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学《文子》】第六章《上德》03
老子曰：道以无为有体，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谓之幽冥者。幽冥者，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内视而自反，故人不小学，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 莫鉴于流潦，而鉴于止水，以其保之，止而不外荡。月望日夺光，一陰一不可以承一陽一，日出星可见，不能与之争光，末不可以强于本，枝不可以大于干，上重下轻，其覆必易。 一渊不两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两即争。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蚯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咘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清之为明，杯水可见眸子， 浊之为害，河水不见太山，兰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浮一江一 海不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愠，性之有也。以清入浊必困辱，以浊入清必覆倾，天二气即成虹，地二气即泄藏， 人二气即生病，一陰一陽一不能常，日冬且夏，月不知昼，日不知夜。川广者鱼大，山高者木修，地广者德厚，故鱼不可以无饵钓，兽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 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臣，折冲千里，通于道者若车之转于毂中，不运于己，与之致于千里，终而复始，转无穷之原也。故举枉与直，何如不得，举直与枉，勿与遂往。有鸟将来， 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今为一目之罗，则无时得鸟，故事或不可前规，物或不可预虑，故圣人畜道待时也。故欲致鱼者先通谷，欲来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 为鱼得者，非挈而入渊也，为猿得者，非负而上木也，纵之所利而已。
【译文】
老子说： 道以无形无声的虚无为体， 观察它看不见其形体， 倾听它而不闻其声音， 这就称之为暗昧而无形， 暗昧
而无形， 是所以用来论说道的， 而并不是道， 道是不可言说的， 故所言说的就不是道。 道这个东西， 反听内视， 自得于身， 在体内自我修养， 便可于自身中获得它。 所以人不是小觉悟， 不是大迷茫， 不是小智慧， 不是大愚昧。 道是不可在流水中照鉴的， 而只能在静水中照鉴； 心神外荡则流浊而常昏， 水性内虚则渊清而自鉴。 月望时其亮光被日所夺，逐渐减少了光亮， 这是阴不可以胜阳的原因， 太阳出现星光就不可见， 这是因为它们不能与太阳争光， 树梢不可强大于树根， 树枝不可以其强大于树干， 上边重下边轻， 其翻倒必然容易。 一座深潭不能容纳两条蛟龙， 一只雌性禽兽不能同时配与二只雄性禽兽， 一个就安定， 两个就相争。 高山藏玉而草木润媚， 深潭生珠而岸边不枯， 君子积累道德而有光辉， 蚯蚓没有筋骨的强硬， 爪牙的坚利， 却可以在地上吃干土， 地下饮黄泉， 就在于它用心专精。 清静就可达到明亮， 一杯水可照见眸子； 混浊所造成的灾害， 多如河水也照不见大大的泰山。 兰草和白芷不会因为无人佩带就不发出芳香， 船行江海不会因为没有乘人就自沉， 君子修行道德不会因为没有人知道就自动停止， 这都是性情中所固有的才使其如此。 以清静进入混浊必遭困辱， 以混浊入于清静必遭倾覆， 贤愚不并立， 清浊不同器。 天上阴阳两气失调就会形成彩虹， 地上阴阳两气失调就会使伏藏的昆虫泄漏出来为害， 体内阴阳两气失调入就会生病。 阴阳两气不能兼常，冬夏不能并存， 月亮不知白天， 太阳不知黑夜， 阴极而转阳， 阳极而转阴， 冬去夏来， 昼夜不相干犯。 水深则鱼大，山高则木长， 地广则德厚， 所以鱼不能用无饵之钩去钓， 野兽不能用无饵之器去捕。 山里有猛兽， 林木会因为此而不遭砍伐； 园中有螫虫， 蔬菜会因为此而不被探摘； 国家有贤臣， 便能拒敌于千里之外。 通达于道的人就好像车轴， 转于毂中， 而自己却并不运动， 但与毂相配合就能致于千里之外的地方， 终而复始， 这就是其转动无穷的原因。 所以选拔小人而归于君子一类， 小人怎能不得意； 选拔君子而归于小人一类， 君子不要与其同去。 有鸟将要飞来， 张开罗网以等待它。 能捕获鸟的仅是罗网中的一个孔， 现在织一个一孔之罗网， 那就永远也捕不到鸟。 所以事情有的不可提前规划， 有的不可提前思虑， 故圣人积累道德以等待时运啊。 想让鱼来聚集要先疏通流水之道， 想让鸟来聚集要先栽种树木； 水积聚而鱼来， 树茂繁而乌集群。 捕鱼的人， 不需亲自入水潭； 猎猿的人， 不需亲自爬树； 只要对它们施与恩惠即可捕获， 如此而已。
