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开示录
劝持《弥陀经》（之六）
果能受持《阿弥陀经》，则知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依正庄严，种种功德，阿弥陀佛现在说法，光寿无量，誓愿洪深，诸上善人俱会一处，皆以修此信愿念佛之多善根、福德、因缘妙行而生。其有不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以契近则登不退地，远则圆成佛道者乎？而况六方诸佛普利众生，释迦本师得无上道，无不资始乎此，而归极乎此。良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由其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则因源，法门之妙，妙无以加。乃《华严》末后归宗之一著。（增广下册《西方公据》重刻序）
劝持《弥陀经》（之六）
果能受持《阿弥陀经》，则知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依正庄严，种种功德，阿弥陀佛现在说法，光寿无量，誓愿洪深，诸上善人俱会一处，皆以修此信愿念佛之多善根、福德、因缘妙行而生。其有不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以契近则登不退地，远则圆成佛道者乎？而况六方诸佛普利众生，释迦本师得无上道，无不资始乎此，而归极乎此。良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由其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则因源，法门之妙，妙无以加。乃《华严》末后归宗之一著。（增广下册《西方公据》重刻序）
#药王孙真人《福寿论》#：遵道守分，方能福集寿臻！
近来读《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被里面的深意所吸引，不禁产生了下笔的想法。
今天想写的主旨是“遵道守分，福集寿臻”，然后结合孙真人的《福寿论》进行写作。我们首先要谈到“遵道守分”。遵什么道，怎么遵道？而“守分”，又是守什么分，如何守分？
一. 天道与本分
“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这是《玄纲论》里对道的一个大的概述。再往小些往人性上说，道者何也？
《中庸》上说：“天之命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天之命谓性”，是指人的天性。“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的原则去进行修治。
《黄帝阴符经》上说：“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秉天地之气而生，生成之后，人又是天地的一个小化身。太空中一点不昧的虚灵，即天性。此性长清常静，无情无意，无思无为，但它应变事物无有休停。此性应之于人，即为人心。
人心因为有情有意，想思有虑，时时在动，故谓：“人心，机也”。而天道，是世间万物的主宰。所以要想得到人类社会的太平，人身自我身命的安宁，必须返本归根，依循常清常静、无思无为、无情无意的天道。这就是遵循本分。
二. 仁与俭：天道所常，人之本分
清代悟元子刘一明祖师则补充解释说：“天性者，天赋之性，即真如之性。所谓真心，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人得以为人者是也。”如果没有做到守道，或者超过了限度，就是非分。
《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里的提到了富贵者与贫贱者的非分：“富贵者，以轾势取，为非分也。贫贱者，以佞盗取，为非分也。”之后又举了例子：官爵之非分者，车马之非分者，妻妾之非分者，童仆之非分者，而这四种非分总结起来就是不仁之非分。
道与儒不同，这里的“仁”不是儒家的“仁”的含义，不是指仁义，而是指廉谨。廉，即棱角分明、是非分明；谨，即谨慎。这里的“不仁”，就是指是非不分，恣情纵欲。
后面的屋宇之非分者，粟帛之非分者，衣食之非分者，饮食之非分者，这四种总结起来就是不俭之非分。不俭，简单来说就是不节俭。
《道德经》有言：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由此可见节俭的重要性，做不到的话，自然也是非分。
不仁不俭，如此种种，皆与造善之积不符。积不仁之多，造不善之广，神皆记之，神而追之则矣。尚不能逃其往负之灾。
道教是讲承负的，《文昌帝君阴骘文》里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
因此孙真人说：“如此者，于我如浮云，不足以为富也。”若是真有以此为富的，也不过是为富不仁，积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
三. 元载：不遵道，不守分，福寿全无
我印象中最不“遵道守分”的人，当属唐代宗李豫时期的宰相元载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巨贪之一。抄他家时，起赃无数。就冲他家中藏有赃物胡椒八百石，钟乳五百两，就略可知其奢糜腐败的程度。
这也最为让人记忆深刻。胡椒日常用量极少，一餐饭，数粒即足。然而，从其家抄没的差不多有现今的六十多吨重。这就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运到唐首都长安，现今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何况是当时的驼队？何等辛苦不易！
元载遂兼任度支使时，志得意满，自恃除恶之功，非议前贤。他认为满朝文武，无人比得上自己。后来，元载为独揽大权，上奏皇帝，要求吏部、兵部对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不得检验考核，并于公府门前杖杀了弹劾他的大臣。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公开非议元载，就算走在路上，也不敢交谈，只是以目示意。
