚边随想，可无际无涯，亦可十分具体。自古及今，砚边随想造就了多少风雅传奇自是不必多说，然而只是静对着一方乌黑的素砚，在婆娑时光的流逝中看见了自己存在的模样，就是时光最真实的模样。砚边，时光雕塑了我们，同时，我们也雕塑了时光。
大凤 2021年7月22日于石头小记草堂
#国画[超话]# https://t.cn/RBS4O7q
在山东书城五楼山东出版美术馆举办的“时光的模样”画展上，有一幅李学明先生的竖幅作品《此物最磨人》。我的内心被这幅画震动了一下。
此作画的是一方抄手古砚，古砚位于整幅画的下半部分，右上为篆书题款“此物最磨人”，书法一气呵成，墨色干湿浓淡变化自然丰富。左上为大片留白。画中之砚纯水墨写就，呈45度角倾斜，有一种“寓动于静”的势。砚体笔触分明，墨色轻重枯润宛宛可见，呈现出一种结实的体量感。此用笔所致。笔力到了，水墨方能出现这个效果。如此体量硕大的抄手砚稳稳当当地落在宣纸上，堂堂正正，敦厚静穆，又是那么的温柔可爱，仿佛主人刚刚用磨好的墨写完了字或画完了画，砚堂上那呈弧形运动的墨痕犹在，墨海里则是余墨，黑而重，重而透，了无火气。整件作品是在造型的基础上完成的写意，含蓄中见博大，仿佛一股饱满的元气蕴含其中，静静诉说着关于主人的人生、笔墨的故事。当我拉开距离看，忽然一惊，这哪里是一方砚，这分明是一座体型硕大稳稳当当放置在你面前的一方大鼎！
这种气息是如何产生的呢？显然，是笔墨效果所致，然而这笔墨效果从何而来？这要归于画家的笔力与控水能力。李学明先生是当今画坛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画大家，他不仅擅画，也擅书。他的书法从碑帖中来，既有金石气，又有书卷气，沉厚酣畅，落到画上，笔力到位，浑穆质朴。然而，只是笔力到了也不能出现这种艺术效果，非要文气的涵养不可。李学明不仅擅书，且擅文。他的散文笔记记录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人生经历以及从事绘画的甘苦与体悟。我曾读过他的许多文章，有文言，亦有白话。他的文章其意趣、其风骨，因生活与艺术的持久浸润而娓娓道来，读来令人心生共鸣。他虽不以散文家自诩，然这些画余闲话既有内在的人生哲理又有美学逻辑，虽如散落的珠玉，却自成系统。
文人画，对画家第一要求即首先是个文人，而文人第一要务就是能文，没有文这个前提，断然画不好文人画。以文涵养笔墨，笔墨才有生命，画才可观。李学明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文品、画品俱素朴，也俱高妙；俱深情，也俱超脱。
有了笔力，有了文气，然而这也还不够，非要归结为人格的锻造而不可。布丰说“风格即人”，放在中国文化里看，对于中国画而言，笔墨即人，一切笔墨都是人格的体现。没有人格，就没有笔墨。天赋秉性、经历经验、体悟总结、学问修养，最后都沉淀为画家的人格。因此，只讲情调、情趣是不够的，还要讲理趣，情趣理趣共同作用就会塑造出笔墨的人格，当笔墨中有了人格，笔墨才真正被赋予生命，至此才真正有了能涵养人的东西。
古人与砚的风雅故事让人遐想。咱无资格与古人攀比风雅，但我喜欢看砚、藏砚、玩砚，见到心仪的砚总是盘桓良久不忍离去，索性使劲看，把它装在心里带回来。最喜素砚。一方素砚在手，时光就会变得冷静，变得沉实，变得可观、可触、可感，似乎有了某种模样。时光有模样吗？有。用李学明先生的话说就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我觉得这句话真是妙，虽然不是那么具体，但一下子说透了，说明白了。时光是什么模样？大约就是你手执一方素砚，婆娑日影在乌黑而坚硬的砚身缓缓流淌过去的模样，那是你眼睛里的模样，更是你心里的模样。在看到摸到这个模样的同时，内心忽然升起一种悲凉之感：人生如寄、时不我待、流光可惜哉！
中国文化真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一切都似乎是自然而然，文房四宝从它们的来历到用途再上升到文化哲学，无不顺应着自然天道：砚的硬与毛笔的软是一双辩证的存在，此其一；石之坚与水之柔是一双辩证的存在，此其二；墨的黑与宣纸的白是一双辩证的存在，此其三；砚的端正有方含蓄稳重与毛笔的八面出锋婀娜多姿又是一对辩证的存在，此其四；书写者的柔软心灵与所置身的坚硬时空又是一对辩证的存在，此其五。时光的模样，大约就在这几层“辩证的存在”里。