老子曰：道以无为有体，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谓之幽冥者。幽冥者，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内视而自反，故人不小学，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 莫鉴于流潦，而鉴于止水，以其保之，止而不外荡。月望日夺光，一陰一不可以承一陽一，日出星可见，不能与之争光，末不可以强于本，枝不可以大于干，上重下轻，其覆必易。 一渊不两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两即争。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蚯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咘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清之为明，杯水可见眸子， 浊之为害，河水不见太山，兰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浮一江一 海不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愠，性之有也。以清入浊必困辱，以浊入清必覆倾，天二气即成虹，地二气即泄藏， 人二气即生病，一陰一陽一不能常，日冬且夏，月不知昼，日不知夜。川广者鱼大，山高者木修，地广者德厚，故鱼不可以无饵钓，兽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 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臣，折冲千里，通于道者若车之转于毂中，不运于己，与之致于千里，终而复始，转无穷之原也。故举枉与直，何如不得，举直与枉，勿与遂往。有鸟将来， 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今为一目之罗，则无时得鸟，故事或不可前规，物或不可预虑，故圣人畜道待时也。故欲致鱼者先通谷，欲来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 为鱼得者，非挈而入渊也，为猿得者，非负而上木也，纵之所利而已。
【译文】
老子说： 道以无形无声的虚无为体， 观察它看不见其形体， 倾听它而不闻其声音， 这就称之为暗昧而无形， 暗昧
而无形， 是所以用来论说道的， 而并不是道， 道是不可言说的， 故所言说的就不是道。 道这个东西， 反听内视， 自得于身， 在体内自我修养， 便可于自身中获得它。 所以人不是小觉悟， 不是大迷茫， 不是小智慧， 不是大愚昧。 道是不可在流水中照鉴的， 而只能在静水中照鉴； 心神外荡则流浊而常昏， 水性内虚则渊清而自鉴。 月望时其亮光被日所夺，逐渐减少了光亮， 这是阴不可以胜阳的原因， 太阳出现星光就不可见， 这是因为它们不能与太阳争光， 树梢不可强大于树根， 树枝不可以其强大于树干， 上边重下边轻， 其翻倒必然容易。 一座深潭不能容纳两条蛟龙， 一只雌性禽兽不能同时配与二只雄性禽兽， 一个就安定， 两个就相争。 高山藏玉而草木润媚， 深潭生珠而岸边不枯， 君子积累道德而有光辉， 蚯蚓没有筋骨的强硬， 爪牙的坚利， 却可以在地上吃干土， 地下饮黄泉， 就在于它用心专精。 清静就可达到明亮， 一杯水可照见眸子； 混浊所造成的灾害， 多如河水也照不见大大的泰山。 兰草和白芷不会因为无人佩带就不发出芳香， 船行江海不会因为没有乘人就自沉， 君子修行道德不会因为没有人知道就自动停止， 这都是性情中所固有的才使其如此。 以清静进入混浊必遭困辱， 以混浊入于清静必遭倾覆， 贤愚不并立， 清浊不同器。 天上阴阳两气失调就会形成彩虹， 地上阴阳两气失调就会使伏藏的昆虫泄漏出来为害， 体内阴阳两气失调入就会生病。 阴阳两气不能兼常，冬夏不能并存， 月亮不知白天， 太阳不知黑夜， 阴极而转阳， 阳极而转阴， 冬去夏来， 昼夜不相干犯。 水深则鱼大，山高则木长， 地广则德厚， 所以鱼不能用无饵之钩去钓， 野兽不能用无饵之器去捕。 山里有猛兽， 林木会因为此而不遭砍伐； 园中有螫虫， 蔬菜会因为此而不被探摘； 国家有贤臣， 便能拒敌于千里之外。 通达于道的人就好像车轴， 转于毂中， 而自己却并不运动， 但与毂相配合就能致于千里之外的地方， 终而复始， 这就是其转动无穷的原因。 所以选拔小人而归于君子一类， 小人怎能不得意； 选拔君子而归于小人一类， 君子不要与其同去。 有鸟将要飞来， 张开罗网以等待它。 能捕获鸟的仅是罗网中的一个孔， 现在织一个一孔之罗网， 那就永远也捕不到鸟。 所以事情有的不可提前规划， 有的不可提前思虑， 故圣人积累道德以等待时运啊。 想让鱼来聚集要先疏通流水之道， 想让鸟来聚集要先栽种树木； 水积聚而鱼来， 树茂繁而乌集群。 捕鱼的人， 不需亲自入水潭； 猎猿的人， 不需亲自爬树； 只要对它们施与恩惠即可捕获， 如此而已。
从《老子》到《道德经》
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秋之校园#【神奇的小手变变变】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一把剪刀，一块石头，变成小白兔……我们的小手除了做游戏以外还有很大的用途呢！一起来看看新城区幼儿园小朋友用神奇的小手变出了什么样的魔法！瞧~孩子们通过摆弄不同造型的手形图，有的变成了蝴蝶、有的变成了小鱼，有的变成了长颈鹿……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小手的有趣与多变，发挥自己的想象进行手形作画并以添画的方式进行大胆创作，用彩色的画笔绘出了无限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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