周幽王时期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唐朝完美的重现了。当时，元载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凡是想求官仕进的，都要向他的儿子、亲信赠送厚礼。元载任相时，宣州有一老者向他求官。元载只给了他一封书信便打发走。
老者走到幽州，拆信观看，见上面只有元载的署名，别无他话，非常生气，但只得持信去求见当地节度使。节度使见了元载所书，将老者迎到馆舍，加以款待，又赠送他绢帛千匹。元载得势之威势，可见一斑。
唐代宗对元载所为非常清楚，但考虑到元载任相多年，想让他善始善终，因而单独召见，加以劝诫，希望他有所收敛，元载却不思改过。
嚯！皇帝亲自来劝还不听，古往今来也是没谁了，利令智昏莫过于是。
后来代宗下诏赐死元载，妻及子并赐死，并且挖开元载父祖坟墓，劈棺弃尸。这可就不只是“死有余责，秧其子孙”了，连死去的宗祖都要一起受辱。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他得势时是如此的倒行逆施，人们对他的死无人叹息也就不足为怪了。
《资治通鉴》上说元载临死前，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元载知道逃不过一死，于是他央求：“愿得快死！”刽子手说：“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于是脱下脏袜子塞其口而杀之。
《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元载出身寒微，应当知晓百姓之苦，然而当他做了宰相，却大兴土木，全然不顾庶民之生死。
他好读书，尤擅道书，考虑到他的时代，很还可能是读过孙真人的福寿论的，可他干的全是非分之事，更别说遵道守分了。此等不仁之富，也就促成他最后成了真正的为富不“人”。
四. 福与寿：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接下来，“福集寿臻”要怎么做到呢？这其实也就是孙真人的这篇福寿论里探讨的主旨“福”与“寿”。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福？什么是寿？为什么说福满了寿就会到来呢？
古人认为，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与“祸”相对。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对福与祸的一种辩证认识。《礼记》则曰：“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也就是说，“福”有顺利、诸事如意的含义。
许慎《说文》里提到：“福，佑也”。有着赐福，保佑之意。
纵观古今，人们对“福”字的认知各有侧重点。孙真人福寿论的第二段开头就说道：“福者，造善之积；祸者，造不善之积也。”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有福或者有祸，全因自己善或不善的作为。
《太上感应篇》里也有：“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其认为祸、福虽然难以预测，但是会因为人自己的行为而转化、改变。
《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因此，一般人都会认为长寿便是有福。五福从来先说寿，其次云何？直至三公未足多。
然何为寿？《说文》里提到：“寿，久也”。在古代寿的含义代表着祈福平安，延年兴旺长久之意。“寿”字寄托着人们的期盼、祝福和向往。如何能被称为久？那自然是长生才能久视。
韩非子也说：“全寿富贵之谓福。”而孙真人却说：“贫者多寿，富者多促，贫者多寿，以贫穷自困而常不足，不可罚寿。富者多促，而奢侈有余，所以折其命也。乃天损有余而补不足。”
由此可见，仅仅多寿还不能被称为有福，只是因贫穷而不罚寿罢了。宋代大诗人陆游也曾在他诗作的《贫歌》中说道：“寿居福之首，贫为士之常。造物赋我贫，乃以寿见偿。”
宋代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则在他的《病中感秋》一诗中说道：“寿外康宁方是福，不然徒寿不须休。”这些都说明了“福”里囊括了“寿”，但与“福”相比较起来，“寿”却不能代表“福”。这就像是数学里的集合，福为母集，而寿只是子集。
五福齐备，百福骈臻，才能以寿为福，从而福集寿臻。如果只是长寿，贫穷而又困苦，或者体弱多病，常年卧床不起，这种长寿反而使人痛苦，自然也称不上享福，甚至可能还是一种受罪。
乡下把结婚和有些老人的去世，谓之为红白喜事。之所以把有的老人的去世称作喜事，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得到了长寿，却常年瘫在床上，动弹不得，生不如死。因此，福寿双全，才应该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孙真人在福寿论里，倡导大众所追寻的根本目标。
《道德经》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福寿论中也将人也分成了圣人、贤人、达人、信人等等，人贵要有自知之明，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了解自己的缺点，进而虚心改过，取长补短。
恰如《福寿论》最后所说：“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圣人知之，贤人护之，天乃爱之，人以悦之，鬼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及也，寿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寿矣”。如此这般，自然证得福寿双全。那么福集寿臻，福寿骈集，又哪里是什么难事呢？