砚可磨墨，亦可磨人。砚越磨越薄，人却越磨越厚。生命有限，时光无情，然而这无情里又分明透着几多柔情几许深情，而在这柔情这深情里，又分明有着一种隐隐约约的凛冽的风骨蕴藏其中，让你说不清道不明。柳公权说“非人磨墨墨磨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罢。万事一理。古人又说“文以载道”，作为文房四宝，砚是文思生发的四个维度之一，文不仅载治国平天下之道，也载艺术之道、笔墨之道、人生之道。由此看来，砚虽小，亦广大无边，可耕云种月，培植出尘之想；亦可耕耘人生播种艺术，收获人生与艺术之思。砚边随想，可无际无涯，亦可十分具体。自古及今，砚边随想造就了多少风雅传奇自是不必多说，然而只是静对着一方乌黑的素砚，在婆娑时光的流逝中看见了自己存在的模样，就是时光最真实的模样。砚边，时光雕塑了我们，同时，我们也雕塑了时光。
大凤 2021年7月22日于石头小记草堂
#国画[超话]# https://t.cn/RBS4O7q
你知道“九族”、“五服”是什么吗？
为什么出了“五服”不是亲戚？你知道“五服”是什么吗？
喜欢看古装剧的细心观众，一定会注意到，某位官员若是犯了大事，就极有可能会“株连九族”，这算是“连坐”制度的顶格处罚，相当于一整个宗族都不复存在了。
“九族”不难理解，“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从高祖开始数，一直到玄孙，一共九代，这里是纯指父族的几代人。也有种说法，将母族的几代也包括进来。不过就中国历史上维护皇族统治的需要，更多学者的观点倾向于前者，毕竟古代社会的主流是强调父宗。
为何要先解释这个概念呢？因为民间说法中的“五服”，实际上是这“九族”的概念。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流行着一个说法，说若是出了这“五服”，就算不上是亲戚了。
很多人眼中，这“五服”就等于是“五代”概念。可如果真的这么简单，为何古人不直接用“代”字，而非得用“服”字？看看老祖宗对这个概念是如何界定的吧。
在古籍中，“五服”用途颇广。其中一层意思，就是以距离的远近划分。在古代王畿的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五个服。其中“服”的意思就是服侍天子。
这种以天子为中心，然后向外扩散的统治管理模式，和在大家族中，以祖宗为家族发展的源头，子孙如开枝散叶般的绵延模式何其相似。
由此观之，中国历史上各代的这种治国方式，其实也渗透于各大家族，对宗族管理留下深远持久的影响。
“五服”的另一层意思是指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自身五代，而按照前文所提到的主流观点，九族（也称九代）也仅包括从高祖到玄孙九代。
九代以外的人，从血统上而论，已经和本宗族亲缘关系甚远，所以自然就不能算是“一家人”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统治者对一个人恨得不行的时候，直接就是拿掉九族，而不是“七族”或者“八族”。
“五服”这一概念的出处
《尚书·禹贡》里曾记录过“甸服”一词。这是距离统治者最近的一个“服”，半径为500里。在这个区域内，又细分为5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的大小，是在半径为100里的基础上等加。
这“五服”的最初含义，有点类似现在“行政区”的划分。不过是以天子所在地为中心，以这中心为圆心，然后半径不等画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圆，从里到外，冠以不同的“服”名。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便于天子对百姓臣民的管理。相应地，不同的“服”，有各自不同的任务和职责。
这5个区域，由里向外，每年要缴纳的“粮食”如下：带藁秸的谷物、禾穗、去掉藁芒的禾穗、带壳的谷子、无壳的米。
中国的古人是不是特别有智慧呢？那时没有大数据，但是通过区域上的划分，可以保证国家粮食的来源和质量，从而保证国家的粮仓收入，维护社会安定，毕竟一个国家如果粮食供应出了问题，那么社会就要大乱了。
目前的史料中，《尚书·禹贡》是最早写到“五服”这个概念，这本书其实和人口管理没什么关联，它是一本区域地理著作。那为何这“五服”后来是更多和人有了关联？这是因为再没有哪个词，能用两个字，就概括出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
