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化学家谢毓元院士逝世#】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谢毓元，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2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
谢毓元，1924年4月19日生于北京。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61年获苏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合物化学研究所副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谢毓元主要从事创新药物研究，在血吸虫病药物，金属中毒解毒药物，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震颤麻痹症药物等领域进行了长期研究并发现了一些效果优良的新药；在天然产物领域，全合成了绝对构型与天然产物一致的降压生物碱莲芯碱及抗生素灰黄霉素；研究新螯合剂的合成，在多个系列的新型化合物中找出喹胺酸对钚、钍、锆等放射核素有促排作用，酰膦钙钠对放射性锶有促排作用，均超过国外报道的药物效用。对促排药物的设计、合成、药效筛选、作用机理、配位化学等方面有系统完整的研究。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经历，谢毓元曾总结几点经验勉励后学，“对科研工作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干任何事情，缺少激情，缺少刻苦钻研、拼搏向上的精神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光明日报）
谢毓元，1924年4月19日生于北京。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61年获苏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合物化学研究所副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谢毓元主要从事创新药物研究，在血吸虫病药物，金属中毒解毒药物，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震颤麻痹症药物等领域进行了长期研究并发现了一些效果优良的新药；在天然产物领域，全合成了绝对构型与天然产物一致的降压生物碱莲芯碱及抗生素灰黄霉素；研究新螯合剂的合成，在多个系列的新型化合物中找出喹胺酸对钚、钍、锆等放射核素有促排作用，酰膦钙钠对放射性锶有促排作用，均超过国外报道的药物效用。对促排药物的设计、合成、药效筛选、作用机理、配位化学等方面有系统完整的研究。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经历，谢毓元曾总结几点经验勉励后学，“对科研工作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干任何事情，缺少激情，缺少刻苦钻研、拼搏向上的精神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光明日报）
赵婷又获大奖—金球奖最佳电影导演，也是金球奖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女导演。
她的获奖作品《无依之地》讲述主人翁弗恩在失业后开始住在房车中，一边打工，一边旅游，并遇到各色各样的人的故事。
赵婷生于北京，自幼爱看书，绘画，写小说和看电影，受王家卫电影启发，立志当导演，并且在父亲支持
她的获奖作品《无依之地》讲述主人翁弗恩在失业后开始住在房车中，一边打工，一边旅游，并遇到各色各样的人的故事。
赵婷生于北京，自幼爱看书，绘画，写小说和看电影，受王家卫电影启发，立志当导演，并且在父亲支持
【我国人口出生率4年下降2.47‰，为啥？人口专家一语道破：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 5.73‰。
赵鹏（化名）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时，赵鹏决绝地回答：“不想了！压力太大了。”赵鹏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压力就不小，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足够让他们伤脑筋了。
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记者梳理了各省市统计年鉴发现，2014年，黑龙江年末常住总人口为3833万人，比上年减少2万人，在东北率先出现下降趋势。其后，2015年，辽宁也出现下降，比2014年减少9万人。到2016年，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20.29万人，三省均出现下降态势。
截至2019年末，东北三省相比2013年合计减少人口182.55万人。伴随着常住人口的减少，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逐年走低。
全国大部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东北三省垫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5.73‰。
2019年，西藏以出生率14.60‰高居榜首，宁夏、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出生率分别为13.72‰、13.66‰。贵州、广西出生率超13‰，依次排名第四和第五。北京、上海、天津出生率分别为8.12‰、7.00‰、6.73‰。
记者梳理了2014-2019年全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发现，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迎来了一波小幅上升，到2016年达到12.95‰，为近年来最高。而随着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在31个省份中（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了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这5个省份外，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下降，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会快于其他地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已经超前全国十多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逼近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导致的结果就是东北经济的衰退，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根据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东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东北不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商品粮基地，无论是工业还是商品粮，都必须依靠劳动力来完成。东北劳动力大幅减少，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就缺乏保障。
“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人口专家盘点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结：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岁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虽然已经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都会降低。从国内看，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差异已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易富贤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2019年365万人。“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尤其是与20-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易富贤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易富贤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易富贤还指出，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原国家计生委此前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12.5%-15%左右。也就是说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
易富贤告诉记者，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中国内地的婚育年龄有相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上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超过了30岁。这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
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达预期，开放人口政策不是“一招鲜”
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再次对18日发布答复做出解释称，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还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易富贤看来，想要短期内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于现状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变人口政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个是慢性病，几十年的慢性病，不可能靠一剂药治好。”
《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现阶段的人口问题，应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针对人口政策进行规范化讨论，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要引导提升家庭价值，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提升适龄家庭的生育意愿；还要提高女性劳动的社会参与度，提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间接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此外，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最后，可适当降低开放婚育年龄，保护生育能力，减少那些因为法律问题选择"堕胎"等伤及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问题。
易富贤还建议，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会发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儿童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或普惠型民营幼儿园，降低甚至免除幼儿园的收费，并对其安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免去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此外，免费的儿童医疗政策也应该尽快落地。
其次，要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女性产假及产假期间的收入，应由政府来承担，同时用人单位在女性产假期间应保留其岗位，避免女性因为怀孕生子而失业，改善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的问题。同时，可以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
第三，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政府应该补位，给予生育补贴等。在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取42万日元，此后还能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一直持续到孩子上初中。
“鼓励生育、改变生育率低的现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一蹴而就，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这就说明开放人口政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招鲜”，几十年来，在人口问题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贤说。
参考文献：
① 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②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计委，2016.8；
③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020；
④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财经杂志，2018.