作者：逍遥顽仙
近来读《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被里面的深意所吸引，不禁产生了下笔的想法。
今天想写的主旨是“遵道守分，福集寿臻”，然后结合孙真人的《福寿论》进行写作。我们首先要谈到“遵道守分”。遵什么道，怎么遵道？而“守分”，又是守什么分，如何守分？
一. 天道与本分
“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这是《玄纲论》里对道的一个大的概述。再往小些往人性上说，道者何也？
《中庸》上说：“天之命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天之命谓性”，是指人的天性。“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的原则去进行修治。
《黄帝阴符经》上说：“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秉天地之气而生，生成之后，人又是天地的一个小化身。太空中一点不昧的虚灵，即天性。此性长清常静，无情无意，无思无为，但它应变事物无有休停。此性应之于人，即为人心。
人心因为有情有意，想思有虑，时时在动，故谓：“人心，机也”。而天道，是世间万物的主宰。所以要想得到人类社会的太平，人身自我身命的安宁，必须返本归根，依循常清常静、无思无为、无情无意的天道。这就是遵循本分。
二. 仁与俭：天道所常，人之本分
清代悟元子刘一明祖师则补充解释说：“天性者，天赋之性，即真如之性。所谓真心，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人得以为人者是也。”如果没有做到守道，或者超过了限度，就是非分。
《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里的提到了富贵者与贫贱者的非分：“富贵者，以轾势取，为非分也。贫贱者，以佞盗取，为非分也。”之后又举了例子：官爵之非分者，车马之非分者，妻妾之非分者，童仆之非分者，而这四种非分总结起来就是不仁之非分。
道与儒不同，这里的“仁”不是儒家的“仁”的含义，不是指仁义，而是指廉谨。廉，即棱角分明、是非分明；谨，即谨慎。这里的“不仁”，就是指是非不分，恣情纵欲。
后面的屋宇之非分者，粟帛之非分者，衣食之非分者，饮食之非分者，这四种总结起来就是不俭之非分。不俭，简单来说就是不节俭。
《道德经》有言：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由此可见节俭的重要性，做不到的话，自然也是非分。
不仁不俭，如此种种，皆与造善之积不符。积不仁之多，造不善之广，神皆记之，神而追之则矣。尚不能逃其往负之灾。
道教是讲承负的，《文昌帝君阴骘文》里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
因此孙真人说：“如此者，于我如浮云，不足以为富也。”若是真有以此为富的，也不过是为富不仁，积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
三. 元载：不遵道，不守分，福寿全无
我印象中最不“遵道守分”的人，当属唐代宗李豫时期的宰相元载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巨贪之一。抄他家时，起赃无数。就冲他家中藏有赃物胡椒八百石，钟乳五百两，就略可知其奢糜腐败的程度。
这也最为让人记忆深刻。胡椒日常用量极少，一餐饭，数粒即足。然而，从其家抄没的差不多有现今的六十多吨重。这就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运到唐首都长安，现今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何况是当时的驼队？何等辛苦不易！
元载遂兼任度支使时，志得意满，自恃除恶之功，非议前贤。他认为满朝文武，无人比得上自己。后来，元载为独揽大权，上奏皇帝，要求吏部、兵部对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不得检验考核，并于公府门前杖杀了弹劾他的大臣。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公开非议元载，就算走在路上，也不敢交谈，只是以目示意。
周幽王时期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唐朝完美的重现了。当时，元载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凡是想求官仕进的，都要向他的儿子、亲信赠送厚礼。元载任相时，宣州有一老者向他求官。元载只给了他一封书信便打发走。
老者走到幽州，拆信观看，见上面只有元载的署名，别无他话，非常生气，但只得持信去求见当地节度使。节度使见了元载所书，将老者迎到馆舍，加以款待，又赠送他绢帛千匹。元载得势之威势，可见一斑。
唐代宗对元载所为非常清楚，但考虑到元载任相多年，想让他善始善终，因而单独召见，加以劝诫，希望他有所收敛，元载却不思改过。
嚯！皇帝亲自来劝还不听，古往今来也是没谁了，利令智昏莫过于是。
后来代宗下诏赐死元载，妻及子并赐死，并且挖开元载父祖坟墓，劈棺弃尸。这可就不只是“死有余责，秧其子孙”了，连死去的宗祖都要一起受辱。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他得势时是如此的倒行逆施，人们对他的死无人叹息也就不足为怪了。
《资治通鉴》上说元载临死前，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元载知道逃不过一死，于是他央求：“愿得快死！”刽子手说：“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于是脱下脏袜子塞其口而杀之。
《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元载出身寒微，应当知晓百姓之苦，然而当他做了宰相，却大兴土木，全然不顾庶民之生死。