这个词用于国家层面，是指和天子的关系从近到远；而到了民间，这个说法就能言简意赅表明某个后人和某个宗族是否有亲缘关系。
中国历史上，为了记录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还有一个“修家谱”的传统。不过如果按照这个出了几服就不算一家人的说法，就算同在一个家谱系上，大家都一个姓，有时和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五服”对于古代婚姻的影响
由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执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因此衍生了“嫡庶”的区别。对于大家族而言，这后代自然繁多，若是没有一个家谱做下登记，到了某一代，没准就弄混了亲缘关系。
不过到了现在，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很多家庭是一个小孩，所以，这个“出五服”的说法，可以说逐渐没了其生存的依据。
这种说法，在以前是为了防止近亲结婚，避免人口质量变差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对于婚姻”都有相对严苛的条件，不过到了民间，这些深晦的语言、繁琐的规矩，对于没有什么文化的百姓来说，看不懂的情况下，反而失了可行性，倒不如用“五服”这种更加直接的词语。也就是说，只要出了“五服”，就没有什么亲缘关系了，两人自然也就可以筹备婚事了。
虽然看上去，这种说法只是民间对于血缘关系最质朴的认识。但若是按照现在的生物遗传学分析，还真是这一个道理。虽然父系的某个染色体一直在，但是每一代的配偶，都会为下一代带来不同的基因，几代下来，各分支间，基因相似的概率就会降得很低。
这种民间说法，应是在多年的经验中积累产生，对于维护一个宗族的发展，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衣”作用。当然，古代社会还是有不少亲上加亲的事例，这就是另一层面的事了，常见的原因是为了家族的长远发展，通过稳定的婚姻关系，将强大家族之间的联系强化，实现仕途上的强强联合。
这种说法的流行，从一定程度上说，还是证实了古人对于婚姻的慎重。至于是“九代”还是“五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自然是隔得越远越稳妥。
为什么出了“五服”不是亲戚？你知道“五服”是什么吗？
喜欢看古装剧的细心观众，一定会注意到，某位官员若是犯了大事，就极有可能会“株连九族”，这算是“连坐”制度的顶格处罚，相当于一整个宗族都不复存在了。
“九族”不难理解，“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从高祖开始数，一直到玄孙，一共九代，这里是纯指父族的几代人。也有种说法，将母族的几代也包括进来。不过就中国历史上维护皇族统治的需要，更多学者的观点倾向于前者，毕竟古代社会的主流是强调父宗。
为何要先解释这个概念呢？因为民间说法中的“五服”，实际上是这“九族”的概念。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流行着一个说法，说若是出了这“五服”，就算不上是亲戚了。
很多人眼中，这“五服”就等于是“五代”概念。可如果真的这么简单，为何古人不直接用“代”字，而非得用“服”字？看看老祖宗对这个概念是如何界定的吧。
在古籍中，“五服”用途颇广。其中一层意思，就是以距离的远近划分。在古代王畿的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五个服。其中“服”的意思就是服侍天子。
这种以天子为中心，然后向外扩散的统治管理模式，和在大家族中，以祖宗为家族发展的源头，子孙如开枝散叶般的绵延模式何其相似。
由此观之，中国历史上各代的这种治国方式，其实也渗透于各大家族，对宗族管理留下深远持久的影响。
“五服”的另一层意思是指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自身五代，而按照前文所提到的主流观点，九族（也称九代）也仅包括从高祖到玄孙九代。