来源：健康时报
赵鹏（化名）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时，赵鹏决绝地回答：“不想了！压力太大了。”赵鹏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压力就不小，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足够让他们伤脑筋了。
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记者梳理了各省市统计年鉴发现，2014年，黑龙江年末常住总人口为3833万人，比上年减少2万人，在东北率先出现下降趋势。其后，2015年，辽宁也出现下降，比2014年减少9万人。到2016年，吉林省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减少20.29万人，三省均出现下降态势。
截至2019年末，东北三省相比2013年合计减少人口182.55万人。伴随着常住人口的减少，东北三省的生育率也逐年走低。
全国大部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东北三省垫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如果以2019年全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没有跑赢平均线的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其中，东北三省出生率垫底，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生率分别为6.45‰、6.05‰、5.73‰。
2019年，西藏以出生率14.60‰高居榜首，宁夏、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出生率分别为13.72‰、13.66‰。贵州、广西出生率超13‰，依次排名第四和第五。北京、上海、天津出生率分别为8.12‰、7.00‰、6.73‰。
记者梳理了2014-2019年全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发现，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迎来了一波小幅上升，到2016年达到12.95‰，为近年来最高。而随着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在31个省份中（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了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这5个省份外，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下降，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会快于其他地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已经超前全国十多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逼近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导致的结果就是东北经济的衰退，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根据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东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东北不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商品粮基地，无论是工业还是商品粮，都必须依靠劳动力来完成。东北劳动力大幅减少，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就缺乏保障。
“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人口专家盘点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结：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岁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虽然已经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都会降低。从国内看，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差异已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易富贤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2019年365万人。“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尤其是与20-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易富贤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易富贤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易富贤还指出，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原国家计生委此前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12.5%-15%左右。也就是说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
易富贤告诉记者，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中国内地的婚育年龄有相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上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超过了30岁。这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
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达预期，开放人口政策不是“一招鲜”
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再次对18日发布答复做出解释称，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还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易富贤看来，想要短期内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于现状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变人口政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个是慢性病，几十年的慢性病，不可能靠一剂药治好。”
《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现阶段的人口问题，应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针对人口政策进行规范化讨论，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要引导提升家庭价值，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提升适龄家庭的生育意愿；还要提高女性劳动的社会参与度，提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间接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此外，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最后，可适当降低开放婚育年龄，保护生育能力，减少那些因为法律问题选择"堕胎"等伤及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问题。
易富贤还建议，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会发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儿童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或普惠型民营幼儿园，降低甚至免除幼儿园的收费，并对其安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免去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此外，免费的儿童医疗政策也应该尽快落地。
其次，要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女性产假及产假期间的收入，应由政府来承担，同时用人单位在女性产假期间应保留其岗位，避免女性因为怀孕生子而失业，改善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的问题。同时，可以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
第三，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政府应该补位，给予生育补贴等。在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取42万日元，此后还能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一直持续到孩子上初中。
“鼓励生育、改变生育率低的现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一蹴而就，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这就说明开放人口政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招鲜”，几十年来，在人口问题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贤说。
参考文献：
① 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②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计委，2016.8；
③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020；
④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财经杂志，2018.
来源：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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