他好读书，尤擅道书，考虑到他的时代，很还可能是读过孙真人的福寿论的，可他干的全是非分之事，更别说遵道守分了。此等不仁之富，也就促成他最后成了真正的为富不“人”。
四. 福与寿：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接下来，“福集寿臻”要怎么做到呢？这其实也就是孙真人的这篇福寿论里探讨的主旨“福”与“寿”。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福？什么是寿？为什么说福满了寿就会到来呢？
古人认为，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与“祸”相对。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对福与祸的一种辩证认识。《礼记》则曰：“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也就是说，“福”有顺利、诸事如意的含义。
许慎《说文》里提到：“福，佑也”。有着赐福，保佑之意。
纵观古今，人们对“福”字的认知各有侧重点。孙真人福寿论的第二段开头就说道：“福者，造善之积；祸者，造不善之积也。”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有福或者有祸，全因自己善或不善的作为。
《太上感应篇》里也有：“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其认为祸、福虽然难以预测，但是会因为人自己的行为而转化、改变。
《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因此，一般人都会认为长寿便是有福。五福从来先说寿，其次云何？直至三公未足多。
然何为寿？《说文》里提到：“寿，久也”。在古代寿的含义代表着祈福平安，延年兴旺长久之意。“寿”字寄托着人们的期盼、祝福和向往。如何能被称为久？那自然是长生才能久视。
韩非子也说：“全寿富贵之谓福。”而孙真人却说：“贫者多寿，富者多促，贫者多寿，以贫穷自困而常不足，不可罚寿。富者多促，而奢侈有余，所以折其命也。乃天损有余而补不足。”
由此可见，仅仅多寿还不能被称为有福，只是因贫穷而不罚寿罢了。宋代大诗人陆游也曾在他诗作的《贫歌》中说道：“寿居福之首，贫为士之常。造物赋我贫，乃以寿见偿。”
宋代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则在他的《病中感秋》一诗中说道：“寿外康宁方是福，不然徒寿不须休。”这些都说明了“福”里囊括了“寿”，但与“福”相比较起来，“寿”却不能代表“福”。这就像是数学里的集合，福为母集，而寿只是子集。
五福齐备，百福骈臻，才能以寿为福，从而福集寿臻。如果只是长寿，贫穷而又困苦，或者体弱多病，常年卧床不起，这种长寿反而使人痛苦，自然也称不上享福，甚至可能还是一种受罪。
乡下把结婚和有些老人的去世，谓之为红白喜事。之所以把有的老人的去世称作喜事，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得到了长寿，却常年瘫在床上，动弹不得，生不如死。因此，福寿双全，才应该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孙真人在福寿论里，倡导大众所追寻的根本目标。
《道德经》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福寿论中也将人也分成了圣人、贤人、达人、信人等等，人贵要有自知之明，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了解自己的缺点，进而虚心改过，取长补短。
恰如《福寿论》最后所说：“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圣人知之，贤人护之，天乃爱之，人以悦之，鬼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及也，寿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寿矣”。如此这般，自然证得福寿双全。那么福集寿臻，福寿骈集，又哪里是什么难事呢？
作者：逍遥顽仙
【当优美雅致的唐诗融入生活】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标志之一，就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功能达到极致。#每天读国学#
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
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的诗歌呈现。
看看诗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过故人庄》《登鹳雀楼》《早发白帝城》《北征》《泊秦淮》，就知道诗人登某楼，渡某江，去何乡，往某州。这在唐前不多，而唐代则十分普通了。记事写景中，少不了言志抒情。杜甫感叹“遣兴莫过诗”，道出的是古代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写作常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主要通过诗歌得以表现，是后世读者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这些诗篇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静夜思》《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春望》《旅夜书怀》《秋词》《金陵怀古》……都不外纪事加遣兴，综合而成其自传性特质，成为研究诗人思想的重要资料。