九代以外的人，从血统上而论，已经和本宗族亲缘关系甚远，所以自然就不能算是“一家人”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统治者对一个人恨得不行的时候，直接就是拿掉九族，而不是“七族”或者“八族”。
“五服”这一概念的出处
《尚书·禹贡》里曾记录过“甸服”一词。这是距离统治者最近的一个“服”，半径为500里。在这个区域内，又细分为5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的大小，是在半径为100里的基础上等加。
这“五服”的最初含义，有点类似现在“行政区”的划分。不过是以天子所在地为中心，以这中心为圆心，然后半径不等画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圆，从里到外，冠以不同的“服”名。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便于天子对百姓臣民的管理。相应地，不同的“服”，有各自不同的任务和职责。
这5个区域，由里向外，每年要缴纳的“粮食”如下：带藁秸的谷物、禾穗、去掉藁芒的禾穗、带壳的谷子、无壳的米。
中国的古人是不是特别有智慧呢？那时没有大数据，但是通过区域上的划分，可以保证国家粮食的来源和质量，从而保证国家的粮仓收入，维护社会安定，毕竟一个国家如果粮食供应出了问题，那么社会就要大乱了。
目前的史料中，《尚书·禹贡》是最早写到“五服”这个概念，这本书其实和人口管理没什么关联，它是一本区域地理著作。那为何这“五服”后来是更多和人有了关联？这是因为再没有哪个词，能用两个字，就概括出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
这个词用于国家层面，是指和天子的关系从近到远；而到了民间，这个说法就能言简意赅表明某个后人和某个宗族是否有亲缘关系。
中国历史上，为了记录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还有一个“修家谱”的传统。不过如果按照这个出了几服就不算一家人的说法，就算同在一个家谱系上，大家都一个姓，有时和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五服”对于古代婚姻的影响
由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执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因此衍生了“嫡庶”的区别。对于大家族而言，这后代自然繁多，若是没有一个家谱做下登记，到了某一代，没准就弄混了亲缘关系。
不过到了现在，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很多家庭是一个小孩，所以，这个“出五服”的说法，可以说逐渐没了其生存的依据。
这种说法，在以前是为了防止近亲结婚，避免人口质量变差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对于婚姻”都有相对严苛的条件，不过到了民间，这些深晦的语言、繁琐的规矩，对于没有什么文化的百姓来说，看不懂的情况下，反而失了可行性，倒不如用“五服”这种更加直接的词语。也就是说，只要出了“五服”，就没有什么亲缘关系了，两人自然也就可以筹备婚事了。
虽然看上去，这种说法只是民间对于血缘关系最质朴的认识。但若是按照现在的生物遗传学分析，还真是这一个道理。虽然父系的某个染色体一直在，但是每一代的配偶，都会为下一代带来不同的基因，几代下来，各分支间，基因相似的概率就会降得很低。
这种民间说法，应是在多年的经验中积累产生，对于维护一个宗族的发展，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衣”作用。当然，古代社会还是有不少亲上加亲的事例，这就是另一层面的事了，常见的原因是为了家族的长远发展，通过稳定的婚姻关系，将强大家族之间的联系强化，实现仕途上的强强联合。
这种说法的流行，从一定程度上说，还是证实了古人对于婚姻的慎重。至于是“九代”还是“五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自然是隔得越远越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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