以诗代简，是唐诗的另一重要功能。唐人科考，宦游，从军，常年奔走在外，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只有鸿雁传书。唐代的书简中不乏散文名篇，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诗代简，用以表达亲情友谊和展示才华。诗简的量和质都大大超过文。唐诗中题为“寄某某”“呈某某”的，多是以诗代简之作。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无一不是深情之作。杜甫《又呈吴郎》是亲戚间的通信，但话题却是如何帮助“堂前扑枣”之“无食无儿一妇人”，流露出深厚的民胞物与情怀。诗简写给家人的会更多一些温情，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以诗代简抒写恩爱夫妻相思之情的千古绝唱。
社交应酬，是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文人官员的必须。唐诗的社交应酬功能在唐代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因时因地因人而形式多样。官场上的才能展示，朋友间的送往迎来，复杂政治中的巧妙应对，科举场中的自我推销，把诗歌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社交中最隆重的场合，无过于君臣唱和。唐朝帝王时有雅兴，或朝堂御制，或赐宴赋得，百官就得唱和。“奉和圣制”这类诗作，凡朝廷近臣，差不多都有写作。贺知章现存作品二十余首，奉和圣制之作几近一半。其名篇《回乡偶书》妇孺皆知。而与诗相关的，是他告老还乡前的盛大欢送仪式上，玄宗制诗相赠，太子李亨率百官送行，如此规格，众人岂能不赋诗相送？这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上送别赋诗的纪录。
更有皇帝兴起，不仅要百官赋诗，还要现场一决高下，筐篚示恩。“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新唐书》卷二百二）皇帝有诏，不能交白卷。这类“奉旨填词”，往往因为时空和限题等因素形成的特殊语境，少有佳作，但这又是作者洋溢才华机智和表现文思敏捷的好机会。唐代对文人和官员的基本写作要求，就是能即席赋诗。或许，送行必有诗，聪明人事先可打好腹稿。但如太子李亨要临时确定某题某韵，就难捉刀代笔。写不好便是水平问题，水平太低，高下立现。不写，更无理由，这等于直接宣布自己无文化。在唐朝，官员无文化并不能引以为自豪。
诗人的应酬更是离不了诗。文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在于文化活动的日常化。在唐代，唱和为诗人的日常生活。笔者粗略统计，杜甫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超过500首。李白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470余首）。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孟郊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韩愈410余首诗，同类作品过半。这说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应酬功能的诗歌写作，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诗歌应酬，很难想象唐诗的丰富性，更难想象众多流芳百世嘉惠万代的诗篇问世。
在一些特殊社交场合，诗歌还可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委婉地表达坚定，艺术地展示拒绝。张籍的《节妇吟》，就通过比兴双关的艺术手法，将一桩涉及政治选边的麻烦事轻松化解。不了解背景的读者，可视此诗为情诗：一个已婚女子婉拒“君知妾有夫”的“痴情者”的“忠贞不二”的故事。作者用“一女不嫁二夫”婚恋观于表层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分合自如——合则双美，分亦无伤，来含蓄、坚定地表达“一臣不事二主”的政治态度，避免直接拒绝惹恼权贵，从而化解一场“危机”。这将复杂的政治斗争艺术化，在表达拒绝的时候，还能维护着双方的面子和尊严，应是诗歌发挥其特殊功能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吧。
唐诗成熟的标志有很多要素和节点，或许，人们熟练地玩写诗游戏，是标志性事件。风行于唐代的联句诗，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最能说明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游戏娱乐功能。
《全唐诗》第788卷至794卷收的全是联句诗。李白、杜甫、颜真卿、顾况、皎然、陆羽、刘禹锡、白居易、张籍、李绅、韩愈、孟郊、杜牧、段成式、陆龟蒙、皮日休等许多诗人都有联句之作。颜真卿《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有皎然、陆羽等28人参加，每人二句，写成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篇幅最长的则是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长达154韵，308句，1540字。《城南联句》不仅篇制宏大，在联句的接法上也更新颖出奇。此前的联句，或一人一句二句，或四句，每人在自己的空间里总可尽量表达一种较完整的意思。而《城南联句》是孟郊先作第一句，韩愈作第二、三句，孟郊再作四、五句。韩愈最后结句只写一个单句。诗人不能在两句之间形成对偶，而必须是跨句对，即先去适应他人写的上句（出句），根据其意思完成一个对偶句的下句（对句），使之句意完整，再写出下一个对偶句的出句，让对方来完成对句。在挑战——应战后立即向对方挑战，其难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联句，对作者的才华、功力都是一种考验，颇有围棋之风。
快乐原则应是文字游戏联句诗的创作目的。这类写作，其愉快显然在过程本身，虽然竞赛的意味明显，但总体还是闲适心境的表现。有意思的是，联句出自众人之手，但并不是集体创作。联句的每一句都必须标明作者，不是展示团体的智慧，而是要表现个体的才华；不是文责自负，而是文才比高。其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写作实践，表现了唐代诗人逞才式的娱乐方式，也意味着文人把诗体的表现力，开掘到了极致。
唐诗的娱乐功能，还与唐诗在当时发达的音乐中过渡性地充当入乐演唱的歌词有关。词在早期，作为诗余，不是文人着力创作的文体。能入乐演唱的歌词，在当时是稀有资源。人们只好直接在绝句里选用或在长诗中截取几句作为歌词。谁的绝句或诗句被选取或改编传唱，意味着其作品流播四方，声名广远。“旗亭画壁”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原因就在于此。被入选的诗，快乐了听众，也让作者成就感满满。有意思的是，李白的《清平调》《将进酒》、李贺的《苦昼短》等若干唐诗在当下被重新编曲或改编入乐，在千年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娱乐功能。
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想想后世，除非是政治的特殊需要，某种文艺样式可以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的发挥，却是一种自觉选择和诗意的选择。这是诗歌在一个时代的殊遇，由此造就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让后世的读者感到亲切，正在于其作品诗意地全方位和多功能地表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后世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能时时体味感受其审美体验，在感叹其奇思妙想优美雅致的同时，也对当下的生活增加了热爱和珍惜。
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
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的诗歌呈现。
看看诗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过故人庄》《登鹳雀楼》《早发白帝城》《北征》《泊秦淮》，就知道诗人登某楼，渡某江，去何乡，往某州。这在唐前不多，而唐代则十分普通了。记事写景中，少不了言志抒情。杜甫感叹“遣兴莫过诗”，道出的是古代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写作常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主要通过诗歌得以表现，是后世读者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这些诗篇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静夜思》《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春望》《旅夜书怀》《秋词》《金陵怀古》……都不外纪事加遣兴，综合而成其自传性特质，成为研究诗人思想的重要资料。
以诗代简，是唐诗的另一重要功能。唐人科考，宦游，从军，常年奔走在外，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只有鸿雁传书。唐代的书简中不乏散文名篇，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诗代简，用以表达亲情友谊和展示才华。诗简的量和质都大大超过文。唐诗中题为“寄某某”“呈某某”的，多是以诗代简之作。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无一不是深情之作。杜甫《又呈吴郎》是亲戚间的通信，但话题却是如何帮助“堂前扑枣”之“无食无儿一妇人”，流露出深厚的民胞物与情怀。诗简写给家人的会更多一些温情，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以诗代简抒写恩爱夫妻相思之情的千古绝唱。
社交应酬，是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文人官员的必须。唐诗的社交应酬功能在唐代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因时因地因人而形式多样。官场上的才能展示，朋友间的送往迎来，复杂政治中的巧妙应对，科举场中的自我推销，把诗歌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社交中最隆重的场合，无过于君臣唱和。唐朝帝王时有雅兴，或朝堂御制，或赐宴赋得，百官就得唱和。“奉和圣制”这类诗作，凡朝廷近臣，差不多都有写作。贺知章现存作品二十余首，奉和圣制之作几近一半。其名篇《回乡偶书》妇孺皆知。而与诗相关的，是他告老还乡前的盛大欢送仪式上，玄宗制诗相赠，太子李亨率百官送行，如此规格，众人岂能不赋诗相送？这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上送别赋诗的纪录。
更有皇帝兴起，不仅要百官赋诗，还要现场一决高下，筐篚示恩。“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新唐书》卷二百二）皇帝有诏，不能交白卷。这类“奉旨填词”，往往因为时空和限题等因素形成的特殊语境，少有佳作，但这又是作者洋溢才华机智和表现文思敏捷的好机会。唐代对文人和官员的基本写作要求，就是能即席赋诗。或许，送行必有诗，聪明人事先可打好腹稿。但如太子李亨要临时确定某题某韵，就难捉刀代笔。写不好便是水平问题，水平太低，高下立现。不写，更无理由，这等于直接宣布自己无文化。在唐朝，官员无文化并不能引以为自豪。
诗人的应酬更是离不了诗。文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在于文化活动的日常化。在唐代，唱和为诗人的日常生活。笔者粗略统计，杜甫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超过500首。李白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470余首）。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孟郊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韩愈410余首诗，同类作品过半。这说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应酬功能的诗歌写作，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诗歌应酬，很难想象唐诗的丰富性，更难想象众多流芳百世嘉惠万代的诗篇问世。
在一些特殊社交场合，诗歌还可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委婉地表达坚定，艺术地展示拒绝。张籍的《节妇吟》，就通过比兴双关的艺术手法，将一桩涉及政治选边的麻烦事轻松化解。不了解背景的读者，可视此诗为情诗：一个已婚女子婉拒“君知妾有夫”的“痴情者”的“忠贞不二”的故事。作者用“一女不嫁二夫”婚恋观于表层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分合自如——合则双美，分亦无伤，来含蓄、坚定地表达“一臣不事二主”的政治态度，避免直接拒绝惹恼权贵，从而化解一场“危机”。这将复杂的政治斗争艺术化，在表达拒绝的时候，还能维护着双方的面子和尊严，应是诗歌发挥其特殊功能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吧。
唐诗成熟的标志有很多要素和节点，或许，人们熟练地玩写诗游戏，是标志性事件。风行于唐代的联句诗，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最能说明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游戏娱乐功能。
《全唐诗》第788卷至794卷收的全是联句诗。李白、杜甫、颜真卿、顾况、皎然、陆羽、刘禹锡、白居易、张籍、李绅、韩愈、孟郊、杜牧、段成式、陆龟蒙、皮日休等许多诗人都有联句之作。颜真卿《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有皎然、陆羽等28人参加，每人二句，写成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篇幅最长的则是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长达154韵，308句，1540字。《城南联句》不仅篇制宏大，在联句的接法上也更新颖出奇。此前的联句，或一人一句二句，或四句，每人在自己的空间里总可尽量表达一种较完整的意思。而《城南联句》是孟郊先作第一句，韩愈作第二、三句，孟郊再作四、五句。韩愈最后结句只写一个单句。诗人不能在两句之间形成对偶，而必须是跨句对，即先去适应他人写的上句（出句），根据其意思完成一个对偶句的下句（对句），使之句意完整，再写出下一个对偶句的出句，让对方来完成对句。在挑战——应战后立即向对方挑战，其难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联句，对作者的才华、功力都是一种考验，颇有围棋之风。
快乐原则应是文字游戏联句诗的创作目的。这类写作，其愉快显然在过程本身，虽然竞赛的意味明显，但总体还是闲适心境的表现。有意思的是，联句出自众人之手，但并不是集体创作。联句的每一句都必须标明作者，不是展示团体的智慧，而是要表现个体的才华；不是文责自负，而是文才比高。其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写作实践，表现了唐代诗人逞才式的娱乐方式，也意味着文人把诗体的表现力，开掘到了极致。
唐诗的娱乐功能，还与唐诗在当时发达的音乐中过渡性地充当入乐演唱的歌词有关。词在早期，作为诗余，不是文人着力创作的文体。能入乐演唱的歌词，在当时是稀有资源。人们只好直接在绝句里选用或在长诗中截取几句作为歌词。谁的绝句或诗句被选取或改编传唱，意味着其作品流播四方，声名广远。“旗亭画壁”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原因就在于此。被入选的诗，快乐了听众，也让作者成就感满满。有意思的是，李白的《清平调》《将进酒》、李贺的《苦昼短》等若干唐诗在当下被重新编曲或改编入乐，在千年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娱乐功能。
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想想后世，除非是政治的特殊需要，某种文艺样式可以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的发挥，却是一种自觉选择和诗意的选择。这是诗歌在一个时代的殊遇，由此造就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让后世的读者感到亲切，正在于其作品诗意地全方位和多功能地表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后世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能时时体味感受其审美体验，在感叹其奇思妙想优美雅致的同时，也对当下的生活增加了热爱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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